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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摊薄于下文再分享。

供股价

一般供股都会比收市价有一定折让,但这并不是最重要,因为折让高,可以定一个较大的供股比例以集到较多的资金,所以供股价没有需要高于市场价,相反,于供股比例做动作可以达到集资额度的目的之余更可控制摊薄比例。

供股权

有些公司公布供股时告诉投资者可以买卖供股权,即如果股东不愿付钱供股,股东可以卖出供股权以减轻没有供股而带来的摊薄损失,所以有供股权的供股对小股民较为公平,起码不会被「焗供」。

供股权本身就好像期权一样,本身要有价值才会有人接手,即是供股价要低于市场价才会有人买入换取正股。

而公司公布供股时更可列明其他人可否认购散户不供的股份。

及后的文章会深入分析供股权买卖的安排。

什么是摊薄?

如果散户不参与供股,每股价值将会被摊簿,究竟会怎样被摊薄?

例如某公司持有现金,净市值$100(没有任何业务或负债),有10名股东,每人持有1股,每股价值$10,即如果公司清盘,每名股东可取回$10。

现时进行供股,持有1股要供1股,每股供$1,假设最后9名股东供股,只有1名股东拒绝不供股,那么公司持有之现金增加至$109,共有19股已发行股份。

又假设现时公司清盘,$109除以19股,每股值$5.73,持有2股(有参与供股股东)可取回$11.47,比起供股前赚多了$0.47($11.47-$10-$1)而持有1股的股东(没有参与供股的股东)只可取回$5.73,被大幅摊薄43%!

又假如供股时股东要1供10,每股供$1,10名股东有9名供股,情况如下:

供股后公司持有现金$190($100+9名股东x$1x10股)

供股后已发行股份:

100股(已有10股+每名供东供10股X9名股东)有参与供股的股东每人持有11股,每人占$190/100股X11股=$20.9没有参与供股的股东持有1股,占$190/100股X1股=$1.9不参与供股的话持有的股值由原本值$10的东西一下子剩下$1.9!

!

从小股民角度……

1.管理层能善用资金发展公司业务,令公司市值上升,供股股东的得益比没有供股的股东大得多

2.管理层没有运用资金发展公司亦没有乱花金钱,而公司亦没有大负债而持有现金为主,供股股东的得益比没有供股的股东大,视乎供股比例

3.管理层把集资回来的钱花天酒地,买入大股东个人资产或一些外人不知道来源的业务或资产,没有参与供股的比参与供股的损失得少

从大股东角度……

1.如果小股民乖乖供股,公司有钱可以使,有钱买垃圾,而大股东可选择供股与否来维持控股比例,当然大家不要忘记有「鼠洞」的角色,大股东表面上不供股不等于他真的不供股。

2.如果大部份小股民不供股,大股东可以供股并于短时间内大幅度摊薄小股东股权。

当然,大股东要付款完成交易,但大股东可以买入大量股份后派息,取回投入的资金。

所以无论供股结果如何,大股东都有方法对应图利;

相反,散户的角色会非常被动,散户亦未必有足够时间或能力判断是否应该供股,所以对散户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买入的股票无需供股。

什么股票有较低的机会供股?

大股东或基金(有基金公司人士参与上市公司董事局,俗称「坐BOARD」)持股比例高于50-60%

<

正正是其中一间股权不集中的公司,股东以散户为主,由于149的情况非常复杂,下回深入探讨个中情节。

篇二:

案例研究

民营企业境外上市中的羊群效应:

临沂案例

祖洪涛1

(中国人民银行临沂市中心支行,山东临沂276000)

摘要:

为研究临沂民营企业在境外上市中的羊群效应,本文从五个维度对此进行了案例剖析,进而提出构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境外上市;

羊群效应;

制度解释

Abstract:

InordertoresearchtheherdingbehaviorinoverseaslistingofPrivateEnterprisesinLinyi,thepaperanalyzesthecasefromfivedifferentaspects,andsuggeststhatmulti-layercapitalmarketshouldbeconstructed.

KeyWords:

overseaslisting,herdingbehavior,institutionalexplanation

中图分类号:

F830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674-2265(201X)07-0027-04

一、引言

临沂市是全国闻名的小商品城基地,这里的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迅猛,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临沂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

面对中小及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临沂市民营企业更是另辟蹊径,自发选择到境外上市融资,并不断被复制和模仿。

据调查,临沂市企业在香港和新加坡扎堆上市,上市企业数量在山东省17地市中位居前列,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还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新加坡市场临沂板块”。

面对这种特殊的金融现象,需要解释企业为何选择在境外上市而不是在境内上市?

