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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产生,意味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

现代考古学认为,原始农业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

所谓“新石器”,就是适应农业生产而出现的石器磨光技术,以及与磨制技术相继产生的切割、钻孔技术。

新石器时代刚刚出现的农业,是刀耕火种阶段的刀耕农业。

它是在强度采集的基础上,采取点穴种籽、广撒薄收的方式进行的最原始的生产活动。

在最初的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工具都很简单,主要是沿用中石器时代采集用的尖木棒、石制砍砸器和大尖状器等。

翻挖土地和砍伐林木,使石斧的作用显得特别突出,磨制石斧开始出现。

建筑房屋的过程中又产生了石锛和石凿。

作物收获量逐渐增加,磨制的石刀和石镰也越来越普遍地推广应用了。

在中石器时代已经出现的去壳工具石磨盘、石磨棒从自然状态变成人们精心制作的谷物加工工具,紧接着各种石铲逐渐取代了尖木棒和木铲、骨铲。

于是,这一批磨制石器成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生产的重要标志。

当时要磨制一件美观实用的石器是不容易的,所以打制石器在新石器时代继续广泛地使用着。

在中国的北方,由于冬季寒冷,需要用兽皮缝制衣服,用石叶镶嵌在骨柄上的石刀是切割和制革的重要工具,打制石叶和石镞的细石器工艺传统也因之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甚至流传至北方一些青铜文化时期的部落。

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有利于发展石器制作工艺,并开始出现了粗制的陶器。

陶器的产生,与农业的发生和发展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农业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使到处迁徙的氏族选择自然条件适宜的地方定

居下来,而且使粮食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

由于粮食不像鱼类、肉类那样可以在火上直接烧烤食用,因此必须使用一定的炊煮器达到食用的目的。

陶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陶器既不可能在世界各地同时出现,也不可能只由一个地点发明再向各地传播。

因此,适宜农业生产的一些地域就成为陶器的起源地区。

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陶器起源很早的地区,公元前6000年左右已有比较多的发现,但迄今尚未发现农业刚刚发生时期的最初的陶器。

随着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用火的经验日益丰富,逐渐掌握了粘土经火烧烤会变硬的性能,结合对粘土掺水之后可以捏塑成各种形状的认识,总结出粘土干后定型变硬、被火烧过不易漏水的经验,于是发明了陶器。

最初的陶器是用一些竹、藤、树枝编织物或葫芦等为内模制成的,在这些内模上涂抹、贴塑一层又一层泥土,再用火烧。

后来人们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为模,也可以烧制成陶器。

在中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发现的陶器,虽然不是最原始的陶器,但仍保存着粘土层层贴塑技术的现象。

人类发明陶器首先是为了汲水和炊煮食物的需要。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各种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主要是罐、盆、钵、壶、盂几类。

用于汲水、贮水的多为泥质陶器,炊具则多在陶土中掺有细砂或粗砂粒,称为夹砂陶。

这种夹砂陶的器皿因陶胎内有细孔,炊煮时水中的空气不断从细孔中逸出,使陶器不致破裂,同时也有耐火、传热快等特点,使陶器比较耐用,能经得住温度的急剧变化。

由于没有文字可考,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只能依靠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来说明,其中以磨制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和以陶器为主的生活用品成为分析当时社会经济的最重要依据。

数以千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充分展示了经济发展的悠久历程。

中国原始农业发生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迄今尚没有明确的发现。

远古经济比较发达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近年发现的一些公元前五六千年的遗址,基本上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的遗存,为我们提供了中国远古社会主要经济区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渊源。

这些遗存包括:

华北经济区的磁山文化,西北经济区的白家——大地湾文化,中原经济区的裴李岗文化,东北经济区的兴隆洼文化,海岱经济区的青莲岗——北辛文化,华南经济区的仙人洞文化,以及江汉经济区以湖南澧县彭头山和石门皂市遗址下层遗存为代表的文化。

这些古老的文化遗存,以共同的性质和不同的特点,反映出当时氏族经济的基本面貌。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诸文化中,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地位十分突出。

