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课 综述工业革命前后的环境问题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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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可以说是“尼罗河的赐予”。
在历史上，每到夏季，来自上游地区富含无机物矿物质和有机质的淤泥随着河水的漫溢，都要给埃及留下一层薄薄的沉积层，其数量不致于堵塞灌渠、影响灌溉和泄洪，但却足以补充从田地中收获的作物所吸收的无机矿物质养分，近乎完美地满足了农田对于有机质的需要，从而使这块土地能够生产大量的粮食来养育生于其上的众多人口。
历史学家认为，正是这样无比优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埃及漫长而辉煌的文明。
然而由于尼罗河上游地区的森林不断地遭到砍伐，以及过度放牧、垦荒等，使水土流失日益加剧，尼罗河中的泥沙逐年增加，埃及再也得不到那宝贵的沃土，昔日的”地中海粮仓”从此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现已成为地球上的贫困地区之一。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现伊拉克境内），是著名的巴比伦文明的发源地。
公元前，这里曾经是林木葱郁、沃野千里，富饶的自然环境孕育了辉煌的巴比伦文化——“楔形文字”、《汉穆拉比法典》、60进制计时法……巴比伦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西亚著名的商业中心，巴比伦国王为贵妃修建的“空中花园”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然而，巴比伦人在创造灿烂的文化、发展农业的同时，却由于无休止地垦耕、过度放牧、肆意砍伐森林等，破坏了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使这片沃土最终沦为风沙肆虐的贫瘠之地，2000年前漫漫黄沙使巴比伦王国在地球上销声匿迹。
如今，这块土地所供养的的人口还不及汉穆拉比时代的1/4，而那座辉煌的巴比伦城，直到近代，才由考古学家发掘出来，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与古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齐名的古印度文明，发祥于印度河流域。
印度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和开化历史都和美索不达米亚相似。
4000－5000年前，这里的农业就很发达，人们利用印度河四季充沛的河水与一年两季的洪水种出了丰盛的庄稼，盛产小麦、芝麻、甜瓜和棉花，是名符其实的粮仓。
然而，毫无顾忌地开垦，无休止地砍伐森林，使温德亚山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水土大量流失淤塞了河道，破坏了生态结构和生态平衡，土地沙化出现了，昔日的沃野良田逐渐变成了茫茫沙漠。
今天，这里已经是面积达65万平方公里的荒漠。
地中海地区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
历史上曾有过一段时期，地中海的每个地区都呈现出一种进步而又生机勃勃的文明。
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但、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西班牙、意大利、西西里、南斯拉夫、希腊、克里特、土耳其都曾一度是世界上最繁荣进步的地区。
如今，除了很少几个国家还算发达外，其他都沦为二十世纪世界上的落后地区，许多国家现在的人口也仅有先前人口的一半或者1/3。
地中海地区各个国家的文明兴衰过程基本上非常相似：
起初文明在大自然于漫长年代中造就的肥沃土地上兴起，持续进步达几个世纪，随着开垦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森林和草原植被遭到毁坏，富于生产力的表土也开始随之遭到侵蚀、剥离；
接下来持续的种植和渗漏淋溶，消耗了大量作物生长所需的矿物质营养，于是生产开始下降。
随着土地生产力的衰竭，它所支持的文明也开始衰落。
玛雅文明是古老的中美文明，它在低地热带森林中（现今的危地马拉〕发展起来。
公元250年，玛雅文化、建筑、人口均达到鼎盛时期，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200－500人。
但是，由于生态破坏以及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至公元800年，玛雅文明开始衰落，不到100年，这块昔日繁华的土地几乎人烟绝迹。
黄河流域是我国古老文明的发祥地，4000多年前，这里森林茂盛、水草丰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
据记载，周代时，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达到53％，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
但是，自秦汉开始，黄河流域的森林不断遭到大面积砍伐，使水上流失日益加剧，黄河泥沙含量不断增加。
