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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中国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史。

（一）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迅速，判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这里所说的劳动资料主要指生产工具而言。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先进的生铁冶铸技术，即出现了铸铁，促进了铁器的普遍使用，并由此推动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这就为以后中国强大、长期雄居于东方奠定了物质基础。

如果与欧洲相比，欧洲在铁器的普遍使用和冶铁技术方面要远远落后于中国。

如公元八世纪德意志人的英雄史诗《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还有使用石器的记载，1006年侵入英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的军队在海斯丁斯附近同英军的会战中英军也还有使用石斧的记载。

中国先进的冶铁技术是春秋战国以后才逐渐传到西方的。

《汉书·

西域传》大宛条载：

“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

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

”师古曰：

“汉使至其国及有亡卒降其国者，皆教之也。

”从这一记载可知，中国先进的铸铁技术是在汉代先传至西域而后才逐渐传至西方的。

而欧洲“直到十四世纪才使用铸铁”。

此外，春秋战国时也为漆器、丝织品等手工业产品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汉代这些产品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

这些产品不仅为东方国家所喜爱，而且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方。

这说明中国文明在后世享誉世界是有其物质技术基础的，而这种物质技术基础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

（二）中国春秋战国与同期古希腊相比社会发展上存在着差异。

这表现在中国奴隶社会崩溃后转变为建立在个体农民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地主制，而希腊则从不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发展为发达的奴隶制社会。

社会发展的这种差别在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有明显的反映。

如大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到公元前305年的孟子虽然说：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

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

”但在孟子的笔下劳力的人主要是“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个体小农和个体手工业者。

而生于公元前384年到公元前322年的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亚里斯多德虽然也像孟子一样有一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的观点，但亚里斯多德笔下的劳力者却是奴隶。

亚里斯多德说：

“凡是赋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远见的，往往成为统治的主人；

凡是具有体力而能担任由他人凭远见所安排的劳务的，也就自然地成为被统治者，而处于奴隶从属的地位。

”“我们可以明白了奴隶的性质和他的本分了：

（1）任何人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的人格而从属于别人，则自然为奴隶；

（2）任何人既然成为一笔财产（一件用品），就应当成为别人的所有物；

（3）这笔财产就在生活行为上被当作一件工具……。

”“凡是这种只有体力的卑下的这一级就自然地应该成为奴隶，而且按照上述原则，能够被统治于一位主人，对于他实际上较为合宜而且有益。

所以，凡自己缺乏理智，仅能感应别的理智的，就可以成为而且确实成为别人的财产（用品），这种人就天然是奴隶。

”人们宁愿将奴隶这个名称局限于野蛮人（外邦人）……在他们看来，世上有些人（野蛮族）到处都应该是奴隶，本性上就是奴隶，另一些人（希腊人）到处都应该自由，本性上就是自由人。

……”从孟子、亚里斯多德这两位同时期东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看来，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受人统治，这一点上二位是相同的。

然而孟子心目中的体力劳动者是个体农民，亚里斯多德心目中的体力劳动者却是主人的财产、工具奴隶。

这种差别正是中国春秋战国与同期希腊社会发展不同的表现。

　　（三）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井田制破坏，农民个体经济广泛出现。

这一点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

吴问》和《汉书·

食货志》所载李悝尽地力之教的论述中可以看出。

另外，从《墨子》、《孟子》、《商君书》、《荀子》等著作中也可看出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个体农民。

这时中国的个体农民对土地已有使用权和某种程度的占有权，并有相当独立的经营权。

这种个体农民不像奴隶完全用主人提供的生产条件为主人生产，也不像农奴那样在份地进行劳动和为农奴主服徭役时二者在时间、空间上是分开的为农奴主劳动时没有积极性。

这种个体农民由于为统治者所提供的剩余劳动和为自己所进行的必要劳动在时间上、空间上是一致的，劳动收益好对统治者和自己都有利，所以生产积极性高。

而且个体农民之间存在着竞争，这也促使他们为自己的生存而拚搏。

《墨子·

非命下》说：

“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手耕稼树艺而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

曰：

彼以力强必富，不强必贫；

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个体农民比奴隶、农奴生产积极性高。

同时，还应看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个体农民经济从事的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的目的主要是满足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

