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文化定稿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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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田间小道，我们踏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感受到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时间在变，然而宗族的魅力尚在，宗族的精神不朽。
【关键词】宗族文化；
代际传承；
古徽州；
宅坦
一、导论
（一）研究背景
近30年来,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地区,联宗修谱、续谱、祭祖、修建宗祠、建立宗亲会等宗族活动逐年兴盛起来。
面对宗族活动复兴这一社会现状,我国学术界和政界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一是视之为“封建文化活动”,各地报刊则每每谓之“宗族势力死灰复燃,必须取缔”。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创造条件消解它,认为政府、社会发展现代经济和科学文化,到达预期的程度,就会顺理成章地使宗族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种观点,是理解的改革论,分析宗族存在的社会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和客观合理性,冀盼政府、社会引导其变革,促使它发展成为现代社会团体。
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人对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求。
无论是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而形成的生存策略或智慧。
它们各有各的功能,分别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各种需求,共同推进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
在以上诸多类别的文化现象中,宗族都表现出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关于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功能。
譬如:
敬宗收族,统合同姓人群;
传承文化,兴办教育;
婚丧互助,扶贫济困;
调解纷争,和谐族人;
防奸缉盗,维护地方治安,等等。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
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团结人民、推动发展的精神支撑。
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
在开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文化既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民族自信、振奋民族精神，必将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宗族是同聚落居住的父系血亲按伦常建立的社会组织，通常拥有一些共同的财产和一定的共同文化，具有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方面的较为完整的功能。
所谓宗族文化,是以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全部的思想意识、行为规范、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
祖宗崇拜、宗族感情、宗族观念、祖训族规、寻根问祖、宗族联谊都称为宗族文化。
宗族文化有其自然根源，它也为人的活动所创造，但对现代人来说，它早已成为“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
宗族都崇尚儒家文化，并以儒家文化对族人进行教育和管理。
儒家思想的重要部分是三纲五常等伦理观念，它显然对维护社会秩序具有积极作用。
由于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当时的人们的基本生存方式,传统社会的文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滋长、成型。
因此,有学者认为,作为生存策略的一种手段,与其他因素相比较,宗族“是传统社会更为基本的一面,它的影响更为深远”。
毛泽东同志早在1958年曾说过：
“收集宗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种以记述男性血缘为脉络的宗族世系之书，虽然带有封建性的消极因素，但是，谱牒所载的家族史，包含了诸如姓氏来源、家族兴替、人口升降、民族迁徙、风俗习惯、社会变故、以及族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活动等，卷帙浩瀚，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
从人的本性上说，宗族能够满足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需要，也能够为个人追求归属感、尊重和威望等高层次需要创造“资源”。
从建构和谐社会的目标来看，宗族组织是一种可资利用的积极力量，是很重要的社会资源。
利用宗族资源会大大降低社会运行中的摩擦成本，对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应当给宗族组织以合法地位，并积极鼓励和支持宗族的正常活动，为续家谱、修宗祠和异地联谊提供方便，让宗族和传统文化在建构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
（二）、文献回顾
宗族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很早就出现并活跃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发展形态和社会特征。
关于宗族的发展阶段和形态,学术界有很多观点,而言之,可分为三期说、四期说和五期说。
所谓“三期说”,即指上古时期宗子类型宗法制、中古时期望族宗族制以及宋代以后的庶民化宗族。
“四期说”是指先秦的氏族、亲汉的豪族、魏晋隋唐的士族以及宋以后的宗族。
还有的学者认为“,四期说”应指氏族宗族制、士族宗族制、科举制下的祠堂族长制以及近代社会巨变中的宗族制。
有学者在“三期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长家族”。
“五期说”则指先秦典型宗族制、秦唐间世族宗族制、宋元间大官僚宗族制、明清绅衿富人宗族制以及近代宗族的变异。
宗族问题历来备受关注,有关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
探讨宗族组织的内部结构、亲属制度、社会功能、发展模式和演变趋势,探讨它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成为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
在研究内容上,学术界集中讨论过以下一些问题。
现代宗族问题研究的观念在中国社会才是一个深层结构。
持功能需求论的学者认为,乡村宗族的强化,其原因在于村民理性地选择了血缘关系与家族作为他们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
王铭铭是坚持功能需求论的众多学者之一,他根据福建沿海三个村落的历史发展,以历时性的手法描述了村落、区域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详细分析了农村互助关系在财政、关系、劳力和信息四个方面的互动,详细分析了农村互助关系的复兴对血缘家族势力的强化作用。
无论是深层结构论还是功能需求论,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他们将研究对象集中于整体层面上的强宗和大族,而对那些弱小宗族以及大族内部的房派则缺乏比较研究。
实际上,历史上很多弱小宗族和大族中的偏房弱支,在对祖先的认识以及彼此的情感联系上是有所不同的。
例如历史上祭祖时,弱房子孙的供品只能置于一旁而不能摆在中间。
在不同宗族之间,或在同一宗族之内,并非具有完全相同的宗族意志。
另外,宗族复兴的深层结构究竟是什么?
