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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落地前生二孩，会不会被处罚？
这显然是一些“性子急”的人最关心的问题。
国家卫计委官员的明确表态，也让他们吃了颗定心丸：
“现在就怀二孩也不算抢生。
”相比之下，湖南省更开明，该省卫计委负责人表示：
“中央五中全会公报公布后、湖南省正式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前，不符合规定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不作实质性处理。
”
然而，无论是国家层面的“现在就怀二孩也不算抢生”，还是湖南省的“政策前违规生育二孩不作处理”，均是相关官员的口头承诺，没有法律效力。
事实上，对于湖南卫计委即日起生二孩不处罚的表态，国家卫计委官员也坦承：
“还是应当经过地方人大常委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更准确的答复比较妥当。
”也就是说，其口头承诺““现在就怀二孩也不算抢生”，还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明确答复。
还有，国家卫计委10月30日明确表示，“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出台后，各省市何时正式落地，全国不设统一时间表。
这显然给了地方自由操作空间，“自选动作”将会五花八门，如在实施时间上有早有迟，在界定“抢生”、是否进行处罚等敏感问题上也会截然不同。
比如，湖南成为第一个就“全面放开二孩”落地政策明确表态的省份，但绝大多数省份，暂时都没有相关消息传出。
问题是，各地政策不一，不仅制造了地域差别和不公，而且影响了计生国策的公信力。
因此，执行“全面放开二孩”计生国策，不能各自为政。
比如，全面放开两孩，应通过统一立法形式，出台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对实施时间、过渡期设置等重大事项，提出具体意见，并进行分类指导，避免地方各自为政，“自选动作”太多，可能造成难以逆转的政策失误，反而消解了“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善意。
至于继续征收社会抚养费，在确定收费标准上，可以不搞一刀切，充分尊重地区差异；
但是，取消独生子女奖励，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容不得“各省情况不同”。
（张西流）
堂吉伟德
30日，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继2011年12月电影法征求意见稿公布后，该项法律草案终于进入人大初审环节。
记者了解到，草案中就电影审查制度、电影放映期间不得播放广告等作出规定，禁止电影片中含有歪曲历史的内容，并明确规定，放映未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的电影，最高可处违法所得20倍的罚款。
（《南方都市报》10月31日）
历时近4年公开征求意见，12年立法长跑之后，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终于进入人大初审环节，标志着其法制化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若其最终获得通过，“中国版”的电影法将以何种面目示人，也令人期待。
电影产业促进立法，是在国内电影产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从2003年的10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296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36%。
截至8月31日，2015年内地累计票房已超290亿元。
然而事实却是，国内电影产业大而不强，与国外的竞争中处于弱势，主要存在多个方面的短板，一是市场发展亟待规范。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电影审查机制相对滞后于产业发展等。
二是人才、资金、技术相对于欧美传统电影大国差距明显。
三是市场份额不足。
好莱坞电影长期占据国际电影市场85%以上的份额，国内电生存了压力巨大；
四是对国家文化形成了挑战。
电影作为一种国家软实力的体现，若其发展滞后也会影响国家的主流价值。
因而，应对新的形势变化，实行电影产业促进就显得尤为重要。
电影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传统产业一样，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
通过法律先行的方式，可以为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牢固的法制保障。
这方面，韩国的经验与做法尤其值得借鉴。
近年来韩国电影取得长足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影振兴法》和韩国电影产业振兴委员会的推动。
通过市场的放活与松绑，再辅以资金和政策的扶持，韩国电影产业走上了振兴之路。
良法才能实现善治。
