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对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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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冲破封建社会对商品经济束缚的基础上确立的，主张政府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守夜人”的思想正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对政府的要求。
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市场经济几乎是完美无缺的，“看不见的手”会将一切都安排好，根本用不着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直到凯恩斯主义诞生之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一直坚持着对经济活动基本上不干预的信条，但是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信条。
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标志，各国政府开始尝试对衰退中的经济进行干预，1936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出版又为政府的干预政策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
因此，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的《通论》是政府干预的两个源头。
罗斯福新政主要措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整顿经济秩序，加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监督；
另一类是为了提高有效需求，增加就业。
新政恢复了金融秩序，整顿旧有的金融机构，并对金融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放弃金本位，禁止黄金在国内流通；
建立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对小额存款进行保险；
加强对大银行监督，在必要时予以贷款支持。
金融体制的改革对美国后来以联邦储备为中心建立一整套货币政策及其执行程序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新政中已经包含了现代货币政策的雏形。
罗斯福新政对现代财政政策的重大影响包括其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提高有效需求等一系列的措施。
例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对低收入家庭进行补贴，提高其收入水平；
增加政府开支，举办公共工程；
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等。
这些政策后来被作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对战后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了重大影响。
凯恩斯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自动保证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
总需求由总消费、总投资和政府支出三大部分构成。
在经济正常的扩张时期，由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会出现总消费不足的现象。
由于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资本的预期利润率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从而会导致总投资（投资需求）不足。
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将随着经济增长自动出现总需求不足。
而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提高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加就业。
凯恩斯主义为国家干预经济的财政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就我国情况而言，由于大量国有经济的存在、政府力量的强大以及计划经济下政府行为方式的影响，宏观调控在现实中和理论上显得更为必要和可行。
同时，我国宏观调控的方式在逐步转变，即由计划调节和行政干预向现代经济手段转变，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决定的。
宏观调控的目标和工具手段
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
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革命”主要是针对经济衰退的，因此，充分就业是二战之后现代财政政策的首要目标。
而就业与实际GDP的增长具有相关关系，同时实际GDP也体现着宏观经济的总体水平，与此相应，“稳定的经济增长”成为战后西方国家财政政策的第二个重要目标。
20世纪50、6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频繁运用，通货膨胀时有发生，“保持物价稳定”成了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
随着资本主义各国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不断发展，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必须考虑“国际收支”情况，于是“国际收支平衡”也就成了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
此外，保持社会公平也是现代社会政府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之一。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并形成为一个体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包括经济政策调控、行政干预和法律规范等。
——经济政策调控。
经济政策调控是指用各种政策手段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政策，其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最主要的手段。
1.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收入、支出、预算平衡和国家债务等各个方面。
财政政策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
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财政政策可区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
具体选择何种类型的政策，需要根据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比状况审慎地做出选择。
2.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由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具体政策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政策体系。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法定存款准备率、利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贴现率。
货币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利率），使货币供应量与货币需求量之间形成一定的对比关系，进而调节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
