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研究生英语考试 翻译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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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切顺利时，乐观主义者居功自傲而悲观主义者只把成功视为侥幸。
[7]克雷格·
安德森让一组学生给陌生人打电话，请他们为红十字会献血¨
。
当他们的第、二个电话末能得到对方同意时，悲观者说：
“我干不了这事。
”乐观主义者则对自己说：
“我需要试试另种方法。
”
[8]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都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如果人们感到没有希望，他们就不会费事去获得成功所需的技能。
”
[9]据安德森看来，有无控制感是成功的试金石。
乐观主义者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如果事情不顺利，他立刻做出反应，寻找解决办法，制定新的行动计划，并且主动寻求指点。
悲观者刚感到自己只能由命运摆布，行动拖拉。
既然认为毫无办法．他便不去寻求指点．
[10]乐观主义者也许过高地评价自己——有时正是这点使他们充满生机。
匹兹堡肿瘤研究所的桑德拉·
利维博士对患晚期乳腺癌的妇女进行了研究。
对那些通常持乐观态度的妇女来说，两次发病间隔的时间比较长，而这是生存下去的最好预兆。
在一次对早期乳腺癌妇女的小规模试验性研究中，利维博士发现这一疾病在悲观病人身上复发更早。
[11]乐观态度不会使不治之症痊愈，却有可能预防疚病。
在一项长期研究中，研究人员跟踪观察了一组哈佛大学毕业生的健康史。
所有这些人部是班上的好学生，并且健康状况良好。
他们之中有的是积极思考者，有的是消极思考者。
20年后，悲观者中患有中年常见病一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一的人数要比乐观者多。
[12]许多研究显示，悲观者的无助感会损害人体的自然防御体系，即免疫系统。
密执安大学的克里斯托弗·
彼德森博士发现悲观主义者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
他消极被动，不会避开生活中的打击，无沦做什么都会担心身体不好或其他灾难将临。
他大嚼不利于健康的垃圾食品，逃避体育锻炼，不听医生的劝告，还总是要再贪一杯。
[13]在多数人身上，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兼而有之，但总是更倾向于其中之一。
塞利格曼说，这是一种所谓早在“母亲膝下”就开始形成的思维模式，来自千万次警告或鼓励，积极的或消极的话语。
过多的“不许”及危险警告会使一个孩了感到无能、恐惧，以及悲观。
[14]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能体会到许多小小的成就感，如学会系鞋带等。
家长可以促使这类成功转变为控制感，从而培养出乐观主义。
[15]悲观是一种很难克服的习惯，但并非不能克服。
在一系列具有重大突破的研究中，伊利诺伊大学的卡罗尔·
德韦克博士对小学低年级儿童做了一些工作。
她帮助那些屡屡出错的学生改变对失败原因的解释——从“我准是很笨”变成“我学习还不够努力”——他们的学习成绩也随之提高了。
（期中考试）
[16]匹兹堡的利维博士想知道把病人变成乐观主义者是否会延长他们的生命。
在一次试验性研究中，两组结肠癌病人受到同样方式的治疗，但其中一些人还得到了鼓励乐观态度的心理帮助。
试验结果表明这一作法有一定的效果。
现在正计划实施一项重大研究，以确定这一心理变化是否会改变病情的发展。
[17]因此，如果你是个悲观主义者，你完全有理由乐观起来。
你能改变自己。
以下就是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心理学家史蒂夫·
霍朗指出的方法：
[18]一、当坏事发生时，仔细留意自己的想法，把你最初的想法原原本本地记下来，一字不改。
[19]二、然后，来做一个试验。
做一件同任何消极反应相反的事。
比如说，你工作中山了问题。
你是这么想的吗：
我讨厌我的工作，可我再也不会找到比这更好的工作了?
这时你应该采取行动，就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一样：
向外发寄个人简历、去参加面试、看看有没有培训项目并寻找工作门路。
[20]三、继续关注事情的发展。
你最初的想法是对还是错?