这种经济是封闭性的，对外部条件要求低，不像商品经济那样生产的目的为了卖，需要销路和原料来源，一旦销路和原料来源断绝，生产就无法进行。

所以，这种农民个体经济有很高的稳定性。

另外，这种经济所需要的固定资本少，科技投入少，在遭到破坏之后恢复起来容易。

中国后来的长期封建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之上的。

　　（四）中国春秋战国与同期古希腊相比，在经济上还有一个重大差别，这就是希腊海外交通、海外贸易比中国发达。

希腊的奴隶制度是一种“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钱，生产品的很大部分为了卖。

这与中国春秋战国形成的生产使用价值的个体农民经济是个很大差别。

二者相比，希腊的奴隶制经济由于奴隶主与奴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商品经济下断绝销路和原料来源无法进行生产的缺陷，所以希腊奴隶制经济有其脆弱性。

相反，中国春秋战国形成的个体农民经济不仅自身稳定性强，而且由于封建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对它进行了有效的保护所以显得非常坚韧而能长期延续。

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生产使用价值的个体农民经济有其发展的缓慢性和停滞性。

由于这种经济生产的目的是为自己的消费，生产多了劳动价值得不到实现，所以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十分缓慢。

相反，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的目的为了卖。

　　因此只要有销路和原料来源生产就可以迅速发展。

而且，由于商品生产的开放性，它可以利用外地的市场、原料、劳动力来迅速发展本地经济。

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这种优越性在欧洲后来得到了充分显示。

14世纪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时欧洲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从15世纪末新大陆发现和新航路开通后，西欧国家把商品交换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商品交换，从掠夺殖民地和贩卖黑奴的罪恶行径中积累了资金，并为本国产品打开了市场，找到了原料来源。

这大大促进了工厂手工业的发展。

17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此后约一个世纪，英国又发生了工业革命。

而15世纪后中国却在自然经济统治下缓慢爬行。

及至1840年鸦片战争后就落了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剧。

因此，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广泛的农民个体经济是和我们民族兴衰荣辱密切相连在一起的。

　　秦汉时期

　　秦汉经济史

　　回顾秦汉经济发展的历程，可知始终是在政治干预经济的状态下进行的。

由于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迫使封建统治集团对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状态进行干预，以使社会经济朝着有利于巩固封建统一的轨道运行，于是形成了封建经济的自然发展与封建国家经济制度的矛盾，也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中国封建政权和土地所有权的同一，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同一，为封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便和可能。

正因为如此，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才能够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集中经济力量创造人间奇迹。

然而，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又因其盲目性，往往导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激化，致使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大动乱和国民经济的崩溃。

秦汉时期这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既相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运动，使封建经济的发展呈现波浪式前进的“同一”趋势，而且也铸造成我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同一”模式：

首先是家庭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同一；

然后是国家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同一；

最后是地主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同一。

这种社会生产结构在家庭、国家、田庄不同生产单位的同一状态，进一步弥合了社会生产的自然分工，使商品经济日益屈从于自然经济，形成了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同一；

土地所有制国有和私有的同一，国家政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同一，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同一。

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同一”模式，奠定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只是破坏，更不是一团漆黑；

它也有光明，也有创造和启示。

　　第一，从宏观上说，由于战乱不断，这一时期的经济，在纵的方面，表现为艰难曲折、波浪式的前进。

在北方，东汉末年大破坏之后，有三国至西晋太康时的发展；

西晋末年十六国时期的大破坏中，还出现过后赵、前秦的两度统一和经济上的两度复苏；

十六国时期的大破坏之后，经过缓慢的发展，出现了北魏后期的繁荣；

魏末大乱后，又有齐、周时的发展。

在南方，有孙恩、桓玄时的变乱、宋魏战争、侯景之乱等的大破坏，也有东晋太元、宋元嘉、齐永明和梁武帝前期的发展。

横的方面，由于北方的屡遭破坏、江南以及东北、西北的发展，向着全国均衡发展的方向跨进了一步。

　　第二，上述经济的前进与后退，都与一定的政治环境相关。

国内外相对安定，经济就前进；

否则就停滞、后退。

经济的发展从来不是与政治无关，而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环境相配合。

北周的成功，是这方面一个最好例证。

　　第三，发展经济要同本国实际结合才能奏效。

曹操把汉代在边疆屯田的经验，同曹魏统治区内人民流亡，“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的现实结合起来，在内地实行大规模屯田，取得成功，最具典型意义。

吴、蜀发展经济的措施与曹魏不同，也收到一定的效果，都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措施适宜的结果。

　　第四，经济的持续深入的发展，要靠逐步深入的改革来推动。

北朝的经济，魏孝文帝的改革给了第一次巨大的推动。

但如果没有西魏北周宇文泰、苏绰、周武帝的继续改革，其成果也许不能获得保持和发展。

　　第五，发展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

除了要求有一定良好的政治环境与政策措施相配合外，就经济内部而言，也需要许多措施的配合。

如农业的发展，就与水利的兴修，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与推广等密不可分。

　　第六，江南的世族豪强经营园、墅，不只重视谷物的种植，平原土地的利用，而且注意山泽的开发，实行多种经营发展大农业，很有启示。

肥田沃土，固然是宝贵资源，山林川泽，因地制宜，也都可以生产财富。

　　第七，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专制集权较弱，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代。