能否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制定一部科学性、规范性和合理性的电影法，是当前立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其间需要坚持保护与监管并重的原则。
相比于韩国式的电影振兴，电影促进法草案回避了电影分级这一原则，其实是有着现实的考量。
目前，国内电影其实处于一种失序的状态之下，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一方面是严格的审查制度下缺乏创新，另一方面则是各种违法行为大量存在，版权保护不力、处于各种动机虚报瞒报票房、偷票房等现象屡禁不止。
在兑现世贸组织放开电影市场的承诺的严峻形势下，只有做到以促进式发展增强内功和竞争力，才能让中国电影实现振兴，又必须通过严格的监管打击各种乱象，营造一种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实现公开公平和有序的发展。
因而这就需要双腿走路，一方面要减少行政审批，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引导社会各种资源与要素的汇集，同时还应采取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扶持措施，在市场的环境下充分发挥政策的杠杆作用；
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审查和监管，促进电影市场健康发展。
电影院不得偷漏瞒报票房收入，对违法者要明确具体的处罚措施；
依法惩治侵犯与电影有关的知识产权的行为，并始终采取高压态势。
而在审查机制上也要进行改革，严格控制审查的内容，规范审查程序并做到公开透明。
当这些都能成为法律规范并得到实施后，中国电影产业才会迎来可期的明天。
（堂吉伟德）
朱四倍
8月底获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已于11月1日正式实施，一些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备受关注。
其中，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公众对网络上的虚假信息特别是网络造谣深恶痛绝，但此前由于法律的不足，不少人无可奈何，不仅防范困难，而且对自身和社会造成巨大伤害的谣言也无法进行法律救赎。
因此，“朋友圈传谣最高可判7年”不仅是对造谣者的提醒，也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正当权益的有效法律武器。
从广义范围来看，在互联网上运用计算机专业知识实施的犯罪行为就是网络犯罪，“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就是明显表现。
隐蔽性强、危害性大、防范困难是其显著特征。
尽管在信息时代，信息属于公众，但如何运用好信息却是大课题，并非单凭美好的愿望就可以让信息为公众和社会造福，这就需要法律的介入。
网络是中性的，既能造福人类，也能祸害人类。
更何况，当下的网络发展有两大特征。
一是网络不单具有虚拟性，而是开始向现实性转化和过度，也就是说，网络行为不再单纯是虚拟行为，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意义，个体必须为自己在网络上的言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接受相应道德评判；
二是网络不再是单纯的信息载体，越来越多地具有了生活平台的特征。
互联网已经高度商业化和大众化，随着新媒体的出现，网络由提供娱乐、信息服务向提供生活平台延伸。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法律不可能缺位，“朋友圈传谣最高可判7年”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明显可见。
造谣者和有意传谣者往往利用人们对神秘的东西充满好奇心，加大谣言的扩散动力。
当传播者加上“这事千万别外传”、“这是内部消息”的由头，谣言的吸引力和传播价值就更大，这在网络上表现特别明显，造成的危害也大大超过传统社会中的谣言，法律不能熟视无睹，“朋友圈传谣最高可判7年”有着正当性。
《刑法修正案（九）》出台，网络造谣等行为要负刑事责任，是对“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的最好诠释，体现了民意和时代的要求，也未尝不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补课”行为。
正如新浪微博社区管理中心运营经理尹雪赓所说，此次调整，既让相关判决更有依据，也可以减少判决上的争议。
必须认识到，利用信息网络散布虚假警情等信息，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而不仅仅是行政责任或者简单民事赔偿责任。
网络犯罪大量增长与网络犯罪门槛大幅度降低，网络犯罪开始由精英犯罪演变为平民犯罪有关。
无论从时代变化还是从民众要求来看，建立全面的、有效的、结构严谨的新的法律体系来整治网络环境十分必要。
立足于社会变化，一般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现象，犯罪是与社会和时代变化相联系的现象。
美国学者斯皮内洛在《世纪道德：
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指出：