裴李岗文化以河南省新郑县的裴李岗遗址而 

裴李岗文化

定名。

这种文化的分布以嵩山周围比较密集,在太行山东麓、大别山以北也留下了裴李岗人活动的踪迹。

从地质构造上看,河南省广大地区是以华北陆台为基础的。

由于地质运动史上的无数次升隆,造成了很多山间盆地和谷地,如在豫西有伊洛盆地、汝颖谷地、溱淆谷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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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县盆地;

嵩山以东,是黄河冲积平原。

俯瞰整个中州大地,到处似乎是平畴沃野,但从小区域上观察,则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土岗沟壑。

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诸氏族部落,就大多生活在靠近各个河流的岗丘上。

这一带第四纪黄土广泛覆盖,尤其是豫东平原,黄河冲积的次生黄土非常有利于古代农业的发展。

据气象学方面的研究,在距今2500—8000年的全新世中期,中原和华北地区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得多,粟作农业的起源很可能就在这里发生。

裴李岗文化的典型遗址除裴李岗外,还有新郑的沙窝李和唐户村,密县莪沟,长葛岗河,临汝中山寨,许昌丁集,郏县水泉,巩县铁生沟等等,不下40余处。

碳14断代为公元前6200年至前5500年前后,经历了700年的发展而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

各遗址都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和零星发现的纺轮、骨器等,铲为双刃舌状,镰的刃部有细密的锯齿,磨盘则底附四足,形制很有特色。

这类工具都磨制很精,光滑实用,表现出石器制造者熟练的加工技巧。

在农业生产中,从翻土、播种到收割和谷物加工,已构成系列化,足以说明农业生产已脱离了最初的发生期。

在各遗址中都发现了盛水和贮谷的深腹陶罐、炊煮的三足钵和鼎、汲水的壶等陶器,器形小,火候低,种类也不多,都是手制的,大量采用贴塑的方法,容易剥落和破碎。

在这种文化的后期,出现了圈足碗和形体较大的罐,但与后来仰韶文化常见的敛口钵和大型瓮、罐类储藏器还是不能比拟的。

从氏族营地和公共墓地的发掘表明,裴李岗人的定居生活时间还不很长,农业经济也不够发达。

部落的面积普遍较小,文化堆积很薄,除了在墓葬中有少量随葬品外,营地的房址中遗物很少。

他们在寒冷的季节居住在简陋的半地穴式窝棚里,夏天则露宿在营地中的坪场上,点燃起一堆堆篝火。

各个遗址发现的房屋遗迹,多是首先在地面上挖出一个直径约2—3米的坑穴,周围埋上几根木柱以搭盖草棚。

房子的南面挖出一个斜坡形或阶梯式门道以便出入,房内中间或离门稍远的地方设置火塘,有的火塘还用黄泥、草拌泥筑成灶圈,有的火塘则修成簸箕形,室内一般都修垫得很平整,有的还开始在居住地面上铺设一层比较硬实的灰白色干土,踩踏得很坚固。

面积很小的营地和构造非常简陋的窝棚,反映出生产力水平较低,生活是艰苦和不稳定的。

磁山文化分布在太行山东麓的黄河北岸,与裴李岗文化相邻。

南自漳河沿岸,北达易水之滨,处于华北平原的西部边缘。

这一部落的营地遗址在滏阳河支流的南洺河两岸比较集中,典型遗址有武安磁山、南岗、牛洼堡、西万年和容城坡几处,比起裴李岗文化来,分布的范围更小,遗址也少得多。

在磁山遗址,发现了同嵩山周围一样的房屋遗迹,也发现了大致相同的农业生产工具,包括石铲、石镰、石磨盘和石磨棒等。

这个部落的陶器也和河南的差不多,有造型一致的陶壶、三足钵、鼎、罐等。

一些陶器表面压印的弧线篦点纹饰更是惊人的雷同。

磁山文化

不过,这两种文化的不同之处也是很显著的,如典型的遗物石磨盘和石铲、石镰,两地表现出风格上的差异。

裴李岗文化的石磨盘大都两端圆钝,状如鞋底;