因而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也相对宽松，经济活动也比较活跃。

这在南朝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对外交往方面，孙权能够敞开国门，面向大海，利用舟楫之便，积极向海外开拓，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很有典型性和启发性。

其后，南朝各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

北方，即或如十六国的大动乱时期，也同西域保持着交往。

这是中国的好传统。

　　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光辉灿烂的一页。

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低估的。

隋唐五代在中国经济史上也是一个巨大转折时期。

自晋王朝被逼南渡，中原地区原来居住和从边远地区南进到中原的各民族展开争夺华夏大地的战争，连年战争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五胡十六国，极混乱纷争的局面。

以后由南进的鲜卑族拓跋氏建立了北魏王朝，统一了中国北方，它原是游牧民族，从原始公社制习惯出发，统一中国北方后，经济上的任务首先是把大量荒地计口授田，施行了均田制。

并且积极推行汉化，这一点对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但北魏政权最后还是被高氏集团建立的北齐，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所代替。

北周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

东晋南渡在客观上把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带到南方，而且把大批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也带到南方，使南方迅猛的赶上北方，后来终于超过北方。

淝水之战，阻住了北方羯族和氐族两个异民族的南下，使南方一直到隋、唐、五代都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使经济发展有一个和平祥和的有利条件。

南方经济发展极不统一。

虽无大的战争，但却并不统一，政治也不稳定。

经过了宋、齐、梁、陈，最后让北方来的继承了北周的隋统一了全国。

　　隋所以能统一中国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还是北方高于南方。

就以穿的来说，丝绸是北方生产的，南方只是麻、绵布。

在北方建的赵州石桥反映了北方建筑水平，南方当时还处于“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隋书卷24食货志）。

所以决定的因素还在经济。

　　隋朝在战乱中创立了一个统一的王国，在政治经济上开始了封建社会的一个巨大变革。

隋的统一全国为唐代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应该一提的是隋朝使大陆与台湾关系进一步密切，隋炀帝派使者二次去台，到唐时把台湾划给岭南节度使管辖。

经隋派兵进驻，到唐则完成了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

　　唐的经济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南北经济均有发展，更主要的是南方经济已逐渐成为中国中央政权的主要支柱，成为经济中心。

（二）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新的技术给生产带来突破性变化。

如造船、建筑、农田水利、造纸印刷术、瓷器、丝织都有创造性发明并向海外流传。

　　（三）与外国经济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非洲、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国，都有贸易往来，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五代十国时间很短，实际是唐代的继续，经济虽因战乱而受影响，但仍然有很大进步，正因为经济的发展才有全国统一的迫切要求，分裂很快被宋统一起来了。

　　宋辽夏金时期

　　宋、辽、西夏、金在中国经济史上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

这个转折表现在经济制度、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等各个方面。

　　在经济制度上，土地私有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土地制度的单一发展方向，土地租佃关系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形式，从而把国家对土地的占有和对民间土地占有的干预降低到最低限度。

在这一时期，土地私有制度不仅在宋朝统治的汉族地区得到广泛发展，而且逐步在辽、西夏、金统治下的北方民族地区取得主导地位，这不仅扩大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地域范围，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私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使广大农村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宋代的社会生产有迅猛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的发展水平都显著提高。

这不仅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各部门生产规模的全面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表现为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商业的繁荣，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技术上的全面进步，专业化分工的高度发展，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渗透到各个领域，商业性城镇的大量涌现，全国性商业网络的初步形成。

总之，农业、手工业、商业及其内部的各个部门，既逐步分化、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完整的体系。

所以，宋代的社会生产同唐代相比，不仅在量的方面有明显的、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在质的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成为战国秦汉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

随着汉族对北方民族影响的增强，北方民族也开始被纳入这个新的社会生产体系之中。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漫长过程也完成于这个时期。

在宋朝特别是南宋的统治下，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的浙西平原，社会生产高度发展，经济极其繁荣，不仅在中国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明显地居于前列。

在南宋和金时，南方经济的发展和北方经济的萎缩形成鲜明的对比，南方和北方在经济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所以，就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而言，经济的重心已经移到南方。

这个经济格局的变化，在中国经济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然而，就在全国的经济重心移到南方的同时，北方的经济格局在金代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就这一局部地区而言，经济的重心由中原移向华北平原。