为何境外上市的企业聚集在临沂而不是其他地区等一系列问题?

为了摸清这种特殊的金融现象背后的基本动因,我们从五个方面对该现象进行了研究。

在临沂这种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占主体的城市,深入研究企业境外上市偏好根源,是一个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

本文以此为出发点,以期能从中找到某种借鉴和参考。

二、临沂市企业境外上市概况

201X年3月14日,以金锣集团大众食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食品”)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为“新交所”)挂牌上市为标志,临沂市首家企业境外上市取得成功,同时也实现了山东省企业在新加坡上市零的突破。

该公司上市募集资金约6000万新元,折合人民币3亿元,为企业的扩张、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

其后,联合食品于当月26日也在新交所上市,成功融资1.67亿元人民币;

201X年7月震元纸业在新交所首次公开募股1.64亿元人民币;

201X年9月中国利达在新交所上市,IPO融资额近1亿元人民币;

201X年12月罗欣药业于在香港创业板成功上市融资2860万人民币;

201X年2月鲁1作者简介:

祖洪涛(1955-),男,山东沂南人,中国人民银行临沂市中心支行行长,高级经济师。

洲集团在新交所上市后,IPO融资额达到了1.12亿元人民币,临沂市民营企业由此掀起了一场在境外上市融资的浪潮。

截至201X年4月,临沂市上市企业累计达到21家,其中境内上市企业4家,境外上市企业17家;

占山东省境外上市企业(62家)的27.4%。

据统计,仅在新交所上市的企业中,临沂就有10家,占全省新交所上市企业总数的43.48%,占全国新交所上市企业总数的15%,成为山东省境内17个地市中境外上市企业最多的城市。

三、案例企业境外上市羊群效应的动因解析

境外资本市场对企业盈利情况、财务状况、大额交易等信息披露要求更加严格,操作也更加透明,对于企业来说面临的外部硬约束也更多。

但为什么案例企业“舍近求远”反而选择境外上市呢?

经过细致调查发现,案例企业选择境外上市主要基于下几方面考虑:

(一)深厚的民营企业基础及其融资困境

通过对山东省17地市企业对比发现,临沂市民营企业占比较高,具有比较深厚的民营企业基础。

据调查统计,临沂几乎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及国家政策重点扶持的企业,而作为全国闻名的小商品城,其民营经济却发展非常迅速,成为当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融资难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

资金是企业的血液,虽然国内各方在为民营企业搭建融资平台方面一直不懈努力,但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狭窄、融资额度小、条件苛刻等现状改观不大。

在国内金融市场上,无论是银行贷款还是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对民营企业的条件要求都比较严格,门槛相对来说也较高,而且程序繁琐、前后所需要的时间长。

如果通过国内资本市场融资,融资是否能够成功暂且不说,即使成功,由于拖的时间太久,等到企业筹够资金也许企业最好的发展时机已经错过。

这种“重国企、轻民企”的情结,导致了民营企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渠道不畅,因此,为了缓解融资难困境,从案例企业的角度出发,被迫选择“曲线上市”途径,通过境外资本市场上市从而筹集资金。

国内外理论界的大量学者关于企业境外上市的动机研究结果表明,融资是企业境外上市的主要动因。

Licht(201X)认为,海外上市的首要目的在于获取融资,提升公司治理的效应微弱;

崔远森(201X)认为我国企业境外上市普遍具有较强的融资动机;

仇小敏(201X)认为中国企业的海外上市可以归纳为财务动机和处于行业竞争力的考虑,而且又与上市地点的规范和文化差异相关。

通过对案例企业的调研发现,案例企业在国内资本市场上艰难的融资困境,是导致其通过境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的主要动因。

(二)第一次境外上市的偶然刺激

201X年3月14日,大众食品在新加坡成功上市,融资近3亿元人民币,次年通过二次配售新股再次融资4.4亿人民币。

与此同时,企业的影响力也明显的扩大,大众食品的“名利”双收示范效应在临沂迅速扩张,让苦苦寻求资金来源的企业看到了境外上市给他们带来的机遇,激发了其境外上市的热情。

