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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以军行，祓社衅鼓。
”《吕氏春秋·
本味篇》：
“汤得伊尹，祓之于庙。
”都是这种巫祭。
“祓”的衍义，如《广雅·
释诂》：
“祓，除也。
”《尔雅·
“祓，福也。
”另如《广韵·
物韵》：
“祓，亦洁也。
”《小尔雅·
广诂》：
“祓，洁也。
”则涵有洗涤清洁之意。
临水洗涤清洁祓除不祥而祈福的禊祭，早在《周礼·
春官》就有载述：
“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
”东汉郑玄注释道：
“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
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
祀典》对《周礼》所载的这种巫祭，则解释说：
“禊者，洁也。
春者，蠢也，蠢蠢摇动也。
《尚书》‘以殷仲春，厥民析。
’言人解疗生疾之时，故于水上衅洁之也。
巳者，祉也。
邪疾已去，祈介祉也。
”
至迟在春秋时代，这种祓禊的巫祭已衍为伴有春游活动的风俗，《诗经·
溱洧》所描绘的，就是这样的祓禊活动，其如《韩诗外传》指出：
“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拂除不祥。
”为这一民风浸染，如《礼记·
月令》说：
“季春，天子始乘舟。
”汉末蔡邕《月令章句》解释道：
“乘舟，禊于名川也。
”这就是说，即使是天子祓禊的巫祭礼仪，也已同时兼有春游的性质。
在汉代，祓禊已成为上自皇帝下至庶民普遍参与的礼俗兼具的活动，除前引《史记》汉武帝禊于灞上事外，尚如《后汉书·
礼仪志》载：
“（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
洁者，言喜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洁之矣。
这时期，禊事的巫祭礼仪淡化了，演为世俗性的游乐盛事，却有了更丰富而生动的形式和内容。
正如东汉初杜笃《祓禊赋》历历如绘的描述：
“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黄。
于是旨酒嘉肴，方丈盈前，浮枣绛水，酹酒醲川。
若乃窈窕淑女，美媵艳姝，带翡翠，珥明珠，曳离袿，立水涯，微风掩壒，纤谷低徊，兰苏盻蠁，感动情魂。
若乃隐逸未用，鸿生俊儒，冠高冕，曳长裾，坐沙渚，谈诗书，咏伊吕，歌唐虞。
……”
这里，已出现“禊饮”、“禊觞”的宴饮游乐形式，正是后来禊事风行“曲水流觞”的端绪。
这种如《荆楚岁时记》所称的“流杯曲水宴”，就是在禊日游春时，会友聚宴，斟酒于带有双翅的酒杯即“耳杯”或“羽觞”内，顺着宛转的溪流漂浮，谁有幸畅饮其中佳酿，要看这“流觞”、“泛觞”或“流杯”能否情有独钟地漂到他的面前，并能否即兴赋诗而赢得众友的认同。
这样的“春禊”引为赏心乐事，自会激发文人骚客诗酒相酬、比兴咏怀的情思，由此，春禊也衍为魏晋以降历代文人雅聚的盛事。
在曹魏时著名的“建安文学”兴起后，为标榜礼贤下士，皇家苑囿中也常设曲水之宴，邀集文臣名士聚会，行令赋诗，歌咏君臣禊觞之乐，夸示儒雅风流。
这种廊庙中的禊赏，也被往后历代皇帝纷纷效仿。
禊事的进行，夙在春季的三月上巳日。
不过早如刘桢《鲁都赋》：
“及其素秋二七，天汉指隅，民胥祓禊，国子水游。
”是秋季也有祓禊活动。
到后来，则如《宋书·
礼志》指出：
“（曹）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
”三月初三作为禊日固定了下来。
禊事礼俗活动的盛行，未免引发后人追根溯源的考据。
例如《晋书·
束皙传》载：