3.收入政策。
国家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采取对个人收入数量及结构的控制和调整，收入政策是国家对宏观经济活动起综合性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调节需求的收入政策，能在不同的供求状况下，促进经济总量平衡；
强调效率的收入政策，能刺激经济主体的内在动力，增加社会总供给；
导向性的收入政策，能引导宏观经济结构的优化。
我国收入政策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工资收入调节制度、社会收入保障制度和个人所得税制度等三方面的制度之中。
4.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为规划产业发展目标，干预和诱导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制定的一种宏观经济政策。
产业政策是国家对产业结构运行与调控的一项重要政策，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
——行政调控。
广义的行政调控包括了政府管理经济的各种手段，狭义的行政调控是专指与经济、法律等相应的政府行政命令的调控。
行政命令调控是通过政府系统来传达贯彻某种意图的政府行为。
行政调控的主体是政府，调控的基本方式是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干预。
行政调控的范围包括社会基础产业、社会公共产业、稀缺资源产品的经营以及政府自身的行政活动。
——法律手段。
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国家通过经济立法和司法强制性地调节经济活动。
作为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法律调控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保证。
其目的是依法保护国民经济沿着健康的道路稳定协调发展。
通过法律所进行的宏观调控，是一种行政法律行为，而不是超越法律的行政行为，法律调控与其他宏观调控手段相比具有强制性、规范性、稳定性和独立性等特点。
我国宏观调控的演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形成约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
1978年以前前是计划经济，1978年-1992年是计划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过渡，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
1992年以后到现在进一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经济因素逐渐增加。
经济波动不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会周期发生，虽然规则不尽相同。
计划经济时期也有宏观调控，但不叫“宏观调控”，它属于政府的宏观微观无所不包的计划管理和综合平衡。
计划平衡具有用行政手段约束经济过度扩张的功能，但更多时候无法阻挡公有制下的财务软约束和投资扩张冲动，而且计划平衡的周期放松往往成为发动过度扩张的根源，致使经济长期陷于剧烈波动中。
这个情况随着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过渡而趋于缓和，但在卖方市场消失前，计划平衡（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称做“宏观控制”）基本上是以通货膨胀为斗争对象，以周期性的紧缩为特征；
但随后又往往自动放松，让位于扩张过程，经济很难实现“着陆”，常常处于将着陆又重新起飞的状况。
1992年我国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逐渐走上历史舞台。
1993年-2003年，中国经济走过两轮正相反的宏观调控。
一轮是针对1992年的经济过热，从1993年起实施的紧缩型的宏观调控，持续到1997年；
另一轮是针对1997年经济偏冷（由于国内供需格局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不足），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扩张性宏观调控。
相比较以往历次对经济波动采取行政性的直接控制的手段而言，这两轮调控比较主动地采用了间接的经济手段。
前一轮调控尽管初期采取较多的直接行政操作方式，以治理当时混乱的金融秩序，但后期逐步更多运用紧缩的货币供应、利率杠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以及财税体制改革等，以达到控制总需求的目的。
后一轮调控更鲜明地采取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谨慎从松（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解决了扩大社会总需求的问题。
这两轮宏观调控都成功地对经济过热和经济偏冷进行了治理。
前一轮紧缩性宏观调控使GDP增长速度由1992年的14.2%，降到1997年的8.8%，消费物价指数（CPI）由1994年的24.1%降到1997年的2.8%，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后一轮扩张性的宏观调控使GDP增长速度由1998年的7.8%提升到2003年的9.1%，使CPI指数由1998年的0.8%上升到2003年的1.2%，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现状与问题
7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0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报告，报告认为当前我国国民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总体形势良好”，经济形势总体好的主要标志是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
同时，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也非常突出，这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偏快，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并呈加剧之势、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加大。
经济运行中的这些问题加大了经济增长的成本，尤其是通货膨胀、能源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加大。
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
投资增长过快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反复出现的老问题。
2006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8%，增幅比上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加快2.1个百分点。
从发展势头看，新开工项目继续大幅增加，投资在建规模偏大。
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12个产能过剩的行业进行结构调整，但据统计资料分析，在12个产能过剩行业中，只有水泥、炼焦等少数行业投资出现回落，其他多数行业投资冲动依然强烈。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约40%来自投资，因此投资的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从中央与地方投资所占比例来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依然较强。
前5个月，中央项目投资2718亿元，同比增长22.7%；
地方项目投资22726亿元，增长31.3%，地方政府、银行、企业均表现出强烈的投资冲动。
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盲目投资，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产生低水平重复建设、社会资源浪费和金融风险不断加剧问题。
