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地问题Word下载.docx
《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地问题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地问题Word下载.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2]约在1960年前后，史学界分析词汇和词组的蕴涵与其认识功能的意识日趋明显。
鉴于社会史研究早已把社会视为重点研究对象，不少学者认为传统思想史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
思想史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不足之处，导致德国、英美和法国史学界对语言和话语分析的浓厚兴趣。
晚近的研究试图通过语汇涵和含义层次的探讨，揭示各种概念在不同疆域、不同时期的生成和运用中的特色。
确实，语言不仅被看做最重要的交流手段，而且也是领悟经验、建构或重构历史“现实〞的关键工具。
于是，德国、英美和法国的学术文化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研究方法：
德国史学界以“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亦即“历史语义学〞〔HistorischeSemantik〕著称；
英美史学界尤其是剑桥学派如此倡导“观念史〞〔historyofideas〕模式，探索原本意义上的文本的语境；
[3]法国史学界以“话语分析〞〔analysedudiscours〕或“概念社会史〞〔socio-histoiredesconcepts〕见长，[4]将话语背后的语言形态或社会背景纳入研究围。
但是就总体状况而言，法国对概念的历史语义研究没有德国和英美那么突出，没有那么“从一而终〞。
三个流派的共趣是研究“〞、“自由〞或“进步〞之类的根本概念的历史开展，并关注概念同文本之外的社会历史语境的联系。
新的探索明显区别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从容到方法都焕然一新。
三种产生于不同时期的研究模式在很长一段时期各自为政，且确实有着不同的特色；
可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5]十多年来，三种模式不断相互接近和借鉴，至少是利用各种机会交流研究心得，不同学科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人时常进展跨学科对话。
[6]
迄今在概念史领域的成就，首先表现于德国的政治、社会、哲学等学科的大型辞书，[7]其次是关于这些学科的概念史研究专著和论文。
它们对当今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也很难被超越。
总的说来，“概念史〞在英美世界不怎么被人看重，也没有得到普与。
[8]虽然中国学界通过翻译了解到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976〕那样的论著，但是，它们与德国集体撰述的代表作相比，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剑桥学派普考克〔JohnPocock〕的《古代宪法与封建法律》〔1957〕和《马基维利时刻》〔1975〕，以与斯金纳〔QuentinSkinner〕的《近代政治思想的根底》〔1978〕，都堪称出色的经典，可是它们属于“观念史〞著作。
[9]
“概念史〞这一表述首先出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座》中，可是我们还无法确定，“概念史〞是黑格尔本人的说法，还是后人在整理讲座手稿时采用的称谓。
在《历史哲学讲座》中，黑格尔用这个概念指称一种史学类型，也就是考察艺术、法学和的历史，并将其纳入哲学史畴。
对“概念史〞的这一理解，只能被看做一种单独现象，而且没能得到后人的认可。
可是，今天的概念史研究至少在一个方面暗合于黑格尔的设想，即概念或观念的跨学科研究。
“概念史〞的真正突破，发生在20世纪的德国，其标志是著名年刊《概念史文库》〔Archivfü
rBegriffsgeschichte〕的创办〔1955〕，以与著名的三大巨著的出版：
十三卷《哲学历史词典》〔HistorischesWö
rterbuchderPhilosophie〕〔1971－2007〕；
八卷本大辞典《历史根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Grundbegriffe.HistorischesLexikonzurpolitisch-sozialenSpracheinDeutschland〕〔1972－1997〕；
十五卷《1680－1820法国政治和社会根本概念工具书》〔Handbuchpolitisch-sozialerGrundbegriffeinFrankreich1680-1820〕〔1985-2000〕。
作为人文科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概念史是跨学科的，哲学家里特尔〔JoachimRitter〕、史学家科塞雷克〔ReinhartKoselleck〕和社会学家罗特哈克尔〔ErichRothacker〕是这一研究方向的重要代表人物。
