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排满论者对满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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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阅读时人著述，可以发现王氏之论并不全面，排满与反排满论者之间的争论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种别观念，其所关于种族知识的相关储备也不再限于传统典籍所载。

章太炎曾将清末革命视作“学界中人”的“秀才造反”，其本意在于警戒革命者不要因为地位上可攀附封疆大吏而依赖督抚权力，但实际上也道出了清末革命派身上浓厚的文人学士色彩。

章氏尝言及本身种族意识的生发：

少时见《东华录》所载文字狱案而心生对于异族的愤恨，继而读郑思肖、王夫之书，逐渐发展出保卫汉种之民族思想，但直至甲午，看了东西各国的书籍之后方才明其学理。

从其夫子自道观之，无论《东华录》、郑、王书，还是东西书籍，大致不难体会出排满意识中现实感的缺位，而以上种族意识的来源，无疑非识字的“秀才”不能有所接触，更重要的是章太炎认为郑、王等人之书虽然倡言兴复汉族天下，却并不具备“学理”，只有甲午后阅读的东西各国新书籍才提供了其种族意识的“学理”。

显然，章氏两次演讲中所提及的“学理”和“学界”自有其共通之处，所谓“学”者，完全可以落实为直接或借由日本传入的西方新知识、新学问。

如果再将视野扩大，涉及排满种族论者的对手方，这一“学”的范畴仍然适用，反排满论者、维新派诸人也正是章氏口中的“秀才”和“学界中人”，而他们在论辩中所利用的理论工具和思想资源也往往是西来的“学理”。

正因为清末排满论者及其反对者皆为掌握新“学理”知识的“学界中人”，故而考察两派之间的争辩，或许不能仅仅注目于双方在诸如种族苗裔和夷夏进退等一些传统问题的纠缠上，还应该注意到西学新知对于排满论争的影响，尤其是人们关于种族的概念已经上升到了全球人种区分的范畴。

正如章太炎所论，甲午之后，西学大量引入中文世界，关于人种和种族的新知识也渐为士人所熟知，其中西来的人种分类说以及相关的“黄种”、“白种”等概念尤为人关注。

清末，由于西方人种知识的传入而形成的关于世界认识的重要话题就是建立在人种分类说基础上的，亚洲人民多属于黄种一说在当日已经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

早在中日马关议和的第一次会谈中，中方代表李鸿章大谈时局，以黄白人种之不同对日方晓以利害：

“我国与贵国提携，共图进步，借以与泰西抗衡，防止白色人种之东侵，此乃两国之共同愿望”。

对于日军，李鸿章也不吝称赞其表现足以证明欧洲模式的陆海军战略战术，“并非白种之民所独擅，黄种之民亦可应用并取得成功”。

此话出自战败者一方未免有些长他人气焰，但如果日方记录不误的话，起码能够说明马关谈判时的李鸿章已经自如地运用黄种、白种等词汇，用以显示同为黄种的中日两国理当和睦停战。

马关约成，继之而出现的是各种瓜分中国之论、列强强租土地之行，中国朝野震动极大，忧患意识与日俱增，与此相应的是对西学的宣扬和重视。

西方有关人种分类的知识，也为当日读书人所关注并广泛讨论，在新知习得以及民族危机感的双重作用中，人们开始使用人种知识作为工具，来分析列国强弱及中国前景。

梁启超认识到“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藉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面对此咄咄逼人之势，“非洲之黑人，印度之棕色人，美洲、南洋、澳岛之红人”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听任其强梁，形势日蹙，人口日稀，进而将不能自存其种族。

他翻阅地图，指出世界上的六块大陆“白色人种已有其五”，即便是所剩下的亚细亚一洲，“其面积二分之一，人口十分之四，已属白人肘腋之物”。

不仅如此，白人的积极东向也对中国、黄种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不少国人刚刚放开视野，注目全球，就发现彼时之世界大局乃正是“环瀛莽莽，白人执利刃而麾之，籍以矱黑、芟红、锄棕，骎骎乎及我黄族”。

此外，西方关于种、族分类的知识也增加了国内种族划分的新内容，满、汉之间的区别被科学化的民族识别加以确定，而其基础正是西来的人类学和民族学。

比如，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详细描写了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国人的体貌特征，并将中国人大致区分为“五族”，除了汉人之外，其他四种分别是苗人、满族、蒙古族和藏族。

