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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这却是漫长的一段。
在这60年中，整个世界已经世事沧桑、物是人非。
欧洲的那些帝国早已烟消云散，新的强国却已雄立亚洲。
看看日本的今昔，看看中国的今昔。
当打量它们的时候，我在怀疑我们是否发挥了自己的所有潜力。
（Singh，2006）
在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客套宣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修辞背后，两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竞争却不断升级，不管是在地区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
两国都希望实现其体制的现代化和兼顾公平的长期快速发展。
但是就它们自己的感受而言，也许可以说这两匹马是在跑着不同的、互不相干的比赛。
印度主要是和自己的过去比，用殖民时代的凋敝与民众的被剥夺对比新生独立国家的成就。
与一个静止的目标相比，这并不是一个特别难以取胜的比赛。
第二个标准是在内部与其所制定的计划目标相比——如果这些目标实现了的话；
而情况常常是，这些目标当然没有实现。
而另一方面，中国从未认真地与自己喜马拉雅山旁的邻居比较成绩。
比印度更好根本就不是其认真考虑的问题：
赶超西方才是中国真正的挑战。
1958年，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十五年超过英国’的运动（Selden，1979：
78）。
中国为其自己所设定的目标真的是喜马拉雅标准。
中印两个邻居之间周期起伏的关系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他们同时起跑，都洋溢着对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自豪感，并且制定了结构性转型的宏伟目标。
这是两个有着兄弟般亲密关系的阶段，’印中兄弟’（Indo—Chini，Bhai-Bhai）的说法，强调了两国所共同分享的东西，直到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
1956年冬，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两国的兄弟情谊攀至顶峰。
但仅仅几年之后，形势就戏剧性地翻转过来，以边界争议的形式出现的殖民时期的后患开始显现出来，摩擦冲突、恶语相向，最终在1962年演变为战争。
对于印度来说，中国兄弟突然变成了中国龙，兄弟割袍断义，断然决裂——’印中拜拜’（Indo—Chini，Bye-Bye）。
其后，两个社会和经济体都经历了复杂的、历时两代人的动荡。
直到1988年，尼赫鲁的外孙拉吉夫·
甘地访华，两国才迈出了关系正常化和解决长期矛盾的第一步。
其后是两国高层领导人的几次互访：
2001年李鹏总理访印，2003年瓦杰帕伊总理访华，与此相伴的是，强调市场主导、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两国出现，导致了意识形态取向上的相似之处。
两国都具有强烈的民族志向和以对高度不平等的忍受为特征的消费者驱动（consumer-driven）型经济。
这导致了中印关系进入了当前的阶段——存在着和解的可能，或许我们可以这样一个说法来表征此种关系：
’印中买卖’（Indo—Chini，Buy-Buy）。
同时起步，并且最初有着类似的国情和发展条件，但随着中国在范围宽广的许多发展指标上开始整个儿地领先，两个经济体开始发生分化。
在过去的十年里，印度的宏观经济加速发展，在印度精英中间也因而蔓延着一股乐观的情绪，并且引发了印度是否正在赶上中国的猜想：
如果两个经济体日益趋同，那么印度是否能很快超越中国。
[i]
二、棋逢对手？
（一）殖民遗产和体制特征
一个有意义的比较不能完全归结到单一的以经济为基准的比较上，还应该包括诸如最初的国情，特别是殖民遗产与制度特征等方面。
在这些方面，曾经有着非常广泛而明显的相似之处。
两国在体制上所继承的，都是以乡村封建生产方式下大规模农村贫困为特征的经济状况。
瓦尔特·
马洛里（WalterMallory）、洛佩·
托尼（R.H.Tawney）和约翰·
鲁星·
巴克（JohnLossingBuck）证实了中国农民的结构性脆弱，正如达达艾·
纳奥罗吉（DadabhaiNaoroji）、威廉·
迪格比（WilliamDigby）和罗梅什·
杜特（RomeshDutt）及其他早期的反殖民人士证明了印度农村民生凋敝的状况。
两个社会都表现出了深刻的、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形式，及其饱受诟病的性别暴力与压迫：
扼杀女婴、缠足、童婚等等。
然而与此同时，也有证据证明，两个社会体制都曾经出现过成熟的非农经济，以及相应的相当发达的科技水平。
拉达·
辛哈（RadhaSinha）和马克·
艾尔文（MarkElvin）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equilibriumtrap）的概念来解释中国解放前的经济停滞；
而与之不同的是，包括伊尔·
凡哈比（IrfanHabib）、塔潘·
瑞朝杜里（TapanRaychaudhuri）、阿米亚·
巴格奇（AmiyaBagchi）、比品·