多卷本年刊《概念史文库》由罗特哈克尔创办于1955年，旨在为一部工具书〔如杂志的副标题所示〕筹备“哲学历史词典的基石〞。
鉴于里特尔在“概念史文库〞根底上主编的《哲学历史词典》已经出版，而且一系列其他概念史辞书不断问世，已有50多年历史的《概念史文库》，在容和方法论问题上都已经成为整个概念史研究的跨学科机关刊物。
换言之，这本杂志观照众多学科中的语言含义和语言嬗变的最新认识，为各种大型工具书的编纂提供帮助，并以后者来充实自己。
年刊〔包括特刊〕中的研究论文涉与哲学史和其他学科史中的各种概念，而且不再局限于欧洲亦即西方科学史中的概念。
年刊中的著述还探讨神话和概念、一个时代或某种文化一般用语中的典型概念、非同一般的比喻、概念的翻译问题，以与概念史方法论和批评等等。
从第11期到43期，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都是《概念史文库》的领衔合作者。
《哲学历史词典》的前身是《哲学概念词典》〔Wö
rterbuchderphilosophischenBegriffe〕，于1897年由艾斯勒〔RudolfEisler〕主编出版，并自1927年第四版之后没有再次修订。
半个世纪之前，《概念史文库》的创建是为出版一部适应学科新开展的哲学词典做准备。
1971年卷一问世；
2007年春，十三卷巨制《哲学历史词典》全部出齐。
编纂这部巨著的准备工作和所跨越的时间，便能见出德国的概念史研究风格。
2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
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德国史学家的概念史研究方法显然同上个世纪60年代社会史提出的挑战有关。
新的倡导是史学同社会史的系统研究严密结合，把落伍的思想史研究转换成思想的社会史研究。
概念史的开展和成熟是同《历史根本概念》的编纂过程连在一起的。
在德国，“历史语义学〞主要也是以“概念史〞的形式而恢扬厉的，因此，二者所指根本一样，且时常并用。
由《历史根本概念》领衔主编科塞雷克主编的、或许也是这个领域最著名的理论著作，其书名便是《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HistorischeSemantikundBegriffsgeschichte，1979〕。
60年代中期以后，科塞雷克提出的概念史首先是在标举一种社会史研究的独特方法。
他所设计的概念史方法，融会了历史文本分析、史学理论中的命题、历史学和社会学方法以与脱胎于语言学的语义学和名称学。
[10]
概念史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的变迁必然在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概念中留下语义烙印。
因此，科塞雷克所倡导的概念史专注于“重大〞概念亦即“根本概念〞之长时段的语义开展史。
在他看来，“根本概念〞极其丰富地储存着“政治史〞和“社会史〞，也收藏着大量“经验史〞。
概念史研究方案依托于两个理论前提：
一是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
二是这些概念本身有着自己的历史，走过不同的历史时期。
概念史研究的雄心是，藉助被考察的概念，重构社会史的色彩缤纷的截面并以此呈现〔整个〕社会历史，为史学研究提供一种式。
然而，科塞雷克并没有在60年代的模式上停滞不前，概念史研究本身也在开展。
历史概念的嬗变显示出，变化的不是概念，而是概念的“运用〞。
[11]科塞雷克简洁地把概念史看做“史学研究的一种职能：
它关乎概念的形成、运用和变化〞[12]。
同时，概念史探讨概念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社会影响，推究政治和社会群体运用特定概念的典型力，分析时代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变化。
[13]概念史学家遴选那些社会或政治的重要概念，一方面视之为语言之外的事物的语言表述形式，例如社会结构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所需要的概念呈现；
另一方面，重要概念本身被看做历史开展的推动因素。
语言的这种“表述〞和“因素〞的双重意义，构成概念史方法的特殊研究场域。
[14]
不关注说话的群体和个体的兴趣所在，政治和社会概念的历史语义是无法解读的。
由此，科塞雷克的研究最终对准了依托于概念的话语行为的历史，也就是语义的生成历史。
于是，分析研究的对象便超越了关键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初的“概念史〞在向社会－历史话语分析靠拢。
也是在这个层面上，德国概念史研究方向同英美和法国的历史语义学研究方向相去不远——不多也不少。
[15]
3概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科塞雷克模式的开展，来自与其他同类研究的碰撞，甚至来自对概念史研究之可行性的怀疑。
当初，语言学家指责概念史缺乏牢靠的科学方法做根基。
他们提出词汇史与概念史的区分问题；
在语言学家看来，概念依然是一个很难定义的问题。
或者说：
如果像科塞雷克那样把“多义性〞和“多层次性〞视为确认概念的标准，那么，“概念〞就不再是一个语言畴。