石铲较薄;

石镰有锯齿刃。

磁山的工具中,石磨盘则在一端或两端带尖;

铲则较厚,有的两侧带肩或柄部作尖锥状;

石镰很少,且刃部无齿,制作也较粗糙。

更为重要的是从陶器上看,磁山文化中颇具代表性的、数量较多的陶盂和靴式陶支座,完全不同于裴李岗文化分布范围之内的各遗址。

至于磁山文化中常见的陶器上的细绳纹,也在裴李岗文化中很少见到,偶尔在其晚期遗存中有所发现。

这些区别,说明了两种地域相连的不同文化各自的特点。

磁山文化遗存的碳14断代在公元前6100年至前5600年前后,大约经历了5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

考古发现表明磁山文化的农业生产似乎比裴李岗文化前进了一步,达到了同时期各地农业发展的最高水平。

在磁山遗址中先后清理出88个储存粮食的窖穴,这些窖穴均有粮食堆积,有些是堆积很满的。

这88个窖穴中粮食总体积达109立方米,折合重量为5万公斤以上。

经过科学家的灰像分析,鉴定为粟。

由此可见,华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发展到磁山文化阶段,已达到一定规模了,这一时期与农业发生期,应该有较长一段的时间距离。

在磁山遗址,还发现了一处制造石器的场所,分布着石块、石片、残石器和半成品。

此外还发现了骨凿、骨针、兽骨、鱼骨及渔猎工具石弹丸、骨镞、牙锥、角梭等,说明采集和渔猎经济仍占一定的地位。

在中原经济区的裴李岗文化和华北经济区的磁山文化不断发展的时候,渭水流域也活跃着许多母系氏族部落。

这些部落与裴李岗人、磁山人很少交往。

渭水上游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和中游的陕西渭南白家材遗址,是他们留下的丰富遗存,考古界称之为“大地湾文化”或“白家文化”。

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王营乡的邵店村东,清水河南岸。

从1978—1982年,考古学家们经过5年的挖 

大地湾文化

掘,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的大量房址、灰坑、窑址和墓葬,生产工具数以千计,还有大批生活用具、武器和装饰品。

在这个遗址中,有距今7350—7800年之间的一批房址和墓葬,遗迹和遗物揭示出新石器时代早期渭水流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原始氏族的生活、丧葬习俗。

同中原和华北地区一样,大地湾人居住的房屋大多是半地穴式的窝棚,居住面积仅六七平方米,屋内地面也不那么平整,只有一层长期踩踏而形成的比较坚硬的硬土面。

氏族成员死去以后,埋葬在深仅容身的长方形墓坑中,随葬品极少,表现出社会生产力低下,生活比较恶劣的情形。

在大地湾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生产工具主要是打制或略加磨制的石器,有斧、刀、铲、砍砸器、刮削器,还有些细石器,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

氏族成员使用的陶器,有三足钵、筒状深腹罐、球腹壶和圈足碗等,这些生活用品的造型与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的同类器物都很相似,特别是陶器表面普遍带有绳纹,与磁山文化更为接近。

大地湾文化遗存的自身特点是,交叉绳纹钵的口沿磨光并绘有紫红色的宽带纹;

罐和碗的口沿常做成锯齿状;

在钵的内壁发现有十多种彩绘符号;

磨制石器很少,仅占石器总数的1/10。

这些特点说明渭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独立的系统和渊源。

它后来直接发展成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在渭水流域,与大地湾文化遗存同时存在的遗址主要有陕西境内的临潼(原渭南)白家村,华阴老官台、元君庙,渭南北刘、白庙,宝鸡北首岭,长武下孟村,长安芦坡头和眉县第二坡等等,其中以白家村遗址最具代表性。

