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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两分钟环顾美丽的巴黎,你的生活将不再黑暗。

在莫斯科的奥斯坦金诺电视塔上,写着“给自己一分钟冷静一下”的标语。

而在香港国际机场客运大厦,防止自杀的宣传口号是:

“多想一分钟,你就不用跳下去。

在日本京都的清水寺,因为环境优美而总是成为跳楼自杀者的首选之地,工作人员贴出了善意的标语,写着:

“做一个深呼吸,你便转头回家。

”一个深呼吸的时间不过十秒钟。

原来人一个生死抉择间转念的时间最长只需要短短五分钟,而最短可能只需要十秒钟。

3.揭己之丑警醒社会

邵燕祥挽沈从文句:

“待至无求可作人”。

然邵公自己却是有“求”之人,“求”诸根除道德崩溃、物欲膨胀、尊严扫地、贪婪横行、灵魂偏标以及悖情义、弃公理之良方,由此他的文章便氤氲着真人格真情性之胆与识。

不过,像他这样崇真尚实,距“傻”气也不会远了。

这不,写着写着,邵公就冒出“傻”气来了,竟把自己在那场像喝了迷魂汤一样昏天黑地“文革”中的检查交代、大字报和大批判稿汇集成书,名曰“人生败笔”公开出版发行,在序言中对自己进行无情理性剖析,锋刃直刺内心深处:

“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

在物欲横流(过去是政治欲横流)中为捞实惠保位子而风行施展抢功诿过之术的时日,在能够想一想灵魂事的人愈渐稀薄的时日,邵燕祥揭己之“丑”犯“傻”行径,与社会兴衰、万家忧乐息息相关。

所揭亦非一己之“丑”,乃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无权的知识,在无知的权力下”陷入彷徨与悲哀之心灵记录,留下的是整个中华民族在摧残文化毁灭人性“文革”中蒙羞忍耻的历史文本。

缺失犯“傻”揭丑勇气,丧失掉历史记忆力,将无从探索社会良性发展道路和无力阻隔精神荒漠肆虐。

4.造谣者的葬礼

美国已故的专栏作家,他的名字叫瓦尔特·

温契尔,在整整几十年间,他既写文章又做广播,天天羞辱名人,造谣生事,而他的听众多达5000万,5000万啊,也就是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

面对这个情景,你也许会感到某种悲观,心想那么多社会民众为什么会喜欢一个羞辱名人的文人呢?

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1975年他去世,大家本以为他那5000万的听众总会有一个不小的比例来送葬,但万万没有想到,全美国来送葬的只有一个人。

我没有理由对一个死去的文人幸灾乐祸,但是遥想那个只有一个人送葬的最凄凉的葬礼,毕竟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

5000万人听着他,却未必相信他;

相信他,也未必喜欢他。

一个天天羞辱别人的文人,正天天积累着世界对他的羞辱。

因此,我对世上一切的羞辱事件都不再悲观。

 

5.不为总理破例

今年2月,56岁的立陶宛总理基尔基拉斯在克莱佩达酒店会晤拉脱维亚总理戈德马尼斯时,不自觉地抽了一支烟,结果,此事曝光后,在这个国家引起了轩然大波。

立陶宛自2007年1月1日起在宾馆、饭店、酒吧、夜总会、舞厅等公共餐饮娱乐场所实行禁烟令,违者被处以1000立特至5000立特的罚款。

根据规定,如果营业场所允许客人吸烟,那么接受处罚的将是该场所而非吸烟者本人。

虽然吸烟者是国家总理,立陶宛国家烟草和酒类监督局还是没有回避此事,而是立即展开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总理确实在该酒店吸了一支烟,为此,克莱佩达酒店收到了一张1000立特(约合446美元)的罚款单。

听说这家酒店被罚款,基尔基拉斯很内疚,他来到酒店,向酒店经理支付了这笔罚款并向经理道歉。

随后,基尔基拉斯又通过电视台,就自己在公共场所吸烟表示歉意。

有人认为,酒店被罚款是因为酒店管理疏忽,与基尔基拉斯本人没有什么关系,他完全可以不必付钱和道歉的,但基尔基拉斯本人认为:

