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的中国话语中国境遇与中国道路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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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不少以“跟着说”为特征的关于软实力及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将约瑟夫·
奈烘热为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领域几近家喻户晓的人物，无疑更会强化约瑟夫·
奈看到自己所提出的概念成为“街谈巷议”后的兴奋。
为何说以“跟着说”的思维对待约瑟夫·
奈的软实力之论会陷入理论的迷局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约瑟夫·
奈的“软实力”理论为何提出？
所指何物？
意蕴何在？
奈对“软实力”理论的系统阐发，集中呈现在他的三部著作中：
《注定领导》（BoundtoLead，1990）、《美国力量的悖论》（TheParadoxofAmericanPower，2001）和《软实力：
世界政治成功之道》（SoftPower，TheMeanstoSuccessinWorldPolitics，2004）。
作者提出并阐发“软实力”理论的目的，一以贯之地体现于这三部著作之中，即在不断变幻的世界格局中，更加牢固地确立美国的霸权地位，确保美国在当今世界能够“注定领导”。
不论是《注定领导》中对盛极一时的“美国衰败论”的迎头痛击，还是《美国力量的悖论》中“提醒应当警惕发生‘胜利主义’这种与‘衰落主义’相对立的错误”，抑或是《软实力：
世界政治成功之道》中基于对“伊拉克战前、战争期间及战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分析而“对美国如何使用其处于绝对优势的力量的广泛焦虑”[2]，无不紧扣美国如何“注定领导”这一基线。
那么，在约瑟夫·
奈的理论中，“软实力”究竟所指何物呢？
在不同的语境中，约瑟夫·
奈对软实力有过不同的解说。
他将“软实力”概括为“影响力”，称“软实力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3]；
他也以“吸引力”释“软实力”，称“软实力是通过吸引的手段而不是强迫或收买的手段从而达己所愿的能力”[4]；
他同时明确地将“软实力”称之为“同化力”（co-optivepower）[5]，“同化性力量是一种能力，根据这一能力，一个国家可创造出一种环境，使其他国家能模仿该国的方式来考虑自己的发展，确定自己的利益”[6]，“当一个国家使得其他国家以其预期目标为目标时，这种权力就出现了”[7]。
奈明确指出：
“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取得它所选择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会以其为榜样，或者接受一种会导致这种结果的制度。
从这一意义上讲，在国际政治中，规定导向、建立环境与使具体某国产生变革是同样重要的。
力量的这一方面，即使人随我欲，可称为间接的或者同化式的实力表现。
这与用主动命令的方式使他人随我的意志而行动的实力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同化式实力的获得靠的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是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产生政治导向的能力。
”[8]可以看出，在约瑟夫·
奈那里，软实力是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个国家对于其他国家所具有的以吸引为手段、以同化为目的的影响力。
软实力之用，其目的即在于错综复杂的在国际关系中，使“人随我欲”[8]，“达己所愿”[4]。
而“人随我欲”、“达己所愿”，既是“注定领导”的前提，也是“注定领导”的结果。
就理论实质而言，约瑟夫·
奈的软实力理论，可谓冷战思维的产物。
冷战在更多的意义上，亦即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价值之战。
强调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价值领域的对抗，并极力谋求这一领域的“制人”之道，企图通过这一领域的突破而瓦解对方等，是冷战思维的重要体现。
奈的软实力理论与其前及与其大致同期的有关冷战理论，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这一特征。
在其前，当谈到与苏联的较量时，杜勒斯便明确阐述过“国家力量”的意义及其构成。
他认为：
“力量是和苏联领导机关办交涉的成功的关键。
力量，自然不仅包括军事力量，也包括经济力量和其他无形的东西。
”[9]而“思想的力量”、“吸引力”正是实力所包括的“其他无形的东西”的重要内容。
在杜勒斯眼里，冷战正是“一场争取人们的灵魂和头脑的斗争”[10]，也正基于此，杜勒斯特别强调西方社会要实施“建设性和创造性”的计划，通过增强“吸引力”而赢得与苏联的较量。
奈的软实力理论，无论就其理论的着眼点还是就其软实力的实施策略而言，都与杜勒斯的这些思想多有相承之脉。
如果我们将约瑟夫·
奈的软实力理论放置在与其同期产生的相关理论主张中进行比较，也不难发现，其与有关通贯着冷战思维的理论主张也多有相合之趣。
如与约瑟夫·
奈的《注定领导》几乎同时问世的《1999不战而胜》。
在这部通贯着冷战思维的著作中，尼克松逐一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面对着“超级巨人”——苏联、“解体的巨人”——西欧、“难以驾驭的巨人”——日本、“醒来的巨人”——中国，提出了美国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但是，同约瑟夫·