霍朗说：
“如果你的想法使你裹足不前，那就改变这些想法。
这是一种试错法，不能确保成功，但应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21]积极的思维导致积极的行动以及积极的反应。
如证据所表明的，你对世界抱有什么样的希望，你就很可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癌症和化学物质
——我们走得太远了吗?
玛拉·
孔恩
[1]去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乔治·
德米加召集本州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开会，开始执行第65号提案，即州安全饮用水和毒品实施法案。
这一新法令禁止各工业部门向水源中排放被怀疑致癌和引起先天缺陷的化学物质。
有些人宣称，新法律还要求在一切可能致癌的物品上贴上警告标签
[2]原来预计，开会那天将全是些玄妙的科学和难懂的术语，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化学系系主任布鲁斯·
爱姆兹却打算使会议开得更有生气。
[3]当爱姆兹走入会议室时，他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家形象：
金丝边双光眼镜，皱褶的西服，蓬乱的头发，菜色的面庞，显示出他总是呆在实验室里而很少享受加州的阳光。
当某人振振有词地大谈致痛机理时，爱姆兹开始打断他，插进来陈述自己的观点。
[4]“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致癌物”，爱姆兹宣称。
“啤酒中有十亿分之七百的甲醛和百分之五的乙醇，比水中的任何物质都要危险1000倍。
如果你呼出的气息中有啤酒味，那是否意味着你必须向你周围10英尺以内的所有人发出警告?
[5]在大肆宣传最新癌症恐怖的时代里，爱姆兹带来了不同的信息：
大多数人造致癌物的含量一般来说都很低。
与天然致癌物含量相比其危险微乎其微。
[6]爱姆兹不是个冒充内行的人。
他59岁，是全国最受人尊敬的研究致癌问题的权威之一。
他的简历中尽是各种荣誉，包括通用汽车癌症研究基金会颁发的查尔斯·
莫特奖（这是痛症研究中最富声誉的嘉奖之一）。
他还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甚至他的批评者们也承认，爱姆兹试验是一项突出的成就。
这种试验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一种简单廉价的操作方法，它有助于检测一种物质是否能引起癌症。
[7]但是爱姆兹藐视一切貌似神圣不可冒犯的东曲。
他对环境保护运动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有些人把这一运动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运动。
例如，1987年4月，他和两位同事雷纳·
玛格和露易·
斯沃斯基·
戈尔德，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告，列举了各种各样可能引起癌症的危险。
以将近1000种化学物质作的动物试验所得到的数据表明，每日所消耗的普通花生酱三明治中含有的微量黄曲霉素（花生中天然存在的一种霉菌致癌物）比我们每同从食物中摄取DDT的危险大100倍。
一杯硅谷污染最严重的井水比一杯葡萄酒或啤酒致癌的危险要小1000倍。
他并不是建议人们停止消费花生酱、葡萄酒和啤酒。
他所说的是，大多数人造致癌物的危险比起日常天然物的致癌危险是微不足道的。
现在不清楚它们中有多少有真正的危险。
这曲种危险都转移了人们对于诸如烟草之类的巨人危险的注意力。
[8]爱姆兹的癌症研究是25年前以一袋炸薯条开始的。
当时他在马里兰全国健康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在看到袋上列出的成分时，他突然想到还没有人知道每种化学物质对人的基因有什么影响，而要了解这些还没有简易的方法。
[9]那时，科学家为了测试致癌性，不得不在老鼠身上做耗时费钱的实验室试验。
细菌对引起突变的物质很敏感，而致痛物很可能就是引起突变的物质。
爱姆兹凭借这些知识，研究出了一种利用细菌检测致癌性的试验。
爱姆兹试验被公认是一项主要的科学成果。
现在在世界上已被广泛应用。
[10]1974年的一天，当时在伯克利任教的爱姆兹建议一些学生对各种各样家用产品进行检测。
使他惊异的是，像用于儿童睡衣中的一种阻燃剂一样，许多普通染发剂经测试都呈阳性。
当爱姆兹的测试结果导致对某些化学品实行新的规定和禁令时几乎一夜之间，他就成了环保界的英雄。
[11]随后10年间，公众对致癌物越来越关注。
爱姆兹说“于是我开始意识到有些不对头。
”同样也被检测为致癌物或致突变物而呈阳性的天然物数量太多了：
水果汁，芥菜，芹菜，欧芹等。
实际上，爱姆兹测试的大约一半的化学物，当用老鼠进行大剂量实验时，无论是天然或人造的都证明有潜在的致癌作用。
[12]起初，爱姆兹断定他的试验有问题。
他的试验并没有错。
他的错误在于他象很多人一样天真地认为只有人造化学物质是危险的。
他现在要问：
“为什么要推断天然就是无害的呢?