从此，中原地区彻底失去了上千年来在经济上的中心地位，华北平原在经济上的地位日趋重要。

这一变化不仅为以后在统一的政权下南方和北方经济差距的逐步缩小准备了条件，而且为北京成为统一国家的政治中心奠定了初步的经济基础。

　　在宋、辽、西夏、金时期完成的这些转变，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或几个朝代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的范围。

它们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经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把自秦汉至清末的经济发展划分为发展与成熟两个阶段的话，那末，宋、辽、西夏、金时期就是后一个阶段的开端。

其主要标志是，以农业为主、以手工操作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体系及其相应的制度保证体系已经趋于完善；

从对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已经接近甚至几乎达到了古代的技术条件所能允许的最高水平。

宋、金以后的数百年，直到清末，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在宋代达到的新高。

　　元朝时期

　　元王朝于于14世纪60年代各族人民起义的烽火中寿终正寝。

元王朝末代昏君暴吏经济管理的劣行被历代正直的中外史家指责批判。

这是应该的。

元王朝的灭亡，距今已有5世纪又25年。

元代经济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或往事。

元代上都荡然无存，元大都故址留下的经济遗迹廖廖无几。

不过，整部元代经济历史已成为中外广大元史专家寻觅研究的重大课题。

　　元代经济历史盛世辉煌的经验和衰世急剧崩溃的教训足可成为今人国民经济管理活动的暮鼓晨钟。

鸟瞰世界民族之林，任何忽视历史经验教训，或不总结自己民族历史上经济管理得失所在的民族，都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人类漫长的中世纪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经济管理经验无与伦比，罕有其匹。

　　元代经济历史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华民族经济管理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卓越的军事、经济管理谋略运筹思维，忽必烈多元一体化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元代长期影响后世的经济?

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交往、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的进步性发展都有重要的、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声有色的时代。

明代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处于变革的重要时期，有诸多新现象、新特点，值得认真总结，深刻分析、取其精华，以资借鉴。

　　在明代270多年中，经济发展迅速，变化很快，内容丰富，种类庞杂。

以明代经济由单一经营向着农、工、商多种综合经营过渡为主要线索，循其运行轨迹，稽其来龙去脉，以纵通为主，纵横结合，力求多视角、多层面展示有明一代经济发展风貌。

　　在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中，强调召军移民开荒屯田的重大经济效益及其对改变全国人口与土地布局和缩小边区与内地经济差距的巨大意义；

强调交通运输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强调明太祖经济立法对有明一代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强调田赋“折色”对生产发展的刺激。

对于明中叶的经济问题，从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动上入手，指出由法制破坏而引发土地兼并激烈，导致农民大量破产逃亡。

于是迫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进行赋役改革，以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维护王朝的统治地位。

对于明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则紧紧把握住农业经济结构变化这一重大课题，重点探讨了商业性农业的掀起、专业经济市镇的勃兴、“一条鞭法”、“计亩征银”的意义以及对外贸易的新发展。

对于明末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从政治上的动荡必然导致经济上的混乱出发，着重勾勒了“三饷”加派的严重后果。

而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经济政策，则本着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肯定其应有的进步性。

　　封建末期

　　宣统三年（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它推翻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卷入战时经济，减少了民用商品的生产，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这使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尤其使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

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还要经过无比曲折和十分漫长的历程，甚至出现痛苦的磨难。

但无论如何，辛亥革命的胜利，无疑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研究清代经济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为中国当代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历程的自然延续，我们通过研究中国清代经济发展史，可以从中得到许多重要的启迪。

　　清代晚期，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袭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产生并得到初步发展，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中国经济，从此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

这仿佛给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开了一扇沟通现代化的窗口。

透过这扇窗口，长期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皇朝臣民，开始看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透过这扇窗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像射进的一束晨曦，唤醒漫漫长夜；

像拂来的一缕春风，滋润莽莽原野。

透过这扇窗口，中国人才得以不断求索，找到富民强国之门，最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鸦片战争后不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产生。

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则使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队伍进一步扩大。

甲午战争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队伍已约有10万人；

到民国初年，近代产业工人约达60—70万人；

此外，城市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工人也有一个相当大的数目。

由于中国工业配置的半殖民地性，中国近代工业高度集中在少数沿海和沿江的通商口岸，而且还主要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企业单位。

　　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内，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诞生和不断扩大，为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力量和产业队伍；

也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准备了力量，并促使旧民主主义革命迅速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又因为中国早期工人阶级同时受帝国主义、国内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因此革命性最强，从而成为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