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化论文解读政治讽刺诗《押沙龙与亚希多弗》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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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饶尔称为“影射式反讽”（allusiveirony）（Brower1952:

43）.德莱顿选择《圣经》典故作为讽喻框架，赋予其厚重的宗教意义与文化底蕴，恰如其分地在时事政治和历史典故之间找到极佳的类比效果和讽喻平衡点。

他的这一举动和他当时的政治身份有极大关系。

　　《押沙龙与亚希多弗》是以党派宣传册的形式出现，此时德莱顿拥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头衔---桂冠诗人。

作为王朝复辟时期文坛翘楚，德莱顿的笔力自然远胜格拉布街上的寻常文字掮客。

德莱顿对自己诗作的党派政治色彩了然于心，在前言中就为自己的举动做出辩解。

当时英国政坛争斗最激烈的莫过于围绕教派纷争展开的王位继承权大战：

查理二世没有合法子嗣，其弟詹姆斯觊觎王位，詹姆斯信奉罗马天主教，英国政坛的利益集团就推出蒙玛斯公爵以争夺王权。

蒙玛斯公爵是查理二世与情妇露西·

沃尔特所生的私生子，在民间声望很高，且颇得查理二世欢心，可能是潜在的王位继承人，然而查理二世却一直没有给予他合法继承人的身份。

德莱顿的《押沙龙与亚希多弗》为其贴上一个文化标签---《圣经》中的着名逆子押沙龙。

德莱顿深谙官场之道，不便或许也不想直接对其进行文字攻伐，于是就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支持蒙玛斯公爵争夺王位的股肱之臣沙夫茨伯里伯爵，称其为亚希多弗，即《圣经·

撒母耳记》所载大卫王身边的奸佞小人。

德莱顿在《押沙龙与亚希多弗》里刻画了一个着名的“引诱”场景，戏仿《失乐园》里撒旦对夏娃所发表的巧舌如簧的演说。

如此一来，德莱顿就在伦理维度与政治领域巧妙地为蒙玛斯公爵推卸掉了责任，将后者在伦理和政治上“堕落”的过失归咎于沙夫茨伯里伯爵的怂恿。

　　在这篇诗作里，德莱顿另辟蹊径通过假托与重构《圣经》历史人物的方式讽刺鞭挞现实生活中的政敌。

通过这种方式，德莱顿利用了文化规约中价值取向的趋近力量，将需要讽刺的现实人物形象与《圣经》人物形象进行重叠，这种拼贴效果很好地利用了《圣经》文化叙事框架中的类型化价值取向。

德莱顿将所处时代的现实人物与《圣经》历史人物进行类比，吸引读者注意力，融合了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在两种时空的切换与融汇之间重塑形成极具张力的文学空间，展示出政治讽刺诗的锋芒。

　　3.人物关系营造的伦理结构

　　人类文明史表明，自然选择是通过进化完成的，伦理选择是借助文学完成的（尚必武2014:

72）.《押沙龙与亚希多弗》以押沙龙和亚希多弗为中心展开叙述，构成较为复杂的伦理结构。

伦理结构指“文本中以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为线索建构的文本结构”,包括人物的关系、思维活动和行为规范之间的交织互动（聂珍钊2004:

260-261）.德莱顿在《押沙龙与亚希多弗》的文本内部和历史语境之间营造了互相映照的伦理结构，通过巧妙的历史讽喻手法试图向读者还原当时蒙玛斯公爵反叛父亲查理二世这一事件的历史现场，用诗歌语言创造与再现了这一事件的伦理环境，意在使读者对诗中人物产生同情抑或憎恶之感。

诗歌描写了几对父与子的人物形象，他对这些人物的不同态度显示出政治倾向是怎样渗透相同的文学文类而在伦理判断上创造差异的。

诗中最重要的一对父子是大卫和押沙龙，对应的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分别是查理二世及其私生子蒙玛斯公爵。

这一历史讽喻源于《旧约·

撒母耳记（下）》第13至18章中大卫和押沙龙父子之间背叛与篡位的典故。

虽然蒙玛斯公爵背叛了父亲查理二世，但是查理二世对这个儿子还是有怜爱之心。

此时继承危机还未尘埃落定，他们二人有可能和解，也有可能彻底决裂。

在这首以宣传册形式出现的诗歌中，如何处理这对父子关系是皇家御用文人德莱顿所面临的一道难题。

蒙玛斯公爵悍然侵犯了伦理秩序，德莱顿需要为国王和公爵都找到托辞，利用文学话语舆论的力量帮他们摆脱伦理困境与政治危局。

　　查理二世在这场政治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并非无可指责。

但是德莱顿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得艺术地组织语言来缓解这个政治僵局，他“在本诗中多处采用的策略是正视严酷的现实，同时却又巧妙地将国王安然无恙地护佑在责难之外”（Zwicker&

Hirst1981:

52）.

