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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北得克萨斯大学零售业教授、J.CPenney前高层RichardLast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阿里巴巴经历的这场风波比任何发生在美国市场的假货事件都要严峻，包括当年的eBay在内。
伦敦CMResearch董事总经理CyrusMewawalla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声称，这可能给阿里巴巴带来巨大的声誉损失。
不过在1月30日，这场争端的情势突然发生了逆转，并得以暂时化解。
当天晚上10点多，国家工商总局网站发布消息称，此前发布的《关于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其实质是座谈会的会议记录，并不是白皮书，该记录不具有法律效力。
同时，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会见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双方认为促进电商产业健康发展、营造消费者放心满意的网购环境，是网监部门与电商平台的共同意愿。
双方将加强沟通，共同探索网络市场管理模式，构建社会共治新格局。
消息公布后，阿里巴巴股价一度回升。
不过当天收盘后，阿里巴巴股价仍较前日下跌0.81%。
《商业周刊/中文版》针对此次“假货争端”致电工商总局，不过对方表示针对此事没有更多信息披露。
美国作家亚当·
科恩在2003年出版的《完美商店》一书中曾有如是描述，“当每一家成功的创业公司把天真无邪丢在一边，转而拥抱一种更加复杂的成人身份的时候，它都会有失落天堂的时刻。
”这或许是对处于这场风波核心的阿里巴巴的心理状态最好的注解。
阿里巴巴和工商总局的这场“假货争端”暂时结束。
不过，这场争端凸显的一些重要的命题却依旧存在：
面对打假，阿里巴巴与监管机构该如何划分责任？
打假又会对阿里巴巴造成什么样的潜在影响？
风波之后的阿里巴巴如何在原本就充斥着对中国公司的偏见的国际资本市场重塑信心？
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这群成长于中国市场的大公司该向何处去？
——与其说这些是阿里巴巴遇到的命题，不如说这实则是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遇到的群体性命题在阿里巴巴身上的投影。
2014年12月29日，马云在阿里巴巴集团战略合作联席会议上表示，阿里巴巴要做中国的“国家企业”。
马云称，就像三星是韩国的国家企业、奔驰是德国的国家企业、谷歌和苹果是美国的国家企业一样，今天的中国，需要诞生一批能代表中国的年轻人，代表中国的创新技术、创新能力，代表这个国家对世界的贡献的国家企业。
“过去十年，尽管中国制造业飞速发展，欧美市场仍然对中国产品带有一种先天的偏见。
要改变整个美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认知还需要时间积累。
”哈佛商学院副教授ChristopherMarquis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无论是阿里巴巴、腾讯还是XX，正逐渐让世界意识到中国科技巨头的崛起。
阿里巴巴究竟能否最终成为马云所称的“国家企业”，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不过，在风波之后，探讨阿里巴巴该向何处去，对所有希望成为三星、谷歌一样的“国家企业”的中国公司，都是有意义的。
在更大的视角范围内，这也是正在全球积极拓展影响力的中国公司们乃至中国经济往何处去的命题。
命题一：
面对假货，企业和监管机构究竟该如何分工？
越秀金融控股集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刘晓忠在写给《商业周刊/中文版》的专栏文章《没理由为售假辩护》中认为，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对售假行为的清查职责与沪深交易所对各类内幕交易的监测并无本质区别。
退一步讲，部分电商平台上假货连连也折损了自己的市场信用，除非它们不介意自己的售假形象。
“为售假的任何辩护都是对市场程序正义和消费者权益的侵犯。
”刘晓忠直言不讳地指出。
不过，天灏资本CEO兼首席分析师侯晓天在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却表达了不一样的观点。
他认为，“假货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必须经历的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社会需求的巨大和物资的匮乏倒逼制造商去造假，所以这并不是阿里巴巴一家的事情。
刘晓忠和侯晓天基本上代表了这场风波中最大的两派舆论观点，并且这种争论仍然在继续。
那么，如果放在美国，电商平台的入驻商家“售假”，平台又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在《商业周刊/中文版》的专栏文章《欧美国家是这样打假的》中指出，在美国，针对“假冒商品”的治理和防范，主要依靠权利人兴诉维权、同业竞争监督、消费者维权组织等第三方机构等社会打假机制。
