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初的孟子节文看孟子思想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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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初的孟子节文看孟子思想二

从明初的《孟子节文》看孟子思想

（二）

十二　名褒而实贬的曲笔

《孟子》书名声已经很大，“名”是一种精神力量，为人所接受、所赞扬、所拥护就变成了物质力量。

《孟子节文》的制作者当然不懂这个哲学道理，但是他们明白孟子名声很大，删除其书的八十五章会不得人心，会遭到“腹诽”（嘴里不敢说而心中诽谤）的。

因此要作一段褒扬孟子的文章，而在褒扬名义下予以贬损，并且把孟子拉在孔子名教之下。

请看下面这段文章：

抑《孟子》一书，其有关名教之大，如：

“孔子贤于尧舜”，后人因其推尊尧舜而益知尊孔子之道；“诸侯之礼，吾未之学”，而知其所学者周天子盛时之礼，非列国诸侯所僭之礼。

皆所谓扩前圣所未发者，其关世教讵小补哉！

照此说来，孟子有两大功劳：

第一是极力推崇孔子，说“孔子贤于尧舜”（按其行文的逻辑，这句话是孟子说的），因而使世人“益知尊孔子之道”；第二，尊周天子盛时之礼，“非列国诸侯所僭之礼”。

真是这样的吗？

待我们检查事实，辨其真伪。

（一）先看所谓推崇孔子，“孔子贤于尧舜”

《公孙丑上》第二章：

孟子同他的学生公孙丑谈论其“四十不动心”，“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谓“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然后公孙丑提出疑问，孟子回答，孟子引用宰我的话，宰我的话中有“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有关原文如下（为了讨论，将朱熹注文抄引于原文之下，并略作评论性按语）：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

孔子兼之；曰：

‘我与辞命，则不能也。

’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

朱熹注：

“此一节，林氏以为皆公孙丑之问，是也。

说辞，言语也。

德行，得于心而见于行事者也。

……公孙丑言数子各有所长，而孔子兼之，然犹自谓不能于辞命。

今孟子乃自谓我能知言，又善养气，则是兼言语、德行而有之；然则岂不既圣矣乎？

此夫子，指孟子也。

”

按：

公孙丑的意思，直白地说就是：

照夫子（孟子）所说，岂不是您胜过孔子吗！

曰：

“恶！

是何言也？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

‘夫子圣矣乎？

’孔子曰：

‘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子贡曰：

‘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

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夫圣，孔子不居。

是何言也！

”

朱熹注：

“恶，惊叹辞也。

‘昔者’以下，孟子不敢当（公孙）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贡问答之辞以告之也。

此夫子，指孔子也。

……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

按：

“深拒之”即深拒公孙丑之言“夫子既圣矣乎”。

其实引孔子、子贡问答不足以破公孙丑之疑问，也可以说所答非所问：

公孙丑问的是“然则，夫子既圣矣乎”，即照这么说，夫子（孟子）您是圣人吗？

也就是你超过了孔子吗？

引孔子、子贡问答之辞，子贡说孔子是圣人，孔子谦虚不肯承认，与公孙丑之问何干！

又按：

孔子、子贡问答之辞在《论语》中有：

“子曰：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述而》第三十二章）无子贡之言“学不倦，智也；教不倦，仁也。

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盖曾子、有若不同意此说，所以他们的弟子整理编纂《论语》未取。

“昔者窃闻之：

‘子夏、子游、子贡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

敢问所安。

’”

朱熹注：

“林氏亦以为皆公孙丑之问，是也。

一体，犹一肢也。

具体而微，谓有全体，但未广大耳。

安，处也。

公孙丑复问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则于此数子欲何处也？

”

按：

公孙丑可能从孟子的所答非所问得出“孟子不敢比孔子”的印象，于是又问孟子：

您是得“圣人之一体”呢，还是得圣人之“全体而微”呢？

这可是一个“将君”的问题，如果承认自己不如孔子，就只能二者择一。

请看孟子怎么回答。

曰：

“姑舍是。

”