　　党派文学作品的性质决定了德莱顿在写作时只能“戴着镣铐起舞”,在有限的腾挪空间里尽量展现出诗歌技巧与语言智慧。

因此，德莱顿将所有在查理二世统治下的政治动荡与危机都形容为天命所在，是无法避免的灾祸，因为“生活从来都不全是永远都安宁”（43行）②；

国王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误被称为“迟来的复仇”（940行）,在处理危机中的迟疑则被冠以“与生俱来的仁慈”（939行）.德莱顿知道查理二世的这些弱点，但他所处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在评判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无法以全知叙述者的口吻对此发表过多的议论或影射。

他所做的是在结尾处使国王讲了一通长达九十余行的独白。

批评界倾向于认为查理二世授意德莱顿将自己在牛津所做的演说词放到《押沙龙与亚希多弗》的结尾部分。

文学评论家弗兰克·

艾利斯曾将本诗详细对照了查理二世的演说词，发现了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

他据此推出结论，认为德莱顿在写作《押沙龙与亚希多弗》时心里确实有查理二世演说词的影子（Ellis1988:

396-397）.党派政治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穿插与引用领导人的话语说辞，这样不仅可以增加该文本的权威性，而且可以逢迎领导人的虚荣心，使其声名在文学作品中得以流传。

德莱顿的《押沙龙与亚希多弗》以暗示查理二世身份的典故开始，又以暗含查理二世演说内容的说辞结束，在谋篇布局上通盘考虑的也是为了解决他与私生子蒙玛斯公爵之间的危机。

　　蒙玛斯公爵（押沙龙）与查理二世（大卫）之间的人物关系是本诗的中心点。

德莱顿时刻谨记自己皇室代言人的桂冠诗人身份，蒙玛斯公爵的反叛违反了两大伦理禁忌：

作为儿子，他悖逆了父亲；

作为臣子，他忤逆了国王。

蒙玛斯公爵的反叛行为在行动上已经事实确凿，然而德莱顿在诗作中又不得不为他开脱。

为了帮助蒙玛斯公爵推卸责任，德莱顿将蒙玛斯公爵所有在伦理与法律上的失范都归罪于沙夫茨伯里的怂恿和唆使。

蒙玛斯公爵被描绘成一个纯洁和无辜的年轻人，他误入歧途是因为受到邪恶的沙夫茨伯里处心积虑的诱惑，他只是在向往伟大与光荣的野心驱使下走错了一步，他“毫无警觉地被引诱着离开了善的德行/被荣耀迷住了心窍，被赞美蒙蔽得得意忘形”（311-312行）.即便他在政治和道德上都犯了滔天大罪，还是应该得到自我救赎的机会。

查理二世对犯了错的儿子是持这样的态度：

“要是我的小参孙想要撼倒房柱/玉石俱焚，就让他自作自受断了生路。

/可是，咳，要是他能活下来并痛改前非该有多好！

/子女们犯的错做父母的一转眼便忘掉！

”（955-958行）这些话与其说是查理二世自己的想法，倒不如说是德莱顿对蒙玛斯公爵的规劝与期盼。

德莱顿相信亲情伦理的纽带能使他们一起安然化解这场政治危机，父子二人重归于好。

　　除此之外，本诗还重点刻画了两对贵族父子关系：

亚希多弗父子（Achitophel）和巴兹莱父子（Barzillai）.这两对父子形成一种对称关系。

在处理这两对父子形象的大是大非面前，德莱顿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党派偏见。

已有评论家指出，亚希多弗很明显是仿照《失乐园》中的撒旦形象塑造的，德莱顿不仅借用《失乐园》的情节，而且还重复其中的许多意向和词语，如本诗第137、145、147、152、156、174、202行等诸多地方与《失乐园》第一章的用词很有重合之处（Thomas1978:

218）.诗中他诱惑蒙玛斯公爵的场景就是仿照《失乐园》中撒旦诱惑夏娃的那一幕。

在德莱顿笔下亚希多弗被描绘成一个和撒旦一样邪恶、放肆和不安分的人。

而他对另一个贵族巴兹莱的描写则截然不同，他对应的历史人物应该是奥蒙德公爵（DukeofOrmond）.奥蒙德公爵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忠实扞卫者，《押沙龙与亚希多弗》发表时他已经71岁了，德莱顿称他是“年长位尊”的老者（818行）.如果将这个文本细节与上文提到的沙夫茨伯里放在一起，或许我们可以发现德莱顿价值评判上的极大差别。

沙夫茨伯里伯爵当时才60岁，但是德莱顿是这样说的：

　　“可是他早已功成名就、腰缠万贯，/为什么还不服老，不回家安享晚年？

/尽会瞎折腾一把老骨头，/老朽老朽，他何时满足过安逸享受？

/将自己辛苦打下的基业交给儿子吧/那个没有羽毛的两条腿的东西/做那事时他心烦意乱/便养出了这个模糊的肉团”（165-172行）.德莱顿借用了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讽刺柏拉图对人的定义那则轶事，他在这里未免过于夸张，恐怕有泄私愤的嫌疑。

沙夫茨伯里的子孙后代对德莱顿如此描写他们的长辈很是恼火，因为沙夫茨伯里父子的相貌“不仅身端形正而且丰姿英俊”（Verrall1914:

79）.德莱顿还提到了奥蒙德公爵英年早逝的长子奥所里伯爵（原名托马斯·

巴特勒，ThomasButler）.奥所里伯爵1680年去世时年仅47岁，和父亲一样，他也是查理二世的忠实拥护者，以作战英勇、举止高雅闻名于世。

　　叙述者叹息道：

“他的逝世让我常感哀戚”（832行）,它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形式出现，穿透故事整体框架的第三人称叙述声音，直接显形来表达作者的存在感。

《押沙龙与亚希多弗》叙事性话语的段落和戏剧性转述话语的段落交替出现。

故事外的第三人称叙述者在全文所有的叙事段落中只有两次窜出叙述层面来强调自己的存在：

除了此处（832行）之外就只有“我要提到一些人的名字，那就是赞美”（816行）.作者德莱顿在这两处不禁跳出第三人称叙述冰冷的人格面具，直抒自己的个人情感（虽然这种情感是否是真挚还是礼节性的还有待商榷）.或许这并不是巧合，有史实文本证明德莱顿和奥蒙德公爵一家过往甚密，他曾将自己的几部作品题献给公爵一家，其中就包括他的《古今寓言》（FablesAncientandModern）（Dryden1800:

575）.

　　德莱顿在《押沙龙与亚希多弗》中对克伦威尔父子的评判不尽相同。

如果说德莱顿在涉及英雄人物奥利弗·

克伦威尔时尚能为其留些情面，那么当他论及其子理查德·

克伦威尔时便毫不留情地说道：

“扫罗王逝去之后，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便使愚蠢的伊施波设放弃了王冠”（57-58行）.德莱顿敢于公然责骂理查德·

克伦威尔，现出对其不屑之意，这在当时并非出格之举。

理查德·

克伦威尔的个人魅力远逊于其父奥利弗·

克伦威尔。

哈钦森在《哈钦森上校传》中说：

“（理查德）为人温顺、平和、不事张扬，毫无先父风范，亦无力管理一个头绪纷繁的政府”（转引自Collins1923:

94）.克伦威尔父子在《押沙龙与亚希多弗》中所占篇幅不多，并非重点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对父子在诗作中无足轻重，德莱顿在行文操控话语的过程中留下很多细节，透露出他的党派政治立场与伦理取向，同时也展示了复辟时期英国社会风云的变幻无常。

　　4.党派文化与政治个人化：

变节抑或信仰？

　　在《押沙龙与亚希多弗》开始部分，德莱顿就用《旧约》扫罗和伊施波设父子来隐射克伦威尔父子，描写克伦威尔及其共和思想的诗曰：

“这群具有亚当巧智的叛逆者，未尝羁绊/便开始梦想自己渴望自由/……他们将自己的欲望延至森林与洞穴/以为除野蛮人之外，其他都是奴隶”（51-56行）.叙述这段历史之际，德莱顿带有明显的党派政治偏见。

将其与他在1658年写的《纪念护国英雄克伦威尔》（HeroicStanzasontheDeathofOl-iverCromwell）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德莱顿前后的态度如此截然不同：