此外，针对商品流通的环节不同，在出入境环节，主要由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负责查处。
而境内的商品流通环节，针对商品是否涉嫌“假冒”，则主要依靠权利人的自主诉讼维权。
“事实上，由于发展阶段不同，美国社会的信用体系比较完善，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抑或商家，都对诚信或信用比较看重。
因此，美国的商家或电商平台都比较‘忌惮’假货，唯恐避之不及。
”李俊慧写道。
“eBay对于假货是零容忍的，”eBay亚太区企业传播部高级总监丹尼尔（DanielFeiler）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我们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从1998年开始，eBay就开始实行“VeRO方案”，又称“保护知识产权方案”，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受到正品拥有者举报的产品和卖家，eBay会直接认可并且立即清除该卖家的商品。
即便如此，eBay也曾一度卷入假货风波。
2007年，德国法院就容忍售卖假劳力士判决eBay败诉；
2008年6月4日，法国一家法庭就eBay没有对其网站售卖假爱马仕采取足够措施，判决其和卖家一起支付3万美元罚款；
20天之后，巴黎一家法庭又判决eBay网站售卖假货侵犯了LVHM集团的权益，须赔偿后者6100万美元。
美国法院则对eBay予以更大的支持。
2008年7月，经过了漫长的4年诉讼，珠宝商Tiffany起诉eBay有了最终结果：
纽约某法庭法官判决用户售卖假的Tiffany珠宝确实侵犯了品牌商权益，但应该由Tiffany本身承担打假责任，eBay作为在线零售商不承担打假责任。
这名法官还特别指出，美国的法律是有利于在线销售商的，建议国会基于电商的特点重新考虑由品牌商承担互联网维护品牌的整个责任是否公平。
在中国，对电商的监管从2009年就已开始。
当年7月，工商总局决定将网购纳入监管范围，并在次年7月开始实施《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
这一办法用了整整六章四十四条的内容，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应尽的义务，其中包括对经营者的核查、协助消费者追偿以及建立消费者权益保证金制度等。
4年后，工商总局对暂行管理办法进行了升级，出台了部门规章《网络交易管理办法》，从2014年3月15日开始实施。
相比之下，升级版监管力度有所加大。
比如第七条规定，从事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登记，个人卖家应“向第三方交易平台提交其姓名、地址、有效身份证明、有效联系方式等真实身份信息。
具备登记注册条件的，依法办理工商登记”。
而在管理暂行办法中，对于个人卖家的规定则简单模糊，即“应当向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经营者提出申请，提交其姓名、地址等真实身份信息；
具备登记注册条件的，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注册。
此外，针对淘宝等电商平台持续多年的“双十一”“双十二”等促销活动，工商总局也专门制定规章《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这一意见稿对于中国几大电商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进行了调整，比如第十一条规定，电商平台不得限制、排斥商户参加其他组织者所组织的促销活动，也不得排斥其他商户开展促销活动。
上述出自工商总局的种种管理办法、条款，对于阿里巴巴而言都意味着更多的责任与义务。
大多数时候，双方有着相同的目标：
营造健康有益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监管方对电商平台的监管越来越重这是必然的，这对阿里巴巴是一件好事，因为阿里巴巴本身也在打假，要良性发展，他们可以联合起来。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姚克枫说。
李俊慧也认为，两者在打击假冒侵权的大方向没有太大冲突，阿里巴巴也不希望自己平台都是卖假货的，这对其社会声誉、用户口碑以及资本市场表现都有负面影响。
然而，作为多家电商平台监管者的政府监管部门，如何与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草根电商合作共舞，却是双方都需要琢磨的事。
“从长远看，监管部门与电商平台之间的管理摩擦会日渐常态化，毕竟平台以赚钱为目的，监管以公平为目标。
”李俊慧说，“经此一役，双方都会有所启发，进而改进方式方法。
在政府部门的监管以外，阿里巴巴还面临着法律的规范。
2014年3月15日全国人大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施行之前，中国并无正式的法律条文规定电商平台对售卖假货承担连带责任。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中国法院已处理了为数不少的淘宝售假侵权案，但多数情况下淘宝都被判无须承担责任。
“淘宝对店铺经营者及经营的商品信息尽了合理的审查注意义务，在接到投诉后对涉案侵权产品的信息链接予以了删除。
”湖南省高院在2011年的一起判决中给出了淘宝免责的理由。
在湖北、江苏等地，法院也多以同样的理由做出了类似的判决。