宋代时黄河泥沙含量就已达到50％，明代增加到60％，清代进一步达到70％，这就使黄河的河床日趋增高，有些河段竟高出地面很多，形成“悬河”，遇到暴雨时节，河水便冲决堤坝，泛滥成灾，黄河因此而成为名符其实的“害河”。
与此同时，这一带的沙漠面积日复一日地扩大，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在农业社会，生态破坏已经到了相当的规模，并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恩格斯在考察古代文明的衰落之后，针对人类破坏环境的恶果，曾经指出：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
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
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因此，恩格斯给予人类以告诫：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
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
此外，在农业社会，特别是农业社会末期，还出现过污染问题。
据考证，几千年前，由于我们祖先的采暖和炉灶设施十分简陋，洞穴内充满烟气，呛得令人窒息，人们逃出洞外。
又因食物腐烂发出恶臭而令人生厌，于是迁往别处而不返。
有人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大气污染历史的开端。
但总的来看，在农业文明时代，主要的环境问题是生态破坏，污染问题仅在一些人口集中的城市比较突出，井引起人们的重视，采取了一些防治措施。
例如，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奴隶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就禁止鞋匠住在城内，以免对城市生活环境造成污染；
14世纪初，英国议会颁布法令，禁止伦敦制造业在国会会议期间烧煤，以保持大气的清洁。
工业革命后的环境问题
18世纪兴起的工业革命，曾经给人类带来希望和欣喜，因为工业化的兴起，城市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大为提高，例如，人口的死亡率不断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更多的人享受到城市生活的便利，更多的儿童能够进入学校接受更多的教育，等等。
诚然，人类发展又一次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的阴影，人类文明又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不仅仅是欣喜，还有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埋下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潜在威胁。
当人类还在陶醉在工业革命的伟大胜利时，生态破坏和污染问题已经加速发展，特别是污染问题，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而急剧蔓延，终于形成了大面积乃至全球性公害。
西方国家首先步入工业化进程，最早享受到工业化带来的繁荣，也最早品尝到工业化带来的苦果。
在工业发达国家，本世纪50－60年代开始，“公害事件”层出不穷，导致成千上万人生病，甚至有不少人在：
“公害事件”中丧生。
其中，有八起事件引人注目，被称为“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工业革命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这八起公害事件是：
——马斯河谷事件。
1930年12月1日－5日，比利时马斯河谷的气温发生逆转，工厂排出的有害气体和煤烟粉尘，在近地大气层中积聚。
3天后，开始有人发病，一周内，60多人死亡，还有许多家畜死亡。
这次事件主要是由于几种有害气体和煤烟粉尘污染的综合作用所致，当时的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高达25～100毫克/立方米。
——多诺拉事件。
1948年10月26日～31日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诺拉小镇，大部分地区持续有雾，致使全镇43%的人口（5911人〕相继发病，其中17人死亡。
这次事件是由二氧化硫与金属元素、金属儿合物相互作用所致，当时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高达0.5×
10－6～2.0×
l0-6毫克/立方米，并发现有尘粒。
——伦敦烟雾事件。
1952年12月5日～8日，素有“雾都”之称的英国伦敦，突然有许多人患起呼吸系统病，并有4000多人相继死亡。
此后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死亡。
这起事件原因是，当时大气中尘粒浓度高达4.46毫克/立方米，是平时的10倍，二氧化硫浓度高达1.34×
10-6毫克/立方米，是平时的6倍。
（险峰注：
此段污染物浓度疑为有误，请慎引用。
）
——洛杉矾光化学烟雾事件。
1936年在洛杉矶开采出石油后，刺激了当地汽车业的发展。
至40年代初期，洛杉矶市已有250万辆汽，每天消耗约1600万升汽油，但由于汽车汽化率低，每大有大量碳氢化合物排人大气中，受太阳光的作用，形成了浅蓝色的光化学烟雾，使这座本来风景优美、气候温和的滨海城市，成为“美国的雾城”。