是亲缘关系,还是“公”的概念或“慎重追远”的文化观念,抑或其他?
如果是亲缘关系,那么它是基于血缘关系上的事实,还是文化象征的真实?
功能需求论是宗族的原因还是宗族复兴之后的派生物?
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合理的解释,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宗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境遇,带有官方色彩政府官员、政策研究者以及新闻媒体与以科学研究为取向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由此展开了一场声势颇大的争论。
前者视宗教的复兴为封建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死灰复燃”,把宗教看成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阻力,认为宗族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土壤，它的消退乃至灭亡是不可避免。
这种观点代言的是“官方”式主流话语,而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研究工作者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发展的社会实践和大量的证实研究,认为在许多地区,宗教文化表现出一种很强的适应性,它没有被解除或弱化,而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得到复兴和重建,并继续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大作用。
宗教的这种持久生命力,已经得到学者们在多个层面大证明。
比如华琛对于乡干部新界文性宗族的研究,周大鸣对于广州南景村的研究,王铭铭对福建沿海三村的实地考察,均表明宗族不会因现代化或经济大变迁而消亡。
还有的学者强调宗族作为政治共同体在现代社会中空间和张力,如贺雪峰认为,宗族势力大,宗族观念强的村庄更具有自我表现组织、管理的能力而另一些学者对村民选举的影响微乎其微,只表现为选民个人的心理倾向,并非有组织大宗族策划。
（三）、宅坦村文化背景
本队一行七人综合此次调研对象和调研内容的考虑，从一些宗族文化比较浑厚的地方挑选了宣城市绩溪县上庄镇宅坦村作为我们的调研地点。
首先我们与当地的胡村长进行联系，然后一起来到当地，第一天我们把当地关于宅坦村的宗族情况的书籍浏览并结合我们的课题进行筛选记录，大概了解了以下宅坦的情况：
宅坦村位于绩溪县上庄镇西，下辖四个自然村，风景秀美，历史悠久。
村中现有人口近1800人，其中90%为胡姓。
村中现存古民居8座，村中最大的宗族祠堂“亲逊祠”，于上世纪80年代拆毁，现就已经成为小学及村委会。
村中现无一牌坊，及其他遗迹。
唐朝末年胡氏祖先携李唐后人避难于此。
北宋年间，胡氏兄弟共同筹资在此周围开挖水渠、水塘170个、水井8个。
至今尚有慕前堂、龙井等遗址。
在明清时代宅坦村达到鼎盛，至今村中仍保留古民居8座。
宅坦村号称“博士村”，村中曾出过博士十余人。
宅坦村人自古崇尚教育。
宋迄清代村中教育以书院、私塾为主。
宋开宝年间，县令送子来县西龙井村就读（龙井村即宅坦）。
宋景德年间，胡忠创建桂枝书院，书院以“兴一乡儒学，育一族之英”为办学宗旨。
在满清时期，村人尚文，多创办书院、书屋、文会、文社。
1908年，废科举，村中创办县第一所近代学校，桂枝小学校。
民国时期，兴办多所近代小学校。
1917年3月，绩溪县私立资政小学；
1932年2月，胡家祺重办桂枝小学；
1940年，改称宅坦保国民学校。
学校多由族人捐款或共同筹资兴建，后又多因经费或管理问题而停办，教材多以“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为主。
针对村子中的有名望长辈，我们在当地一名村干部的陪同下进行了访谈，其中一名退休教师说到：
“在旧时代只有有一定的文化的人（至少小学毕业）才能参与，或者在六十岁以上的人才能参与族里的祭祀。
自己在小时候曾见到过族里的祭祀，场面十分隆重。
时间大多在年初一或者清明。
强调“老一辈人是年轻人的榜样”“祖上教育是正派的，一举一动皆教育”。
作为老人，会多给儿孙讲族里的事情，且孩子会听。
但对现在年轻人不尊重老人不好好学习不满，认为是缺乏管教，与宗族缺失有关。
”然后我们还对村中80、90后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将数据录入电脑，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和统计。
因为我们想从他们的身上了解到宗族文化代际传承的最直接的成果。
（四）研究目的及意义
宗族文化作为一种整合人思想意识、行为规范、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与成长于其环境中的人们必然有着某种联系，它的许多要素及其组合也是代际间文化和行为习惯传承的重要纽带。
本研究组深入到徽州农村进行实地调查访问，从宗族文化下特有的形塑方式和形式入手，探讨其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的物质、精神延续的作用。