但也就在这一年，北京、上海却均有相反判决发生。
2011年3月，一家淘宝网店侵权销售理财讲座的盗版视频，被版权方告上法庭，淘宝也成为被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淘宝承担连带责任。
4个月后，北京一中院终审维持原判，认为淘宝网未在合理期限内及时删除侵权链接，导致版权方受到的损害进一步扩大，淘宝公司对此存在过错，应当对损害的扩大部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赔偿1万元。
上海一中院则在这一年的5月做出了类似的终审判决，这次被侵权的是一家韩国知名服饰公司。
在陈述判决理由时，上海一中院对于淘宝侵权的措辞也更为严厉：
“在主观上具有过错，在客观上放任了侵权行为的重复发生。
上海与北京做出此类判决的背景在于，2011年2月阿里巴巴爆出旗下“中国供应商”平台在国际交易市场诈骗全球买家一案，赔偿2249名受害者170万美元，阿里巴巴旗下B2B公司CEO卫哲、COO李旭晖辞职。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供应商”是当时阿里巴巴国际平台的一项服务，企业可借助“中国供应商”向海外买家展示产品，将产品打入全球市场。
阿里巴巴查实，2009年和2010年共有2300多家“中国供应商”客户涉嫌欺诈。
这些供应商通常提供高需求的消费电子产品，并以极具吸引力的价格、较低的最少购货量和相对不安全的付款方式进行交易。
事发后中国政府开始严厉打击网络侵权行为。
2011年4月，中国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等九部委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网络购物领域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动的通知》。
这份被标注为“特急”的通知，明确指出“阿里巴巴供应商欺诈案件、淘宝网等网络购物平台上发生的侵权售假案件影响恶劣”，因此要加大打击力度。
监管的严格后来也逐渐上升到法律层面。
2014年3月15日，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生效，明确消费者享有“七日无理由退货”权利；
卖家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网购平台承担连带责任。
“它是对实践中存在的主流观点与实践进行了整理。
”姚克枫说，不过淘宝等网购平台承担连带责任也有前提条件。
根据修订后的法律，只有在网购平台“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
命题二：
阿里巴巴应该做些什么？
在打假风波仅仅一个月之前的2014年12月23日，阿里巴巴在杭州总部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披露当年前三个季度的打假成果——下架9000多万件假冒伪劣商品，配合品牌商处理600万条假货链接，配合执法部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案件1000多起，抓获可能会接受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近400人。
“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普及，不仅是社会经济升级转型的契机，也是全社会共同治理假货的一次契机。
”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陆兆禧如是说。
阿里巴巴首席风险官邵晓峰则为陆兆禧的话做了注解。
他公布从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期间，阿里巴巴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打假方面投入超过人民币10亿元。
2014年12月发布的《2014年淘宝联动警方打假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12日，淘宝与各地警方联动，共破获18个制售假集群，端掉200多个制售假窝点。
报告还援引浙江省公安经侦总队负责人的话称，阿里巴巴与公安机关建立常态、畅通的打假联动机制，成功破获一大批大案，已成为全国各地线上线下一体化打假的重要渠道。
在阿里巴巴内部被称为“神盾局”的阿里巴巴安全部是打假的直接负责机构。
这个部门成立于2010年，至今已经有2000多名全职员工。
“每年都在创新工作方法和思路，对打假规则进行调整，跟品牌和权利人合作，从受理投诉到主动出击打假。
”阿里巴巴安全部高级总监倪良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
阿里巴巴规定，无论来自投诉还是淘宝主动发现，一家淘宝店铺如果售卖假货，阿里巴巴会在第一次给予警告，第二次扣2分，第三次扣24分，第四次再扣24分。
按照淘宝的游戏规则，店铺在被扣48分之后，淘宝会冻结其账户，关掉其店铺。
“如果是同一个权利人连续投诉三次，我们会直接查封店铺。
”倪良说，这是国际主流做法，阿里巴巴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在向国际接轨。
“整个2014年，我们接受权利人投诉并下架的假货是800多万件，但主动发现的假货有1.3亿件。
”倪良说，阿里巴巴在整个打假中居主导地位。