“武帝尝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虞对曰：
‘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为怪，乃招携之水滨洗祓，遂因水以泛觞，其义起此。
’帝曰：
‘必如所谈，便非好事。
’皙进曰：
‘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言之：
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
羽觞随波。
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见金人捧水心之剑曰：
今君制有西夏；
乃霸诸侯，因此立为曲水。
二汉相缘，皆为盛集。
’帝大悦，赐皙金五十斤。
类似挚虞奏闻晋武帝的民间传说，《宋书·
礼志》有谓：
“旧说后汉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上辰产二女，上巳产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并亡，俗以为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于东流水上为祈禳，自洁涤，谓之禊。
嗣分流行觞，遂成曲水。
”《宋书》的作者即梁朝沈约，还就此系统考据了《周礼》、《诗经》、《礼记》、《论语》等经籍以及汉儒论著中的有关载述，令人信服地指出，祓禊“其来甚久”，“古有此礼”，“非起郭虞之遗风”云云，比起晋代的挚虞和束皙，显然严谨得多了。
禊事的世俗化，使禊祭失去了天子独专的礼制价值和意义，所以截止《隋书》，禊祭之礼就不再见载于后来的史书礼志。
然而三月三成为大众化游乐性的传统节日，充满了生气，充满了愉悦，更充满了人与自然和谐的诗情画意，却一直风行后世。
历代文人为之动情，还产生了无数感人的诗篇，高扬了禊事的文化价值和审美境界，也使三月三演成诗歌创作高峰日。
即如诗圣杜甫《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著名绝句，就是唐长安禊日盛景的写照。
清代，则尊如乾隆皇帝，也曾作有《三月三日叠壬寅旧韵作》等诸多相关御制诗。
二、禊赏：
从曾点气象到兰亭故事的历史情结
历代文人的参与，禊事活动源源渗入了充满理性的文化精神，原始巫术的神秘和外在崇拜的官能压抑，逐渐被消解，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则赋予了它更丰富也更深刻的文化涵义和审美价值；
终于，巫祭性的祓禊被改造成为审美性的禊赏。
在这个进程中，正是孔子和他的弟子，跨出了为后世景仰的历史第一步。
《论语·
先进》记述孔子询问诸弟子的志向，与众不同的是，曾皙（名点）道出了这样的向往：
“莫（暮）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志趣，深为孔子赞许，竟“喟然叹曰：
‘吾与点也！
’”
据梁朝刘昭注《后汉书》引文，东汉蔡邕考辨祓禊的来源时，就曾援引过曾点的这段话，并指出：
“自上及下，古有此礼。
今三月上巳，祓禊于水滨，盖出于此。
然而远为重要的是，这由春禊引发而貌似平凡的志趣，实际却在不言之中，展示出原始宗教迷雾日见消散、理性精神日臻自觉和高扬的春秋时代，孔子及孔门弟子在人格理想和审美追求中的一个天人凑泊、生机流行的崇高境界。
而这境界，也正是魏晋以降历代文人所倾慕和效仿的“曾点气象”。
此后的许多禊事诗及山水诗，实际就浓重浸染了这讴歌同天地自然有机谐和的人生、洋溢着生命和精神的自由与愉悦的曾点气象。
略如：
晋代张协《洛禊赋》：
“夫何三春之令月，嘉天气之氤氲；
和风穆以布畅，百卉晔而敷芬。
川流清冷以汪濊，原隰葱翠以龙鳞；
游鱼瀺灂于渌波，玄鸟鼓翼于高云。
