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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赵建武十二年（346，前凉永乐元年），敦煌高僧单道开、竺昙猷东去邺城。
*后凉时，龟兹僧人鸠摩罗什东来，曾在敦煌停留，译经讲道。
*西凉李暠曾资助法显西行。
（法显，中国较早前往印度取经者之一。
）
*北凉沮渠氏“素奉大清，志在弘通“，盛译佛教经典。
当时著名佛经翻译家昙无谶曾在敦煌停留数载，其间翻译了《菩萨戒本》。
从活跃的译经活动也可以看出当时佛教的兴盛。
这种风气在敦煌得以长期保持，敦煌遗书中，有一些汉译佛经附有梵文或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原经，姑不言其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的价值，这种现象本身就与当地的译经活动、译经风气密不可分。
总之，佛教在汉代传入我国后，自魏晋以来，在长期传播的过程中，对敦煌地区的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生活在那一带的民族，不论番汉，其统治者大都崇信佛教。
加之往来僧人在此驻锡说法，宣讲教义，日久天长，民间的奉佛风气也越来越浓重。
其实，不仅在敦煌，整个河西地区风气都是如此。
除译经之外，当时佛教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开窟建寺。
河西地区现存石窟寺的数量，在全国是最多的，而且大都创建于十六国时期。
如兰州的炳灵寺、武威的天梯山、酒泉的文殊山等等，都是著名的石窟群，敦煌也有多处。
莫高窟只是其中之一，但因其种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和最完好的保存。
*北魏统一北方后，向东迁移居民，《魏书•释老志》“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已。
”
二、莫高窟
莫高窟，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佛教石窟群。
*石窟寺
所谓石窟，是石窟寺的简称。
这是佛教寺庙建筑的一种。
其形式是就山崖开凿而成。
这种寺庙建筑起源于印度，从古印度阿旃陀石窟群的建筑形式看，当时的石窟可分两种：
（1）支提窟：
梵语Caitya，意思是藏舍利的塔（通常也说窣堵波、塔庙）。
这种形式在中国得到继承和发展，北朝石窟中常见的中心塔柱式在形制上大体相同（后来演变为殿堂窟）。
（2）毗诃罗窟：
梵语Vihara，意思是精舍、僧院、住处，为僧徒居住、修道、集会、讲学的场所。
形式上往往是在正室正面入口的左右两侧和后壁开一些小的支洞。
主要反映了小乘佛教坐禅的修行方式。
传入中国以后，逐渐消失，在新疆、敦煌有保存。
从现存情况看，莫高窟隋代以前的洞窟大都属于以上两类，隋唐以后则变为以殿堂形制为主。
中国的佛教石窟，（以敦煌、炳灵寺、麦积山、云岗、龙门等最为著名），基本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及黄河流域，且与佛教北传的路线相吻合。
敦煌作为西来文化传入中国的第一站，石窟寺的兴建也独擅胜场。
莫高窟是继新疆克孜尔石窟之后，修建在内地的最大、最富丽的石窟群。
它在开凿时间、艺术特点、所反映的佛教传播与演变情况各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1、莫高窟的创建（乐僔开窟）
创建年代，主要有353年、366年二说。
最通行的说法：
366年。
主要依据：
唐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原存莫高窟332窟，民国十年为居留的俄罗斯人所断，折为两段，今仅存残石一方，藏敦煌研究院。
残碑正面文字清晰，碑阴文字全毁。
）碑文称：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
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