“社会和道德方面通常很难跟上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
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抓住信息时代机遇的同时，却并不总是能意识到和密切关注各种风险，以及为迅猛的技术进步所付出的日渐增长的社会代价。
”对时下的人们来说，要想拥有美好的网络生活，保障网络带来的便利落地，仅仅靠道德和教育的劝戒已经难以凑效，也不能实现对网络犯罪的内化控制和防范，因此，就应从教育、道德和法律的多个方面入手，使公众和社会从根本上建立起防范网络犯罪的屏障。
（朱四倍）
邓海建
日前，国务院正式批复《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这是我国首部国家级水土保持规划，是水土流失防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依据。
与之相关的背景是：
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成果，我国水土流失面积294.91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0.72%。
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11月1日澎湃新闻）
有两个俗语，足以说明土地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
一方水土一方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历史上一切有关乡愁的抒情，无论是“为什么眼含热泪”，亦或是“五体投地的虔诚”，都承续着人类对土地的感恩之心、敬畏之情。
遗憾的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洪流之下，土地越来越倾向于功利化表达着“财富之母”的工具理性。
数据显示，因水土流失，全国年均损失耕地100万亩，黄土高原严重区每年流失表土1厘米以上，东北黑土地变薄，一些地方的黑土层流失殆尽，长江中游70%的湿地已经消失。
水利部门的说法是——“水土流失是当前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大规模开发建设是导致人为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这里有两层意思：
一则，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我们聚焦了雾霾与地下水，甚至关切了土壤里的重金属，但，很少在安全之外，会关注到土地的质量问题。
污染固然生死攸关，流失治理一样刻不容缓。
二则，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基本就是拿土地换眼前利益的逻辑。
耕地上盖的别墅、湿地上建的游乐场……我们见识得还少吗？
结果呢，土地越来越贫瘠，越来越漏洞百出，梦想的版图离泥土越来越遥远、越来越不可亲近。
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除了“土地财政”让人牵肠挂肚，有多少公共决策能抽身于地产开发与规划建设之外，对辖内土地秉持基本的敬畏之心呢？
水土流失之殇，看起来，只是对土地没有多少情感。
但缠绕其间的，是对劳动价值与产业要素缺乏有感情的认知。
且不说三农问题与土地的纠葛，“一切财富出于土地”的价值判断，若不能内化为公共治理的信仰，那么，无论在分配公共资源的时候，还是在安排公平正义规则的时候，就不会有“向下”的目光。
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价值取向问题。
不关心土地，自然不会保有“天地粮心”，自然对带着乡土味进城的民工及二代也就不会有同情心……这是一个势利而现实的逻辑链。
表面上流失的醇厚的水土，在看不见的地方，流失的是乡土关系上的利益配置与均衡法则。
在少数地方，耕地被动扮演着“失足妇女”的角色，在觥筹交错声色犬马中，无法心安，没有归处。
从顶层设计的治理目标来看——到2020年，全国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2万平方公里，年均减少土壤流失量8亿吨；
到2030年，建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94万平方公里，年均减少土壤流失量15亿吨——数字上的目标也许并不那么难实现，但，流失在内心的土地情怀，以及曾洋溢在乡土之上的热血与热泪，可能并不那么容易被找回。
是啊，习惯被拿去“典当”的土地，要在心口相传的诗歌里继续温暖抒情，这一段走心的路程，何止“路漫漫其修远”！
（邓海建）
为了让2岁的女儿感受父爱，上海一位80后父亲做出决定：
卖掉价值一两百万元的房子和公司股份，买了一辆价值30万元左右的房车，计划用5年时间带女儿环游世界，上演现实中的“爸爸去哪儿”。
朱春燮说：
开房车旅行，肯定不如在家里的生活方便舒适，但考虑到女儿的成长，我觉得很值。
尽量多陪小孩对她的性格形成有好处，再不陪她，她就长大了，以后读小学想抱都抱不了。
（11月1日《潇湘晨报》）
当所有人都以“忙”作为理由，使得陪伴孩子成为一种奢侈之时，“卖房带女环游世界”的决定，确实算得上一种壮举，并因为断绝后路而“难以复制”，这种“极度任性”的做法，也算得了对“爸爸那儿去了”的极致呈现。