继大众食品成功上市后,临沂许多企业也陆续选择了在新加坡、香港等境外资本市场上市。

如201X

年在新交所上市的联合食品,201X年在新交所上市的震元纸业、三禾永佳动力,201X年在新交所上市的山松生物、在港交所上市的罗欣药业,201X年在新交所上市的银光化工、中国轴承、久泰能源、在港交所上市的阜丰发酵、201X年在马来西亚上市的烨华焦化,这些通过在境外募集外资,企业规模也日益壮大,上市企业的财富效应得到了充分体现,许多上市企业的创业者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

这些企业的示范效应,使得临沂市民营企业乃至山东省的企业看到了通过境外资本市场迅速扩张的效力,激发了民营企业通过境外上市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欲望。

临沂市许多企业相继尝试境外上市模式,在临沂辖区形成了“上市—示范效应—再上市”的良性循环。

(三)上市融资激励后企业境况的巨大变化

境外上市为案例企业开辟了一条新的融资渠道,使企业及时获取了其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支持,为其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机。

以临沂市第一家境外上市企业——大众食品为例,该公司主要从事肉类产品加工生产和销售分配业务,随着生产能力迅速膨胀,资金成为公司发展的最大制约瓶颈。

为了能够为企业发展筹集充裕的资金,金锣集团决定上市筹集资金,但是国内上市复杂的手续和漫长的审批过程使得金锣集团失去信心,经过积极筹划和运作,最终选择新加坡交易所挂牌上市,募集资金约6000万新元,为企业的扩张、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目前,金锣集团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生猪屠宰加工和肉制品生产基地,201X年实现销售收入201亿元、利税15.3亿元。

其他案例企业也通过境外上市方式达到了融资的目的,如联合食品于201X年5月配售新股,再筹集9420万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合4.44亿;

大众食品201X年7月,配售新股再筹集9400万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4.43亿元;

山松生物201X年12月在新交所上市后,IPO融资额折合人民币达到4亿多元;

中国能源201X年12月在新交所上市后,IPO融资额折合人民币也达到了近2亿元。

如果这些企业仅仅依靠自身积累,这些资金可能需要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积累到,而市场格局是瞬息万变的,等到那时市场格局也许已发生很大变化,筹集的资金不能发挥其最佳功效。

因此,通过境外上市融资,企业可以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加速发展,从而走在竞争对手的前面。

此外,境外证券交易所对上市企业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包括信息披露制度、退市制度、分红配股制度等,从多个方面约束上市企业规范管理,同时境外上市对增强企业的国际合作机会、提高企业知名度、增强企业综合实力等方面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例如于201X年12月在香港创业板首发上市的罗欣药业,其研发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每年开发新产品70多项;

于201X年12月21日在新加坡成功上市的久泰化工,募集资金10.6亿元,对于久泰化工的集团式、跨越式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上市后,久泰化工以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规范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企业迈向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目前已发展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世界生产能力最大的二甲醚生产企业。

(四)简单的学习模仿成本

Stoughton,WongandZechner(1999)提出,如果公司的经营者发现在一个股票交易所有相当多的本国公司上市,那么公司经营者会得出结论:

模仿这些企业将会获得好处。

如果这些在该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又和公司处于同一个行业,那么他们更有理由进行模仿。

与上述理论相一致,通过对案例企业调研发现,临沂市大多企业也是出于节省成本、少走弯路、尽快成功上市的考虑,因而选择了“踩在前人的肩上”方式上市,即对成功上市企业的境外上市模式进行学习模仿。

例如,在大众食品于新加坡成功上市不久,联合食品也如法炮制,成功在新加坡上市,并融资7590万美元。

通过简单模仿境外上市流程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这让迫切需要资金的企业找到了一条境外上市的捷径。

鉴于境外不同的资本市场情况各不相同,如果企业对各个境外上市地进行考察,不仅时间、精力都达不到,而且也不一定会有效果。

但对于处于同一地区的企业群体来说,其文化底蕴相似,企业之间信息交流成本也较低,因此通过对成功案例进行学习、研究,并将其上市经验进行加工、提炼从而进行模仿相对而言较为容易,成本也比自己重新摸索上市方式低,而且成功机率也较高。

因此,从理性角度出发,许多案例企业会考虑走学习模仿上市之路。

(五)民营企业境外上市的低门槛及简单流程

虽然我国一直在为降低民营企业上市门槛、提高民营企业上市机会而努力,但是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门槛问题依然是民营企业境内上市的痛处。