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
次有法良禅师，从东界此，又于僔师龛侧，更即营建。
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
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而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
实神秀之幽岩，灵奇之净域也。
……”
353年说：
遗书P2691《沙州志》：
“从永和九年（353年）癸丑岁创建，至尽大汉乾祐二年（949），□得五百九十六年。
*清徐松《西域水道记》载，乾隆癸卯（1783）年，敦煌人赵吉曾在这个地方的峭壁里掘得一截残碑，有“秦建元二年沙门乐僔立”的文字。
创建人：
乐僔。
基本无异议。
2、历代营建
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算起，到元末至正二十八年（1368），莫高窟的修建延续了一千年。
由于政权更迭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莫高窟的历史分期，也带有一些敦煌地方历史的特殊性。
常用的分期方式：
十六国：
前秦建元二年（366）——北凉永和七年（439）*北凉离敦煌442
北魏：
太延五年（439）——永锡三年（534）
北周：
宇文觉元年（535）——大象二年（580）
隋：
开皇元年（581）——义宁二年（617）
唐：
武德元年（618）——天祐三年（906）
初：
武德元年（618）——长安四年（704）
盛：
神龙元年（705）——建中元年（780）*吐蕃占领旧说
中：
建中二年（781）——大中元年（847）*吐蕃统治结束
晚：
大中二年（848）——天祐三年（906）
五代：
后梁开平元年（907）——后周显德六年（959）
宋：
建隆元年（960）——景祐二年（1035）*西夏占领
西夏：
西夏大庆元年（1036）——宝义二年（1226）*蒙古军队占领
蒙古、元：
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至正二十八年*元朝灭亡，非明军收复
（1）十六国时期
由于崖面有限，许多洞窟曾经历代翻建，加上长期以来自然、人为因素造成的倾塌、毁损，莫高窟初创时期的洞窟已无法寻觅。
乐僔、法良所开凿的洞窟固然无从考证，那个时期开窟的数量、规模也没有确切记载。
根据敦煌研究院的考订，现存洞窟中：
267、268、269、270、271、272、275七窟，是十六国晚期，北凉时期开凿的。
（实为三窟：
267、269、270、271四窟为268窟内的禅室）
（2）南北朝
存留下来的，北魏有十窟，西魏有十一窟、北周有十六窟。
#北魏时期，河西佛教发展有一些波折。
从河西向东移民，“沙门佛事俱东”，影响最大的是凉州；
太平真君七年（446），太武帝在长安灭佛，屠杀沙门，焚经毁像；
西域柔然势力强大时，敦煌镇一度岌岌可危。
这些都对莫高窟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方的佛教重新兴盛起来，莫高窟也留下不少遗迹。
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时，因崇信佛教，在敦煌主持抄写过很多佛经，当时凡洞窟的兴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他有关。
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建窟年代的，是西魏时期的285窟，有大统四年、五年（538、539）题记。
而且画风新颖，技法高超。
有可能是元荣（出资、组织人力）修建的。
#北周时期，交通畅达，敦煌又一直是宇文王朝的边陲重镇，虽然北周武帝也有过灭佛的举动，但一来并不彻底，二来时间短、禁令随北周武帝去世而失效。
所以虽曾波及敦煌，但对莫高窟的镌龛造像似未发生影响。
即如《莫高窟记》所谓“建平、东阳弘其迹”。
建平公于义奉佛不下于元荣，北周开凿的428窟是早期洞窟当中规模最大的，供养人像达1200余身。