钱德拉（BipinChandra）在内的等许多历史学家则主张，殖民主义下的限制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打断了处于萌芽状态、潜滋暗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
在独立之初，两国都有着贫穷的农业体系，伴随着极大的潜在经济剩余潜能的高度不平等，但就是没有一个关于经济发展机制的制度性框架来充分利用这些以实现经济增长。
除了这些相似之处外，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非常关键的差别。
一个重要的反差就体现在社会和文化领域。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中国是一个汉族占据压倒性支配地位的国家，从人口数据上看，汉族人口占据整个人口的90%以上。
整个国家只存在一种实际上起着通用语作用的语言。
这种文化同质性为满足中国发展的具体需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起促进作用的环境。
它还为社会-文化定位和利益提供了基础，那就是得到广泛拥护和合法性的政府权威机构。
政府的权威结构并为我所说的’群众动员型转型模式’的发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在这方面，印度和中国的反差简直是无以复加：
印度文化和语言呈马赛克般的碎片化，各种微观结构摩擦不断的种姓制度与阶级分化，及其矛盾尖锐的宗教差异。
[ii]正是前者的特征，使得中国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实现了其制度和经济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后者的复杂性却使得印度的快速变迁存在着许多障碍和困难。
殖民经历对印中两国在未来的国家塑造、转型发展的主要目标以及日程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众多深刻的差异，这些差异背后的蕴涵促进了两国在其后的发展轨迹中所出现的重大反差，并且能够解释这些反差。
尽管两个独立后的政府继承的都是破败不堪和低廉琐碎的农业，其农业剩余都被贪婪无度而又根本不去进行投资的地主阶级所榨取；
但它们还是存在着一个非常不同的方面。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地主阶级消亡了；
而在印度，作为在争取独立中胜利集团的组成部分，地主阶级仍然存在并实力强大，并且受到了执政党的保护而高枕无忧；
并且因此能阻挠任何进一步的分配改革或者集体化的农村土地改革。
即便是在沿海地区，殖民渗透在中国也从未如在印度那样深入和全面。
英国殖民政权不仅通过直接机制，而且还通过那种种为地方统治者所制定的措置或规定对印度进行统治；
其所使用的主要是很大程度上为受过英国人洗脑的印度人所操控的管理机器，这些印度人的确已经将伍德（Wood）和麦考利（Macaulay）的殖民政策构想融化在自己的思想深处。
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和买办性质的新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对于这些人，麦考利有一个著名的说法：
除了皮肤的颜色之外，他们完全就是英国人。
这些人后来构成了印度国大党的主要支柱，这是孕育中的印度政府的前身。
再到后来，这个规模庞大的、在英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遗产，与尼赫鲁对现代科技教育的强调（通过当前被大肆吹捧的印度理工学院一脉的形成）及印度缓慢增长的经济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无限制供应的高技能、低工资的劳动力。
这些因素的偶然结合，至少部分地为印度IT软件信息业的暴增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而这种IT软件信息业又引导了当前服务驱动型的加速增长。
而与之不同的是，对于中国而言，正是相对降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和相对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为制造业驱动型的发展造就了刘易斯型（Lewisian-type）的环境。
就两国的体制而言，它们在政府权力的构成上也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本身又是在摆脱殖民主义赢得国家独立中的政治力量与进程的产物。
在中国，权力集中到了以工农为基础的革命的共产党手中：
实际上就是说，政府的权力掌握在穷人和他们的直接代表手中。
用珀金思（Perkins,1975）的话来说，穷人被放在了掌权的位置上。
直到1978年改革以前以前，甚至在部分上还延续了一段时间，人民群众对这个革命政权的拥护，及高度的文化同质性，形成了群众动员的生产模式的基础。
在包括以军事行动来反对殖民者和本国的阶级压迫在内的革命和军事斗争中，旧有的具有排他性的权力结构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而与此不同的是，在印度，对独立运动的控制从根本上说仍然掌握在中上阶层和中上种姓手中，并且因此，伴随独立而形成的包括国家在内的那些结构，虽然在语言上和在某种实质上体现了民族主义，但主要是实现有产阶层/种姓的广泛利益的工具，而这些人就是当时印度国大党的中坚力量。