[16]赖夏特〔RolfReichardt〕等人主编的《1680－1820法国政治和社会根本概念工具书》，如此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寻求平衡。
但是，要完全消除语言学家的疑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工具书》的概念史模式更加注重研究材料的来源。
鉴于传统思想史偏重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并因此而招致的非难，《工具书》把具有代表性的系列书刊作为附加的原始资料纳入考察围，特别是辞书、百科全书、杂志、报纸、年鉴、手册等等。
科塞雷克把社会历史的重要概念视作历史的“实际表述〞和“推动因素〞，赖夏特如此直接指向概念的“现实根底〞。
在某种程度上说，《工具书》更成功地显示出它与老式思想史研究的不同之处，展示出群体语言运用的历史以与群体思维方式。
这种研究方法的理论根底是语言本身的社会性。
赖夏特的依托于知识社会学的概念史方案，将单独词语的分析扩展为词语群、概念架构和概念网络的探讨，在更广博的原始资料中考察对等概念、对立概念和补充概念，探索它们多层次的关联。
他建设性地吸取了早先概念史研究的成果，驰骋于“词语学〞和“概念史〞之间，并使历史语义学更加贴近社会历史话语研究，关注特定概念的社会代表性以与语言交流的实际场域，其中包括对不同文本类型的考察和对概念运用者的分析。
为了充实这种研究模式，赖夏特还竭力倡导将图片资料纳入词语群的语义分析，并探讨集体象征和各种仪式。
[17]当然，赖夏特最终还是要求弄清话语史和概念史之间的关系。
不管是赖夏特还是科塞雷克在方法学上的反思以与新的倡导，都是对“概念史〞批评者的积极回应。
一种典型的批评是：
“概念史〞只是语言的历史，忽略了说话者的作用，尽管赖夏特模式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所变通。
因此，有人提出将词语群的研究扩展为语义群研究，走向论证史和话语史。
这一倡导的指向是概念生成背后的现实型塑。
这种同关键概念的研究保持距离的做法，首先来自德国语言学家所倡导的话语史研究，其代表人物是布塞〔DietrichBusse〕。
[18]在他看来，既然不同的概念史研究方案都要求观照语境，那么就必须对话语和说话者做具体分析，将各种话语策略纳入社会语境。
换句话说：
“通过挖掘语言表述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描述社会知识的时代关联。
〞[19]
作为概念史理论家和实践者，科塞雷克认为他的方法同几十年主编《历史根本概念》的工作难解难分，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的方法学“枷锁〞。
尽管如此，他依然为他们的团队按照单个概念编纂历史辞典的方法辩护，认为人们无法否认各种概念经历了含义的增减。
考察概念的开展，终究不能把握和检验每个术语的整个生成语境，并认定其为终极原因。
科塞雷克说：
概念史研究犹如“用照相机的镜头去取景〞。
他强调“压缩〞语境的必要性，以对付不计其数的原始材料。
[20]科塞雷克模式把“根本概念〞同“一般概念〞区分开来，强调把“根本概念〞或“主导概念〞〔Leitbegriffe〕作为概念史的研究对象。
对他来说，尤为重要的是“斗争概念〞、“行动概念〞、“未来概念〞、“愿景概念〞、“宗旨概念〞、“期待概念〞、“整合概念〞等等。
[21]他对政治和社会“根本概念〞的解释是：
与一般概念不同，《历史根本概念》所探讨的根本概念是政治和社会语汇中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概念。
[……]根本概念连通各种经验和期待，从而成为相关时代最迫切的焦点问题。
根本概念极为复杂；
它们总是有争议的，且有与之颉颃的概念。
这使它们在历史上特别显豁，并因此区别于纯粹的技术或专业术语。
没有一个政治行动、没有一种社会惯习的生发和存在，能够缺少最起码的历时长久的根本概念，并突然出现、消失、重现或者变易，不管是骤变还是渐变。
我们必须诠解这些概念，厘定它们的多重含义、在矛盾与其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应用。
[22]
4概念是代号，是思想的出口
在简要介绍了德国“概念史〞的开展状况与根本思想之后，我们来对这一研究方法做一个归纳性的论述：
概念史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学和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它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语言运用，探讨概念的历史语义。
换言之，概念史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彰显其理论假设，即历史见之于一些根本概念；
它分析历史经验和理论嬗变的语言表述。
不同概念的起源与其含义嬗变，是我们今天认识文化、语言和概念的决定因素。
在欧洲，比拟分析18和19世纪的政治和社会设想，离不开对各种重要概念的考证，例如“民族〞、“国家〞、“自由〞、“平等〞、“参政〞、“代议制〞、“法规〞、“言论自由〞、“信仰〞、“革命〞、“市民社会〞、“人权〞以与国家形态中的“国〞、“制度〞和“波拿巴主义〞，等等。
与语言学中的语义学对词语或概念的认识不同，概念史视概念为历史现实中的经验和期待、观点和阐释模式的聚合体。
概念是代号，是思想的出口；
因此，特定概念的习惯运用蕴含着惯常的思想。