[13]支持加州65号提案的运动使爱姆兹确信他有义务向公众解释这一点。
“当人们说某些先天缺陷是由水中十亿分之一的某物质引起时，我认为那是不负责任的。
”他说，“那是拿人们的害怕心理开玩笑。
你总能在水中找到十亿分之一的某种物质。
[14]在加州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时，爱姆兹举出丁一个例子：
由于用氯消毒，自来水含有致癌物氯仿大约十亿分之八十三．。
咖啡含有两种天然致癌物，每一种都是大约十亿分之四千，而由于正常的新陈代谢，人血平均含有甲醛十亿分之三干。
[15]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爱姆兹是化学工业的代言人。
情况却并非如此。
他不为化学公司、药品公司、食品公司或法律事务所提供咨询。
他没有接受来自商界的任何好处。
[16]环境保护论者反对爱姆兹的观点。
他们说，我们有义务在总量上使人们尽可能少地接触致癌物。
“不知为什么他认为要进行选择。
”峰峦俱乐部的卡尔·
波普这样说：
“如果我们不得不在饮用水中的TCE（一种可疑的致癌溶剂）和有关吸烟的公共教育之间进行选择的话，可能他是对的。
但是我们不是非去选择不可。
[17]爱姆兹的回答是，“你不想让每家化学公司从后门倒掉自己的垃圾，但是你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的代价就是水里会有十亿分之几的化学物质。
你能除去它，但花费巨大。
如果你把你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追查微不足道的东西上，你就会看不到重要的危险。
鼠与人
——“不能解决”的问题
S.I.早川
[1]密执安大学的N·
R·
麦耶教授几年前做过一系列可以以诱导鼠产生“神经官能症”的实验。
首先训练鼠由平台边缘跳向两个门中的一个。
如果鼠向右跳，右门是碰不开的，那么鼠就撞了鼻子并掉进了网里；
如果鼠向左跳，左门就会打开，鼠就会找到一碟食物。
等鼠已很熟悉这一反应时，就改变情况：
把食物放在另外一扇门后，这样鼠要想得到犒赏就不能向左跳，而要向右跳了。
（实验者也可采用其他变化形式，比如用不同的方式标记两个门。
）如果鼠弄不懂新规则，它每次跳时都不知是会得到食物还是会撞鼻了。
最终它就会放弃，拒绝再跳。
到这步，麦耶博士说，“许多鼠宁愿挨饿也不再作选择。
[2]第二步，对鼠施以强大气流或电击，赶它，强迫它做出选择。
“处于不能解决的难题之中而被迫做出反应的动物”，麦耶博士说，“最后总是定局到一个特定的反应上（比如只向左跳），不顾结果如何它都总是做出这一反应。
……这种条件下所做出的反应便固定不变了’。
……一旦出现了这种固态，动物也就无法学会应变能力了’。
”一旦（鼠）向左跳的反应固定下来时，可以敞开右门，使食物呈现在它眼前。
可是鼠被驱赶时却仍旧向左跳，并且每次都愈来愈惶恐不安。
实验者继续迫使鼠做出选择时，鼠开始惊厥不安，四下狂奔，弄伤爪了，撞上桌椅，然后浑身剧烈颤抖，直到昏迷不醒。
在这种被动状态下，鼠拒绝进食，对一切不感兴趣：
你可以把它卷成一团或擒住双腿倒挂空中——无论怎样摆布它，它都无动于衷。
这时的鼠已是“神经崩溃”了。
[3]鼠所面临问题的“不可解决性”导致了它的神经崩溃，而麦耶博士对心理失常的小孩和成人所做的研究报告表明，鼠和人经历的各个阶段大同小异。
首先是两者都受训练，在面对某一问题时都习惯地做出某一选择；
然后，发现条件已改变而原来的选择并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时，两者都大吃一惊：
在此，不论出于震惊、焦虑还是受挫，两者都会执著于最初的选择，不管结果，一意孤行；
接着，悻悻然拒绝采取行动；
而后，在被迫做出选择时，两者又总是做出最初训练时所做的选择——且再次碰壁；