美节庆之动物，悦群生之乐欣；
故新服之既成，将禊除于水滨。
于是缙绅先生，啸俦命友，携朋接党，冠童八九；
主希孔墨，宾慕颜柳。
临涯咏诗，濯足挥手。
……”
闾丘冲《三月三日应诏诗》：
“暮春之月，春服既成。
升阳土润，冰涣川盈；
余萌达壤，嘉木敷荣。
……临川浥盥，濯故洁新；
俯镜清流，仰睇天津。
蔼蔼华林，严严景阳；
业业峻宇，奕奕飞梁。
垂荫倒景，若沉若翔。
浩浩白水，泛泛龙舟；
皇在灵囿，百辟同游。
击棹清歌，鼓枻行酬；
闻乐咸和，具醉斯柔。
一代田园山水诗大宗师陶渊明，所作自谓“游暮春也”的《时运》诗也写道：
“春服既成，景物斯和；
偶影独游，欣慨交心。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
袭我春服，薄言东郊。
山涤余霭，宇暖微霄；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延至南宋大儒朱熹，干脆赋诗援名为《曾点》，直抒他仰慕胸臆的曾点气象：
“春服既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
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
在《朱子语类》中，朱熹曾强调：
“曾点气象，固是从容洒落。
”认为：
“曾点见得事事物物皆是天理流行。
良辰美景，与几个好朋友行乐，他看那几个说底功名事业，都不是了。
他看见日用之间，莫非天理；
在在处处，莫非可乐。
”“且看莫春时物态舒畅如此，曾点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处。
尧舜之心，亦只要万物皆如此尔。
……如庄子亦见得尧舜分晓。
”在《论语集注》中更言简意赅地概括，曾点气象作为人格理想和审美追求最高境界，本质就在于“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
他还指出：
“曾点意思与庄周相似。
”略将《庄子·
知北游》“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焉”等描述孔门儒学教学环境氛围的语句，比对《论语·
先进》中曾点的志趣，朱熹所说应是十分中肯的。
事实上，也正因此，就如上引魏晋诗赋所表明的，在那个社会政治冲突剧烈而动乱频仍的时代，士人全身远害而隐逸山林，一方面，崇尚老庄玄学，激烈批判“君子之礼法”，追求典型如阮籍《大人先生传》申张的那种理想人格：
“夫大人者，乃与造化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存。
”另一方面，却仍能服膺孔门曾点气象，在包括园林在内的山水艺术审美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把孔子首倡的“仁者乐山，知者乐水”的山水之乐，不断地从深度和广度上加以全面开掘，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
事实上，也正因此，在东晋，当士人们为人生价值深入思考，孜孜努力于协调儒道仕隐的探索之时，才会祖述并传承孔门禊赏的曾点气象，在传统禊事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的深度开掘和发展中，水到渠成地出现了兰亭盛会这样一个历史典型，广为后世惊羡和称颂。
对东晋永和九年（353年）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兰亭进行的这次禊觞诗会，书圣王羲之以神来之笔精心书写的著名《兰亭集序》曾专门记述。
春禊日，王羲之和东晋名士孙绰、谢安等四十余人聚会兰亭，游弋林泉，修目山水，临流浮觞，行令畅饮，各呈才藻，竞展风华，歌咏情怀，得诗作共三十七首之多，结为《兰亭集》。