这种烟雾刺激人的眼、喉、鼻，引发眼病、喉头炎和头痛等症状，致使当地死亡率增高，同时，又使远在百里之外的柑桔减产，松树枯萎。
——水俣事件。
日本一家生产氮肥的工厂从1908年起在日本九州南部水俣市建厂，该厂生产流程中产生的甲基汞化合物直接排人水俣湾。
从1950年开始，先是发现“自杀猫”，后是有人生怪病，因医生无法确诊而称之为“水俣病”。
经过多年调查才发现，此病是由于食用水俣湾的鱼而引起。
水俣湾因排入大量甲基汞化合物，在鱼的体内形成高浓度的积累，猫和人食用了这种被污染的鱼类就会中毒生病。
——富山事件。
50年代日本三井金属矿业公司在富山平原的神通川上游开设炼锌厂，该厂排入神通川的废水中含有金属镉，这种含镉的水又被用来灌溉农田，使稻米含镉。
许多人因食用含镉的大米和饮用含镉的水而中毒，全身疼痛，故称“骨痛症”。
据统计，在1963年至1968年5月，共有确诊患者258人，死亡人数达128人。
——四日事件。
五六十年代日本东部沿海四日市设立了多家石油化工厂，这些工厂排出的含二氧化硫、金属粉尘的废气，使许多居民患上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而死亡。
1967年，有些患者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杀，到1970年，患者已达500多人。
——米糠油事件，1968年，日本九州爱知县一带在生产米糠油过程中，由于生产失误，米糠油中混人了多氯酸苯，致使1400多人食用后中毒，4个月后，中毒者猛增到5000余人，并有16人死亡。
与此同时，用生产米糠油的副产品黑油做家禽饲料，又使数十万只鸡死亡。
近些年来在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与发达国家过去类似的情况。
人们虽然从工业化中得到了一些物质利益，但是却破坏了大量宝贵的自然资源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使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与环境的双重压力。
目前，在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人连基本的衣食需要也难以满足，每年因为疾病、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多得难以计数。
污染问题之所以在工业社会迅速发展，甚至形成公害，与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先，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尤其是化石燃料基础上的。
在工业革命初期，工业能源主要是煤，直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石油作为能源才开始进入工业生产体系中，使工业能源结构发生了变化。
在最近几十年，新的能源如水能、核能等不断得到开发利用。
但是，一直到今天，工业社会的能源依然以不可再生能源为主，特别是煤和石油。
随着工业的发展，能源消耗量急剧增加，井很快就带来一系列人类始料不及的问题。
例如，英国在19世纪30年代完成了产业革命，建立了包括钢铁、化工、冶金、纺织等在内的工业体系，使煤的生产量、消耗量突飞猛增，从50O－600万吨上升到3000万吨，由此带来的污染问题也随之突出出未。
在19世纪末，英国伦敦就曾发生过3次由于燃煤造成的毒雾事件，据称死亡人数共计达到1800多人。
其次，工业产品的原料构成主要是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
工业规模的扩大，伴随着采矿量的直线上升，例如，日本足尾铜矿采掘量在1877年只有不足39吨，10年后，猛增到2515吨，翻了60多倍。
大规模的开发与生产，引起了一系列环境问题。
19世纪末期，足尾引入欧美的冶炼法，以黄铜矿为原料冶炼纯铜，但黄铜矿含硫，而且含有剧毒的砷化物和有色金属粉尘，致使附近整片的山林和庄稼被毁坏，矿山周围24平方公里的地区成为不毛之地，受害中心的一个村庄被迫全部转移。
另外，由于铜矿排出的废水废屑中也含有毒性物质，排人渡良濑川，1890年洪水泛滥，污染的河水四处漫溢，使附近4县数万公顷土地受害，造成田园荒芜，鱼虾死亡，沿岸数10万人流离失所。
再则，环境污染还与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费方式有直接关系。
在工业社会，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生理上的基本需要——温饱，更高层次的享受成为工业社会发展的动力。
于是，汽车等高档消费品进入了社会和家庭，由此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显著。
例如上面提到的洛杉矶光化学事件。
最后，环境污染的产生与发展还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直接相关。
在工业社会，特别是工业社会初期，人们对环境问题缺乏认识，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常常忽视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存在，结果导致环境问题越未越严重。
当环境污染发展到相当严重并引起人们重视时，也常常由于技术能力不足而无法解决。
第2课两河流域古文明灭绝的原因
从新石器时代起，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条大河哺育了许多农业村落。