文廷式在《纯常子枝语》中引用了一种题为《世界地理》的著作，将中国人划分为七种：

蒙古族；

“住于满州、库伦”的通古斯族；

“住于库伦中部天山塔里木河流域喀什喀尔扬子江之上流”的土耳其族；

西藏族；

汉族；

“住于高地之民族”；

“住于喀什喀尔库伦塔里木河盆地下部及青海者”。

此外，他还提到过同样来自“西人”判定的另一种分类法：

西人分中国人为五种，汉人之外，曰通古斯，曰蒙古，曰土默特，曰南蛮。

通古斯者，昔之鲜卑、乌桓，唐宋之契丹，及今东三省之人是也。

余案通古盖即东胡之转音，斯特之类皆谓人也。

土默特即古之西羌，今之藏卫及青海地。

南蛮即苗傜之属，西人以为真中国之土人也。

此等分别，近时所译各书颇视为定论，且录入涉猎书以教童蒙。

其实即沿中国古书东夷、北狄、西戎、南蛮之说，稍加附会耳。

于中国人种之学，实无所发明也。

文廷式以音转来解说“通古斯”，并认为这样的区分不过是沿袭了中国传统的中原汉人加上四裔而已。

尽管对此不甚以为然，但是他也承认此法已经被视为不易之论，且成为孩童也要学习的一般常识。

二、

辛亥前，排满与反排满的论战愈演愈烈，而参与者又大多具有浓厚的“学”的色彩，所以都希望通过学问驳倒对方，建立起自己主张在学理上的合法性。

这一时期，经过西来人种分类新知的传播，要断然否认人类中有黄色一大人种者已无可能，故而除了满、汉文化认同和族源接近之外，满、汉同属黄种也成为反排满论者重要的理论武器之一。

于是双方的辩论大体在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是较为传统的，以满、汉关系为主要着眼点，从历史文化上来论证排满究竟是否合理。

其次，在接受西方人种分类说的基础上，从世界格局和世界人种划分出发，在黄色人种的范畴内进行讨论。

第一个层面正是之前研究者们比较关注的方面，如前引王汎森所论。

可以发现，这一时段出现了不少关于中原民族与各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攻守征伐史的追述，其中尤以矛头直指满人的明清易代为重点。

晚明亡国亡天下悲惨记忆的重行开掘，对于晚清的排满来说是极为有力的一种手段。

一时之间，各种以排满为目的的报章杂志上，满目“胡虏”、“夷狄”乃至于“披毛戴角之族”。

史可法、郑成功等明末抗清的英雄人物也开始得到人们的大力讴歌。

除此之外，对于素来讲究寻根溯源的中国士人来说，从历史上找到满、汉族源之间异同的亦为辩论双方所重视。

康有为根据《史记》申发出北方各族皆吾同种的说法，他认为满族“未始非出汉族”。

其弟子梁启超，当时基本还是主张在现有的制度和框架之下进行君主立宪改革，他不仅继承了乃师满、汉血统不可谓无渊源之论，并且专门论证满洲为明代之建州卫，乃中国臣民，明清鼎革“不可谓一国家踣一国家”，更应比作周之代殷，朱姓天下换成爱新觉罗，不过是建州卫人夺了安徽人的皇位，故而当定性为传统的皇朝更替。

对此，排满阵营则极力证明“本朝非中国血脉”，与之争锋相对。

汪精卫和刘师培纷纷起而与之辩难，表示满人完全是与明无关的外来种族。

值得注意的是，排满论阵营除了在传统典籍和明清之际的记载中寻找辩论证据之外，实际上也借助了西人对于中国种族由来所发表的看法，比如刘师培等人当时就笃信法人拉克伯里关于中国人种西来之说。

以当日学者宣传人种西来说的情况看，其自然有类似“黄种白种，中西本出一源”的考虑，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汉人起自昆仑乃至更西，在种族发源上与“东夷”满洲毫无瓜葛的言下之意。

第二个层面的交锋中涉及到了全球人种竞争的问题，在亚人多黄种而且面临着滚滚“白祸”的国际大背景之下，满、汉之分，以及排满革命论者所提倡的满汉之间将殊死相斗是否明智与合适，成为了时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康有为曾认为一旦革命军起，“中国黄种自斗，异种之人正可坐视之而取渔人之利”，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他发表公开信，对革命表示担忧，所据正是“欧人论人种，以中国人种同于蒙古人种”。