大数据也成为阿里巴巴打假的手段，在网络交易中，每一个行为都有记录，会被作为数据留存，海量的数据经过总结归纳分析，就有了数据之上的意义。
“如果一定数量的用户认定同一款商品或同一个卖家涉嫌假货，数据系统就会捕捉到，并对这个商品或卖家进行特别关注，比如用户在商品页面的评价留言，买家选择的退货原因，用户直接向淘宝客服投诉等数据都会被抓取分析。
最后如果被认定可能是假货之后，安全部就会启动神秘购买机制。
”倪良说，神秘买手是个志愿者团队，在全中国有5000多人，未来可能要布线到全球的业务体系。
神秘买手的任务，是以普通用户的身份购买涉嫌假货的商品。
收到货后，他不能拆封，必须在原来的包装外再加一个包装寄送给安全部。
安全部会在全程录音录像的环境下打开这两层包装，然后再把商品交给权利人鉴定真伪。
2014年年底，通过数据排查，安全部工作人员认为拥有5家淘宝店铺的卖家张某涉嫌出售假奢侈品，但没有直接证据无法打假。
安全部另辟蹊径，通过对张某的购物记录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张某经常在其他店铺购买奢侈品配件，比如包装盒。
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张某大量购买外网的服务器以造成他是在海外经营的假象。
“大数据能够帮助落实并固定证据，识别真正的售假者。
”倪良说，而互联网效应则顺藤摸瓜，从一个售假案例出手，揭开整个制假售假的产业链黑幕。
但是，即便如此，阿里巴巴在打假上，仍然遇到了一些困境。
“一方面，我们的团队无法搞清楚全球到底有多少品牌，而每个品牌都有可能会被制假者仿冒。
”倪良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与品牌商有更深入的沟通，才能对相应品牌的属性有更好了解，只有如此才能对相应品牌的假货主动识别。
但我们面对的是海量的品牌和商品。
“另外，假货是一种社会现象，靠我们一家公司的努力不可能完全避免或者挽救这种社会现象，毕竟我们只是一个平台。
”倪良说，“我们在强力打击假货的同时，也在探索帮助售假的企业和区域进行转型，帮助他们打造品牌。
”地处中国台湾海峡西岸的福建港口城市莆田，有着风景秀美的海岸线，古时因盛产荔枝出名，别名“荔城”。
然而近些年，莆田却以集中生产假耐克、假阿迪达斯等运动鞋而广为人知。
2010年8月21日的《纽约时报》曾曝光莆田的造假产业链，一时间让莆田“名噪”海内外。
2014年夏天，倪良带着阿里巴巴安全团队抵达莆田。
他们带着详细的数据证据，希望提供给当地政府部门，请具备执法权力的机构从生产源头打假。
但是在当地生产假运动鞋的工厂实地参观之后，倪良发现，“这些假货工厂的生产能力并不差，只是缺乏品牌运营能力，打上耐克、阿迪达斯等标签更容易卖出去。
“我们正在与地方政府机构沟通，寻找一个有效的机制鼓励那些制假、售假的企业打造自己的品牌，让已有的制造能力和产业链更加可持续。
”倪良说。
阿里巴巴同时会在电子商务方面予以一定的资源倾斜，比如流量、广告位等。
莆田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吴海端证实了此事。
“很早之前耐克和阿迪达斯就在莆田有工厂，所以莆田的运动鞋制造能力很强。
”吴海端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苦于没有品牌，一些工厂会偷偷生产假冒的品牌鞋。
“去年与阿里巴巴合作后，很多工厂注册了自己的品牌，在淘宝帮助下做得风生水起。
短短一年间，莆田的自主运动鞋品牌从30多个增加到200多。
据倪良介绍，莆田已经成为阿里巴巴安全部推动线下品牌建设的第一个试点城市，阿里巴巴希望把莆田的模式作为成功、可复制的样本，进行推广。
“在打假这件事情上，美国由于商业秩序已经较为健全，这类事故还是相对较少，而在目前的中国商业社会，监管机构对假货的容忍要高于美国政府，这意味着阿里巴巴会面对很严峻的考验。
”哈佛商学院副教授ChristopherMarquis说，欧美市场仍然对中国产品带有一种先天的偏见，加之这些中国公司对品牌意识和国际公关都不太擅长，很难进入这些市场并获得声誉。
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阿里巴巴作为平台企业将来会是一个机会，让更多美国人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的中小型公司。
“线上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写照。
”马云说，欧美发展的经历证明，在粗放型经济环境下，特别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000美元上下是假货最盛行时期，而今天的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缺失，特别是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假货问题在这几十年里已经日益严重。
淘宝的迅速崛起，一定程度上享受了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红利。
因此在面对转型期的中国制造业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假货问题时，阿里巴巴自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作为一家希望成为“国家企业”的公司，阿里巴巴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就如他们在莆田探索的那样，帮助生态链中的那些制造企业树立品牌，顺利转型。