朱熹注：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数子所至者自处也。

”（今人杨伯峻今译为“暂且不谈这个”。

）

按：

“不欲以数子所至自处也”，就是不愿自处“得圣人之一体”，也不愿处得圣人之“全体而微”，按照逻辑就只能是得圣人之全体而著，或与孔子相等，或胜过孔子。

“暂且不谈这个”，确是本章没有谈，全书也未谈。

曰：

“伯夷、伊尹如何？

”

按：

公孙丑提问，孟子拒答；公孙丑只好换一个角度再问。

曰：

“不同道。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

伯夷也。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

伊尹也。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

孔子也。

皆古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

按：

孟子知道公孙丑之问的目的，还是要问“夫子既圣矣乎”，夫子是“得圣人之一体”还是得圣人之“全体而微”，所以最后加一句“吾未能有行焉”。

杨伯峻将这句话译为：

“（可惜）我都没有做到。

”注意：

是落在“行”上，不是落在学说上。

是说自己没有伯夷兄弟让国、谏武王伐纣、在武王统一天下之后义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下的那种行为和名声，更没有如伊尹遇汤武而成为一代名相、建立了巨大功业，也没有如孔子那样为政四年，做到鲁国大司寇而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如此而已，是由于机遇，还是才能，他没有说。

通观全书，不难了解：

不是才能不够，是生不逢时。

“乃所愿，则学孔子也”，这是真心话——学孔子的是一个政治思想家，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

至于伯夷、伊尹，不仅与之境遇不同，气质也大异。

但“学孔子”学得怎样呢？

是得其一体，还是得其全体而微，还是胜过孔子，并没有回答。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公孙丑又问。

）

曰：

“否。

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朱熹注：

“班，齐等之貌。

公孙丑问，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

按：

从下文可知：

“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是子贡的话。

但这里孟子是当作自己的话说的，也就是说同意子贡的这句话，作为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和在野的政治活动家，孔子确是有史以来第一人；而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非同一类型，不能相比。

大概孟子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

“然则有同与？

”

按：

公孙丑继续问：

伯夷、伊尹、孔子有相同之处吗？

曰：

“有。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是则同。

”

朱熹注：

“有，言有同也。

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心之正也。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其本根节目之大者，惟在于此。

于此不同，则亦不足以为圣人矣。

”

按：

究其实质，这不是论历史人物，而是孟子抒怀，做文章了：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朝诸侯有天下”非三人所愿、所能也。

伯夷可以有“百里之地而君之”，但无“百里而王天下”之想、之才，故兄弟让国，皆不为君。

伊尹有相才，助汤武而有天下，他也不可能“以百里而王天下”。

孔子呢？

如果有人说孔子“得百里而君之”，“以王天下”，那就等于说他是叛逆，他没有此想，就没有这种可能；从才能来说，固然孔子不是书呆子式的政治家，但他也没有“陈氏代齐”的陈氏那种本领！

孟子为什么说“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有天下”这样的话？

也许孟子游说列国，不得重用，政治才能不得施展，而想自己的才能如有“百里之地而君之”而可以“有天下”吧？

在孟子的时代，非周初所封诸侯为王者，比比皆是，偶尔有此想法并非大逆不道，也非“异想天开”。

……总之，可以肯定，同公孙丑问的那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

曰：

“敢问其所以异？

”（公孙丑又问：

伯夷、伊尹、孔子有什么相异之处？

）

曰：

“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

汙，不至阿其所好。

”

朱熹注：

“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

假使汙下，必不阿其所好而空誉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

按：

此“圣人”指孔子，即朱熹所云“夫子”。

“宰我曰：

‘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子贡曰：

‘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

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

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有若曰：

‘岂惟民哉？

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

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

按：

公孙丑问的是伯夷、伊尹、孔子有何相异，孟子的回答却是引宰我、子贡、有若盛赞孔子的话（那些话又是《论语》中没有的，先秦其他书上也是不见的），而他自己只说一句三子“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而表示同意他们的盛赞；且“汙，不至阿其所好”意义不明：