就连一般被认作革命派的蔡元培也对“黄种方绌于白种”情况下的满汉争斗表示了忧虑。

杨度东渡日本之后，与日人嘉纳治五郎面对面的谈话可以视作满汉不平与黄白种争这一对话题殊难平衡的直接体现。

在谈话中，明显可以体会到双方对于亚洲和黄种存亡以及白人逼促的深深忧虑，杨度将甲午之后，中日由仇转亲的关键解析为“白人之势力弥漫全球，我黄人不能不相提携、相结合，以与争竞而求自立之道”。

在最后一日的面谈中，嘉纳氏提出中国教育问题，有种族和学术两大问题，他认为以当日情况而论，继续维持满人为君主的做法最为稳妥，并引用英人之论来肯定满汉主仆的局面。

显然杨度也对种族问题更感兴趣，但他认为黄种内部各民族不能够平等相待，中国汉人（此处两人用“支那人”来表示）仍在满人统治下，奴役性不改的话，对抗白人也无从谈起。

嘉纳治五郎最后只能以含混表示当去满人压制、汉人服从两种劣根性来结束关于此一话题的讨论。

三、

如前所述，反排满革命论者认为满、汉既然同属黄种，理当团结一致，对付白色人种的威胁，对于这一论调，排满论者不得不采取应对之策。

大体而言，排满论者的对策大约有三种：

第一种是回避黄人共同体这一话题，单单讨论满、汉之争，第二种是尽力证明黄种之分不适用于满、汉问题，第三种则是强调黄种之内更为细致的区分。

第一种就国内论国内，并不牵涉有关黄、白种争和黄种认同的问题，大约仍在前述第一层面中讨论问题，兹不赘述。

以下将详细分析第二、三种对策。

章太炎的某些论断是第二种的代表，曾有人认为其笔下的“种”很难界定，从民族主义谈起，却又回到文化主义。

章氏的种族之论的变动不居，自然要从其学术变化、政治态度以及论说对象的不同加以分析，然而作为学者，他的排满言论中又最多见学理上的分析。

章氏早年，尤其在戊戌之前，尚存“以革政挽革命”之想，其政治态度更倾向于维新改革，此时他在《时务报》上发表过两篇文章，皆以亚洲和黄种的联合为旨。

这两篇文章都没有专门提及满、汉异同的问题，章太炎此时显然视西方殖民者为主要威胁，进而主张亚洲和黄种的团结，以对抗白种势力的入侵，如此黄、白人种竞争的思路，实与前述康有为所论并无二致。

世纪之交前后，章太炎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政治上力主革命，在种族问题上倡言排满。

既然宣传排满，又需以理论之，章太炎对于数年前方撰文宣扬的黄种认同则不能完全撇开不谈。

在《訄书》的重订本中，有上下两篇《序种姓》来专门讨论种族问题，其开篇即以人种分类说展开讨论：

“凡地球以上，人种五，其色黄、白、黑、赤、流黄，画地州处，风教语言勿能相通，其小别六十有三”。

不过此时的章太炎显然已经将其作为商榷对象，他认为这一分类对于考镜种族的源流来说并不贴切。

章太炎承认环境、风教和语言都是种族异同变化的影响因素，所以造成了“今世种同者，古或异；

种异者，古或同”的状况，故而要讨论种族问题，并非依据族源本始，而是历史流变。

中国重视家族，研判民族自然需要从种、姓入手。

《序种姓》一文用了大量的篇幅考察描述了自三皇五帝以来，族、姓的传承和繁衍，并将由此结合产生的民族称为“历史民族”。

在一封专门针对康有为的公开信中，章太炎更为明确地表达出种族的区分要根据历史而非天然作出，他说否则的话，“六洲之氓，五色之种”，又岂不是出于一本的呢。

以“历史民族”为依据，章太炎强调“夷汉部族”不能互相混淆，满洲一族与汉族既无历史上的血统渊源，又不与汉族通婚，无甥舅关系，理当加以攘斥，如果攘斥不尽，流放无所，也只能像日本北海道虾夷人一样，不以同族待之。