奈一样，尼克松没有陷入美国衰败论的论调，而是自信地大谈美国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认为美国“有资源、有力量，也有继续充当世界领袖的能力……能够成为21世纪一支永恒的力量”[11]。
在对承担“美国使命”的“国家实力”的思考，尼克松将美国的理想概括为美国力量的来源[12]，强调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美国“将不再能够以……先进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优势来领导世界；
相反……将不得不以我们先进的政治观念方面的优势来领导世界”[13]，理想的力量、价值观的范例将成为美国走向不战而胜的通途。
于此，我们不能不惊叹约瑟夫·
奈成书于1990年的《注定领导》与尼克松成书于1988年的《1999不战而胜》之间的异曲同工。
同样的立意主旨：
一者要注定领导，一者要不战而胜；
同样的关注重心：
美国国力；
同样的乐观与自信：
美国的无可匹敌；
同样的国力新视角：
一者名之为“软实力”，一者谓之以“美国理想”。
正是基于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约瑟夫·
奈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述一位历史学家的话，“不管军事力量和政治许诺为美国在冷战期间赢得在欧洲的成功奠定了多么重要的基础，是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吸引力真正赢得了大部分年轻人的心智，使其拥护西方民主……当真正的消费兴起时，真正的社会主义很可能就要被淘汰出局了”[14]。
当然，对于约瑟夫·
奈软实力理论中的积极因素我们可以大胆地吸收借鉴，但是，如果陷入简单地“跟着说”的迷局，则无疑容易掉入这一理论所具有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框架之中，从而面对一系列的理论之困与实践之障。
实际上，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开始不得不面对“跟着说”而带来的一些诘难。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形成具有强大话语权的文化软实力理论，或没有在软实力理论领域形成中国话语；
世界已经熟悉约瑟夫·
奈的软实力之论，已经知道中国已经开始使用“软实力”的概念，但是还不知道我们所讲的“软实力”与约瑟夫·
奈所讲的“软实力”在目标指向、功能定位与基本内涵等诸方面有何不同。
因此，进一步深化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探索，进一步明晰作为国家战略的文化软实力发展所坚持的基本内涵，形成关于文化软实力的中国话语，是当下的文化软实力研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形成文化软实力的中国话语，基本的问题是对“文化软实力是什么”的回答。
笔者认为，与约瑟夫·
奈所讲的“软实力”有所不同，我们所讲的“文化软实力”不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影响力、吸引力、同化力，与国际的文化渗透不同。
我们所讲的“文化软实力”，基本内涵即“文化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整体布局中文化建设所将产生的现实结果，这一国力具体体现为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是否得到更好保障、社会的文化生活是否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的精神风貌是否更加昂扬向上，也体现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否形成良好形象从而产生相应的吸引力。
文化国力的提升与经济实力的提升、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等一起，构成为我们努力提升综合国力的基本战略举措。
我们当在“文化国力”这一对“文化软实力”基本内涵解读的基础上，思考文化软实力提升所面临的“中国境遇”，探寻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中国道路”。
二文化软实力的“中国境遇”
提升文化软实力，总是在具体的现实境遇之中展开的。
离开对现实境遇的把握，我们无法更加深刻地切准文化发展的主题，无法更加有效地推进文化国力的提升。
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所面临的现实境遇，是当下文化发展所面对的一系列矛盾关系的综合展现。
从整体上讲，中与外、古与今、一与多、大与小、强与弱等矛盾关系的交织及其客观展开，构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境遇。
1.中与外
中国是世界中的中国，但是，近代的中国曾一度与世隔绝，正所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15]。
随着资产阶级世界市场的开拓，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随着列强坚船利炮的袭来，中国在屈辱与抗争中、保种与救亡中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逐步开始了更加自觉与富有勇气地直面开放、与时代同步、与世界交融的进程。
以1978年为节点，当代中国以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从封闭转到开放，“走上了新的道路”[16]。