目前我国股票发行实行核准制,但我国现行的核准制并不像国际通行意义上的核准制,限于现阶段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股票发行只能实行标准控制和规模控制相结合的核准制。

因此,上市额度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而言,往往会将其分配给由国家信用作为隐性担保国有大中型企业。

国内证券市场长期以来实行严厉但并不合理的发行管制,导致众多企业竞争有限的上市资格,在沪深交易所上市困难重重(齐春宇,201X)。

相对于境内资本市场而言,境外资本市场上市条件较为灵活,有利于企业成功上市。

虽然境外不同证券交易所各有其独立的上市规则,但其规则往往有多种标准可供参考,上市门槛相对较低,上市条件也相对灵活。

通过对案例企业上市方式的统计,结果显示案例企业以选择造壳上市方式居多。

这是因为:

随着上市企业数量的增加,股市中可供选择的壳资源越来越缺乏,而且造壳上市是直接上市、买壳上市、造壳上市这三种方式中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一种上市方式。

民营企业境外上市,上市步骤明晰,操作更加透明,最主要的是在程序及环节上相对来说也更加简单,以赴香港及新加坡上市为例(参见图1),一般只需要6-9个月,而且有大的中介机构做推介。

而在境内上市,至少有一年的上市辅导期,而从发行申请到核准还要经历漫长的排队等候。

由于我国上市的审批手续复杂和上市挂牌时间漫长,这些无形中也提升了企业境内上市的隐性成本,也是案例企业更倾向于走境外上市之路。

此外,新加坡、香港等境外上市地点为了吸引内地企业境外上市,纷纷采取优惠措施。

例如,新加坡为了加强本国的竞争力,采取了到新加坡上市的海外公司视同本国上市企业一样,一视同仁制度,港交所则研究放松首次公开招股盈利要求、缩短供股时间表及简化程序等措施,以吸引更多企业来香港上市。

临沂市地方政府也对上市的企业在土地出让、房产过户、各项费用收缴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给上市企业予以奖励,这些优惠措施的实施对于境外上市偏好形成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临沂地区众多民营企业,在国内上市无望、融资渠道不畅而又迫切需要资金的情况下,大量具备上市条件的企业被迫选择境外上市并呈现出明显的羊群效应。

这一现象既是市场力量自发驱使的产物,也是企业自身利益诉求选择的结果。

境外资本市场作为我国机制尚不健全的国内资本市场有益补充,在加快企业上市步伐、降低上市成本、减少政策障碍等方面为我国企业成功实现境外上市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

但是,这一现象也映射出国内资本市场有关民营企业上市制度上存在的一些缺陷,例如,门槛过高、程序过于繁琐等。

因此对于民营企业上市方面,应该适当放宽上市门槛管制、适当简化审批程序、适当降低上市费用等,为企业国内上市创造良好的条件。

同时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加快构建多层次的国内资本市场,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国家外汇管理局.开曼群岛“离岸金融业务及法律体系”考察报告[R].国际金融调研与比较专刊,201X,(11).

[2]齐春宇.民营企业境外上市的一个地区样本——来自山东临沂的经验[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1X,

(2).

篇三:

中信泰富巨亏事件案例分析

班级:

78班

姓名:

毛煜

学号:

11123604

完成日期:

201X.5.22

内容摘要:

本文首先对中信泰富于08年的巨亏事件做一个案件分析,并以此引出外汇期权合约并对此进行简单介绍与认知。

引言:

中信泰富在08年时的巨亏事件,再次警示我们经融市场风险极大,进入需慎之又慎。

巨亏,accumulator,金融风险

正文:

一:

中信泰富巨亏事件始末

1:

案件概括:

201X年10月20日香港恒指成分股中信泰富突然惊爆,因投资杠杆式外汇产品而巨亏155亿港元!

