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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两条曲线分别代表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动轨迹。
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中2009年的数据是作者根据推测给出的：
经济增长率为%，通货膨胀率为零增长。
图1显示，如果从物价波动与经济周期相关性的角度观察，从1978年到2009年，物价波动的波峰年亦即最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年份分别是1980年%）、1988年%）、1994年%）和2007年%）；
而物价水平波动的波谷年即与经济周期相联系的最低通货膨胀率发生的年份分别是1982年或1983年（均为2%）、1990年%）、1999年%）和2009年（估计全年为负增长或零增长）。
从物价波动的波峰年来看，1980年到2007年的27年间，共完成了3个运行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是9年。
从物价水平波动的波谷年来看，1982年到2009年的27年间也完成了3个运行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也是9年。
这就是说，我国物价波动周期或通货膨胀周期与经济周期具有基本相同的波长规律。
图1 经济周期与物价波动周期
虽然物价水平的波动与经济波动具有基本相同的波长规律，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物价水平的波动具有滞后性的特点。
这也是物价波动周期略短于经济周期的原因。
从图1可以看出，最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年份要滞后于波峰年1～4年，而最低通货膨胀率发生的年份与经济周期的波谷年基本同步。
例如，1984年是周期的波峰年，用GDP表示的经济增长率高达%，但这一年的CPI却不是本轮周期最高的，只有%。
在那一轮周期中，CPI最高的年份发生在经济处于收缩期的1988年。
尽管1988年经济已经进入收缩阶段，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了%，但CPI却高达%。
这意味着最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年份滞后于周期的波峰年4年之久。
需要说明的是，1988年之所以是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年份，是因为这一年中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大范围地放开了对价格的管制，因而存在着价格改革的因素。
如果不考虑1988年价格改革的影响，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年份也不是发生在1984年，而是发生在1985年。
尽管1985年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从1984年的%下降到了%，但通货膨胀率却从1984年的%上升到了%，这就是说，在这一轮周期中，最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年份至少滞后于周期的波峰年1年。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而不具有代表性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下一个经济周期却很能说明问题。
1992年作为另一个周期的波峰年，经济增长率高达%，但当年的CPI却只有%。
自1993年经济进入收缩阶段以后，虽然经济增长率逐年递减，但通货膨胀率却在不断攀升，到1994年，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到了%，而CPI却创出了历史新高，为%。
这就是说，在这一轮周期中，最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年份滞后于波峰年2年。
在最近的一轮经济周期中，作为波峰年的2007年，经济增长率高达13%，但当年的CPI仅为%，而当2008年经济掉头向下跌到9%的经济增长率时，CPI却上升到了%。
这应当是这一轮经济周期CPI最高的年份。
与最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年份滞后于波峰年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最低通货膨胀率发生的年份与周期的波谷年是基本吻合的。
就是说，当经济处于波谷时，不仅经济增长率是最低的，而且通货膨胀率往往也是最低的。
在图2中，除20世纪80年代初最低通货膨胀率发生的年份（1982年和1983年均为2%）滞后于周期波谷年（1981年）1或2年外，之后的两个周期的最低通货膨胀率所发生的年份均与周期波谷的年份相同。
例如，1990年是波谷年，经济增长率只有%，而当年的CPI也是最低的，为%；
与此相类似的是，当经济运行到1999年这一波谷年时，不仅经济增长率是最低的，为%，而且CPI也达到最低点，为%。
以此类推，如果2009年是本轮经济周期的波谷年，相信2009年的CPI也应当是本轮周期最低的年份，同比增长有可能在零附近。
为什么最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时间总是滞后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
从理论上说，这种价格刚性或价格粘性的存在是市场机制中产出变动机制总是先于价格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
在市场经济制度中，当总量出现失衡时，首先是产出变动机制发生作用，而后才是价格机制发生作用。
这就是说，当经济运行出现失衡时，厂商一般总是首先通过调节产量来平衡供求，只有当供求失衡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厂商才会通过调整产品价格来平衡市场供求。
因此，价格的波动一般总是滞后于产出的波动。
既然是产出变动机制总是先于价格机制发生作用，那么按理说，当经济运行到波谷时，通货膨胀率也不应是最低的，最低的通货膨胀率也应当滞后于波谷年一段时间。
那么应当怎样解释1990年、1999年和2009年这3个经济周期的波谷年的通货膨胀率也恰好最低这一事实呢？
这是因为，在萧条期，由于价格的波动滞后于波谷的时间较短，通常达不到1年的时间，因此，以年为单位计算出来的CPI也就无法显示出价格波动的滞后性特征了。
根据作者的研究，在目前及可预见的将来，我国潜在产出增长率或均衡增长路径是GDP年增长率%左右。
如果经济在这一增长率水平附近运行，就不存在产出缺口。
如果把这一均衡增长的条件放松一些，可以把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确定在9%～10%之间。
这就是说，当经济增长率低于%特别是低于9%时，我国经济就会出现产出负缺口。
在产出负缺口的状态下，由于资源未能被充分利用，经济运行会呈现出“冷”的状态，其主要表现就是失业，有时也会伴随通货紧缩；
而当经济增长率高于%特别是高于10%以后，产出才会出现正缺口，在产出正缺口的状态下，由于资源被过度利用，经济运行就会呈现出“热”的状态，其主要表现是资源短缺和通货膨胀。
这就是说，在经济呈现“热”特别是“过热”状态之前，不会爆发通货膨胀。
伴随经济的复苏，尽管物价水平也会有所上升，但一般都是恢复性的增长，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
根据我国经济周期的波长规律和市场经济体制下扩张期长而收缩期短的特点，始于2010年的未来的扩张期可能会长达7～8年之久。
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启动将对物价水平的波动产生实质性影响。
从物价水平的变动与经济周期的关系看，在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物价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
反之，在经济周期的收缩阶段，物价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