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虽然在本质上是值得赞许的，但同时在关键时刻，它也被投机性地用来防止在潜在的群众运动中世袭精英不会失去领导权和控制权。
非常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草根自发的Eka（或称为’统一’）运动期间就如此。
[iii]日本殖民主义的暴力侵略进一步激化并加速了中国革命；
而老奸巨猾的英国统治者却深谋远虑地努力使独立后印度的政权仍然保持在印度精英手中，在适当的时机，这些精英仍然会为英国服务。
（二）最初的国情：
1950年相似的经济结构
在1950年，虽然中印两国有着各自具体的特点，但它们在结构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威斯考普夫（Weisskopf,1980：
81-2）对中国和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估算分别为65和62美元（1960年美元的价格）。
从劳动力来看，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例占到77%，而印度为72%；
中国的工业劳动力比例占到7%，而印度例为11%；
在其它产业部门，中国的劳动力比例占到16%，而印度为17%。
1952年，中国的农业占总产出份额的48%，而印度1950年农业占总产出份额的51%。
大型制造业与公用事业的产出占到中国总产出的9%；
而在印度为6%。
小型制造业和建筑业占中国总产出的9%，而印度为10%。
很显然，这对竞争对手在起跑线上的情况是旗鼓相当的。
在最开始的时候，两国在经济与社会结构上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
但在对制度和政权的支配上，两国也同样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差异。
竞赛的结果，以及取胜的范围和方式，也因此凸显了某些此类差异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三、谁能领先？
（一）究竟发生了什么？
迄今为止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这个巨人之间的马拉松比赛，没有必要去对其每一步都进行追溯。
根本因素一目了然。
在涉及到物质、经济与社会等全方位的指标上，就1950年以来两国表现的比较，中国无可争议地比印度做得好。
[iv]从1950年实质上相差无几的起点，到2003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两倍；
无论使用何种具体的算法，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都远远低于印度；
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1岁，比印度人的平均数长6年；
中国成人识字率是91%，而印度仅为65%；
中国的人均医护人数是印度的两倍以上；
5岁以下儿童体重未达标比例只有8%并且只是轻微不达标而无严重不达标情况；
而印度体重轻微不达标或严重不达标儿童比例高达47%；
中国有轻度或重度发育不良的儿童比例只有14%，而印度的此项指标高达46%。
在起步阶段，虽然中国的人均耕地更少，所以精耕细作，因此当时的人均农业产出与印度的水平相比差异不大。
[v]而到1978年时，中印农业部门的情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由于中国优异的表现，两者在各项社会指标上的差距激增。
在世纪之交，生产力指标的差距开始呈交错分布。
就2003-05年的农业产量（公斤/每公顷）而言：
小麦，印度停滞于2688公斤，而中国为4155公斤；
油菜/芥菜，印度仅为909公斤，而中国为1778公斤，几乎是印度产量的两倍；
水稻，印度为3034公斤，而中国是印度的两倍多，为6223公斤。
就产量的年增长率而言，1990—2005的十几年间，印度的油菜/芥菜产量年增长率为0.6%，而中国为3%；
稻米的年度产量增长率，印度为1.0%，而中国为2.1%。
除了中国在这些方面取得了比印度更高的水平外，在其他一些主要作物上两国也出现了差距。
就其他方面的比较而言，人均用电量这个关键的指标在中国是893千瓦时，而印度仅仅是379千瓦时；
中国的水泥年生产量为6.5亿吨，而印度是1.09亿吨；
中国的钢铁年产量为1.63亿吨，而印度为0.29亿吨。
在中国，GDP来自工业的部分高达53%；
而印度仅为26%。
当然，在比较中，印度达52%的GDP来自于服务业，而中国的比例仅为32%——尽管这个比较反映的是一个成熟的服务业部门，还是一个畸形过度偏重的服务业部门，仍然是有疑问的。
但尽管如此，中国在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上的增长率都全面在印度之上。
对于那些可能会强调印度信息产业的优秀表现的人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在2003年，每1000人中，中国固定和移动电话的用户为424人，而印度为71人；
互联网用户数量中印分别为63人和17人，而个人电脑的使用人数中印两国分别为28人和7人（2002年数据）。
可能还会有人掰着指头计算中印贸易中印度的贸易顺差，但是如果仔细审查中印贸易的结构，他们会做得更好并且头脑更清醒地发现，印度对中国的出口中铁矿石占到50%以上，而中国对印度的出口中份额最多的是机械设备。