“在禁烟令面前,酒店必须承担责任,但作为一国总理,我违反禁烟令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更大,我是在用罚款和歉意告诉所有的人,公共场所不能为任何人而罔顾禁烟令,尽管这个人是总理。

6.打工女的诗

最近读到打工女诗人屏子2003年写的抒写遇难矿工家属心境的诗作,令我十分震撼,似乎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直面苦难的诗,故摘抄之。

父亲,我们坐在餐桌前等你……父亲,那些饭在等你剥开粗糙的稻壳把米从谷子里拽出来炊烟熏得香喷喷的就是我们的晚餐了父亲,你的米是黑的你把在矿里打工称作种地你像爱米一样地爱着煤又像爱煤一样地爱着你的儿女父亲,如果真的留不住你我们将扯一匹白布铺在你的脚下你走了太多的黑路啊如今,愿你越走越敞亮走到东方既白,走进天堂你在高高的地方可以看见我们也让我们一仰起头时就能看见你……父亲,从此我不敢烧煤炉了那仿佛是你红红的眼睛在看着我盯着我从此我不能走在煤渣路上了硌疼了我的脚窝扭伤了我的脚脖……父亲,现在我们渴望你的胡子和煤渣将我们的小脸扎得疼一些再疼一些我们要用小手箍紧你抱着你,亲着你,蹭着你手黑了脸黑了衣服黑了这是你给我们的奖赏 

7.任务与结果

在哈佛大学MBA课堂上,教授们做过这样一个课题:

带上除了你以外的3个人,运两筐石料到山上去,每个人的经费只有100元,只允许在现场找人。

第一个组织这个活动的人,从开始发动群众到最后爬到山顶用了6个小时,他的方法很正规,用钱去招聘人搬运,尽量挑选一些身材比较强壮的搬运工,招聘工人用了3个小时,爬山用了2个小时,中途休息用了1个小时。

第二个组织这个活动的人,直接给附近的劳务公司打电话,劳务公司很快调派了3个身强力壮的人去负责搬运石料,结果,他只用了3个小时就爬上了山。

而第三个组织这次活动的人,却仅仅用了1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就爬到了山顶。

首先,他找到该山的负责人,询问有没有缆车,在确认有缆车的情况下,他只需要找到3个旅游的人帮忙看管一下石头,然后坐上缆车直接到山顶。

当然,课题的最后获胜者是那个坐缆车的人。

虽然,另外两个人都表示不满,觉得他违反了规则,这个课题是训练你的组织能力,而不是投机取巧,然而,教授们最后把胜利判给坐缆车的人。

教授们最后是这样说的:

原因很简单,在任何公司里,上司只看中你的绩效,你的结果。

8.有一种勇气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读中学时,曾凭着一腔青春热血,在家乡苏州报名参加反袁组织。

那是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发生分化后成立的一个组织,其创始人为陈翼龙。

陈翼龙作为一名反对袁世凯政府的斗士,当然不会为袁所容。

当陈翼龙意识到危险逼近时,便将自己整理好的信件等档案资料装入一个网篮,郑重托付给顾颉刚说,“我想造反,但袁贼势力大,我斗不过他,十分之九要牺牲的,这些信札,都是我和革命派往来的密件。

现在交给你,希望你把它安置在北大。

等我死了,你可把它们整理出来,写一本书,待袁贼失败后印出,留一点革命战争资料吧。

”顾颉刚接受了陈翼龙的嘱托,“我明知他凶多吉少,泫然受了”。

之后陈便遭到逮捕,旋即牺牲。

为消灭“乱党”,袁世凯还下令侦缉队到京城各机关、学校进行大搜查。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顾颉刚原先的勇气发生了动摇:

“风声越来越紧,我心想,这个网篮藏在我的床底下,一经查出,我的性命从此休矣,这如何是好?