东壁窟门南侧第二身供养人题名为“晋昌郡沙门比丘庆仙供养”，遗书S2935亦有庆仙题记，时间为569年，则其在敦煌的活动时间与于义任职时间大体相仿。
因而有人推测，428窟就是于义所开的“一大窟”（其第一身供养人及题名已漫漶，不可知）。
（3）隋
隋代是莫高窟的一个重要的兴盛期。
隋文帝生长在佛寺，大力弘扬佛教。
开国当年就普诏天下：
听任出家，不加限制；
计口出资，营造佛像。
仁寿二年（601），诏令天下各州建舍利塔，并分送舍利到30个州。
其中有瓜州崇教寺，即莫高窟。
隋炀帝也曾派使者到敦煌建讲堂，在崇教寺修舍利塔。
隋朝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几年，莫高窟有隋代遗迹的洞窟上百个，其中新建九十四个。
隋代前期洞窟的风格，如窟形、内容布局、人物造型、色彩及装饰纹样的运用，都与北周接近。
但隋统一后，文化艺术出现新的演变，反映在莫高窟，就是后期、即隋代极盛时期的作品，有明显的内地新的艺术风格和技法的影响。
*至此，莫高窟艺术已经积累了近三百年的创作经验，受到南朝艺术经长安西传的强大影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敦煌隋代艺术，在原有的汉晋传统与外来影响相结合形成的地方风格的基础上，面临着中原与西域两种风格的熏染，正处于多方探索、融合、取舍的时期，准备着一个新的艺术繁荣期的到来。
（4）唐
莫高窟的黄金时期。
建窟数量最多，艺术亦达到纯青境界。
唐代洞窟可以陷蕃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即我们所说的初、盛唐，目前可知的，新建洞窟分别为46个和97个。
后期，所谓中、晚唐，新建洞窟分别为55个和71个。
唐前期，宗教方面是佛道并行。
A、初唐
唐初虽重道教，但并未废佛。
武德、贞观时期，佛教受到一些压抑，但没有达到阻碍其传播的程度。
武后则专崇佛教，广度僧尼，大造佛寺，尤其以开石窟、造大像最为突出。
莫高窟也造了高35.5米的弥勒大像，这就是96窟（九层楼）的大佛，又称北大像。
*《法苑珠林》（成书于总章元年667，道世撰），载莫高窟有洞窟280个，而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则称，自乐僔法良之时，至“大周圣历之辰”，——“推甲子四百余岁，计窟室一千余龛。
”即使其中有夸张的成分，以及因统计方式不同而造成的误差，也足以向我们提供武周时期的盛况。
就初唐这一段时期来说，据史苇湘先生考订，武周时期开凿的洞窟要多于武德、贞观的总和。
初唐洞窟，现存新建46个、重修六个。
从艺术上讲，这个时期承隋大业时期的余绪。
特别是贞观十四年（640）年以前，河西处于恢复期，交通也不十分便利，艺术受中原影响也小。
新的画风，是随着唐朝进军西域而来。
对高昌的战争之后，莫高窟的艺术也迅速出现了新面貌。
B、盛唐
盛唐时期的洞窟，存留至今的97个，此外重修前代洞窟7个。
其中130窟（南大像）北壁第一身供养人像是晋昌军太守乐庭瓌。
遗书S1523《李光庭莫高窟碑并序》载，沙州刺史兼豆卢军使李光庭也曾开窟造像。
由此可知，当时地方军政官员对此颇为热中。
盛唐时期，西北军事活动频繁，当时的将军、都护、军使出兵西域时，往往带有文人学士、歌童舞女，以及医卜星相、九流八作各种服务人员（也包括画工、织工等）。
象李光庭、乐庭瓌这些人在莫高窟建造洞窟时，可能会有他们从内地带来或请来的匠师参与绘塑。
可以说，盛唐佛教佛教艺术的高度成就，在莫高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如172窟，南北两壁均画“观无量寿经变”，且显然是两位画风不同的画工的作品。
——可显示盛唐艺术丰富的表现能力和形式的多样化。
这一阶段截止到吐蕃占领之前。
对莫高窟来说，石窟艺术日趋成熟。
中原京洛地区各画派的成就、艺术风格的演变，从盛唐各窟基本可见概貌。
C、中唐
吐蕃占领时期。
敦煌虽属吐蕃统治，但军民成分基本没有改变，“人物风华，一如前代”。
而吐蕃又崇信佛教，大兴佛事，广度僧尼，佛教得到了空前发展。
从另一方面讲，唐武宗会昌灭佛，对内地佛教打击很大，敦煌亦因在吐蕃治下，而免去一劫。
不仅未受打击，还因当时吐蕃赞普可黎可足极力崇佛而盛极一时。
从敦煌遗书提供的资料看，当地寺院大增、寺院经济空前发展，石窟寺也同样繁荣。