传统的宗族以血缘关系作为其联系的纽带，以族产作为其物质基础，注重对祖先的崇拜，并由家族的长者落实本家族的族规，可以说，传统的宗族组织，是封建社会实现其基层自治和社会整合的基础，近些年来，传统的家族制在现代经济政治体制的冲击下呈现出一定的式微的趋势，但本项目组认为，虽然传统宗族制在其外在形式上删简就繁，但宗族文化的精神内核却在时代的发展中去伪存真，以一种相对现代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仍在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项目组成员认为，其具体体现如下：
（1）现代组织运行中的某些特点，如农村自治组织中的村长制、企业组织管理体制中的家长制等都体现了一定的传统文化的力量。
（2）修订族谱的行为这几年仍在进行，尤其是大姓族谱的修订。
（3）许多的古老祠堂都被保存了下来作为后辈的瞻仰之用。
（4）小家庭内部和集体的祖先祭祀活动仍在进行。
（5）族产由于历史原因所剩无几。
（6）家族内丁口的经常性流动，无论是输入还是输出，都可以带来新的理念、生活方式、文化等。
（7）如拜年、清明会、寿庆等宗族活动仍在进行。
对于这写方面的研究我们认为有以下意义：
从宏观层面，社会的进步和协调需要文化的整合。
在当前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宗族仍是是城市与农村生活、生产及社会活动组织形式最显著的差异之一。
作为中国宗族研究影响深远人物之一，弗里德曼的宗族模式中涉及中国宗族如何产生以及结构如何等问题，其相当重视地方精英在宗族活动中的角色，精英们重视借助宗族力量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这种权力架构使得他们依靠族内的法规法律，以行政强制力的形式规范族内人员言行，形成自己的一套文化体例。
然而精英阶层的流动和形成总有传承发展贯穿其中，即世代繁衍更替中，前人总会用族内一系列法条、法规，乃至言传身教影响到子孙。
这种类似于科层制的大家族管理体制对于后代会起到较好的形塑作用，同时利于社会思想的整合。
即使是在允许观念多元化的现代化社会，有某种或几种主流思潮或信仰的支持，也能有效防止社会的失范，实现“杂”与“大同”的交融。
此过程的另一积极结果表现为宗族内部的文化要旨得到了接纳、传承，并极其可能被扩展到某个更为广阔的领域。
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文化具有使社会协调、统一的功能。
虽然当前宗族文化的发展不可否认地呈现一种式微的态势，但宗族文化是中华民族中特有的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它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群体所包含的特殊意义。
可以为进一步倡导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弘扬传统道德，贡献力量。
还有一点应该提及的是，当代社会日益关注传统文化的保存意识到并担忧我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也看到国家为了保全传统文化采取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我们的课题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的宗族文化的保存具有积极的作用。
唤起民族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创新、再利用意识，也是本小组研究希望之所在。
从研究主体上看，小组成员希望自身得到真正的实践锻炼和夯实理论基础，深入基层了解宗族文化的要义，我们充分运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将平时所学运用于实践。
本次研究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论，通过发放和回收自填问卷的方法和结构式访谈采集数据，在发放问卷的时候，将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
对于采集的数据，将使用SPSS&
EXCEL等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有机结合，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机结合，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理论问题在互动中发展完善，实践问题在互动中得到解决。
使我们将平时所学充分利用并得以扩展在其它领域的知识面。
在实地调研过程中，我们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
采取半结构式访谈，根据事先拟定好的提纲，在与被调查对象的闲聊中获取我们需要的资料。
在与被调查对象的接触时，即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说话的音调、姿态、穿着、措辞，对不同的人说话方式自然应是不尽相同的，这对巩固专业基础无疑是十分有益。
同时，我们将更为深刻地认识社会现实，广泛接触各阶层社会群体。
正所谓“艰辛知人生，实践长才干”，我们会逐步了解了社会，开阔视野，增长了才干，并在研究活动中认清了自己的位置，发现自己的不足，对自身价值能够进行客观评价。
这在无形中让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增强努力学习的信心和毅力。