”想到这里,他的勇气终于丢失:

“我趁半夜人都睡着的时候,把一网篮的信札分投到两个井里,灭了迹”。

销毁了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顾颉刚面临的一时危险是消除了,但他没有想到,这件事从此却如梦魇般一直缠绕着他,使他内心难得安宁。

终于,在时隔整整56年后的1969年,已由青年学子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顾颉刚,抱着忏悔的心情,发表了《我辜负了陈翼龙烈士的重托》一文,讲出了这件令他“一想到就觉得万分惭愧”的事情。

然而,顾颉刚可能有所不知的是,在他写出这篇文章的同时,他已重新找回了56年前丢失的勇气。

而拿出勇气去找回曾经丢失的勇气,则更为难能可贵。

9.杨度那代留学生的爱国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作者湘潭人杨度写这首诗时留学日本,和他一起在日本的中国人中,有赞成保皇的康有为,有赞成君宪的梁启超、杨度,有投身革命倡导共和的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

尽管那一代爱国青年政治观点差别大,但他们在两方面的态度是相同或相近的。

一是无论主张何种政治体制的人,都认为必须保障民权,开启民智,没有个人的幸福和尊严,就没有一个国家的尊严和荣耀。

因此,爱国首先要“爱人”。

二是他们不盲目排外,而是一种“师夷长技”的态度。

没人认为闭关锁国能自强。

不论是康梁,还是孙中山、黄兴、蔡锷,或是杨度,都有不少的日本朋友,都受惠于日本国民和日本文化。

这些留学东洋的爱国者并没有把日本政府、日本国民和日本文化混为一谈。

“鉴湖女侠”秋瑾一幅照片至今广为引用,照片中她身穿和服,留着日本女人的发式,拿一把东洋刀。

要按某些“爱国者”的标准,如此推崇日本文化的中国人岂不是汉奸?

杨度那代负笈东洋或西洋的爱国青年,他们无论政治观点如何,其爱国和同时代的义和拳的爱国之根本差别有两点,即是否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是否以健康开放的心态对待外国。

10.梯子与晕眩

那次同学聚会,大家都是毕业后近二十年不见面了,有的人已是“成功人士”,有的人境况还比较窘迫。

闲聊起来,大家的言谈举止间渐渐有了差别,有的人满面春风高谈阔论,有的人渐渐少言寡语,吃饭时也呈小集团式地分坐,好像重新划分了亲疏。

于是感叹岁月弄人,使原本在一个屋子里平起平坐的一群人有了如此差别。

座中又有一位仁兄,上学时成绩一般,身材也较矮小,从未引人注目过,现在却已经是某局的局长。

酒酣耳热之际他给大家讲了个笑话,说是他手下有个大个子职员,该职员从进他办公室汇报工作到走出他办公室,短短的10分钟不到,身高从1.85米变成了1.70米不到。

众人急问原因,他哈哈大笑道:

“被我熊的!

”(熊为方言,呵斥的意思。

)众人都笑。

在大家的笑声中,他在座位上顾盼自雄,好像有了身材高大的感觉。

我笑后,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想起了过去曾无数次温习过的几句格言警句,这些句子都与梯子有关,像“人生的价值在于不断攀登”,“勇气是一架梯子,其他美德全靠它爬上去”,“梯子上的横档从来不是用来休息的,只是为了在一只脚迈向更高一格时,另一只脚可以落一下脚”……

在生活中,你可能走过许多实实在在的梯子:

金属的、石头的、木头的……你也可能走过了许多象征性的梯子:

荣誉、金钱、职位……那么多的梯子,有通往楼层的,有通往山巅的,有通往金字塔的尖顶的。

但就像梯子一级一级的错格一样,人也会在梯子上产生晕眩感,迷失自己,忘记了自己的身高,以为脚下的台阶就是大地,于是,有的人因仰望而自卑,有的人因俯视而目空一切。

11.榜样的负面影响

《孔子家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鲁国制定了一条法律,一旦鲁国人在列国沦为奴隶,如果有人出钱把这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赎回来,可以凭“收据”到鲁国国库领取“国家补偿金”。

这条法律出台后,大大推动了鲁国人的救赎行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子贡是孔子门下最有钱的弟子之一,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他在周游列国途中,遇到了一位鲁国奴隶,于是花钱把这个人赎出来。

子贡把“收据”当众撕毁并声称:

愿意自己承担所有的费用,不向国家报销。

这一行为轰动了整个鲁国社会。

子贡回国去见孔子,孔子吩咐学生说:

“子贡来了你们拦住他,从此我不想再见这个人。

”子贡感到很委屈。

于是他冲破阻挡,见到孔子。

孔子说:

“你的行为没有损害你自己的行为价值,却损害了国家的法律。

果不其然,子贡的榜样被舆论传播之后,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后来的救赎者再也不能以正常的心态去向国家报销,而因为不能有效地实施这种报销制度,愿意出钱赎买奴隶的人越来越少了。

12.受捐赠的资格

1956年,美国普利公司女总裁奥娜斯,同时向全美10家盲童学校发出捐赠信息。

她明确表示,希望在退休之前将一笔善款捐给盲童学校。

但接受的学校必须派专人来跟奥娜斯商谈,谈话的地点还一定是在奥娜斯的家里,如果在一年时间里还没有人拿走这笔捐款,那么捐赠将取消。

转眼半年时间过去了,奥娜斯依然没有将那笔善款捐赠出去。

眼看又是两个月过去了。

仍然没有人能让奥娜斯满意。

就在一年时间的期限即将结束,所有人都认为奥娜斯是不会将那笔钱捐出去的时候,奥娜斯却成功地将那笔钱捐出去。

那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私立盲童学校,校长艾古丽,是一位年轻的姑娘。

奥娜斯说:

原因很简单,因为艾古丽是一位合格的盲童老师。

那么多人来我家,可是却只有艾古丽发现我的小孙子是一位盲人。

我的小孙子埃里克,就一直坐在我的旁边,很多人一来便跟我谈那笔款子的事,而只有艾古丽一直在跟我谈孙子埃里克,如何让埃里克像正常人那样去学习、生活,还邀请埃里克去她的学校接受教育。

最后,奥娜斯说,这就是我给所有人的答案:

一个根本就不关心盲人的人,是没有资格来办盲人学校,更加没有资格接受我的捐赠。

13.陋室王侯

我的孩子,你出生后将生活在一幢别墅里,三层的小楼,一个种着葫芦、葡萄的小院子。

你有足够的空间玩耍游戏,有足够的书可以阅读,有足够的音乐可以聆听,你小小的心也许会以为,所有的小孩都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

在遇到你的爸爸之前,妈妈一直是这个大都市里一个没有固定居所的人,带着姥姥,北京的南北东西都住遍了。

自从你的姥爷去世以后,姥姥的笑少了好多,但我知道,她心里的爱一点也没少。

那种四处漂泊,有时候连支付房租都困难的日子,没有爱是不好支撑的。

我那些房车具备的男女朋友们,喜欢到我这里来聊聊天,因为姥姥的笑容和做的饭菜让每个进入到这个家的人忘记了四壁陈设的简陋,而只感到内心的舒服。

这些朋友中后来有一个成了我的爱人,你的爸爸。

他第一次到我的小屋里时大吃一惊,他原来以为高贵与雍容的气质只有在同样高贵与雍容的环境中才能培养出来的。

他已经有十几年没有看到过那么寒酸的房间,而我就端坐在房间里,那么平静,自然地读泰戈尔和纪伯伦给他听。

后来,他就带我看现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家,那时他刚买下不久,正在装修。

我的孩子,你永远不要小觑那些外在处境不如你的人,不必在那些优于你的人面前低首下心。

若你有一天身处陋室,我希望你仍然神闲气定,富比王侯。

14.可怕的习惯

  和朋友一起上街,顺便到一个杂志亭买一本杂志。

身上没带零钱,就将一张50元递了进去。

不一会儿,一堆零钱带着愤怒的情绪啪的一声扔到我面前。

我若无其事地将零钱收起来。

朋友说,他这样做是对人的不尊重。

我说,我早已习惯了。

  确实习惯了——对恶劣的服务态度不生气,不争辩,不拒绝,听之任之,逆来顺受。

  忽然觉得这习惯很可怕,原来你的不被尊重是你的不要求造成的。

结果,你习惯了,别人也习惯了。

  更可怕的是:

我竟然为没带零钱而羞愧。

              

15.自律

  最早来到教室,温习功课,认真地跟着老师在美国一所大学的日文班里,突然出现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