“他的伟大源于上天独授/时运使然之前，他已将伟大造就/战争像太阳底下升起的雾霭/仅仅彰显，而不是成就他的伟大”（21-24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681年在德莱顿发表《押沙龙与亚希多弗》之后不久，他的旧作《纪念护国英雄克伦威尔》就被辉格党政敌重印并广为散布，只不过这次题目变成了《哀悼篡位者克伦威尔：

<

押沙龙与亚希多弗>

作者的忠与诚》（Patterson2004:

224）.辉格党人对德莱顿诗作的标题进行修改，对他专门阿谀奉承执政当局的骑墙做派极尽揶揄。

对于政敌与同辈作家的挑衅，德莱顿当然毫不示弱，他接连发表了《麦克·

弗莱克诺》和《奖章》等数篇讽刺诗歌以作反击。

　　就《押沙龙与亚希多弗》而言，它表现了德莱顿政治立场与伦理立场之间的融合问题，诗中对几对父子形象的描写无疑受到其党派政治立场的影响。

自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以来，伦理研究关注的都是道德责任义务，强调善、正义、友爱、高尚、幸福、德性等维度的内容。

政治立场与伦理立场有时会产生冲突。

德莱顿的言行显得缺乏道德原则，政治立场上趋炎附势之举遭人诟病。

复辟时期的英国政坛党争异常激烈，作为御用文人，德莱顿在政治立场上没有太多选择余地，他的政治讽刺作品不是为了表现个人价值判断或者文学兴味，而是承载了所在党派利益共同体的政治使命。

作为一首应景的政治讽刺诗，《押沙龙与亚希多弗》应该被放置在更大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之中，它作为文学话语直接参与到当时的历史事件之中，成为党派倾轧与政治争斗的载体，其终极目的在于打击政敌以及引导社会舆论。

　　《押沙龙与亚希多弗》并非简单的党派宣传品，它通过影射与暗示的方式描写当时英国政坛几对着名的父子，藉此形成贯穿整首诗歌的伦理结构主线，其落脚点始终不离伦理纲常。

维恩布洛特指出，这部作品“探讨了辉格党和托利党一致认同的观念---儿子对父亲应有的尊敬和爱，以及作品同名主人公如何违背子女的孝顺本分”（Weinbrot1988:

391）.作为应景的政治讽刺诗，德莱顿必须支持查理二世所提倡的君权神授思想，政治立场得要鲜明，他在写作《押沙龙与亚希多弗》时需要尽量摒弃个人好恶，戴上桂冠诗人的人格面具，成为保王党阵营的传声筒。

批评界认为德莱顿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在此类命题作品中尽量消除私人情感，比如弗兰奇就曾评论道：

“德莱顿在他的诗歌里不涉及任何私人生活或爱好，他对自己作为社会公众之声的角色感到舒适自如，F.R.·

利维斯曾说‘他的效果完全是为了倾听的公众'

.”（French1968:

412）弗兰奇引用利维斯之语来强调德莱顿作品中的公共特性，但是如果断定德莱顿作品中并不夹带任何私人品味则似乎有些许武断之嫌。

尽管德莱顿在《押沙龙与亚希多弗》以及其它大量以桂冠诗人身份创造的作品中尽量涤除私人情绪因素，他仍然无法完全做到不涉及个人情感。

党派利益纷争的集体意志确实限制了德莱顿，使他无法随心所欲地表达私人的价值判断，但这些个体化的情感诉求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压抑进诗歌文本之中，以不易察觉的形式出现。

　　5.结语

　　德莱顿表现出来的矛盾状况在他那个时代以及早期现代英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英国文学与文化界对这种矛盾状况表现出较大的包容性，易于将党派政治文学作品中代表集团利益的公共声音与代表作家自身品味的私人声音区分开来。

就《押沙龙与亚希多弗》而言，德莱顿刻画了一系列父子人物形象，关注的是家庭伦理纲常与国家政治生活之间的隐喻和讽喻关系。

党派文化扭曲与压制了个体的感性认知，当德莱顿以桂冠诗人的官方身份写作时，他恪守自己的职业伦理，维护国王利益，发出符合所在党派利益集团的公共声音；

当所述事实有悖于正义原则与伦理规范时，他又会在局部范围内巧妙地利用历史讽喻结构制造反讽效果，以迂回的方法对违背伦理规范之事进行讽刺。

《押沙龙与亚希多弗》展示出作家与党派文化之间的制约、服从与抵制关系，契合了17世纪中后期英国涌现的对国家政治伦理规范与个体自由进行反思的时代潮流，为我们敞开和再现了英国民族文化在复辟时期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横切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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