虽然物价水平伴随经济扩张呈上升趋势，但只有在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产出增长率即出现产出正缺口时，通货膨胀才有可能发生，反之，当出现产出负缺口时，才有出现通货紧缩的可能。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得出如下认识：
（1）2009年作为经济筑底的一年，经济增长率可能在8%～%之间，产出存在负缺口，因此不可能对2010年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
（2）从2010年开始，我国经济将进入扩张阶段，经济增长率持续上升，但不会导致物价水平持续、显著上升，即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在扩张期的前半期即复苏阶段，也就是在未来的3～5年内，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物价水平的上升有可能保持在2%以下。
上一经济周期的扩张期就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例如1999年是波谷年，2000年经济开始进入扩张期，经济增长率一路攀升，但一直到2003年，在经济增长率均未超过10%（2003年为10%）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也都一直保持在%的水平以下。
只是当2004年经济增长率超过10%达到%时，通货膨胀率才从2003年的%上升到%。
综上所述，如果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仅从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以及通货膨胀与经济波动的相关关系来看，可以预期，在2010年以及今后的几年中，经济稳步增长和低通胀将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旋律。
二、通货膨胀预期与实际通货膨胀
假如经济运行周期不会给2010年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那么通货膨胀预期能否推动2010年物价水平上升并引发通货膨胀呢？
通货膨胀预期是与经济扩张相伴随的一种正常现象。
由于在短期内经济中存在着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替代关系，并且我国经济将从2010年进入下一轮周期的扩张阶段，因此在未来的几年中，通货膨胀预期将始终存在。
此外，还有另外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人们对货币政策的担忧。
2009年的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速较快，预计全年新增贷款可能在10万亿元左右，远远大于最初预定的5万亿元。
二是人们对外资流入的担忧。
由于目前人们普遍存在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从而导致了大量资金通过各种渠道从境外流入到境内。
无论是过快的货币供应量，还是大量的外资流入，都会引发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忧。
通货膨胀预期是引发实际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人们普遍存在通货膨胀预期，消费者就愿意用较高的价格购买产品和服务，因为他们担心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还会继续上涨；
劳动者则要求给他们增加工资，因为通货膨胀会导致他们实际收入的减少和生活水平的下降；
厂商当然也会充分利用这一点，他们会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其产品，并且不会拒绝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因为如果工资与产品价格按同一速率上升，厂商的利润并不会减少。
在此情况下，尽管潜在产出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但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会因此而上移，实际物价水平就会上升。
图2描述了通货膨胀预期引发实际通货膨胀的情形。
图2 通货膨胀预期与实际通货膨胀
可见，通货膨胀预期也是致使实际物价水平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货膨胀预期会引发物价水平上升的实质，是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预期刺激了社会总需求，而总需求的膨胀必然会致使市场供求矛盾并引发物价水平上升。
例如当前人们对房地产和黄金产品就存在着价钱上升的强烈预期，而且在必然程度上助推了房地产价钱和黄金价钱的上涨。
假设实际物价水平由于通货膨胀预期而上升，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增强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由此就会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致使通货膨胀预期的自我强化和自我实现。
如果通货膨胀是在实体经济没有明显增长或经济停滞的情况下，由于通货膨胀预期或者是由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而引发的，就会导致经济中出现“滞涨”现象。
通货膨胀预期不仅会导致实际通货膨胀的爆发，还会使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出现资产泡沫。
因为人们一旦具有较强的通货膨胀预期，就会考虑把资金转移到资本市场进行投机，或者把资金转移到房地产市场进行投资。
这无疑会推动资本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从而使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出现资产泡沫。
显然，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运行，对于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避免由于通货膨胀预期而引发实际通货膨胀，政府必须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
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的关键首先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经济政策必须正确，政府必须根据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及时转换经济政策的取向，并掌握好政策的力度，避免经济出现过热。
其次，适时转换宏观调控的目标，表明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决心，增强经济政策的透明度，有效引导公众对经济政策和通货膨胀形势作出合理判断，就可以阻断通货膨胀预期自我强化和自我实现的机制。
因为通货膨胀预期能否自我强化和自我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上是否具备公信力，以及公众如何评估未来通货膨胀的程度及其持续性。
此外，在确定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时，应当明确界定我国对通货膨胀率的可容忍目标。
实际上，如果在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以下的水平，不仅是可以容忍的，而且对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有利。
当然，2%的物价上升水平也属于通货膨胀，但这是一种温和的通货膨胀，或者如凯恩斯所说是“半通货膨胀”。
人们根本不必为出现温和的通货膨胀而过分担忧。
政府也不必为此而出台控制通货膨胀的严厉政策，只要加强对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就足够了。
综上所述，只要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目标正确，就可以避免人们产生普遍的和较高的通货膨胀预期，进而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