以1994年我国实现与互联网的全功能接入为节点，我国的对外开放嵌入了强大的技术驱动，开始踏上信息化的时代节拍，在新媒体的联结下成为更加开放的社会。
以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节点，我国的对外开放纳入了强力的国际制度规约，将中与外的关系，更加难以分解地胶着在一起。
走向世界，直面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广纳博采、撷英咀华、创新发展的客观要求。
然而，于中与外的对撞中如何维护文化的自性？
如何在不同价值体系的较量中推进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发展？
如何基于对文化安全的维护而维护国家的系统安全？
如此之类的课题，也随着中与外关系的愈益拉近而更加紧迫地提到世人的面前。
2.古与今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
”[17]与此相应，任何文化系统的演进与发展，都无法斩断古与今的关系，都必须科学地应对与处置传统和现代、继承和创新等基本课题。
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同样要在今与古的接续、更化、超越中才能达至文明的新高度。
然而，在古与今的关系上，迷恋与自弃并存、告别与泛滥同在，应是当下中国文化发展所面对客观状态的真实概括。
或谓唯有传统文化才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材质，或谓唯有与传统揖别才可挣脱迈向现代化的羁绊；
有强力清除，同时也有巨资重建；
有“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
我中华也”[18]之欣慰，同样有“传统不传”之感叹。
有国外学者评论：
“中国没有文化上的崛起。
经济的崛起还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
相反，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
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了。
尽管有人在提倡学习‘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经典，但这和整体社会的变迁又是多么不协调。
没有人会相信这类努力能够真正维持传统文化，更不用说复兴了。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文明。
”[19]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古与今关系的置理尚待更加地理性与有序。
3.一与多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从对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诸方面变化的描述连续使用四个“深刻”，以极强的冲击力给我们勾画了我们所面对的“空前的社会变革”。
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
库珀·
雷默在其所著《北京共识》一文中，以其独特的观察视角与生动笔触，对当下中国迅速发展变化的现实作出过形象的描述。
他惊叹于“求新”、“求变”、“创新”在中国的文章、吃饭聊天、政策辩论中像祷告一样反复的出现，他甚至还推测，可能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这种迅速发展的变化都感到迷惑不解，都不可能跟得上正在发生的飞速变化。
变化的速度、深度、广度交织在一起，迅速地推进着当代中国的多样化的进程，也将“一”与“多”的关系进一步突显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矛盾关系。
多样并不可怕，多样是文化存在、发展、繁荣的本态；
尊重多样性，正如马克思所讲的那样，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但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也是推进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
“和”确立于对“不同”肯认的基础之上，有着丰厚“和”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内在具有尊重多样性的文化性格。
但是，实现“一”与“多”的和谐，同样是文化存在、发展、繁荣的本态；
确立主导性，同样是推进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急速的多样化进程中，如何更加有力地确立和增强“一”的主导性，正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严峻考验，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必须应对的重大课题。
4.大与小
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当下国人的思想文化需求也以前所未有的强劲态势不断提升和扩大。
然而，与这种日趋扩大的思想文化需求相比，我们满足思想文化需求的能力还比较弱小。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的研究结果表明，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文化消费总量约为4685亿元。
这一研究认为，一个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以上的13亿人口的大国，文化消费总量不足5000亿元，显然不合理。