其中包括约8.07亿港元的已实现亏损,和147亿港元的估计亏损,而且亏损有可能继续扩大。

中信泰富两名高层即时辞职,包括集团财务董事张立宪和集团财务总监周至贤。

莫伟龙获任集团财务董事,负责集团财务及内部监控。

201X年10月21日中信泰富股价开盘即暴跌38%,盘中更一度跌至6.47港元,跌幅超过55.4%,当日收报于6.52港元,跌幅达55.1%,远远超过业界预计的20%左右的跌幅。

201X年10月22日香港证监会确认,已经对中信泰富的业务展开调查,而由于中信泰富的股价在两天内已经跌了近80%,联交所公布的公告显示,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及母公司中信集团,于场内分别增持100万股及200万股,来维持股价稳定。

201X年11月香港中信泰富在炒外汇衍生工具录得巨额亏损后,终于获母公司北京中信集团出手相助。

中信集团向中信泰富授出116亿港元的备用信贷、认购中信泰富发行的可换股债券,以及承担中信泰富在外汇累计期权合约的损失。

201X年3月26日中信泰富公布08年全年业绩,大亏126.62亿港元,董事会主席荣智健强调集团财政状况仍稳健,暂时无供股需要。

201X年4月3日中信泰富继早前被香港证监会调查后,3日再度接受警方调查。

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前往中信泰富总部调查,在逗留一小时之后运走大批文件。

201X年4月8日中信泰富在港交所网站发布公告称,荣智健卸任中信泰富主席,北京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振明接任。

2:

巨亏原因分析

1.加框效应:

高估收益头寸。

加框效应是指在投资决策时,对低概率事件作出过高的期望,从而使得投资者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

加框效应的实质是没有看到真正的输赢概率,降低对损失可能性的估计,而提高了对赢利可能性的估计,因此选择了与市场方向完全相反的决策。

由于特种钢生产业务的需要,中信泰富201X年动用4.15亿美元收购了西澳大利亚两个分别拥有10亿吨磁铁矿资源开采权公司的全部股权。

这个项目使得中信泰富对澳元有着巨大的需求。

而为了防范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中信泰富在市场上购买了数十份外汇合约,即中信泰富把宝完全押在了澳元多头上。

在中信泰富看来,澳元在最近几年的持续升

值趋势还将保持,做多澳元肯定会赢利。

然而,一场全球金融海啸最终让澳元飞流直下。

对澳元价值前景的误判导致了中信泰富决策的失误,并最终让中信泰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2.投入升级:

误判市场风险。

投入升级主要是指投资决策者为了证明自己最初选择的正确性,进一步向已经存在较大风险或者证明可能失败的地方继续追加新的投资,希望能够弥补过去的损失,并最终获得赢利。

投入升级实际上是投资者对未来获取高额收益的期望,和即使在低概率条件下运气也会改变的信念相结合的产物。

中信泰富买入澳元期权合约共90亿澳元,比实际矿业投资额高出4倍多,并且其买入行为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采取分批买入的方式。

应当说,中信泰富在投资澳大利亚磁铁矿时世界经济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话,此时做多澳元完全可以理解;

问题的关键在于,密集买入澳元的时段为201X年8月到201X年8月,而此时,全球经济已显危险征兆,特别是到了201X年,所有不同经济体衰退的趋势非常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信泰富已经发生明显亏损却仍在一味做多澳元。

之所以如此,就是中信泰富认为澳元跌势已经见底,并试图通过追加投资挽回前面的损失,结果窟窿越填越大。

3.管理层风险意识淡薄。

企业没有建立起防火墙机制,在遇到巨大的金融投资风险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对冲交易来规避风险,使风险无限量扩大。

事实上公司是建立起了会计事务所设计的风控机制来预防流动、营运风险的,但因为总裁荣智健的独断专行,该机制完全没有启动,造成制定制度的人忘却了制度对自己的约束的局面。

4.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

作为总裁的荣智健,手中权力过大,公司董事总经理范鸿龄与荣智健一起打下了中信泰富的江山,并追随荣智健20多年,形成了对荣“铭感于心”的特殊情感,公司副董事总经理荣明杰、公司董事兼财务部部长荣明方分别作为荣智健的长子与爱女更是对父亲遵从有三。

显然,无论是“钳控力”还是“内聚力”,两种力量都最终可能导致对荣智健个人决策权监督的失控,长期投机违规操作。

这反映了公司内部监管存在大缺陷。

5.产权经济学认为,国家控股企业由于事实上割裂了产权所有者和产权经营者的利益链条,不仅淡化了后者对前者的责任意识,而且也放松了经营者对市场的风险意识。

因为,在国有化的制度安排中,风险最大承接者是政府。

中信泰富正是背靠着官方这棵不倒的大树,以为政府具备了超级的风险分解能力,才敢于大胆压赌,孤注一掷。

二:

Accumulator简介与认知

简介

Accumulator“魔鬼”条款——累计期权,是一种以合约形式买卖资产的金融衍生工具,为投资银行与投资者客户的场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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