保存至今的吐蕃新开洞窟55个，重修前代洞窟36个。
吐蕃时期的艺术承盛唐而来，风格则趋于精致细腻。
一方面，洞窟制作考究，从顶至地无处不是严整精巧；
同时，每壁的经变数量也明显增多。
D、晚唐
归义军前期，近60年，莫高窟留下了71个石窟。
这个阶段也正是张氏统治时期。
张议潮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与佛教界关系非常密切，在其抗蕃活动中，当地佛教力量也参与事。
执掌政权后，亦以度僧尼、建佛寺为能事。
朝廷建立归义军的同时，在敦煌设立了“河西释门都僧统”来管理佛教事务，“敕授河西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洪，及其继任者翟法荣、唐悟真也都是敦煌人。
管理佛教事务的河西都僧统，实际是仅次于归义军节度使的重要人物，当时历代僧统对节度使的辅佐，也是敦煌社会安定、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记载，当时每年正月都要举行官员、僧尼、百姓普遍参加的佛事活动，以辞旧迎新，祈福消灾。
这时，沙州寺庙无不兴旺，石窟的建造也有增无减。
其中主要部分是由当地豪族建造的。
——这个时期的突出特色：
家族窟。
仅唐咸通四年（863）建造的洞窟，就有11个。
这一时期，莫高窟的内容与形式没有重大改变，基本上是吐蕃时期的继续。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大窟（如张、索、李三姓及三位僧统所开），出现了新的形式，也体现了当地与中原的联系较吐蕃时期有所加强。
由于崖面有限，以及开窟者实力的限制，新开洞窟中有不少是开在旧窟甬道壁上的。
同时，由于画面局促，内容也简单。
（5）五代
金山国及曹氏前半期。
中原动荡，敦煌尚称安定。
曹议金秉政之后，大兴佛教。
曹氏节度使及其眷属，曾在莫高窟、榆林窟开凿和修缮了不少洞窟。
这些洞窟还有一个特点是：
通常于甬道两壁绘制其家族礼佛的供养像，而且形体较大。
这个时期的新开洞窟现存26个。
总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这个时期修建的大窟，多出自曹氏、或其他世族豪门。
此外，群众结社造窟的现象也很普遍。
*从洞窟题记以及遗书资料看，当时归义军设有画院、技术院，备有画工、塑工、书写手、打窟人等专业人员。
*历届河西都僧统在曹氏的支持下，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的修缮。
如加修窟檐、缩小甬道门等等，对壁画和塑像的保存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现存有相关题记的洞窟9个，而曾进行过维修的洞窟，据考订有151个。
在艺术风格上，五代是晚唐的延续。
艺术表现方面仍相当出色，但程式化开始逐渐严重起来。
同时，当地佛教向世俗化发展。
（6）宋
曹氏统治的中后期。
就敦煌而言，五代与宋在政治上有不可分割的延续性，石窟建造亦然。
一些大窟的修建，如61、53、55，都跨越了两个时代。
这个时期归义军政权节度使的更替、祖、父、子、孙的升官晋爵，都在石窟、画像上有所反映。
其间，曹元忠、曹延禄执政时间最长，留下的遗迹也最多。
如曹元忠及其夫人翟氏在莫高窟、榆林窟大肆开窟造像，每一窟“动计费税百万”。
这个时期新开15窟，重修前代洞窟97个。
总体上，中原艺术的影响在莫高窟仍起着主导作用，风格技法仍承唐代而来。
但笔力渐弱，特别是在晚期，呆滞、单调，用色也趋于冷淡。
十一世纪上半叶及中叶，沙州回鹘新开洞窟1个，重修前代洞窟15个。
其艺术风格、技法受高昌回鹘艺术的影响，人物形态、服饰也很有特色。
（7）西夏
西夏和蒙元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崇信佛教。
元昊甚至提出了“佛图安疆”的口号。
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西夏佛教十分兴盛，印经造寺，尤其大力兴建石窟寺。
但到这个时期，莫高窟的崖面已经不能再大规模地开凿洞窟了，现存西夏洞窟中，绝大部分是对前代洞窟的改造和修补。
——新建洞窟1个，重修60个。