约公元前3000年，从外部迁移到伊拉克南部干旱无雨地区的苏美尔人利用河水灌溉农田并在生产中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从而创造出一批最早的城市国家和灿烂的苏美尔文明。
在苏美尔人的影响下，两河流域本地说塞姆语的阿卡德人加入了历史舞台，并先后和苏美尔人并肩建立了阿卡德和乌尔第三王朝两个帝国。
虽然苏美尔文明不断向周围扩大发展成为巴比伦文明，并把北方亚述带入两河流域文明圈，但苏美尔人口却似乎在不断减少。
在公元前2004年，乌尔第三王朝被伊辛和拉尔萨两王朝所取代。
从这一时期开始，以拉旮什、温马为代表的一批苏美尔城市走向衰亡，荒无人烟，最后沦为废墟。
新迁入两河流域的游牧部落在巴格达附近的巴比伦城建立起古巴比伦王朝，战败南方苏美尔地区的伊辛和拉尔萨王朝一统天下。
随着南方的城市被逐渐放弃，苏美尔人完全消亡于巴比伦人之中了。
在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把两河流域文明推到顶巅后，该地区被伊朗高原上的波斯人征服。
公元前331年，代表希腊文化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征服了全部西亚。
像一千年前的许多苏美尔城市一样，许多古老的巴比伦和亚述的城市也被陆续放弃，两河流域文明不久便彻底失传了。
其遗物被埋在沙丘之下达二千年之久，直到19世纪下半叶的考古发掘才重见光明。
两河流域古文明灭绝的原因是复杂的。
一方面，外部的新兴文明如希腊和伊斯兰文明的征服和取代是重要的原因。
另一方面，过度的农业开发恶化了先天不足的生态环境也是一个主要的内因。
1982年，美国著名亚述学家雅各布森在《古代的盐化地和灌溉农业》一书中论述了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地区灌溉农业和土地盐化的关系，并指出这是苏美尔人过早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
南伊拉克（苏美尔）的土壤是肥沃的冲积粘土，宜于谷物种植。
但气候干旱少雨，灌溉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
然而，土壤和河水中都含有可交换的钠离子和盐。
通常，钠离子和盐被水带到地下水层中，只要地下水位与地表层保持一定的正常距离，含钠和盐的地下水就不能危害农田。
古苏美尔人只知浇灌而不知土壤中的盐分必须用充足的水加以过滤，并完全排泄出去，结果是当地地下水层的盐分逐年加重。
当过度的积水渗入地下水时，含盐的水位就会上升，在土壤的毛细管作用帮助下侵入地表层，使土壤盐碱化。
从苏美尔城吉尔苏的遗址中，法国考古队发现了从苏美尔城邦争霸时期（约公元前2400年）到乌尔第三王朝末（前2004年）的大批农业泥板文书。
这400年中的文献告诉我们，从文明一开始，随古代灌溉农业而来的土地盐化问题就一直困扰着苏美尔的农民和贵族。
很可能这一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在古巴比伦晚期（约前1700前），以吉尔苏为代表的大批苏美尔城市被永久放弃。
一写于拉旮什王乌如卡基那时的土地吏文件列出两块地的盐化面积：
258公顷大麦地和约2．8公顷盐化地，盐地为1％；
110公顷的大麦地和39公顷的盐化地，盐化面积为35％。
另一文件则记载了三块农田，其盐化面积分别为20％、40％和100％。
一块名叫”老麦田”的农田在城邦时还是以小麦为主要作物的无盐地（小麦不耐盐），经过了300年的灌溉后，当它再次出现在乌尔第三王朝（前2111-2004年）的文件中时，已有6％的面积盐化了。
写于伊比辛一年（前2027年）的一文件告诉我们，库阿腊城的一块259公顷的农田竟带有162公顷的盐水池。
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中巴比伦时期，苏美尔故地的土地盐碱化给国王留下极深的印象，以至于被认为是诸神对人类罪行最严厉的报复之一。
在巴比伦王马尔杜克阿拉伊丁奖给大臣的石刻地契中，对背约者的诅咒是：
“愿阿达德，天地之渠长，使碱土围其田，令大麦饥渴，绿色永绝！
”另一王的石契碑咒为“愿阿达德败其田，绝粒麦于垅上，生碱草替大麦，取碱土代清泉！
”
远在北方的亚述地区，雨水充足，无需浇灌，农田盐碱化不甚严重。
但亚述王知道盐碱地的可怕后果，并以其为手段惩罚反叛的城市。
阿达德尼腊瑞（前1307-1275年）和其子沙勒马那沙尔（前1274-1245年）都在铭文中声称：
“我征服并摧毁了（敌）城后，把盐碱液播撒于其上。
”
苏美尔地区农田盐碱化还反映在当地的作物品种和单位面积产量上。
在文明刚出现的乌鲁克文化遗物中，发现装小麦的容器和装大麦的差不多。
当土地开始盐化后，不耐盐的小麦开始逐年减少。
公元前2400年时的吉尔苏，小麦占16％，其余则是大麦。
到约100年后的阿卡德时，小麦降到3％。
据一乌尔第三王朝的文件，此时在吉尔苏的一块地中，小麦仅占1．86％。
随后，在苏美尔地区，人民几乎不能种植不耐盐的小麦了。
尽管大麦比较耐盐，但土地的盐化会减少它的产量。
吉尔苏出土文献表明：
约前2400年，大麦每公顷收2537公升，到前2100年，降至1460公升。
约公元前1600年，吉尔苏城已完全被弃，土地已经严重盐化了。
此时，其邻近的拉尔萨城的大麦产量仅为每公顷897公升。
第3课中国古代的环保思想
在中国古代，人们就已经具有环保思想，他们很早就认识到，要想利用自然资源，尤其是生物资源，必须要注意保护，合理开发，反对过度利用，特别是破坏性的开发。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典籍论述了关于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保思想。
这种环保思想最初是不自觉的，甚至带有迷信色彩。
《诗经》中有“是飨是宜，降福既多”的说法，同时又有：