第三种对策在清末的排满论中较为多见，而其具体分类也各不相同。

晚清涉及人种的相关中文著作中，于黄色人种或中国人之内再作细分的内容，较早出现于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

此书辟有《人种》一节，经考察，该节主要参考日人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而成，其罗列出“中国史范围”之中“最著名有关系”的苗、汉、图伯特、蒙古、匈奴、通古斯六族。

他表示种族之界难定，而标准各不相同，归属自然也有所不同，“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

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

随后，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该文多参考日人相关论著，在《历史与人种之关系》部分，梁启超除了援引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和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之外，还加入了有关“历史人种”和“非历史人种”的辨别。

他认为只有黄色和白色人种才能被称为创造历史的“历史人种”，文中开列了一张作为“历史人种”的黄、白种详细分种表，将之作了更为具体细致的划分。

梁启超将黄种分为三大类，分别是：

（甲）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暹罗人及其他亚细亚东部之人；

（乙）蒙古人、鞑靼人、鲜卑人（即今西伯利亚人）、其他亚细亚北部中部之人；

（丙）土耳其人、匈加利人、其他在欧洲之黄种人。

另外梁启超还有专论亚洲地理的《亚洲地理大势论》，此文多袭用日人志贺重昂《地理学》的内容，罗列了亚洲大陆上居住的不同人种，分之为四部。

除了印度为高加索人杂居和伊朗为黄人与高加索人杂居之外，他还在黄种内部作了区分，其中劣等黄色人种居于“西伯利亚部”，而高等黄色人种居于“支那部”。

梁启超接着说道，人种的如此分布，“与其地势之区别悉相比附”，认为正是地理环境造就了亚洲不同种族分居之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同系列的《欧洲地理大势论》中也将欧洲人种分为拉丁、条顿、斯拉夫三部分加以论述，并分别讨论了三大民族的心性习俗。

尽管没有在族名中直接冠以优等、劣等之名，但从任公常带感情的笔端，读者不难体会其好恶。

其实在其美洲之行时，梁启超对于不同欧洲民族的评价就已经表露无疑。

在他眼中新大陆移民社会的特性，不仅使之成为新政治文化的试验场，也是各民族高下的试金石。

条顿人种被描述为“宏毅慎重”，相形之下，拉丁人种显得轻浮骄傲，美国南方人民被其分为三等，分别是：

上等和下等的白人以及黑人，而下等白人主要由“西班牙及法兰西遗民”也就是拉丁人组成。

他还颇为杞人忧天地担心美国百年之后“将不为条顿人之国土，而变为拉丁人及他种人之国土”。

梁启超虽然在黄种划分细目，又有优等、劣等黄人之说，但本意未必专门针对国内的满汉之争。

就在地理大势论系列连载的第二年，两部号召排满革命的小册子相继问世，分别是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两书的一大共同点就是用语较为浅白，故而让人感觉通俗易懂，更易打动普通民众。

陈天华在《猛回头》正文之前先安置了《地理略述》和《人种略述》两部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世界古今局势和中华窘困现状。

为了方便理解，他将人种和地理大洲作了简单的对应，并提到了各人种的地位形势：

天下的人，自大处言之，约分五种：

亚细亚的人，大半是黄色种；

欧罗巴的人是白色种；

阿非利加洲的人是黑色种；

南洋群岛的人是棕色种；

阿美利加洲的土人是红色种。

五种人中，只有白色种最强，黄色种次之；

其余的三种都为白色种所压制，不久就要灭种。

在此之后，陈天华随即表示这种分类主要是依据面色，在黄种之中还需加以细分，他引用人种西来说，称十八省的汉人是黄帝带领下从西北方迁居者。

此外的中国居民则都是从前“汉种的对头”，不讲礼义的野蛮人，根据聚集地的不同分别是：

“满洲是通古斯种”，“蒙古为蒙古种”，“新疆为回回种”，“西藏为吐番种”和深山中留下的苗、瑶。

《猛回头》对于黄种内部的描述基本还是着眼于中国范围之内，相比之下，《革命军》在这方面显得更为全面一些。

邹容在书中专辟一章《革命必剖清人种》来强调种族分类、判别敌我的重要性，和当日时论无二，也提到了“终古物竞进化之大舞台”之中的黄、白种争。

在这样的舞台上，“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才是“世界人种之公理”。

在他看来自己属于黄种之中的中国汉种，所以有必要结合历史，给同胞们分析周边各民族何者当结交，何者当排斥。

邹容将亚洲黄色人种分为两大部分，一为中国人种、一为西伯利亚人种。

“中国人种蔓延于中国本部、西藏及后印度一带地方”，还分为三小族：

汉族、西藏族、交趾支那族。

提到汉族自然激起邹容的无限自豪，在他笔下汉族不仅实乃“自古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甚至以为朝鲜、日本也是汉族的余裔。