“汙”，朱熹训“下”，不误，另外还有污浊、肮脏，污辱、污蔑，漫出界限等义，总之是贬词，不是褒词，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

那么这个“汙”字只能表示过低评价孔子；如果过低评价孔子，宰我等三人又阿谁之所好呢？

“汙下”与“阿其所好”，无法协调。

意义不明，令人生疑，是否有辗转传抄而造成的文字之误？

有一点是明明白白的：

孟子始终没有回答：

他自己究竟是“得孔子之一体”，还是得孔子之“全体而微”？

还是与孔子等同或胜过孔子？

究竟这是怎么回事，令人生疑，令人难解。

还有一点也是明明白白的：

孔子“贤于尧舜远矣”是宰我的话，而不是孟子的话，孟子引来并表示同意，这同意是否另有用意：

回答公孙丑的“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也就是您胜过孔子吗？

）但他又不肯说：

他得圣人孔子的“一体”或得其全体而微！

看了以上引文中所加评注，读者大概对这一章也会疑问丛生。

现在我们把疑问暂且搁置，来分析刘三吾的曲笔。

1．《孟子》此章原文明明白白：

“宰我曰：

‘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为什么把“夫子，贤于尧舜”当作孟子的话，竟然写下“其（指孟子）有关于名教之大，如孔子贤于尧舜，后人固其推尊尧舜而益知尊孔子之道……其关世教讵小补哉！

”把宰我的话说成孟子的话，不是小误，而是偷天换柱。

大家知道，据《论语》所载孔子对宰我的评价是很低的，下面所引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宰我。

一处是《论语·公冶长》第十章：

宰我昼寝。

子曰：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禜也。

于予与何诛。

”子曰：

“始吾于人，听其言而信其行。

于予与改是。

”

孔子所以说从宰予的行为改正了“听其言而信其行”，当是宰予平常说“好学”，而实际上又懒于学，如白天睡觉。

另一处是《论语·阳货》第二十一章：

宰我问：

“三年之丧，期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

子曰：

“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

曰：

“安。

”

“女安则为之。

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

今汝安，则为之。

”

宰我出。

子曰：

“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

孔子说过“言语：

宰我、子贡”，宰我与子贡擅长语言（《论语·先进》第三章），这改变不了上述两章给读者造成的对宰我的坏印象，而读者对孟子就不同了。

自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的道统说以来（韩愈的《原道》说：

“先王之教在仁义道德。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送王秀才序》又说：

“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孟子名声大振，五代将《孟子》列入经书，南宋朱熹作《四书集注》，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为四书，元代即以《四书》作为经学教科书和开科取士的标准，其名声和影响更大。

所以把宰我的“孔子贤于尧舜”说成是孟子说的，效果无异于提高了百倍千倍。

刘三吾秉承朱元璋的意旨的曲笔，竟然明目张胆地歪曲事实。

2.孟子弘扬的名教，如像刘三吾所说，就应找出阐发孔子基本思想的东西加以证明，然而找不到，《孟子》书对孔子关于“仁”的基本定义、重要论述和关于恢复周礼的言论，一概不引、不解。

孟子也继承了孔子的一些糟粕，大概刘三吾认为不重要而不引录，而找到了“孔子贤于尧舜”，硬把宰我的这句话说成孟子的。

然而这句话是空话，没有实际内容，它只能起虚张声势的作用，而不能从理性方面对人们的思想起作用。

这也是刘三吾之辈无可奈何的事。

从刘三吾的曲笔，我们倒更看出孟子的政治思想与孔子政治思想的原则区别。

3．刘三吾还不能不陷入“不可救药”的自相矛盾。

截取《公孙丑上》第二章的“孔子贤于尧舜”，把它突出起来，作为孟子弘扬孔子名教的证据，当然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其《孟子节文》却把这一章删除了。

这不是“不可救药”的自相矛盾吗？

为什么把《公孙丑上》第二章全部删除呢？

朱元璋是可以把这一章看懂的，只要有人帮助他懂得了它的字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