最后，即使目标就在眼前，只要做出不同的选择就唾手可得时，两者又都由于以前受到的挫折而发狂。
他们疯狂地四处撕抓；
或者是躲在角落里赌气据食；
他们变得辛酸怀恨、不信任一切、心灰意冷，无论人们怎样对待他们，他们都无动于衷。
[4]这是否是一幅夸张的图画呢？
似乎并非如此。
这个模式反复再现于人生，小到家庭的悲剧，大到震撼世界的国家间的悲剧。
为了纠正丈夫的毛病，妻子数落他。
毛病越坏，就越多地挨数落。
当然他的毛病变得更坏，他就更数落。
像鼠一样，妻子对丈夫的毛病受一种固定反映的模式的摆布，她总是以同一种方式对待它。
她这么做的日子越久，丈夫的毛病就越厉害。
直至夫妇二人都在神经上备受折磨，疲惫不堪。
[5]再看一个例子。
北方某城市的白人因不满黑人高文盲率和高犯罪率的状况而隔离他们、迫害他们（众所周知，警察通常对黑人嫌疑犯比对白人嫌疑犯要粗暴得多），并且拒绝给他们受雇与提升的机会。
这种机会的被剥夺使文盲率与犯罪率高的情况得以延续下去，转而又是隔离、迫害和不给黑人机会的做法得以继续存在。
要找到解决这一恶性循环的方法需要致力于有序社会改革的仁人志士殚精竭虑。
包括市议员，教育家，城市规划人员，黑人组织，以及州政府和联邦政府。
[6]再举一个例子。
想通过写作表达自己思想的学生可能写得很差。
英文老师说，我一定教他们语法、拼写和标点符号的基础知识，来提高他们的写作。
于是，由于过分地强调语法与写作方面的技术性细节而忽视了学生的思想，老师很快淹没了学生对写作的兴趣。
失去了兴趣，学生写得就更差了，老师于是再给学生以加倍的语法和写作方法的练习。
学生也就越来越厌倦和反感了。
中学和大学的“英文补习班”里全是这样的学生。
[7]同样，一个人为武装力量是维护和平与尊严的唯一有效途径的国家，会推行庞大的扩军计划。
这种计划引起邻国的恐慌，于是后者也扩充军备，与前者抗衡。
焦虑与紧张气氛升温。
前者宣称，很明显，只要我们不能对所有突变都有充分准备，我们就会不断为国家的安危担忧：
所以我们必须加倍扩军。
这自然使邻国更为恐慌，于是也把军备翻了一番。
焦虑与紧张气氛更强了。
前者又称，很明显，我们犯了低估国防需要的错误。
这次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有充分武力保卫和平。
我们必须把军备再加一倍……
[8]当然，这些例子难免过于简单化，但是确实常常由于这种类似的恶性循环使我们无法认清或处理导致灾难的不测事件的条件。
这样的模式很容易识别：
目标就在眼前，只要在方法上做些改变就会达到。
可是，由于受到固定反映模式的摆布，鼠“无法”吃到食物，妻子“无法”改掉丈夫的毛病，黑人还要再等两、三代人的时间，“直到社会改革的时机成熟”，我们“无法”停止发明制造可致人类文明于纯地的致命武器。
[9]不过，鼠与人的难题的不可解决性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麦耶博士的鼠遇到的难题比它在自然状态下能遇上的问题复杂得多，它是被驱赶至神经崩溃的。
而人类的神经崩溃一般总是由于人类自己制造的难题所造成：
如宗教与道德信仰的问题；
金钱、贷款、抵押、托管基金、股市涨跌的问题；
人为的习惯、礼节、社会团体和法律的问题等等。
[10]不能责怪鼠解决不了麦耶博士为它们设置的难题；
因为鼠的抽象能力有限。
但人类的抽象能力、组织能力和利用抽象的能力是无限的。
因此，如果人由于固定反应模式而认为难题不可解决——如果人受挫折只是由于对某些以符号来界定的形势，不分具体情况只能做出一种反应的话——那么，人便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全部的能力。
正如科尔奇布斯基意味深长的话语，此时，人在做出反应这一点上是在“模仿动物”。
对此，温德尔·
约翰逊的归纳非常贴切：
“对鼠而言，奶酪就是奶酪；
这就是捕鼠器能捕鼠的原因。
”那么人类为什么也会出现这种固定反应模式呢?