开始大家并没感到奇怪。

在这个国度里,人人都可以挑自己开心的事做。

可过了不长时间,年轻人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并非是退休之后为填补空虚才来这里的。

每天清晨她总是阅读。

老师提问时她也会出一脑袋汗;

她的笔记

  记得工工整整,不久年轻人们就纷纷借她的笔记来做参考。

每次考试前老太太更是紧张兮兮地复习、补缺。

  有一天,老教授对年轻人们说:

“做父母的一定要自律才能教育好孩子,你们可以问问这位令人尊敬的女士,她一定有一群有教养的孩子。

一打听,果然,这位老太太叫朱木兰,她的女儿是美国第一位华裔女部长——赵小兰。

       

16.带什么去月球

前些天,看许戈辉主持的一期《名人面对面》,邀请的嘉宾是中国探月卫星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

节目的最后,许戈辉问孙老:

“假设我们实现了载人登月,宇航员又可以把一件属于您的东西带到月球上去作为永久纪念,您会带什么去?

”这时,孙老陷入了短暂的沉思,我的心里也不禁在猜测,孙老会带什么去月球呢?

一张全家福照片?

一枚珍藏多年的功勋章?

……

  片刻,孙老平静地说:

“我是这样看的,假设将来有一天我们中国人真正实现了登上月球的梦想,那时飞船上的每一克重量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不会带我希望的东西,肯定要根据我们国家航天事业要求,来带更重要的东西。

你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嫦娥一号,卫星本身重量是2350公斤,里头装的推进剂就占到1200公斤。

而要把这件飞行器送到月球,它的代价相当大。

我们可以想象,载人登月每一克的价值是多少。

  所以我们绝对会精打细算,每一克每一厘都会用得非常有意义。

你问我自己想带什么上去,这个我绝对不敢设想。

  孙老出乎意料的答案深深地震撼了我,这才是一位科学家秉承科学精神的回答。

17.“名讳”问题

  前不久,我在王国维的故乡海宁参加学术研讨会。

会间,有位主持当天研讨的教授指着主席台大墙上的横幅会标——“纪念王国维诞辰13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无感慨地发问:

“对于王国维先生这位享誉世界的国学大师,我们这样直呼其名,是否有失敬重?

”此问一出,一时成了与会者热议的话题。

  所谓“直呼其名”,盖内含了两层意思:

一是对我们敬仰的前辈,能否指名道姓?

二是在其姓名后,是否还应添加“先生”或其他适当的称谓?

归结起来,就是“名讳”问题。

会上还就此举出了若干例证。

  其中之一是鼎鼎大名的学者、书法家启功。

某单位拟编印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纪念文集,特请他题写书名,却遭婉言拒写。

这决非他这位书法大家拿捏要价“摆架子”;

而是因为,陈垣既是史学大师,更是他毕生敬重的老师。

所以,启功先生回答说,现在要让他来为自己业师的纪念文集题签,像这样直书“陈垣”其名,他实在下不了笔。

后经再三商请,以字易名并加敬称,改为“陈援庵先生”,他这才同意题写。

  我觉得这样的例子颇具典型性。

回顾历史,我们虽不必像孔子那样感叹“礼崩乐坏”,但曾经出现在相声中的“爸爸同志”之类,并非只是“噱头”。

为示“革命”而“六亲不认”,以至出现了儿子批斗老子、学生诬陷老师的现象,更遑论对自己的长辈或老师“指名道姓”了。

我国历来被称为“礼仪之邦”,有着尊师、礼贤、敬先辈的优良传统。

是故,对于前辈学者在称呼问题上体现的传统回归,我是很赞赏的。

18.公益广告

  小区前面的这条街是全市最繁华的商业区,商贾云集,牌匾林立。

前几天,这里突然立起一块硕大的牌匾,上书十个大字:

“工作忙,莫忘回家看爹娘!

  这可是整条商业街唯一的一个公益广告啊!

每天,凡是经过这里的人都禁不住多看几眼这块牌子,每看一次,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温暖的感觉。

附近的一些老住户还纷纷打电话给报社、电视台,称赞此举是文明之举、高明之举、智者之举!