西夏文化本身受汉文化影响相当深。
敦煌西夏早期洞窟更与归义军后期一脉相承。
中期则受到回鹘画的影响。
如人物形象方面，佛、菩萨、僧俗人等，造型皆矮而丰腴，鼻隆颐满。
*当时，西夏在这一带的统治中心在瓜州，敦煌西夏洞窟中艺术水平最高、最有创造性的，也多在榆林窟，而不是莫高窟。
从中可以明显看到北宋时期中原的艺术风格。
（8）元
敦煌受蒙古统治早于南宋灭亡半个世纪。
蒙古崇佛，其西宁王速来蛮在元至正四年（1344，元末）驻镇沙州，八年，在莫高窟立六字真言碑（用汉、蒙、西夏、藏四种文字刻写，唵嘛呢八咪吽），率领王妃、王子、公主、驸马礼佛诵经，重修了莫高窟皇庆寺，也开凿了洞窟。
同样由于崖面限制，这个时期新开洞窟8个，重修前代19个。
这个时期的洞窟，在内容和技法上都有不少新变化。
如：
蒙元信仰密宗，莫高窟的密教洞窟，汉密（显密）系统的，也有藏密系统的。
截止到元代，莫高窟的营建基本完成。
经敦煌研究院的发掘清理，有绘画和雕塑的洞窟492个（其中包括重复编号1，清代所建2，部分洞窟的时代未能确定，而许多洞窟经历了历代多次重修）。
此外，北区尚有200余个洞窟，为僧人生活、修行、安葬之用。
合计735余窟。
（9）明
明政府划嘉峪关为界，敦煌为边外荒凉之地。
莫高窟除第5窟有一条成化十五年（1479，其年置罕东左卫）的游人题记外，别无遗存。
从正德十一年（1516）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敦煌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吐鲁番人占领，佛教不行，寺庙荒废。
（10）清
清初莫高窟极为荒凉，雍正年间重修敦煌城时，监修官员汪瀧有诗记莫高窟的状况，云“问禅无释侣，稽首冷香烟。
字落残碑在，丛深蔓草缠。
随经济的恢复，当地佛教、佛寺复行。
城内及四乡普遍修建寺庙，而规模不逮汉唐（较著名的有城内的密宗大佛寺和重修的莫高窟雷音寺等）。
清代对莫高窟做过修补，特别是清末。
包括加修窟檐（现存九层楼即是）、重绘、重塑和塑像的局部修补。
但内容混杂，技艺低劣，可以说只起了破坏作用。
当时敦煌地区文化水平很低，因此艺术上不可能有高水准的表现。
而且，石窟艺术本为佛教艺术，在宗教世俗化、并被迷信所代替的的情况下，人已经不具备强烈的宗教感，也必然如此。
*近现代遭受的人为破坏：
*清同治年间，陕西回民白彦虎起义、青海回民马文禄起义，在河西合兵西进。
于1871、1873年两攻敦煌，曾有长期相持。
虽未破城，但因信仰不同，对莫高窟造成很大破坏。
“佛龛半赴灰烬”。
*1920年11月，从苏联逃窜到新疆的白俄军队残部约900人，被新疆省政府遣送敦煌，安置在莫高窟居住，直至1921年8月。
在此期间：
（1）用木构建筑、匾额等在窟内生火，取暖作饭。
毁了文物，也薰黑了不少壁画。
（2）在壁画上肆意刻画、书写。
（3）破坏造像——致使艺术品遭到严重破坏。
加上自然原因，如地震造成坍塌、流沙掩埋等等，四十年代初，可见的（有绘塑的）洞窟约在300个左右。
（张大千编号计309）
四十、五十年代，（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进行了清除积沙、安装洞门，维修遗存的唐宋窟檐等工作。
1963——66年，国家出资、组织人力对洞窟做了全面维修加固，莫高窟成为今天看到的样子。
*在这次维护中，还发现了一些洞窟。
*王道士修复洞窟的背景和措施：
背景：
长期以来的自然损毁、回民起义的破坏
措施：
1、重修彩塑：
或重塑部分肢体，或在原骨架上重新敷泥、彩绘，或重塑新像。
*“万佛坑”的传说
2、打穿通道：
窟前原有木结构的窟檐和栈道以通游人、香客（唐：
“前流长河，波
映重阁”），回民起义后所剩无几，为通行之便，打穿窟壁。
客观上损毁壁画。
虽然是狗尾续貂，但清代的修缮也是莫高窟历史的一部分。
只是鉴于这种情况，一直不为学术界所重视，一般人了解不多。
通常我们讲莫高窟的历史是从十六国到元代，一千年的营建。
几年前大概有学者谈到过清代的事，被一些媒体报道得郑重其事，当作是新理论、新发现——莫高窟的历史不是一千年、而是一千六百年。
非常荒谬，源于对相关知识的极度欠缺。
此外，对莫高窟北区的报道也出现过类似问题，——“新发现”二百多个洞窟。
但大家可以看到，1958年的图上已经画得清清楚楚了。
该区因无绘塑，长期未编号，也没有正式研究。