爱因斯坦痛苦的罗曼史
沃尔特·
沙利文
[1]新近披露的艾伯特·
爱因斯坦与意中人（此人后来成为他的元配）之间的来往信件，向人们展示了这对情侣饱含辛酸的爱情经历。
[2]有许多信件都叙述了这位年轻科学家和他未婚妻米莱娃·
玛丽克之间的爱情，叙述了因为爱因斯坦的母亲拼命反对这门亲事而引起他俩的痛苦心情，还_0叙述了他俩为孩子的即将出世油然而生的兴奋心情。
[3]然而，这个女孩后来的命运如何依然是个谜。
她是在这对夫妇于1903年结婚前生下的，而且对她后来的情况显然没有记载。
[4]与所披露的艰难的罗曼史交织在一起的是爱因斯坦满怀信心地为自己的相对论概念而努力奋斗的思想片断。
[5]爱因斯坦与玛丽克（她出生在当时匈牙利的塞尔维亚地区，现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
）是在1896年交上朋友的。
当时他俩正一起在苏黎世的联邦理工学院学习，在后来的许多岁月中，因爱因斯坦为找工作奔波，玛丽克为回家探亲而造成多次分离，所以他们通信频繁。
[6]爱因斯坦在信中向玛丽克吐露，自己在投身于许多物理学领域（其中包括光的特性、相对运动和分子现象）内发生的革命。
[7]据波士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爱因斯坦论文集的编辑约翰·
施塔赫尔博士说，看起来，与其说玛丽克是爱因斯坦思想的贡献者，不如说是爱因斯坦思想的“共鸣者”。
[8]1899年爱因斯坦20岁。
在给玛丽克的一封信中，他提前谈论了自己6年后发表的早期相对论思想。
当时许多物理学家仍然认为空间充满着一种能使光波传播的不可见的介质。
他们将这种介质称之为“传光的以太”。
[9]爱因斯坦的信还透露了他家里的人对玛丽克的鄙视态度。
1900年7月，他事先得到姐姐的警告说，父母竭力反对他与玛丽克结婚。
当他把自己的打算告诉母亲后，“妈妈一下子扑倒在床上，把头埋在枕头下，哭得像孩子似的”，他在给玛丽克的信中写道。
[10]爱因斯坦继续写道，“当她从开头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后，便立即转换方式，发起猛烈攻势。
”他还援引母亲的话说，“你是在毁掉自己的前途，你是在阻塞自己的人生道路。
[11]虽然爱因斯坦的家人瞧不起玛丽克的出身，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对未婚夫妇的微薄收入。
就像爱因斯坦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我们俩都还未找到工作。
我们只靠给私人上课为生（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些这样机会的话），但这还是很成问题的。
[12]在爱因斯坦的那些情意缱绻的信中也掺带着对他们双方都关心的科学问题的讨论。
[13]在游览瑞士的阿劳城时，“我心中产生了一个好主意，”他写道，“即关于研究一个物体与传光以太的相对运动如何影响光在透明物体中的传播速度的方法。
在这个问题上我头脑里还产生了一种似乎十分有可能成立的理论。
[14]他还在思考着“绝对静止的定义”，一种导致他产生最初相对论的悖论。
这种理论排除了绝对静止的可能性。
因为一切物体对于其他有关物体来说都被看作是处在运动之中的。
他还对移动物体的电动力学冥思苦想，他说，“这有希望成为一篇优秀论文。
[15]“我曾写信给你，谈到过我对相对运动想法的正确性有怀疑，”他写道。
“但我的怀疑只是基于简单的数学上的错误。
现在我比以前更深信无疑了。
[16]斯塔赫尔先生在5月号的《今日物理》上撰文说，这篇文章“意味着爱因斯坦已经采用了某种形式的相对论原理”，尽管还不是最终形式。
[17]虽然玛丽克被历史学家描写成一位缺乏想象力的女子，这些信却表明，她对无限性很感兴趣。