（二）中途差距已现
最为经常的是，观察家往往强调1978年中国为增长松绑的改革给经济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印度新自由主义改革相当迟滞的事实，转折点就是1980到1990年之间。
[vi]然而，即便不讲这一点，也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1978年所采取的实际措施中，两者之间的绩效差异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1960—1980年，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3.6%；
1970—1990年为4.7%；
1985—1990年间，升至6.2%。
这种年均增长率的增长伴随着的却是投资率的上升和资本-产出率的下降（Saith，1995b：
31，Table1）。
在1961到1970年之间，印度人均农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为-0.4%，而中国为3.7%；
从1971—1980年的10年间，印中这个数据分别为0.4%和1.5%（Saith，1995b：
表5及从中引用的资料）。
到1980年时，中国GDP中工业的份额已经飙升到48.5%，而印度只有21.9%；
2003年，中印两国的这个数据分别为53%和26%。
从1980年起，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幅被拉开，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另一方面，在1980年时，中国的农业占GDP的份额已经下降到了30.1%（而同期印度的这个份额为42.8%），到2003年，这个比例进一步下降到了15%（而印度当年的比例为23%）。
自始至终，印度的服务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则一直比较高，为35.3%，（中国为21.4%）；
2003年为52%（中国为32%）（Weisskopf，1980）。
就是这种比较使得许多人认为，中国是世界工厂，而印度是世界写字楼。
因此，从1950年前后相同的起点开始，在有计划发展中的第一个30年里，中国已经明显地领先于印度了，而且在农业部门的表现也同样值得关注；
并且很明显在第二个市场导向阶段的进一步的（主要从物质和人类发展的诸项指标来看）竞赛中也已经领先一步，直到现在。
对于谁在竞赛中胜出了这个问题，答案已经无可争议。
而且，在竞赛进行了60年之后，胜者领先的幅度实际上已经令人大为惊诧；
如果尼赫鲁有机会看到这个局面的话，这一点会让他大为震惊；
也正是这一点，能够解释曼莫汉·
辛格在含蓄地承认经济失败之后的感伤。
四、制胜之道
由于中途已现分殊，因此通过对在那之前积极起作用的因素进行解释，以凸显两国之间的反差就是适当的。
[i]但对于中国来说，就其1978年之后的经济表现中集体主义发展阶段的贡献，也需要认真评估。
（一）概述
在中印两国早期的发展战略中，如果不考虑实际的实施条件和结果的话，理念和意图都十分具有相似性。
就影响深远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而言，马哈拉诺比斯（Mahalanobis）——印度计划经济的理论先驱，曾经倡议土地改革和建立土地服务队（landarmy），旨在在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的同时，为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提供普遍就业机会；
他指出了对农业或传统小型工业部门的需要并进行了概念化，并认为它能够平衡现代工业部门中就业中可预期的就业不足，因此应该给予保护。
中印之间关键的区别恰恰不在于计划战略的某些其他方面，比如农业，而是在于两者经济、社会、政体的性质和国家的特点之中，也就是说，实际情况（理念只能基于这些实际情况而被实现）的结构性方面。
这种比较的相似性需要进一步被归纳。
在两个经济体中，国家主导、以公共部门为基础的工业化进程都是最主要的驱动器。
两国政府都没有对农村发展给予重大投资。
然而，印度在工业化进程中对农村精英进行保护和补贴以弥补其损失，而中国为了发展现代工业从农业和农民中汲取剩余。
但是，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却都显著地好于印度，这是为什么，是怎么做到的？
中国的集体主义战略并没有在为了工业现代化而汲取农村剩余之后抛弃农民；
毋宁说，即便工业化加速发展拉大了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不平等，但是它们依然被统筹在国家发展的框架之内。
有人认为，答案就在于两个经济体的制度架构不同，特别是农业部门的制度架构不同。
在中国，在绝大部分地区，通过确保农业与农村工业的结合，通过为巨大的劳动积累提供激励和自我融资作为基础以提升土地生产率并形成农村工业的上下游联系，以及通过支持在人类发展水平上的强劲上升劲头，农业集体劳动成了增长的发动机。
相应地，这些又导致了更为成熟、训练有素并且供给充分的劳动力，而且根据传统的成本考量，这些劳动力依然是富有竞争力的。
[ii]这些发展潜在的动力就是我所说的群众动员型转型模式，它依赖于大量人工的投入；
而这又把解释的下一环落在了意识形态与动力因素上，正是这些因素造就了如此坚定的劳动力投资。
由于中国农民是作为集体的主人而获得利益的，他们所有人都能直接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收获。