山川乃资源的产处，要与百神一同祭祀。
《礼记·
月令》中也包含了气候、生态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文中说：
孟春，草木萌动时，“牺牲毋用牝（母兽），禁止伐木；
毋覆巢，毋杀孩虫。
”管仲指出，“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
”《国语》中有九州山川河湖，生产物质资源，所以要保护和祭祀。
《易》以生生不息为准则，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因此，“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就是说，人类要顺从自然，适应自然，达到天地之间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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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的环保立法
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就已经有了保护自然资源的法规，叫“禹之禁”。
“禹之禁，春三日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日，川泽不施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
”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环保的法规了。
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刑弃灰于街营”的法律。
古代还设立了一些环境管理的官员，如“林”，“虞”，“牧”等官，他们分别管理山林，川泽和畜牧。
《韩非子》记载，商代已有不得随意倾倒垃圾的法律，“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可见处罚之重。
秦国商鞅变法，他制定的秦律中有“弃灰于道者被刑”的条文，这是商朝法律的延伸。
在周朝，周人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有初步认识。
传说，周文王曾告诫儿子周武王对大自然不要进行过度开发，要按自然规律合理使用。
他说：
“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
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
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
”周文王时期颁布的《伐崇令》以法律的形式规定：
“毋坏屋，毋坏井，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
”这个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规定得极为严厉。
秦汉时期（约公元前220年—公元220年）保护生物资源的理论达到了高水平。
西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对古代生物资源保护政策做了最完善的论述。
他指出：
禁止砍伐生长的树木，不能捣毁鸟巢、不捕杀怀孕孵卵的动物，特别要保护好幼小的麋和鹿等。
秦朝的《田律》、《厩苑律》、《仓律》、《工律》、《金布律》中都有一系列的关于按照季节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森林、土地、水流、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规定。
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发掘出土的大量秦代竹简中的一些竹简上刻着内容具体的《田律》，其中已用法律规定：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
……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
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
这里既规范了一般的保护范围——森林、水植被、其他植物及动物（包括野生物）；
又照顾到特殊的例外——人死入葬，伐木成棺，不受时间限制。
在秦代的立法中就能有这样的环境保护法规，其意义颇值得后人借鉴。
规定：
从春季二月开始，不准进山砍伐林木；
不准堵塞林间水道；
不到夏季不准入山采樵，烧草木灰；
不准捕捉幼兽幼鸟或掏鸟卵；
不准毒杀鱼鳖；
不准设置诱捕鸟兽的网罗和陷阱。
以上禁令，到七月得以解除。
这份《田律》禁令，不但保护植物林木、鸟兽鱼鳖，而且还保护水道不得堵塞。
这一珍贵文献，可算得上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环境保护法了。
西汉的《四时月令五十条》颁布于公元五年汉平帝时期，这是一份以诏书形式向全国颁布的法律。
这部法律规定，每年一月禁止伐木（无论树木大小，都不得砍伐）。
二月不能破坏川泽。
三月则修缮堤防沟渠。
四月不得砍伐树林。
五月不能烧草木灰。
六月官员派人到山上巡视。
从这部法令中可以看出，物要因时禁发，在非开发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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