王羲之独创新风而饮誉于史的序言，就是为这诗集所作。
其中，他以平实清新的语言，抒发了与会者的感悟，也就是身心浑融在和谐而生机充盈的宇宙胜境中，“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人生愉悦：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
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乐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序中，王羲之以理性的真挚，对世风浮薄盲从或窃唾“柱下”、“漆园”即老、庄“一死生”“齐彭殇”的虚无主义人生态度，提出坦诚批评，表明了他对生命价值的深切关注。
他指出，虽然人生“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虽然确如庄子所说：
“死生亦大矣。
”但生和死、寿和夭终究不能等同，“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明代王思任《世说新语序》曾说：
“古今风流，惟有晋代。
”现代学者宗白华《美学散步》更指出：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作为这个时代的典型，极尽风流的兰亭雅集，为后世留下了隽永的诗文，留下了书法极品的《兰亭帖》，留下了会心山水、人物品藻和良辰美景交相辉映的合天人的崇高审美境界，留下了探索人生价值、人格与审美理想的万端思绪，留下了“郁郁乎文哉”的高品味的禊赏曲水流觞……，以至在后代文人那里，竟成了道不完的兰亭故事，在文化心理上，显现为一个浓浓的兰亭情结。
比如，唐代王勃《山亭兴序》：
“岂从茂林修竹，王右军之兰亭”；
王维《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诗》：
“故事修禊春，新宫展豫游”；
宋代欧阳修《三日赴宴口占》：
“共喜流觞修故事，自怜霜鬓惜年华”；
苏轼《和王胜之》：
“流觞曲水无多日，更作新诗继永和”；
金人张宁《上巳日游平湖》：
“微微漠漠水增波，禊事重修继永和”；
如此等等，实在不可殚举。
后代文人对兰亭故事的钦慕，是显而易见的，就连提到禊事，也已多将古俗淡去而直与兰亭故事联系。
反映着这种历史情结，在清代，倾心于士文化并有很高修养的乾隆皇帝，仰慕兰亭故事的作为，或许更是典型。
乾隆数次南巡，曾亲临兰亭和右军故里瞻仰并留诗志念，如《兰亭纪事一首》：
“向慕山阴镜里行，清游得胜惬平生。
风华自昔称佳处，能咏于今纪盛名。
”在宫中，连珍玩也比兴兰亭，如《咏和阗玉兰亭修禊图》：
“逸少为文会，永和之暮春；
屡经订书籍，喜见此图真。
”又如《旧端石兰亭砚》：
“抚欲汁流墨锈青，是谁举古刻兰亭；
西清此式不一足，禊赏都因逸少馨。
”神往到极致，如《日下旧闻考》载，甚至在乾隆自称是“宵旰寝兴之所，凡办理庶政召对引见，视乾清宫”的养心殿里，竟也“复临董其昌所仿柳公权书《兰亭诗卷》，命工摩勒上石。
”用以寄托和满足他的倾慕之情，一如其《御制夏日养心殿诗》所说：
“近政抚兰亭，即景玩词芳。
在御苑中，乾隆也多处经营曲水流觞之所，题诗咏颂，都同兰亭故事关联起来。
西苑中南海的流杯亭荐名“流水音”，赋诗道：
“修禊事尚遥，漫学永和年。
”圆明园的流杯亭援名“坐石临流”，题诗云：
“白石清泉带碧萝，曲流贴贴泛金荷。
年年上巳寻欢处，便是当年晋永和。
”这流杯亭的八根石柱，还分别镌刻唐代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所摩王羲之的《兰亭序》，柳公权《兰亭诗》帖，明代董其昌仿柳公权书，以及乾隆自己所临董其昌仿柳公权书等；