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二、货币信贷投放过多
2006年年上半年，人民币新增贷款累计达到2.18万亿元，相当于上年同期新增贷款的1.5倍，已达全年预期目标的87%。
虽经央行几次出手调控，但由于相对贷款来说存款增加更多，贷款加息而存款不加息，存贷款利差扩大，再加上各地的投资冲动仍很强烈，当前的贷款需求和放贷意愿依然强劲，信贷增长的压力远未释放。
信贷的扩张为投资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支持，进而推动了经济增长。
在固定资产投资的来源中，来自银行贷款的投资资金逐步上升（5月份已经占27.1%）。
尤其在房地产业，前5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中，国内贷款同比增长最为迅速（42.9%），相比之下，企业自筹仅增长25.7%，利用外资增长4.7%。
而信贷与货币的快速增长显示国内金融系统的流动性较大。
三、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
2006年上半年，进出口顺差达到61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18亿美元，增长55%。
国际收支不平衡矛盾加剧，外汇储备急剧扩大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高度的警惕。
出口持续增长带来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和过多的外汇储备，导致外部经济失衡，与其他国家外部关系紧张，最终也会损害到内部经济的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已形成以持续较大顺差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收支不平衡。
国际收支不平衡导致外汇占款增加较多（第一季度外汇储备增加了560亿美元，达到8750亿美元），不但加大了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压力，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也不利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
四、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
国家发改委和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04年全国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比上年上涨了15.2%。
2005年全国70个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5%，其中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去年四季度同比上7.5%。
2006年8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中，只有上海的销售价格涨幅下降，70个大中城市整体价格同比上涨5.5%，涨幅比7月低0.2个百分点。
五、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信贷增长过快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今年第一季度的银行贷款达到了1.26万亿，已经超过了全年贷款预期目标的50%以上；
截止至5月份，已经完成全年信贷指标的70%以上。
以5月份为例，该月新增本币贷款达到了2060亿元人民币（合260亿美元），远高于去年同期的1020亿元。
尽管前5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1.2%，幅度并不大，但是信贷和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仍然导致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心。
5月份的CPI指标也显示了这方面的信息，5月CPI同比增长1.4%，高于市场此前预期的1.2%，而增速快于4月份的1.2%、3月份的0.8%和2月份的0.9%。
我国经济“过热”原因解析
自1992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特定的周期，即每次周期的开端都是由于投资的上涨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会出现全部或者局部过热的迹象，国家不得不通过各种政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用来抑制过度膨胀的投资。
这种周期周而复始，反复出现，究其原因，我国的宏观经济之所以在短时间之内能够迅速的膨胀，与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密不可分。
一、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平均每年增长9.4%，发展速度举世为之赞叹。
但是如果反思一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是巨大的，依靠了大规模的资源投入、资本投入和土地投入，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环境的损耗为代价的。
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经济规模的简单扩大为追求目标的，在现行的体制下，更具有现实操作性。
不计成本地单纯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张，也不用更深入地探索经济增长的其他动力，如技术进步、人力资源、管理等等集约化的增长方式，造成了单一的增长路径，其结果只能是单方面地加大投入。
在投入规模不断扩张的背景下，频繁的经济过热也就成为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必然。
二、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远远低于投资。
为维持GDP的高增长，保持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也就成为必然。
其中政府的直接投资及其引致性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在经济发展中仍发挥导向作用，强化了我国转轨时期的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长期化趋势。
由于地方政府利益的过度膨胀，政府的职能界定不清、权利约束不够，中央政府调控能力的弱化，现行政绩考核体系的偏颇等一系列因素，导致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经济发展干预过多，甚至直接投资经济。
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信贷、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进行一轮又一轮的经济扩张，地方政府投资主导型经济不可避免。
近年来，全国范围的城建热、房地产热、汽车热、钢铁热等背后，都能清晰地看到地方政府的影子，江苏铁本事件和内蒙新丰电厂事件就是典型例证。
这种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投资增长方式，必然导致宏观经济结构的失衡，直接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高幅增长，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如通货膨胀、投资环境恶化、金融风险等宏观经济问题。
当前投资运行中的问题及其深层次根源，如果不及时加以引导和控制，就会使本已凸显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突出。
三、不合理的外资和外贸政策
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决定了我国的出口增长方式也是粗放的，我国出口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缺乏成本意识和独立竞争能力，过度依赖出口退税，长期采用拼数量、高消耗、高投入、低价格模式实现出口增长。