。
前些年从考古学角度做了认真的清理、调查。
*相关研究特点：
早期：
从事相关研究的主要是艺术家，根据艺术特点对洞窟进行分期。
考古学界称之为“望气”
后来：
考古学分期，同时结合文献记载、壁画内容进行考察
相对较新的：
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加之崖面使用上的一些规律
可参看：
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修订本）
敦煌莫高窟史研究马德著甘肃教育出版社
有关敦煌艺术、洞窟历史分期的研究文章
三、
藏经洞
1、藏经洞的本来面目
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的俗称。
该窟为第16窟甬道北壁上的小窟。
东西长2.7米，南北长2.8米，壁高2.5米，顶高3米，覆斗形顶。
用于收藏经卷之前，为高僧洪的影堂，即纪念堂。
洪，俗姓吴，又被称为吴和尚、吴僧统。
生活年代大体与张议潮相仿。
其父吴绪芝，唐大历元年（766）杨休明移镇沙州时，随军移镇敦煌。
洪自幼出家，精通佛典，吐蕃时期曾任“知大蕃沙州释门都法律兼摄释门副教授”、迁“释门都教授”。
张议潮起事后，遣弟子悟真随使者同赴长安。
大中五年（851）被朝廷授予“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的称号，充“河西释门都僧统。
是归义军时期的首任河西都僧统。
约咸通三年（862）年卒于沙州。
*16窟及其上的365（七佛殿）、366二窟，都是由洪主持开凿的，民间又称“吴和尚窟”。
这三个洞窟倚山崖统建三层木构建筑，又称“三层楼”。
16窟规模相当大，其主室面积在莫高窟诸窟中居第一。
后经西夏、清代重修，今四壁为西夏时的绿底千佛，其下有色彩鲜艳的晚唐经变画，甬道两侧现存西夏壁画，上层说法图，下层为供养菩萨。
有马蹄形佛坛，彩塑则为清代改修。
17窟的形制：
西壁嵌有唐大中五年洪告身碑。
北壁画有两株枝叶交加的菩提树，西侧树下画侍女各一身，执巾、杖，树间挂布囊。
东侧树下画比丘尼一身，双手执对凤图案的纨扇一柄，树间挂一水壶。
壁下地面上有一禅床形式的长方形低坛，侧面、前面画有壸门、衔灵芝的鹿，云头僧履等等，说明这个低坛确为禅床。
禅床上是洪的坐禅像，塑于晚唐，背后封有骨灰袋。
2、藏经洞的发现
公认的发现时间是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
见叶昌炽《缘督庐日记》、1906年《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王道士《催募经款草册》。
《王道士墓志铭》称光绪二十五年（1899），可备异说。
发现人：
王圆箓，（又作元录、圆禄），湖北麻城人，家贫，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
退役后，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
曾远游新疆，约1897年至莫高窟，在今南区北段清沙供奉香火，接受布施，小有积蓄后，建立了太清宫道观（下寺），位置在16窟前。
曾致力于募集资金，对莫高窟进行修整。
发现经过：
*《催募经款草册》，某年某月某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山裂一缝，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内有——”
*《王道士墓志铭》：
“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
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
*当地传说
——清理16窟积沙后偶然发现的。
藏经洞中的文书文物流散于世界十几个国家，除中、英、法、俄、日、美之外，丹麦、瑞典、德国、奥地利、韩国、印度等国家也有收藏。
因过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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