又特地置以石刻图屏，镌绘兰亭盛会景物，上方刊乾隆《暮春题兰亭八柱册并序》，屏背面刻御制诗及注多篇。
对康熙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建置的流杯亭“曲水荷香”，乾隆也垂青不已，每以兰亭故事为题赋诗赞咏，最后索性把它迁到了文津阁旁，以便读书掩卷后游赏抒怀。
情之所钟，乐此不疲，在乾隆经营紫禁城内的宁寿宫花园之中，也精心构建了曲水流觞之所，并特地援典命名为禊赏亭，成为这一著名内廷御苑的点睛之笔。
其立意，则如御制诗《题禊赏亭》强调：
“有石巉岩有竹攒，流觞亭里石渠盘。
他年辽待临王帖，视昔由今正好观。
”正是为了增华这艺术再现的兰亭故事的环境氛围，据《日下旧闻考》所载，禊赏亭中还“恭刊御笔临董其昌《兰亭记》。
三、禊赏：
从流杯沟到流杯亭的历史沿革
禊事原来是在郊野的河滨进行，在它特有的文化涵义和审美价值被开掘出来，并得到不断升华之后，和魏晋之际山水美学的深入探索同步，和这时期园林艺术创作标新立异的空前发展并行，揭橥并取象于郊野天然景物，经过典型化的艺术提炼和加工，正如东晋谢道韫《登山》诗所说：
“非工复非匠，云构发自然。
”曲水禊觞的人工环境于是出现在园林中，尤其是皇家园林中，成为一种新的园林游赏方式，一种新的园林景致。
园林艺术创作以禊赏为题材，从史书记载看，曹魏时在洛阳御苑中叠石建造的“流杯石沟”或“禊堂”，或是最早的事例。
沈约《宋书·
礼志》叙述此事说：
“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杯石沟，燕群臣。
”稍后，梁朝萧子显撰《南齐书·
礼志》引述西晋陆机说：
“天渊池南石沟引御沟水，池西积石为禊堂，跨水流杯饮酒。
”唐初官修《晋书·
礼志》引载这话，因避讳唐高祖李渊之名，将“天渊”改为“天泉”。
按曹魏鱼豢《魏略》以及西晋陈寿《三国志·
魏书》的记载，这应为魏明帝青龙三年（235年）大兴洛阳芳林园时所经营，一直传至西晋。
其间，芳林园后因避魏少帝曹芳讳，被改名为华林园。
关于这流杯石沟，唐代徐坚《初学记》载引东晋戴延之的《西征记》，还曾提到略为不同的情况：
“天泉之南有东西沟，承御沟水，水之北有积石坛，云三月三日御坐流杯之处。
造园用叠石来理水，早在西汉初《淮南子·
本经训》已有记载：
“凿污池之深，肆畛崖之远；
来溪谷之流，饰曲岸之际；
积牒旋石，以纯修碕；
抑淢怒濑，以扬激波；
曲拂邅回，以像湡浯。
”这既能使水景曲折多姿，富于抑扬动静的变化，也便于临岸亲水的游乐。
四百多年后，这传统造园技艺被用来创作禊觞的园林水景新形式，既是顺理成章，也当然会有轻车熟路的发展。
事实上，魏明帝兴造“流水石沟”、“积石为禊堂”或“积石坛”时，如《三国志·
魏书·
高堂隆传》载，还曾“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把石材质地、色彩、纹理的鉴赏，也融入叠石技艺，就是继承中的发展。
在东晋，如《宋书·
礼志》、《南齐书·
礼志》以及《晋书·
礼志》等记载：
东晋废帝“海西公于（建康）钟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
”唐代徐坚《初学记》另引《晋起居注》的记载：
“海西泰和六年（371年）三月庚午朔，诏曰：
三日临流杯池，依东堂小会。
”这两则史料相对照，流杯曲水应当就是流杯池，“曲水”一语，显然为后出。
在这之前，北方割据政权后赵的暴君石虎（字季龙），在建武十三年（347年）邺城华林园大兴土木的时侯，还曾营造了一个自出机杼的禊赏环境，东晋陆翽所撰《邺中记》曾有载述说：
“华林园中，千金堤上，作两铜龙，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沟中。
三月三日，石季龙及皇后百官临池宴赏。