[18]“我认为，人们不能了解无限性，不应归咎于人脑的结构，”1897年她给当时18岁的爱因斯坦的信中写道。
[19]她接下去写道：
“倘若一个人在年轻时期，在学习掌握新概念时，不被无情地局限于地球，或者甚至局限于四面围墙的斗室之中，而是被允许走出去涉足一下宇宙的话，他当然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20]科学史家们，诸如哈佛大学的热拉尔·
霍尔顿认为，爱因斯坦“涉足宇宙”的能力和用纯抽象方式思维的能力对他的各项具有革命性的发现是必不可少的。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霍尔顿先生在一次会见中说，尽管他们各自都有困难，但他们在通信中对物理学的兴趣竟然占着最重要的位置。
[21]他又说：
“对科学史学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爱因斯坦的一生中这样早的时候就有迹象表明，他“就已经在深刻地思考着光的特性、相对论和分子运动的问题了”。
他说，“这一思想”都体现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论文之中”，并从1905年起陆续发表。
[22]尽管玛丽克与爱因斯坦多次长期分离，但他俩有时也设法团聚，去瑞士的崇山峻岭观光，作徒步旅行。
1901年5月在一次短途旅行时，玛丽克得知自己怀孕了。
[23]然而，爱因斯坦提到此事的第一封信是以谈论一篇关于用紫外线产生阴级射线的论文开头的。
该信接着才写道：
“你要高兴喜欢才是，可别忧愁烦恼。
毕竟我不会离开你，而且我一定会把一切圆满了结。
[24]当他在后来的几封信中再谈到这个孩子的情况时，仿佛孩子已经生下了。
他问道，“小家伙好吗?
[25]玛丽克希望生个女孩，所以他们在孩子未出生时便叫她“莉塞尔”（莉丝的昵称）。
当爱因斯坦得知在伯尔尼找到工作的消息后，他写信给玛丽克说，“我高兴死了。
唯一得解决的事情就是怎样使莉塞尔和我们在一起。
我不想使我们不得不离开她。
[26]尽管遭到母亲的反对，爱因斯坦还是于1903年元月在伯尔尼与玛丽克结为伉俪。
根据爱因斯坦文集下一卷上发表的一封信，爱因斯坦夫妇后来得知，女儿的猩红热已经痊愈。
看来这孩子还是住在她母亲的故乡了。
在通信中有关这女孩的最后情况只是提到了猩红热。
并非末日来临
环境问题言过其实。
地球生命仍将继续。
罗伯特·
J·
塞缪尔森
[1]无论是谁杜撰了“拯救地球”这一说法，他都是一位公共关系方面的天才。
这一说法既表达了对即将来临的灭顶之灾的意识，也满怀着使环境保护论带有道义紧迫感这一大的目标。
同时这种说法也表明环境保护论言过其实，这种夸大在其他任何场合都会被视为是在危言耸听或愚蠢的欺骗。
[2]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的环境意识遏制了对自由经济增长所表现出的盲目热情。
我们已明智地抑制了增长中所出现的一些有害的副作用，但是环境保护论却越来越像一场沉缅于狂热的宣传与对历史一无所知的圣战。
每一由环境问题引发的不幸都被描绘成一场势不可挡的灾难。
这场灾难如不加以制止，正像我们所知晓的那样，就会摧毁生命。
[3]以最近出现的恐慌——温室效应——为例。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自我焚毁、可怕的幽灵般的世界。
即刻行动，否则世界将咝咝烧焦。
食品供应即将枯竭。
冰川即将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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