而外商投资企业是增加出口的重要力量，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4442.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8.3%。
在引进外资方面，以房地产为例，自2003年以来，货币当局就开始着手控制房地产信贷，尽管近年来中国的银行体系中与房地产及房地产相关的信贷增速较为缓慢，但房地产投资增速依然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速度，仔细分析发现，外资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中国房地产市场对跨境资本流动及汇兑的管制事实上是几乎不设防的。
不合理的外贸结构和外汇管理措施，致使我国在短时期内积聚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央行的加息政策在庞大的外汇储备面前效果不明显，而盲目引进外资、监管不严格等一些不合理的政策又进一步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上国际投机资本的涌入，不断地给人民币的升值持续加压。
四、货币政策原因
尽管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货币政策，但是，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依然保持高位增长，一是由于多重货币政策目标，容易顾此失彼。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终极目标实际上包括经济增长速度、就业、通货膨胀和汇率。
货币政策终极目标过多，容易导致目标间的相互冲突。
例如，抑制投资过热和维持汇率稳定这两个终极目标要求央行执行方向相反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货币政策决断的非果断性。
二是货币政策难以同时兼顾总量调节与结构调整。
货币政策是总量调节工具，结构性调整一般由财政政策完成。
目前的货币政策既要总量调控，又希望在结构调整上有所作为，从而导致货币政策“有劲使不出来”的感觉。
比如说，货币政策实施时要考虑到“银行的盈利性”、“企业的经营成本”甚至各个行业的影响程度以及各行业的就业等结构性问题，从而导致货币政策决断中的犹豫不决。
在近年来人民币升值预期继续存在、外贸顺差快速积累和短期资本流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占比在明显增加。
2003年以来，外汇占款同比增幅一直在30%至55%的增长区间内。
面对外汇占款的快速增长，虽然央行尽力采取“对冲”措施，但效果越来越不显著，净货币投放仍保持着较快的增长。
过剩的流动性与商业银行放贷积极性的结合，成为信贷扩张的基础，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使“信贷闸门”的作用明显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央行不得不借助于窗口指导和严格的信贷导向政策。
五、财政政策及财政体制原因
——财政政策“扩张”的延续与作用“惯性”的传导
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开始实施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据统计，1998年-2004年的7年中，累计发放国债资金9100亿元，按1:
5的投资带动比例估算，拉动投资总规模4.6万亿元，每年拉动GDP增长约2个百分点。
积极财政政策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
特别是国债资金作为高度集中的计划投资体制，采取投资项目由地方、下级层层申报，中央、上级层层审批，银行配套贷款、地方配套安排的运作模式。
其实质是政府主导型经济的“体制复归”，也在不知不觉中重新步入了“审批经济”的“怪圈”，进一步加速了“跑步进京”的程度。
在部门利益驱使和地方政府“政绩工程”、“干部经济”等共同作用下，积极财政政策背离了实施初衷，违背了国际通行规则，原本两三年结束的“短期化”政策却变为“长期化”行为。
时至今日，经济过热难以冷却的重要原因，一是财政政策扩张的继续，二是财政政策稳健的时滞。
2005年，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但从实际情况看，国债投资并未因此而减少，加上上年滚存的资金，2005年和2006年国债投资规模仍然为1100亿元和800亿元。
2005年和2006年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高达44.1%和48.6%，而消费仅为39.4%和36.8%。
从某种意义上来理解，说明整个经济运行陷入了一种“高投入—低消费—生产过剩—再高投入—更加消费不足”的恶性循环，若任其自由、放任下去，势必有引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现行财政体制“先天不足”的显性化
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经过十多年的实践运行，较好地实现了增强中央政府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初衷。
受种种因素的制约，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选择了“渐进式”改革路径：
“基数+增长”的模式，即实行“增量”改革道路，充分考虑下一级政府当期既得利益，这一做法广泛运用于日后的所有财税改革。
从表面上看，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甚至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过多“基数＋增长”改革措施的采用，也在深层次回避了改革的关键环节和主要矛盾，致使部分改革流于某种简单形式上的转换。
从目前的情况看，当初那种缺乏制度创新、机制建构的改革，为日后下一级政府进入保“基数”大战，进入投资冲动状态，进而引起经济过“热”埋下了“伏笔”。
在压力型财政体制下，更高一级政府可以通过各种财政管制手段，向上集中财权、财力，向下下放事权、支出责任，其结果就形成政府财力资源在5级政府纵向分配上的不均衡，出现了财权、财力与事权的不匹配。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化和非税收入管理的规范，基层政府向农民、企业“转嫁”负担的环境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于是长期累存的基层财政困难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开始“显性”。
按现行财政体制，下一级政府上一年度财政收入基数成为“硬杠子”，必须千方百计完成，否则就要扣减体制性财力（一般表现为税收返还），影响既得利益。
分税制改革初期，由于下一级政府存有一定数量的“机动”财力，基数问题尚处“隐性”。
但随着时间推移，基数也在滚“雪球”，一年比一年大，随之显性化。
1995年，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两税”）为1867亿元，到2005年税收返还（“两税”、所得税）增加到3757亿元。
巨额的税收返还同时代表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基数的同步增加。
从现实的情况看，地方政府完成上年基数，一个渠道是依靠发展经济，另一个渠道就是弄虚作假（拉税、买税、寅吃卯粮、“先征后返”）。
近些年来，随着公共财政理念的提出，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和范围发生了变化，政府财政支出在“瓦格纳法则”作用下逐年攀升。
2005年，全国财政支出总量达到3.4万亿元，是1993年0.5万亿元的6.8倍。
对地方政府而言，确保稳定、改革与发展的支出压力更大，2005年地方财政支出总量是1993年的8.3倍。
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和欠发达地区，基本上陷入了“基数＋增长”的体制“陷阱”，一方面不择手段地为完成收入基数而战，另一方面为满足不断扩大的支出需要而拼命“增长”。
经济增长“有限性”与财政收入增长需求“无限性”之间就存在着矛盾。
财政体制基数问题这种“捆绑”效应的存在，就使得地方政府必须不遗余力地发展经济，目前尚存的比较优势只有不惜提供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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