小组成员希望亲身感受传统宗族文化与现代思想的碰撞，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更广泛地理解研究课题，为研究提供诸多思考的可能性。
为日后自我发展及从事相关研究提供经验借鉴。
（五）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方法是一个有着不同层次和方面的综合的体系，这一体系中包含众多的内容，它的各个部分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社会研究方法的体系通常有三个部分组成：
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方法和技术。
方法论是社会研究过程的逻辑和研究的哲学基础。
在社会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同时也是相互对立的方法论倾向。
一种是实证主义方法论，一种是人文主义方法论。
但长期以来，实证主义方法论一直占据着社会研究方法论的主流地位。
此次我们采用的方法论主要就是实证主义方法论。
通过对社会世界中的现象及其相互联系，加上非常具体、非常客观的观察，获得大量的信息资料，通过经验概括得出结论。
在研究方式上，定量研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最典型特征。
但在进行实地考察时，我们也运用了人文主义方法论，充分的考虑到人的特殊性。
在研究方式上，定性研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典型特征。
研究方式指的是研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或研究的具体类型。
通常社会研究的具体方法划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即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
此次研究在调查前和调查中我们都运用到了文献研究，包括内容分析、二次分析、现有统计分析。
采用文献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去探讨那些既不会引起研究对象的任何反应、又是其他方式在时间和空间无法达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对于宗族以前的历史，采用文献研究十分恰当。
到达当地后，运用了实地研究，实地研究包括了参与观察、个案研究、投入理解、研究者的角色。
实地研究可以有助于深入了解社会现实，以及在提炼和建构理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此次研究过程中调查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调查问卷包括抽样、问卷、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用于探索和证明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并且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代表的是定量研究方式，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倾向。
而实地研究为代表的定性研究方式，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方法论。
具体技术与方法指的是在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资料收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以及各种特定的操作程序和技术。
比如自填式问卷的方法、结构访问与无结构访问的方法、局外观察与参与观察、随机抽样、概念操作化的方法、问卷资料的编码方法、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以及量表制作技术、变量测量技术、实验控制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等等。
研究者可以采用不同的资料收集方法和分析方法。
在调查研究方式中，在学校我们抽样了三十名学生发放了三十份抽样问卷作为初试的数据，对问卷质量进行了信度和效度的检验。
我们考虑到被调查者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因此我们采用了符合当地实际的非概率抽样，共发放了130份问卷（问卷回收率100%，问卷有效率100%），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是自填式问卷和结构式访问，资料分析方法主要是统计分析，对所收回的问卷进行了描述统计和推论统计。
对资料的分析我们通过计算机将数据录入到计算机中，再通过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算机通过图表的形式将我们所需要的关系表现出来。
在进行文献研究时，我们首先在图书馆下载了大量的有关宗族文化、代际传承以及教育模式方面的书籍，在了解了大量有关于宗族文化、代际传承、教育模式的资料后，开始设计问卷和访谈提纲。
调查结束后我们对调查中的访谈稿进行整理运用文献研究中的内容分析，对所收集到得资料进行整理。