三、扩张性经济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不仅会导致通货膨胀，甚至经济周期都是由错误的货币政策造成的。
其实，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并不是经济周期的原因，也不一定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只有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运用不得当的情况下才会引发通货膨胀。
因此，政府只要把握好经济政策转换的时机和力度，不仅可以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同时也可以避免通货膨胀爆发。
从理论上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有在出现产出负缺口，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才能被用来刺激经济增长；
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有在出现产出正缺口的时候被采用，才能避免经济过热和抑制通货膨胀。
从我国的经济实践来看，由于经济运行在9%～10%的增长率之间，经济的冷热状态都不是很明显，经济运行状况良好，因此，9%～10%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被认为是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最优适度区间。
在这一区间内，政府宜采用中性的经济政策，并且把政策的重点从保增长转移到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方面来。
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9%，政府就应当使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并且经济增长率越低，扩张的力度应当越大，就像我们这两年所做的那样。
同样，如果经济增长率高于10%，政府就应使用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并且增长率越高，紧缩的力度应当越大。
但需要说明的是，如果2009年第四季度和2010年上半年出现高于10%的经济增长率的情况，政府则不必实行从紧的经济政策，因为那是近两年扩张性经济政策导致的“激素刺激型”的经济增长。
在此情况下，政府只要使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逐步淡出也就足够了。
假如经济增长超过了10%的边界，政府仍然继续实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就在所难免了。
为什么要在出现产出缺口的时候才能使用扩张性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控？
因为在产出出现负缺口时，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资源未能被充分利用的原因通常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刺激总需求。
与之相反，在产出出现正缺口时，资源已经被过度利用，资源被过度利用的原因通常是过度需求造成的，而紧缩性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抑制总需求。
因此，当产出出现负缺口或正缺口时，实行扩张性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就是必需的。
由此可见，伴随经济的周期性运行，产出负缺口和产出正缺口也会周期性地出现，自然，宏观经济政策也会交替地出现“扩张—收缩—再扩张—再收缩”的情况，即是说，经济生活中不仅存在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周期，客观上也存在着宏观经济政策周期。
问题的关键是经济政策的转换要及时，政策的力度要适当，并且还要考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松紧搭配使用的问题。
要把经济增长控制在9%～10%的最优适度区间内，应当说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然而这却是宏观调控所要实现的最优目标。
退一步说，如果要放松调控的难度，就要放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的适度区间。
可以考虑以%的增长率为中心，以上下浮动1个百分点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即把经济增长率控制在%～%这一次优适度区间之内，应当是可行的。
尽管是这样，也需要较高的宏观调控艺术。
把经济运行控制在适度区间之内，不仅可以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而且可以避免破坏经济稳定增长的机制。
假设需要进一步放松我国经济增长的控制区间，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增长阶段的性质，最高容忍限度的经济增率也应当保持在8%～11%的区间之内。
中国的经济实践表明，如果经济增长超出8%～11%这一区间，经济就会出现过冷或过热，而由经济过冷所导致的企业倒闭破产、劳动者失业或由经济过热所导致的资源短缺、通货膨胀和环境污染等都是政府、企业和居民所无法承受的。
目前，我国在实践中只是对最低经济增长速度设定了下限，即力图把经济增长率控制在8%以上。
例如1998年和2008年经济向下调整时，政府都提出了要确保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的口号并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但是对经济增长率的高限却没有明确的界定。
例如，当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3%时（当时国家统计局初步核定的增长率是%，2009年调整为13%），我们仍然没有认为这是经济过热，而是定义为增长速度“偏快”。
实际上，2007年的经济增长不仅推动了物价水平的持续、显著上升，同时还造成了大面积的环境污染。
这表明，在经济规模持续扩张的条件下，13%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是超级过热了。
之所以在宏观调控时只设定最低下限而没有设定明确的最高上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和人们都无法容忍经济增长速度过低所带来的后果，尤其是数千万人失业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的压力。
但对于过热的经济增长，就有较高的容忍限度。
这不仅仅是各级政府和企业都有追求高增长的动机和部分领域仍然存在软预算约束的条件，更重要的是，高增长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
它可以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增加人们的收入和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政府的业绩等等。
但是由高增长所带来的坏处，例如环境污染、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采或开发所导致的资源浪费等，人们有时是不能切身感受得到的，即使感受到了，但由于大多数人基本上还处在追求收入水平而没有达到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对此往往采取容忍的态度。
在此情况下，经济过热所带来的似乎是唯一不能让人们普遍接受的就只剩下通货膨胀这一点了。
实际上，经济出现过冷和过热都同样有害，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因此，政府不仅要确保最低经济增长率，也要确保经济增长速度不超越最高边界。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稳定、较快增长的同时保持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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