  一周后,那块牌子旁边又立起一块新牌子,上面也写了十个大字:

“看爹娘,莫忘拎袋红砂糖!

19.中国的文化脊梁

  上海市一位医生说,她是无意中收看《大师》而被吸引的,“我流泪了,它让我意识到,生活中除了物质,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可以感受幸福与价值”。

  19世纪至20世纪的100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转型的中国,经历了大灾难、大动荡和大分化。

蔡元培、陈寅恪、黄炎培、竺可桢、张元济、华罗庚、张伯苓、马寅初、陈望道、童第周、徐悲鸿……将这100个大师连接起来,便组成了近代中国奋发图强的历史长卷。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栏目,讲述的正是这100位大师,深入挖掘贯穿大师一生的精神追求。

  93岁的马相伯在抗战烽火中创办复旦,从桂林到昆明到越南,一路流亡,一路办学。

他说,“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一个“爱国老青年”的形象深深烙在观众的心上。

蔡元培,一生助人、一辈子为社会着想,然而自己却没有一处房产。

这样的学识人品,如一座高山,耸立在观众心头。

张元济,倾一生心血,收藏古书盖起东方图书馆,却被战火化为灰烬。

如此打击没有压垮他,不久,他又从头做起,以后还将藏书全部捐出,成为今天上海图书馆的基础。

童第周,拒绝了美国科学院的一再挽留,回到炮火连天的中国,为买一个高倍显微镜,竟负债十几年。

然而,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却因为他的回来,得以在战火中延续。

  一位大学教授说:

人们关注这个节目,是因为大师精神呼唤已久,观众带着一种渴望,在节目中找到了思考。

大师那个时代,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为国为民的气节,是今天最需要传承与发扬的民族精神。

20.心中有座彩虹桥

  记得一年旅游旺季在德国新天鹅堡,为了能更全景地看到天鹅堡的美姿,德国人在对面的一个山头上架了一道绳索桥,绳索上铺了木板,供游人站着看景拍照。

我们去的那天,因为人多,那道桥上挤得水泄不通。

我站在桥头,马上联想,如果这道绳子桥突然断了的话,你根本逃都逃不开。

见我不往上挤,一直陪同我们的翻译问我怎么不上去拍新天鹅堡,我说这桥上挤这么多人,会不会断啊。

导游笑,他说我在德国二十年,德国人干事很认真,很少听说他们的桥断了的,你放心上去吧。

  这种信心,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信任。

当然,我相信德国也会有事故,因为意外是全世界都不能避免的。

可是在面对事故时,我们的有关部门是认真寻找原因,对事故对民众认真负责的态度,还是互相推诿只求洗脱各自责任的回避,会直接影响民众的信心。

当你参加一个事故后的新闻发布会,会后发现出来解释的四方或三方,说的都是“责任不在我”的理由,你还会对下一道桥有信心吗?

这种信任,也是一道架在心中的彩虹桥,架起来需要很久很久,但坍塌,只需要刹那。

21.谁不懂谁

  老爸前阵子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差,有些事一直让老爸感慨。

  一次,国外工人在安装车的吊顶,才吊到一半,下班的铃声响了,工人立马走人。

老爸觉得,既然都吊到半人高了,好歹完成吧。

叫工人回来,他不干。

车间主任来了,告诉翻译,时间到了,下班。

  老爸在那里呆了3个月,当地工厂只完成了3辆车的装配。

老爸说,在国内,一天可以完成85辆车的安装调试。

  在墨尔本,中国人开的理发店一直生意兴隆。

午饭时间,饭吃了一半,一看来客人了,放下饭碗就给客人理发。

中国人可以一年不休假,不旅游。

难怪有老外惊叹:

中国人简直不是人!

  对于在国外的这段经历,老爸感叹:

人不能过得太舒服了,一旦惰性养成,老虎也可能变成猫。

22.这样的提问该不该

  一天,儿子问我:

哪些是有益的动物?

他说,他的语文课文里这样问。

我想编辑的思想未免有点陈旧落后。

每个生命在可敬可畏的自然面前,是一样的。

课本为什么不这样问孩子:

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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