当时白家氏族部落的营地内,房屋都是与大地湾遗址相同的窝棚,不过室内面积稍大,约12平方米左右,居住面也比较光滑平整,在略呈圆形的房子内,东北角有一个灶坑,南面有一台阶式的门道。

遗址内发现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骨器、蚌器和陶制品。

石器以磨制的居多,包括长方形石铲、长弓形两面刃石刀、石斧,以及打制的石刃和砍砸器;

骨器有锥、刀、针、矛、锯、镞;

还有蚌壳磨制的刀、镰及陶纺轮。

这里出土的陶器,基本上与大地湾相同,盛行通体拍印细绳纹的圜底钵、三足钵、平底罐、三足罐、圈足碗,也发现了一些鼓腹瓮和器座。

在白家文化类型的其它遗址,曾发现过较多的骨镞和网坠。

因为大地湾、白家一类遗址都集中在渭水流域,有完全一致的文化面貌,考古界一致认为它们属于同一文化系统。

这种文化的先民有些氏族曾翻越秦岭到达陕南的汉中盆地定居,西乡的李家村、何家湾都曾留下他们的遗迹。

这部分渭水流域的移民,后来对江汉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做出了较多贡献。

以泰山、沂蒙山为中心的海岱经济区,在中国远古的氏族经济中占有重要的特殊地位。

早在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 

北辛文化陶器-指甲娫钵

时代,泰沂山区和沂水、沭水两岸就活跃着一些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氏族。

泰沂山脉中段主峰的鲁山南侧和鲁东南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及中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已近百处,其中临沂城东的沂、沭河之间的凤凰岭遗址,是1万年前中石器时代猎人经常活动的营地,发现了丰富的细石器遗存。

20世纪80年代之后,环鲁中南山地周围的兖州、曲阜、泰安、平阴、长清、济南、章丘、邹平、张店、青州、莒县、临沭和滕县等地,都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这类遗存由于50年代最早发现于江苏淮安青莲岗,考古界曾定名为青莲岗文化,后因该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并以滕县北辛遗址最为典型,遂重新定名为北辛文化。

它的分布范围除山东半岛外,还包括江苏北部地区的洪泽湖东北一带,主要遗址有山东滕县北辛、兖州三因、泰安大汶口、江苏邳县大墩子、连云港市二涧村和淮安青莲岗等。

碳14测定这种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5300年至前4300年之间,其后发展为大汶口文化。

北辛文化陶器-盖鼎

北辛文化也不是海岱经济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北辛文化之前,山东半岛及苏北地区的原始农业经济已经有二三千年的发展过程,所以北辛文化同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大地湾文化一样,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一阶段,已接近母系氏族社会经济繁荣时期。

北辛氏族部落集团已过着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

在各遗址中发现的生产工具分为石器、骨器和蚌器几种。

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制作也比较简单,常见有交互打击制成的扁平长方形或桃形石铲、上窄下宽的石斧和敲砸器等,磨制石器包括圆角长方形石铲、三角形无足石磨盘和圆角长方形石磨盘、石磨棒、石刀、石镰、石凿、石杵及匕首;

骨角器有骨镞、鱼镖、骨匕、骨凿、骨梭、骨针、骨锥和骨笄等;

蚌器有镰、针和镞;

此外还有一些陶网坠。

北辛文化的制陶业尚比较落后,陶器都是手制的,主要器形有鼎、钵、壶、支座和三足釜,其中以三足釜最多,特点非常突出,也有少量盆、盘和杯。

早期阶段的陶器制作不规整,胎壁较厚,火候也不高。

中晚期的陶器制作规整了,胎壁变薄,器物表面也增加了很多窄堆纹和篦纹,成组的窄堆纹陶器,是北辛文化的特点和标志。

东北经济区地域辽阔,远古社会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辽河流域、第二松花江流域和松嫩平原 

兴隆洼文化

三个局部地区。

考古发现表明,环渤海湾的辽河流域农业经济比其它两个地区先行发展,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兴隆洼文化是辽河流域的重要遗存。