当然由此也足以看出，正是爱到深处都有这种近乎于“疯狂”的举动，并表现出一个敢说敢干的真汉子的形象。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当然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与呵护。
少了父母陪伴的童年并不健全，也容易让孩子内心受到伤害。
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开车陪着孩子一起旅游，在亲子互动中实现爱的交流与融通，让孩子在浓浓的亲情中健康成长，既科学又合理。
不过，所谓物极必反，任何东西都应当有一个度，若是给予太多反倒会成为负担。
卖房带2岁女儿环游世界，如此隆重的形式体现和过程表达，让幼小的孩子如何承受，如此高额的礼物其又如何消受？
当某天，物质成为一种负担之后，决定转化为后悔之时，被无穷呵护的孩子是不是将会成为替罪者，而当初温情的理由，会不会成为之后情绪发泄的借口？
物质基础决定生活质量，精神的表达更离不开物质的保障。
卖掉房子和公司股份，意味着之前赖以生存的门路和居住的场所，都将因此而消失，如此做颇有些破釜沉舟的况味。
的确，5年的环游戏足以让孩子涉猎更多的新鲜事物，并在“行千里路”的过程中收获知识，与父母的长相伴守，也能得到比同龄孩子更多的亲情时间。
然而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带着其长期旅途奔波，是否就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
一方面，孩子的心智尚未成熟，很多东西往往过眼即逝，很难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记。
另一方面，在孩子本应在幼儿园的时间段，带其周游世界是否科学，其实也有待于商榷。
父母的天天相伴也意味着，其与同龄小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将会变得很少很少，这同样不符合孩子成长的规律。
一名教育家曾说过，父母需要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不过也不要因为教育孩子而完全取消了自己的休闲生活。
“没有责任感伤害别人，太有责任感伤害自己”。
小孩子在性格的塑造和人生的成长过程中，当然需要父母的陪伴，但这种透支式的陪伴，又何尝不是一种毒害？
透支式的给予，收获的往往只是失望。
其实，陪与不陪没有绝对的标准，更没有唯一的手段与方式，关键在于要将其牢记于心，并做到时时兑现承诺。
在你繁忙的工作之中，能够挤出更多的时间与孩子在一起，其实就已做得相当不错了，用不着专门辞职去陪伴。
因为孩子的成长周期很长，还需要父母花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们并不愿意看到，你前五年用去一切时间、精力和金钱，去专程陪同，而后面为了弥补，又得透支性的挤占这些时间。
与其这样集中式表达，为何不让爱更均衡的分布呢？
如此看来，一个适度理性的父亲或许比一个激情过度的父亲，更能给孩子更好的家庭教育和爱的表达。
司马童
假山、凉亭、游步道、水池、园林、阳光房……近日，一个建在杭州萧山一小区楼顶露台上的公园在网上走红，被网友们称为“史上最牛后花园”。
不过这个公园却不是所有业主都能享受到的。
对此，耗资数十万打造“最牛后花园”的倒也承认，公园占用的确实是公共用地，但称初衷是为了环境美化。
（11月1日《现代快报》）
好一个杭州版的“最牛后花园”：
把小区楼房的公共露台占为己有，以“美化环境”为名，又是铺设“X”形的游步道，又在两旁种植起棕榈、芦苇等植物，最高的竹子看上去都长到了三四米高。
如此大兴土木且又唯我独享的“霸道花园”，着实堪与两年前北京人济山庄楼顶的“最牛空中花园”相媲美了。
有道是“兼听则明”。
舆情聚焦关注之下，面对记者的采访，杭州这处“最牛后花园”的涉事业主，似还觉得满腹委屈，“你说说看，是绿油油的植物好，还是以前光秃秃的平台强？
这里绿化一搞，楼下酒店的油烟味都少了很多。
”而网络之上、跟帖之中，似也不乏一些网友的插科打诨：
“干活不见人，掏钱没影子，建好了都想来享受。
”“要是露台堆满了各种杂物，估计附近住户也不会投诉，你这是遭人嫉呐！
”云云。
但暂且抛开这些，笔者最想追问的则是，“最牛花园”是不是“最牛违建”？
网上检索可知，浙江省政府决定，自2013年至2015年在全省深入开展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和拆除违法建筑（简称“三改一拆”）三年行动。
通过三年努力，要使旧住宅区、旧厂区和城中村改造全面推进，违法建筑拆除大见成效，违法建筑行为得到全面遏制。
只要稍稍关注媒体报道，近年来浙江的“三改一拆”行动，的确可谓动了真格，也出了实效。
譬如，今年4月，被外界称为“宁波闹市区最隐蔽违法建筑”的红光罗浮宫家具馆顶楼违章建筑终遭督促拆除；
其中有个背景，这些原本隐身于闹市商铺顶楼外立面后的违法建筑，还属市人大的一位常委所建。
显而易见，不管多么惊艳和隐秘的“最牛花园”，只要触及了“违法建筑”的这条法治红线，就算藏得再深，或是“一家投资”，它都找不出一条尽可悠然自享的“最牛理由”。
杭州的那处“最牛花园”，其产权明明属于公共用地，可见某个业主擅作主张的“封闭美化”，就肯定拿不出“一致同意”的有效凭据。
而且，这种小区露台之上的搭房铺路、栽竹种树，会不会带来危害公共安全的各种隐患，其实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了。
“最牛花园”是不是“最牛违建”？