资料收集方法是官方统计资料、历史文献、文字文献。
资料分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
在实地研究中，资料收集方法中包括了无结构观察，参观了当地的祠堂等宗族遗留下来的实体，资料分析方法采用的是定性分析。
二、研究内容
本次研究，我们选取了构成宗族文化的七个要素。
我们认为，宗族文化的主要精神正是由这七个要素传承下来。
尽管在传承的过程中，这七个要素的形式存在着删繁就简的过程，然而，这七种形式却在去伪存真的过程中将宗族文化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保留至今。
第一，权力传承——“消失”的“族长”。
说到宗族文化，就要说到宗族的权力架构。
在封建社会，宗族的权力执掌在族长及祖产的专职管理人员手中，有的则是族长房执掌。
族长通常由家族内辈分最高、年龄最大且有权威的人担任。
族长总管全族事务，是族人共同行为规范、宗规族约的主持人和监督人。
协助族长工作的还有房长和柱首，房长按血缘关系由该房辈分最高、年龄最大者担任。
柱首，是处理一族内日常事务的人，如收租、筹办祭祀活动等。
他们控制族田和其他共有财产的管理权和分配权，控制着宗族与外部的联系。
对于所谓触犯家规的族人，族长有权决定各种处罚和惩治，甚至处死。
因此，族长们实际上拥有主宰家族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
而现在，宗族的事情往往是由村里的村长牵头。
当然村长也是来自于此宗族。
比如宅坦村的修谱活动就是有村里的村长牵头，村委会筹办的。
此时的族长已经没有了以往的权力，而且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族长等也在历史潮流中消失。
当然，村里的村长在进行村里的事务管理时，也不像以前一样一个人独裁，而是依照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理，重大事件有时候会由村民进行集中投票处理。
而村长往往是由村民们集体投票产生。
“不过，现在虽然没有族长，但是在族里遇到一些事情的话，村里还要去咨询族里年长、德高望重的人。
比如祭祖仪式、修谱入谱等都是由族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指导或者参与决策。
这种更加科学、更加民主的宗族管理方式，更深得族人的欢迎，对于族人来说也有更加重要的约束力。
”村里的老教师胡国仁（化名）跟我们这么说。
由此可以看出，在宗族势力虽然弱化的今天，宗族权力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宗族事务的管理也由封建社会中族长的一人独裁转变为现在的村民民主自治和长辈参与决策相结合的管理方式。
这种宗族管理方式的转变，一方面族里德高望重的人的参与，所做出的决策对于村民来说更具有说服力、更加深的人心；
另一方面，村民对宗族事务的直接参与与决策，使得宗族事务的管理更具有民族性、科学性，从而有利于提高村民的积极性和凝聚力。
族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的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宅坦村，族规的主要内容有：
“1、彰善四条——训忠、训孝、表节、重义；
2、职守四条——修祭事、训祠首、保祠产、护龙脉；
3、惩恶四条——忤逆、奸淫、贼匪、凶暴；
4、名教四条——振土类、厚风俗、正名分、敬耆老”。
族规的运作实施过程可以看作是一种在地方官府支持下，以乡绅族长为主体的地方管理活动，也可以看作是一次信息组织传播的活动。
明清时期的徽州乡约推广发展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一场信息传播活动，不仅地方官吏重视提倡，聚族而居的宗族士绅更是积极响应，在宗族内部直接推行乡约或者在乡约思想指导下制定族规家法，规范约束族人日常活动。
所以它的传播主体、讯息、媒介、受众诸多因素都深深的打上了宗族的烙印。
权威的产生使乡土社会秩序维持力量得以形成。
通过权威的实施,乡土社会秩序得到了规范和整合。
应用帕森斯有关人事分配的论述,权威规定了具备什么条件的人可以主持祭祀活动,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祭祀活动,什么样的群体必须捐赠财物来维持宗族的发展。
这是在同一个族群内划分了人事的区分以及附属地位的不同。
同时,它也间接划定了族群的范围,即包括族群规模,也包括族群的势力范围。
其次,权威也决定了物质资源的分配与整合过程。
在卞利老师的《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公约研究》一文中，对于明清徽州宗族公约的基本功能，做了以下论述，概括而言，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规范族众或乡民行为、协调宗族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功能。
第二，救济与互助的功能。
第三，奖惩的功能。
比如，宅坦村从来就有“博士村”的美名，至今，村中依然会对考取大学或取得一定成绩的人们实施物质上的奖励。
在代际传承的过程中，以“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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