马云也曾公开表态说，假货不是淘宝造成的，但淘宝注定要背负这种责任，只能认下它，解决它，“社会问题不能靠一个公司、一个平台来单干，我们必须动用一切资源和力量，通过社会共同治理，而不是各自为政，互相指责。
咨询公司麦肯锡在2014年发布的《中国的数字化转型》报告称，为推动创新，中国必须确保传统企业和新兴企业能够从自己的发明创造中受益，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
过去6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每年都发表声明，表明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
随着中国发明创造的增加（过去几年间每年的专利申请数量均以两位数增长），知识产权保护也将越来越重要，中国还必须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执行力度。
一个可以借鉴的案例是，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代浙江温州一度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集中地，整个城市背上了“假货”的骂名，接受着来自社会各界的鄙视和指责。
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温州工厂和政府部门一起摘掉了假货中心的帽子，走出了假货的阴影。
命题三：
前路在哪儿，国家企业如何重塑信任？
阿里巴巴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之间的争执，不仅在中国闹得沸沸扬扬，也引起了其海外投资者的关注。
1月30日，美国律师事务所TheRosenLawFirm、PomerantzLLP、Holzer&
Holzer、LawOfficesofHowardG.Smith和Bronstein,Gewirtz&
Grossman等分别发表公告，宣称已对阿里巴巴展开调查，并发出投资者警告。
其中TheRosenLawFirm和PomerantzLLP皆为美国顶尖律师事务所，且擅长投资安全领域。
另据TechWeb报道，上述五家律所是围攻“中概股”的“常客”，2014年针对中概股公司发起的多起“集体诉讼”，都有上述律所的身影。
PomerantzLLP在其公告中表示，针对阿里巴巴的调查内容涉及该公司是否违反美国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第10条（b）和第20条（a），即任何人不得就与交易有关的重大信息做虚假陈述或隐瞒，否则将构成证券欺诈。
2009年7月，TheRosenLawFirm曾代表新东方美国存托股份的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地方法院对新东方提起了集体诉讼，理由是新东方发布了虚假或有误导性的消息。
《商业周刊/中文版》致电上述两家律所，未能联系上相关发言人。
“就中概股而言，诚信一直是美国投资者担心和关注的问题，在美股市场，诚信将极大地影响股价甚至市值。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表示。
1月29日，阿里巴巴股票每股下跌9.14美元，单日最大跌幅超10%，两天市值缩水总和已经达到330亿美元。
杨德龙表示，美股市场一般波幅不大，10%的跌幅已属罕见，足见美股市场对诚信的警惕。
据凤凰科技报道，阿里巴巴在去年9月15日提交的最后一份招股说明书中警告，公司可能遭遇“指控和诉讼，说我们市场中出售的产品是盗版、假冒或非法的”。
投资者委托律师事务所对阿里巴巴的调查，也让中概股如何面对诚信问题，如何取得投资者信任的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点。
“通过调查，如果阿里巴巴真的违反了美国证券交易法，存在欺诈行为，那么不仅阿里巴巴会陷入绝境，整个中概股在美国市场的形象也将遭到打击。
”东兴证券中概股分析师汤杰说。
不过，有7年投行经验、现在担任中国（海外）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执行会长的陆永康则认为，即使对阿里巴巴的指控最终成立，产生多米诺效应而大面积误伤中概股的可能也不大。
陆永康表示，上一轮遭遇诚信危机的中概股中就没有高科技网络企业，而被做空机构质疑的公司大多是通过“反向收购”上市，这些公司共同的特点是规模较小，内部管理有不规范之处，财务造假也是它们被质疑的主要问题，像制造业这样的行业中，又有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行业规定也很难让投资人理解。
而近两年赴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多为互联网和大数据公司，这一类公司在中国和美国的业务差距都不大，更易于投资人了解其赢利模式。
2010年至2012年，有30多只中概股遭到做空，其中有不少最终以退市或申请破产告终。
例如：
2012年3月，在加拿大上市的嘉汉林业因为被爆出涉嫌虚增资产而申请破产之外，2012年5月，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索昂生物被停牌，此前该公司股价因被做空网站指控制造了“中国的庞氏骗局”，以欺诈的手段从投资者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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