而在印度农村，所有这些条件都不具备。
因此，所设计出的宏观经济战略虽然相似，但在农业部门却导致了极为不同的结果。
在以后的阶段，这种差异意味着，尽管中国的加速增长能在日益广阔的本国市场中发现越来越大的提升空间；
而印度的发展道路却可能会发现，潜在的可持续发展会因萧条的国内农村市场而受到阻碍。
这表明，比起中国的情况，其增长的过程可能更不明朗。
（二）制度因素：
促进还是限制变革
中印两国的发展轨迹显然都是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可能归结为几点简单的解释。
在此，我想强调某些特定的制度和政策因素的重要性；
尤其是1978年之前，两个经济体的发展轨迹所基于的不同的结构性基础中的那些关键因素的重要性。
在这之中，农业部门的角色是非常关键的；
正是在农业部门中，两者之间在制度、增长和结果分配方面的鲜明反差得到了显现。
在印度，制度框架是僵化的背景和发展的羁绊，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状态能把制度框架设定为主要的变革目标，它能够按照最有利于加快增长的过程而被工具性地重新构造和优化功能。
自1949年以来中国整个的发展时期，这个维度都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统一思想。
在本文中，’制度性的’这一术语具有极广泛的含义，它涵盖个人、公共与商业领域，包括价值观、信任、信仰体系；
被广为接受和传播的的关于美好生活的规范和观念；
是指导行为的规范；
是镶嵌于社会结构和组织化形式中的活的文化；
是民法典，惩戒体系，宗教规范；
而且所有这些都镶嵌于林林总总的社会结构、组织化形式和关系与网络之中了，比如，家族、婚姻、家庭、社区、集体、公司、职业阶层和种姓选举团体以及邻里、族群和宗教团体、民族、全球性或世界性性伦理，也即，地方、国家和全球性的公民社会。
[iii]通常，这些支撑与稳定着社会-经济和政治性行为的制度性维度，是聚合各个单位的粘合剂，为社会的动态演进提供参数；
而且它们常常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性，象粘土一样凝聚着，并且其高度的惰性将整个体制维系成一个整体。
因此，连续性就是其特征，而不存在突兀的变化；
往往只有演进的趋势，而不会有革命性的断裂。
或许这就是故老相传的制度性维度的累积力量，历经数个世纪的形成和再造，从而启迪了对印度增长率的这样一种表述，或者说是将印度描述成一头大象：
它体态臃肿、步履维艰，而且记忆悠远。
毫无疑问，旧中国也曾同样被类似地看待过。
但是，中国革命打破了沿袭的封建模式，并强力建设了一个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制度框架。
在印度，制度性框架详细确定了政策形成的环境和限制；
而在中国，制度性框架本身是一个主要的改变目标，是政策的目标。
在印度，制度性框架被现实地认定为某种一成不变、僵硬古板、冥顽不化的环境，发展所依托的本已十分狭窄的空间里的障碍。
它是需要变革，但却只能在一种缓慢演进、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变化。
而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制度性框架不仅没有构成环境性的约束，反而成了服务于发展战略的工具性催化剂，而且可以随时被政策改变。
传统的制度性框架被荡涤殆尽，新的制度在极短暂的时间内被设计和构造完成，随即又因更新的、更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制度模式的出现而被抛弃。
对此，小岛（Kojima，1982）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将其描述为：
中国人对制度坚持不懈的追求是，能够发现、释放并利用新的潜在的积累和增长资源，完全无视时代的意识形态的说词。
这种持续性源于对物质的持续丰富和国力持续增强的基本共识和动力。
（三）解决李嘉图限制：
土地改革进程比较
早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包括窦普（Dobb，1951）和卡勒克（Kaleki，1964/1976）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已经指出，需要解决李嘉图限制，否则印度经济增长会受到阻碍。
进行一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土地改革是首要任务。
但是最后这个解决方案终于没有被实施。
印度的农业改革有着悠久的历史。
独立之前就曾经历过一段艰难的过程，试图去削减过旧领主和地主的土地和势力。
[iv]随着《柴名达尔废止法》（ZamindariAbolitionAct）的通过，这一过程在印度北部达到了顶峰，该法案为领主和地主属下、从事耕种劳作的、主要的高级佃户赋予了坚定的所有权。
这些受益人在国大党中有着强有力的代表，其后以合作社为方向的、进一步的再分配改革和激进的土地改革失去了动力，就与此大有关系。
这之后的几次土地改革着眼于所有权的巩固，以及西孟加拉佃户的登记。
绝大多数的土地改革措施都在法庭上遭到了痛苦的阻击，而且，通过在复杂而关隘重重的土地市场中所有权的进一步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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