在此分类中，满蒙等当然与汉族殊种，属于分布在“东方亚细亚北部，蕃殖北方亚细亚一带”的西伯利亚人种，包括蒙古族、通古斯族、土耳其族等。

《革命军》中关于黄种之中各种族的区分尽管显得有些前后不一，而且主要将黄色人种分为两大部分，但是可以发现，其具体分类法及术语与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所列基本相同。

邹容以排满为宗旨，而梁启超确是为了说明黄种全体亦为“历史人种”，两人目的大相径庭，但对于黄种内部的划分却有极大的相似性，实为同途而殊归。

邹容在《革命军》中讨论人种、民族的区别，其实描绘出了种族认同及竞争的多层次性，他承认黄种和白种之间存在人种的竞争，但并不由此放弃排满的主张，因为中国人种和西伯利亚人种，汉人和满人的区别同样巨大，更何况在其看来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就是“愚顽”的少数人统治了“聪明”的多数人，“黄帝之子孙，神明之胄裔”被“蛮夷戎狄”之满人所奴役。

邹容还举了爱尔兰人因“人种稍异故”，而与英人争自治之事，鼓舞同胞一雪异族为君的“莫大之奇辱”。

另一种类似的分类表述来自于陶成章，他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表示读中国历史就必须了解与之相关联的地理和人种情况，其目的显然也是让人们不忘汉族与他民族交往中的恩恩怨怨，“知何种人种于何时与中国有交际，何种人种于何时与中国有争战，何种人种为中国累世之大仇敌，何种人种与中国有夙怨”。

在叙例中，陶成章就罗列了世界人类大别为五种：

黄、白、黑、红、棕，他依照通说将白种分为斯拉夫系统、条顿系统、拉丁系统，接着详细剖分了黄色人种。

因为笃信中国人种西来说的缘故，陶成章认为汉族等皆出自昆仑山，他将这一支脉称作“昆仑山系统”，其中包括：

中国民族（即汉族）、西藏族、安南族、朝鲜族、日本族、苗族、缅甸暹罗族，而黄种中的另一大类也被命名为西伯利亚系派，含有：

满洲族、蒙古族、鲜卑族、突厥族、匈牙利族。

陶成章的分类基本与邹容相似，也将日本和朝鲜纳入中国汉族这一系统，而从《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预拟的目录来看，最后一部分被称作希望之部。

其中描绘了中国民族在经历了鼎力和统一时期之后将会迎来“威力复振”的时代，届时日本保泰、欧美退让，黄、白两种均势对峙，这既是作者的预测恐怕也是其美好的愿景。

陶书这一部分，虽统冠以历史之名，用义却在对未来的展望，其中既能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国族将来的信心并存，也能明显感受到当日读书人论述中，人种知识深深的渗透和相关话语的充分运用。

在动荡积弱的清末十年，国人追述历史，多脱离不了对当下的激励和对未来的期许。

同一时期西方传入之人分五种说，以及包括满、汉在内的大部分中国人属于黄种的说法也已渐入人心，对于国内的种族问题，排满革命论者必须从学理上做出回应，故而常在黄色人种的大范畴内再判出不同种群。

放眼全球，世界局势又往往被解读为白色人种肆意横行，当者披靡，亡国灭种的惨剧不断上演，所以黄种作为整体，其兴衰存亡也是人们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细读辛亥前排满革命倡导者之民族、人种论述，便可发现其亲疏远近，别有层次，统而言之，类似于内汉族而外以满人为首的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内黄种而外以白种为首的其他人种，其中前者更被视为国、种复兴所应注重的关键所在。

当然，今日观之，其论恐不能免于偏激之指责，但回到历史场景中，或许不难体会，这种多层次的内外之别，恰正是国内政治形势、国际环境和当日之人种知识、思想所共同激荡出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