辽河上游的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一带,公元前五六千年生活着一些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氏族部落,其中有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兴隆洼文化诸氏族,也有一些以采集和渔猎经济为主的氏族与之同时存在。

兴隆洼文化,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遗址而定名。

这个遗址地处努鲁儿虎山麓大凌河支流的牤牛河上游丘岗上。

发掘清理的氏族居住营地是经过周密规划、精心安排的。

房址的布局排列整齐,井然有序,都是西北—东南走向,每间约50—80平方米,最大的房间达140余平方米,显得比黄河流域的同时期氏族居址高大宽敞。

营地的周围有宽约2米、尚存深度1米左右的壕沟,是这个氏族营地的界限,也是一种防御设施。

这是目前中国大陆远古居民最早的防御设施。

兴隆洼氏族先民使用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其中主要是用于掘土的打制的有肩石锄。

很多房址中都放置着这种先进的生产工具,还有石铲、石斧、石锛、石磨盘、石磨棒和圆饼形石器等等。

由石片嵌入骨柄凹槽的刮刀很有特色,是北方细石器工艺传统的产品。

其它加工兽皮用的石刀和渔猎工具也比较多。

骨器有锥、镖、针等,磨制都比较精良。

在房址的居住面上,常常发现琢制的石磨盘和磨棒,有的房间里还出土了石杵。

这些谷物加工工具,既可以加工农作物去壳脱粒,也可以用于加工采集的植物籽实。

房址中发现较多的鹿角、狍骨和胡桃楸的果实硬壳,说明氏族营地附近广布森林,狩猎和采集经济仍占一定的比重。

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黄河流域的诸新石器时代文化大体相当。

在兴隆洼遗址西北部的西拉木伦上游林西县白音长汗,是兴隆洼文化的另一个典型遗址,1989年发掘出房址17座,也是成排分布、井然有序的,氏族营地外围同样有一条壕沟。

生产工具则以梯形石铲为主,与兴隆洼遗址稍有不同。

另外,兴隆洼遗址的房子没有门道,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房屋属于“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的居室最古老的形式,但白音长汗遗址发掘的房子却大多有向东的门,也反映了两地生活习俗的差异。

总的看来,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主要的,属于同一文化系统。

碳14测定兴隆洼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6000—前5500年左右。

长江中游以南,河流纵横,湖泊密布,形成了方圆千里的水乡泽国。

在这江河湖泊之中,江南丘陵以罗霄山脉为脊,高低错落,聚散于湘江、赣江两岸。

以湘江流域至洞庭湖周围,和以赣江流域鄱阳湖一带的湘赣经济区,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经济区,丰富的水系和茂盛的山林植被为古代氏族部落提供了优越的栖息环境,从而发展了农业生产,创造出特色鲜明的物质文化。

江南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集中发现在洞庭湖周围和鄱阳湖一带两个区域,比较典型的遗址有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北秭归朝天嘴、宜都城背溪、枝江青龙山,湖南石门皂市、临澧胡家屋场和澧县彭头山等。

洞庭湖周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以石门皂市下层为代表,宜都城背溪、临澧胡家屋场等遗址都比较典型。

在这些遗址中发现的生产工具较多,打制石器占相当大的比重,常见燧石打制的细石器,磨制石器主要是石斧,还有石网坠、石球等;

骨器则有骨针和骨锥。

这一区域的氏族制陶工艺也相当原始。

陶器是比较单一的夹砂或夹炭红陶,褐、灰陶仅有少量发现,许多陶器胎质为黑色,外涂红、白、黄色陶衣。

制法全为手制贴塑法,即用手捏出器形,内外再糊上几层,比较容易破碎。

器型主要是圜底器和圈足器,晚期出现了少量的三足器。

日用器皿包括釜、罐、钵、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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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是其它地区普遍流行的绳纹,拍印得比较浅而乱,其次有刻划纹和篦点纹。