另外，概念史的研究对象不是单个的概念，而是一种概念体系的整个表述维度与其来龙去脉。
一个概念总是概念群中的概念；
不涉与其他与之有关的概念，我们是无法把握一个概念的。
因此，概念作为思想认识的语言表述，必须放到概念网络中进展考察。
探讨“根本概念〞的语义嬗变，首先要考察其历时开展，当然也不能忽略其共时纠。
概念史不仅分析特定概念的“含义〞和“运用〞，也观照对立概念、相近概念和平行概念同某个特定概念的关系。
我们想要具备获取知识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就需要探索研究方法的各种模式，寻找切要的手段，认识对概念史至关重要的东西，既探讨实用的研究方法又考察已有的研究方案。
挖掘过去和现今的各种思想之间的关联，比拟各种概念在不同地域和时代的异同，有利于我们认识自我和他者。
[23]我们要尽量弄清一个概念在历史上的能指和所指与其运用，厘定它在具体文本中的意义或者没有的意义。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历史现实不仅仅表现于被考察的文本。
语言之外还存在着社会现实，它们虽然同语言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但是不可能凭借概念史而一览无遗。
在此，我们看到了后现代解构主义同概念史的冲突。
在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中，文本的变异性和多义性达到了高潮。
我们面对的都是些怀疑主义者，他们认为语言作品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与原意不符。
谁要是运用“真理〞、“确定性〞和“事实〞这类字眼，就会被指责为形而上学者。
所谓解构批评，主要是把一些二元对立的概念〔比如真理/谬误、理性/感性、自然/文化等等〕的轻重主次颠倒过来理解，解构主义否认语言之外的任何存在。
齐马〔PeterV.Zima〕在《解构：
导论与批评》中解释和总结德里达〔JacquesDerrida〕的理论说，德里达认为“含义是无法获得的，因为含义的历史游移阻碍能指同特定所指的对应〞。
换言之，一种观点只不过是能指的“暂时〞涵。
对此，齐马很准确地评价说：
“社会科学被德里达不分青红皂白地发配到形而上的领地。
〞[24]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德里达的方法不用思索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开展，而这正是后现代与其解构思潮的栖身之地。
显然，概念史方法同德里达的方法是格格不入的。
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德里达从历史变化出发，强调“能指〞同特定“所指〞的偏差，自然对概念史研究不无益处，即不能用现今对某个概念的一般理解去解读这个概念在历史上的含义。
德国相关大型辞书开创了一种高水准的研究，推进了政治和社会领域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
那些概念史辞书不但是学者的极有价值的参考书，也得到莘莘学子的喜爱。
我们要达到概念史的德国研究水平，目前看来依然是可望不可与的事情。
但是，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方法学上的独到之处，无疑有助于我们自己的研究。
在此，笔者想以近期在历史语义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突出成就、权威的三卷本《德国文学研究全书》〔1997－2003〕为例，[25]介绍概念史研究的一种“编排〞，它或许能给我们概念史研究的“布局〞提供参考。
《德国文学研究全书》中的各种概念，涉与文学的不同门类〔戏剧、诗歌、小说〕，以与方法学〔如诠释学、结构主义〕和文学理论〔如作家、表示〕等问题。
这部依托于历史语义学、同诠释学认识论密切相关的概念辞书在人文科学里的意义，在于给研究者提供精准的信息材料，呈现有机的知识形态和知识组合。
《全书》文章凡九百多篇，每篇严格按照如下各项撰写而成：
〔一〕“阐释〞：
详细说明基于历史的定义、根本问题与其运用式；
〔二〕“词语史〞：
论述相关词语的来源〔词源〕，以与它的古今词义；
〔三〕“概念史〞：
论述概念要义的开展和变化，以与其他可能的表述；
〔四〕“畴史〞：
描述特定术语所关涉的事物〔尤其在德语区〕起始以来的场域和情状；
〔五〕“研究史〞：
介绍〔主要是德语区〕文学研究迄今对相关问题和运用场域的探讨；
〔六〕“参考文献〞：
详细罗列相关重要著述。
5典型的误解
十多年来，中国学界也发现了概念史等“新〞方法，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把它看做一种方法，而是视之为“学科〞。
我在《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一文中指出：
“我们应该防止将历史语义学认作一门学科，因为它肯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如同阐释学、话语分析等方法〕。
〞只有弄清它为一种方法，才不会对“历史语义学〞〔德：
HistorischeSemantik；
英：
historicalsemantics；
法：
sé