比起周边居民对于“最牛花园”或有存在的羡慕嫉妒心理，我看有关监管部门的闻风而查，并迅速向公众明示这一“最牛花园”的是否依法存在、建之无碍，恐怕才是最应解疑和廓清的所在。
倘若“最牛花园”真是“最牛违建”，那么完全有理由再予追问：
“三改一拆”的三年行动即将收尾，这样的公然违建，何以一直能平安无事？
又或者，假如有群众曾多次反映，某些个“监管之眼”，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却把“瞌睡”打到了今天？
（司马童）
朱昌俊
贫困地市老办公楼完全够用，又花费2亿元建新楼，全省地税系统60%以上领导班子成员办公室超标……近年来，湖北地税系统争相建设超面积豪华办公设施，一些地方十八大后仍不收敛。
今年下半年以来，湖北地税系统已有包括省地税局原局长在内的100多名干部受到处理。
而税务部门动辄数亿元的建设款主要来自“超收税款返还”金额。
（11月1日《京华时报》）
超标办公楼现象并不新鲜。
但像湖北地税这样整个系统的建设超标豪华办公设施，且是十八后仍不收手的，实属罕见。
仅今年下半年以来，湖北地税系统就已有包括省地税局原局长在内的100多名干部受到处理，足以印证这一系统问题之大。
为何连超标建办公楼都会呈现出如此的系统性现象？
新闻中所给出的答案是，税务系统有“超收税款返还”奖励制度，只要税务部门完成了当年的税费征缴任务，超过的部分，地方财政会按一定的比例返还。
以黄冈为例，该市地税局新办公楼项目，发改委批复的总投资为4500万元，而结果却总价接近2亿元，超标一亿元以上。
而截至今年9月，仅黄冈市县两级地税部门账上“超收税款返还”的余额就超过4亿元。
有着如此充裕的“部门金库”，超标违建自然不缺乏资金来源。
然而，有钱只是一方面，敢于在中央禁令的三申五令下顶风作案，关键还在于外部监督的松弛。
有内部人士就透露，由于地税部门为地方经济贡献大，成为“特殊部门”，导致财政资金的监管缺位。
经由这样的现实逻辑还原，就不难明白，正是有了地方政府对于税务部门的超常规倚重，才有了“超收税款返还”这样的系统规定，而至于这笔钱到底该怎么花，几乎就成了税务部门的“私事”。
像建设超标办公楼，也自然难以被本地的政府部门予以实质性的监督。
显然，这起事件中，焦点问题已然不再止于办公楼超标，而是包括“超额税收返还”规定在内的地方税务部门的“特殊地位”，该如何破解。
在这个视角，处理100多名干部就不应该成为该事件处置的终点。
据悉，审计出的20多亿元“超收税款返还”结余资金9月底全部上缴各级政府财政。
就此而论，“超收税款返还”制度应该是不具备合法性。
那么，该制度到底是经由怎样的程序而制定的？
是否应该有人对此负责？
而这样的“系统规定”在其他地方又是否同样存在？
都值得追问。
应该看到，由系统性超标办公口建设所反映出的“超额税款返还”规定的弊端，尚只是其中一个最显性的方面。
一旦将税收的收取与部门利益捆绑，由此直接对不当的“部门利益”的壮大倒是其次，更严重的是，严肃的税收参杂了部门“创收”的冲动，也将不可避免令地方的减税善政遭遇落实上的压力，因为减税在另一角度意味着直接伤害的是税务部门获得的返还额度。
普遍性的超标办公楼建设，难以有效监管的资金流向，影响减税政策的落实……一条系统内的规定，竟能够引发如此多的负面连锁反应，再次说明“好的制度”的重要性。
发生在湖北地税系统的这场“事故”，其教训和启发应该不止于一地，如何还原一个没有“特殊地位”的税务部门，每个地方或许都需要反思。
（朱昌俊）
李劭强
近期，泰州市住建局一官员在任前公示中公开价值逾2000万元房产，引发舆论热议。
对此，泰州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10月30日对记者回应称：
拟任干部的巨额房产确系父亲赠予。
26日，中共泰州市委组织部公布一批领导干部任前公示。
其中，泰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处现任处长秦金平，拟任泰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
随后，有网友发帖称，秦金平名下有4处房产，共计5000多平方米。
（11月2日《北京青年报》）
搅动舆论的公务员拥有2000万房产的新闻，快速地趋于衰减。
直接原因是，官方在很短的时间内给出了权威的认定——2000万房产的收入合法。
既然，该官员的所有收入是合法的，既然，没有法律规定官员的身价不可以天价，那么新闻最初刺激舆论的动力也就相应失去，围绕2000万房产的舆论即将平息。
随着社会收入的多样化，公众可以、必须接受一些官员的身价超过一般人。
这是未来可能出现的常态。
当然，“2000万房产合法”的启示并不止于这一点。
这个没有烂尾的新闻，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之前的一些担心和命题，其实只是伪命题。
比如，公开官员财产会引起公众的敏感；
比如，公开范围越大不利于官员的可能越大；
比如，舆论存在仇官仇富的现象。
这些命题在一些时间有其市场，甚至成为阻扰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强有力理由。
但是，这些命题其实都有伪命题嫌疑，“2000万房产合法”的新闻以及其引起的舆论演变，可以证明这些命题的虚伪和虚拟。
首先，公众并不是对官员财产敏感，而是对财产是否合法敏感。
在讨论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时，一种反对意见是，公众是情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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