到南北朝，皇家园林中，流杯沟、流杯池或流觞池等，已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典型如北魏洛阳的华林园，在魏晋芳林园故址上兴建，据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
“奈林西有都堂，有流觞池，堂东有扶桑海。
……皆有石窦流于地下，西通谷水，东联阳渠，亦与翟泉相连。
若旱魃为害，谷水注之不竭；
离毕滂润，阳渠泄之不盈。
至于鳞甲异品，羽毛殊类，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
”其中“石窦流于地下”的做法，如《三辅黄图》载，早在汉长安未央宫秘藏图书的石渠阁，就有“其下砻石为渠以导水”的先例。
然而，在华林园中，流觞池同各种形式的人工水体和天然水体以复杂的构造联成整体，组合为景物天成而生机盎然的园林水系，并且能够裕如调节旱涝影响，则是前所未见的创意。
而《魏书·
任城王传》还记载北魏孝文帝元宏在御苑引见王公侍臣，“因之流化渠，高祖曰：
此曲水者，亦有其义，取乾道曲成，万物无滞。
”这也无疑反映了魏晋之际禊觞曲水的审美观照，已被提高到自觉实践《论语·
里仁》所谓”士志于道”的合天人的道德修养境界。
隋代，荒淫的隋煬帝以禊饮为乐，花样离奇，事涉造园也独出心裁。
大业元年（605年）建洛阳西苑，隋末唐初杜宝《大业杂记》说：
“苑内造山为海……海东有曲水池，其间有曲水殿，上巳禊饮之所。
”这个以水景为主的御苑，水系复杂而变幻万端，“海北有龙鳞渠，屈曲周绕十六院入海”，构成“水景院”的园中园；
“其外游观之处复有数十，或泛轻舟画舸……或升飞桥阁道，奏游春之曲”，都可供禊春游乐。
离奇处如《资治通鉴·
隋纪》载：
“三月上巳，帝与群臣饮于西苑水上，命学士杜宝撰《水饰图经》，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散朝大夫黄衮以木为之，间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动如生，钟磬筝瑟能成音曲。
”同时，众多外地离宫也要建造禊饮之所，如毗陵郡（今常州）置宫苑，据《大业杂记》载：
“其中离宫十六所；
其流觞曲水，别有凉殿四所，环以清流。
”《资治通鉴·
隋纪》还指出：
“大抵仿东都西苑之制，而奇丽过之。
从魏晋以来，园林中流觞曲水畔，或临流或跨水，常有“禊堂”、“曲水殿”、“流杯殿”、“凉殿”等配置。
这类殿堂，从汉晋以来流行的禊赏方式和审美意向分析，其原型，显然缘自郊野祓禊时临水张设的帐幕。
如汉代杜笃《祓禊赋》就说：
“用事伊雒，帷幔玄黄。
”张衡《南都赋》写道：
“暮春之禊……祓于阳濒。
朱帷连网，耀野映云。
”晋代如张协《洛禊赋》也说：
“朱幔虹舒，翠幕霓连，布椒醑，荐柔嘉。
”等等。
禊春游乐郊野，人们为沐浴更衣、偃坐赏景、陈设酒肴等，在水滨成片张设锦帐，五彩缤纷，像虹霓般绚丽，令人赏心悦目。
当禊赏引入园林创作，取象这意境，就自然形成了殿堂环绕流杯曲水的造园格局。
许多御苑禊宴诗描述了这类殿堂，非常丰富多彩，如沈约《三日侍林光殿曲水宴诗》：
“帐殿临春籞，帷宫绕芳荟。
”其实就是帐篷；
或像隋代江总《三日侍宴宣犹堂曲水诗》：
“绣柱擎飞阁，雕轩傍曲池。
”竟是华轩高阁。
《邺中记》载北齐邺城华林园的流杯堂，更是华靡：
“此堂亦以珉石为柱础，青石为基，白石为地基，余奢饰尤盛。
盖椽头皆安八出金莲花，柱上又有金莲花十枝，银钩挂网，以御鸟雀焉。
”与此同时，这类殿堂中，有的还把流觞曲水从户外引进了室内，如《太平御览》引唐人韦述《两京记》载：
“流杯殿东西廊，殿南头两边皆有亭子，以间山池；
此殿上作漆渠九曲，从陶光园引水入渠，隋煬帝于此为曲水之饮。
在东都。
”事实上，这也正是唐代流杯亭的嚆矢。
而这风行后世的流杯亭，非常显著的形式特征，就是把微型化的流杯渠整个纳进通敞玲珑的亭中。
《太平御览》引《两京记》还提到：
唐“西京苑内有望云亭、鞠场亭、柳园亭、真兴亭、神皋亭、园桃亭、临渭亭、永泰亭、南昌国亭、北昌国亭、流杯亭、清门亭。