mantiquehistorique〕这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或者德语“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这个西方学界的“通用〞说法做出生涩的解释。
因此，本人曾对国学界的一种“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历史语义学〞中嵌入“文化〞“似嫌累赘，因为‘文化’是‘历史语义学’研究的应有之义，这或许也是寅恪所说‘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之原由。
如果‘历史文化语义学’取狭义之‘文化’，又会给人拘囿之感，因为很多概念本身，超出了狭义文化畴。
〞[26]本来，笔者以为这是一个无需多加讨论的问题。
可是一些辩白文章，[27]依托的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论述逻辑，但是，这至少代表一方观点。
因此，我以为还有谈论这个问题的必要。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历史语义学〞是国际学界相关领域的学者熟知的一个概念，并且，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闻名的这一称谓，至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笔者的直觉是：
如果将“历史文化语义学〞译成英语或其他任何一种西方语言，估计没有几个人能看懂，至多只能“望文生义〞，或者引出一大堆问题。
问题并不在于已有“历史语义学〞之说在先，也不在于方法学上的生涩，而在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说法，本身就容易引起误解：
历史文化的语义？
历史的文化语义？
不管属于哪一种〔这里涉与“历史〞的词性〕，都不一定需要首先从概念或关键词入手进展研究，而这肯定不是所谓“历史文化语义学〞的初衷。
下面的说法便是一种典型的误解：
“语义学是树干，历史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是其两大枝干，将其统一起来研究，应该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学科：
历史文化语义学。
〞[28]笔者以为，把历史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嫁接到语义学的大树上，实在有背学理：
这两根硕大的枝干是语义学这个相对细小的树干怎么也承载不了的。
如果这种“异想天开〞能够成立的话，建立一门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哲学语义学“学科〞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表述不太美观而已。
另外，用“语言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来论证“历史文化语义学〞，[29]显然把“历史〞搞错了：
“历史语义学〞中的“历史〞是形容词，说的是“过去的〞语义。
为“历史文化语义学〞辩护的文章只字不提、完全撇开已经存在的“历史语义学〞之说，论者似乎对国际通行的说法不屑一顾，给人全然不顾外域的开展和已经取得的成就、全然不顾学科规而自弹自唱的感觉。
比如“树干－树枝说〞，完全忽略了“语义学〞〔Semantics〕的另一种涵义，即忽略了这个概念的希腊语词源σεμαντικ?
ς〔标明的，表示的，描述的〕和σεμα?
νειν〔标明，表示，描述〕，而“Sem〞如此与希腊语σ?
μα〔标记，特征〕对应。
西人在看到historicalsemantics〔历史语义学〕的时候，常会将它理解为“历史特征〞、“历史涵〞，而且在这个层面上出版了大量“历史语义学〞著作。
[30]科塞雷克的一部“历史语义学〞文集的书名便很能说明问题：
《过去的未来——论历史时代的意涵》。
[31]德国汉学界对“‘中国’的历史语义〞之类的考察也是明证。
视而不见“历史语义学〞之说，正是辩白文章诸多玄想的缘由。
倘假如“历史文化语义学〞能够成立的话，“文化概念史〞应该也是可行的。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混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我们不会也没有必要在现象学、结构主义、诠释学、话语分析前面加上“文化〞二字，尽管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研究文化，或者说，这些方法与文化息息相关。
换言之：
我们可以用历史语义学方法考察文化概念，但这不是“历史文化语义学〞这个称谓成立的理由。
以科塞雷克为例，他用历史语义学方法研究政治和社会概念，没有也不会称之为历史政治语义学、历史社会语义学或历史政治社会语义学。
“历史语义学〞说的是从什么角度入手来研究的问题。
威廉斯也很合理地称他的著作为《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关键词〞是一种研究方法或角度，“文化与社会〞如此是所涉与的围和容。
“文化〞确实是一个太大的概念，用“文化〞囊括一些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或文学概念，虽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