各遗址都发现了一批动物骨骸,有水牛骨、鳖腹甲、鱼骨、蚌壳等,水生动物较多。

从石门皂市等遗址反映的文化面貌,表明新石器时代早期洞庭湖周围的经济生产还很落后,采集和渔猎经济仍是当地氏族的主要经济活动,丰富的水生动物资源是他们的重要食物来源。

大量细石器的出土正是脱离中石器时代时间不长的反映。

对皂市和城背溪遗址的遗存碳14测定,年代在公元前5750—5480年前后,与黄河流域诸文化的年代一致,但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看来是比较低下的。

由于缺乏典型的、系列的农业生产工具,也许这一带的农业生产还未发生,或刚刚出现以木、竹器为工具的点种方法,处于初期阶段。

近年来洞庭湖周围彭头山文化的发现,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湘赣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经济状况。

湖南省西北部的澧阳平原,介于武陵山余脉与洞庭湖盆地之间,为过渡地带,东连湖区,西北部近山地,属河湖冲积平原。

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的植被多杉木和湿生蕨类孢子植物,为暖性针叶林为主的森林——草原环境,气温较现代略低。

距今8000年左右,这一带生活着以彭头山文化为代表的氏族部落。

彭头山文化以1988年发掘的澧县彭头山遗址命名。

该遗址坐落在县城西北的一个小山岗上,周围地势开阔平坦,北有涔河,南有澧水,氏族营地既发现了一些大小不等的房址遗迹,也有灰坑和墓葬。

从生产工具看,石器可以明确区分为细石器、大型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类,其中磨制石器数量很少,细石器较多,体现出强烈的中石器时代文化色彩。

彭头山文化的细石器有刮削器、锥形器、雕刻器几种;

大型打制石器仅有砍砸器、刮削器和石锤;

磨制石器数量虽少,但普遍加工较精,通体细磨,表面光滑,已掌握了切割、细磨和两面钻孔等技术。

生产工具只有功用不明确的石斧(体小,形似斧,刃似锛),其它磨制石器有小型的管、棒类饰件。

从石器的情况和遗址的地貌、孢粉分析,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稻作农业处于发生不久的初期阶段。

陶片中夹杂着许多稻壳,因全部炭化、形态不完整,尚不能确认为人工栽培稻。

不过,考虑到距今7000年前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已有较发达的稻作农业,彭头山文化出现初期稻作农业应该是可能的。

这一部落的制陶业尚处于原始阶段,陶器采用直接捏塑成型和用泥片贴塑成型两种方法。

全部陶器没有明显的夹砂陶和泥质陶之分,大量掺杂稻壳。

胎壁普遍较厚,器底尤甚。

陶片断面清楚可见泥片形成的分层现象。

器物大多工艺粗糙,整体歪斜,器表凸凹不平,口沿也不规整。

内外表面多经刮削、抹平,有的内壁未经刮还抹留有手指按压的痕迹。

主要器形有深腹罐、筒形釜、盘、盆、钵、碗、碟和支座等。

这些器物大部分造型简单,没有固定的形态,许多器物种类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

普遍的特征为圜底、无沿、厚胎、厚底、表面滚压绳纹。

彭头山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碳14测定数据,都早于湖南石门皂市下层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是目前长江流域发现的时间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是大溪文化的源头之一。

由于彭头山文化的典型遗址发现不多,对于这种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基本面貌还缺乏更细致深入地了解。

彭头山氏族部落与稍晚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所代表的氏族部落究竟是什么关系,考古界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但是,彭头山文化和石门皂市遗址下层一类文化遗存的发现,清楚表明早在800多年前,洞庭湖周围乃至湘江流域就生活着一些原始部落,在从事渔猎经济的同时,已开始进行稻作农业生产,为氏族经济的繁荣做出贡献。

鄱阳湖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同洞庭湖周围一样,也表现出较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色彩。

仙人洞遗址是鄱阳湖东岸怀玉山北麓的一个遗址,在万年县城东北15公里的一处山坡洞穴内。

这个洞穴曾居住过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氏族成员,文化堆积中出土了许多生产工具,其中打制石器较多,一般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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