”由于重视历史教训，唐代御苑中炫耀功业和奢侈淫乐的色彩已极大地削弱，而更为推崇文化品味，规模虽远逊于以前各代，情趣却臻于清新而优雅，建筑以亭列名的就占了绝大多数，轻灵而飘逸，洋溢着造园艺术的一派新风。
这中间，禊赏也趋向潇洒自然，除了流杯亭，像北枕渭河的临渭亭，也是禊饮之所，如《旧唐书·
中宗本纪》载：
“三月甲寅，幸临渭亭修禊饮，赐群官柳棬以辟恶。
亭应用于风景园林，魏晋之际就已脱颖而出；
到唐代，更为士人推崇而风靡于世。
在士人们的心目中，亭的空间本质，实际具有《庄子·
人间世》所说“虚者，心斋也”的价值和意义，或如《庄子·
天道》强调：
“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
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旷达于天人之际和廊庙山林，高洁于人格理想与审美，都可在这心斋得到寄托。
如唐代张友正《歙州披云亭记》认为：
“亭形虚无，而宾从莫之窥也。
……足廓虚怀而摅旷抱矣。
”独孤及《浔阳竹亭记》申言：
“佳景有大小，道机有广狭，必以寓目放神为性情荃蹄。
……亭构而天机畅……景对而心驰，心和于内，事物应于外。
”白居易《冷泉亭记》赞云：
“（亭）高不倍寻，广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胜概，物无遁形。
”欧阳詹《二公亭记》更指出：
“胜屋曰亭，优为之名也。
”其“畅耳目，达神气”，“华而非侈，俭而不陋”，“事约而用博”，“袭古而增妙”，“贤人君子多共建之。
其建之多选之于胜境”。
唐宫苑为这风气所染，文人园更盛况空前，不可殚举的诗文中，亭园、亭池、山亭等等，亭竟成为园林的同义语和代名词，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园林创作与审美。
传统的禊赏，由亭的空灵飘逸，以其空间的浑融特性，把有限无限巧妙地统一起来，既可从容创造一个俯仰天地、天人合一的理想审美境界，就不能不促成流杯亭的风行，非但宫苑，在唐代文人造园活动中，风气更盛。
如《河南通志》载：
“修禊亭，在鲁山县。
唐欧阳詹为令，以三月三日集僚纵饮于此。
”再像盛誉于世的平泉别墅，李德裕曾自豪地予以描写，大量诗文中，就有《流杯亭》：
“激水自山椒，析波分浅濑。
回环疑古篆，诘曲如萦带。
宁想羽觞迟，惟欢亲友会。
欲知中圣处，皓月临松盖。
”而张籍的园林诗《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中，更明晰咏及流杯亭中的《流杯渠》：
“涿酒白螺杯，随流去复回。
似知人把处，各向面前来。
”如此等等。
其“随流去复回”和“回环疑古篆”的描写，说明流杯亭中的流觞曲水，借鉴书法、绘画及回文诗等艺术，已具有“掌上观文”微缩形式，显现为唐代园林艺术及审美趋向细微的历史特色。
而包括禊赏在内的观水，作为“士志于道”的重要道德修养内容，滥觞于《论语·
子罕》：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乎！
不舍昼夜。
”朱熹《朱子语类》解释说：
“如水之流而不息，便见得道体之自然。
”到唐代，观水志道则略如李华《贺遂员外药园小山池记》强调：
“以小观大，则天下之理尽矣。
”无论是唐太宗御制的《小池赋》：
“引泾渭之余润，萦咫尺之方塘；
……叠风纹兮连复连，折回流兮曲复曲。
”士人钱起《池波赋》：
“寸长所及，知文在其中；
方折是回，见动不过则。
”方干《路支使小池》：
“广狭偶然非制定，犹将方寸像沧溟。
”刘禹锡《裴溪》：
“萦纡非一曲，意态如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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