如果人均GDP达到1600美元，则文化消费在个人消费中应占20%，实际消费总量应为20100亿元，而2005年我国人均GDP就已经超过1700美元。
据此，该书认为，我国居民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尚不足1/4。
2009年3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湖北武汉江通动画股份有限公司视察时强调要有我们自己的动漫产业。
他说：
“我有时看我孙子喜欢看动画片，但是动不动就是奥特曼。
他应该多看中国的动画片……要让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要在世界展示中国的软实力。
让中国的孩子多看自己的历史和自己国家的动画片。
”[20]虽寥寥数语，却颇值得寻味。
如何提升用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们日益增强的思想文化需求，不断提升人们的思想文化生活品质，显然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必须关注的重要课题。
5.强与弱
我们曾经拥有文化强国的美好记忆。
20世纪之初，尚且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细考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自信地断言：
“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
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
”[21]然而，梁氏也不无感慨地承认：
中华学术进入“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
吾汗颜矣”[21]。
梁氏自陈其以如火如焰、如海如潮之热情，期盼着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新生，“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21]。
迎着新中国成立的曙光，毛泽东曾这样阐述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发展：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22]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华民族在走向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同时努力地推进着文化的创造与勃兴。
然而，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着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的强劲横流。
所谓在当今世界软实力竞争的“牌局中，中国、俄罗斯、日本乃至西欧手中的筹码都不能与美国相匹敌”[23]，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当今世界不同文化势位强弱对比的客观现实。
多年来，我们在国际文化贸易领域的严重赤字，也同样表达了强弱对比的基本态势。
[24]
中与外、古与今、一与多、大与小、强与弱诸种矛盾关系的复杂交织，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所客观处于其中的现实之网。
于此境遇之中，我们面对着发展的机遇，也面对着严峻的挑战。
于此境遇之中，当下的国人不能不感受着复杂的文化焦虑。
面对中与外的对撞，我们担心“不中不西”，担心自己的“文化指纹”被修改；
面对古与今的绞缠，我们感慨“不古不今”，期盼创生的活力；
面对一与多的矛盾，我们担心“乱花渐欲迷人眼”，忧虑“浓缩思想的陈年老窖被一桶桶扎啤取代”[25]；
面对大与小的失衡，我们不满文化消费的快餐化、西方化与庸俗化，追问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到底在哪里；
面对强与弱的较量，我们反思自己是否真的“弱不禁风”、“有剑无锋”[26]……这便是我们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理性直面、复杂且处于急速发展变化中的现实境遇。
三文化软实力的“中国道路”
在上述复杂多变的现实境遇中，提升以“文化国力”为基本内涵的文化软实力，我们应当关注我们文化硬化能力、聚化能力、涵化能力、内化能力及转化能力的建设与发展。
1.硬化
软实力只有确立在强大硬实力的基础上才能“硬化”（即才能成为真正的“实力”），也才能获得不断提以提升的物质基础。
“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
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
”[27]尽管在美国是否衰落的问题上，约瑟夫·
奈和美国衰落论的代表性人物保罗·
肯尼迪观点截然相反，但至少在一个问题上两人的观点是相同的，即均丝毫不否认经济实力等（硬实力）在国家实力中的意义。
保罗·
肯尼迪在对“何为大国”、“这个从古至今都使战略家、经济学家和政治领导人困惑不解的难题”的回答中明确强调：
“要成为一个大国……必须有可使国家欣欣向荣的经济基础”[28]。
奈在大谈软实力时，也未忘记阐发软实力与硬实力“相辅相成”[29]的一面，他坦言：
“一国经济和军事的衰落不仅使其丧失硬力量，也能使其丧失部分影响国际议程的能力，并丧失自身的部分吸引力”[30]，即丧失软实力。
软实力理论之所以首先兴起于美国而非其他国家，原因之一即其以强大的硬实力而具有大谈软实力的根本资格。
即使在美国衰败论盛极一时的20世纪80年代，即使根据保罗·
肯尼迪的观点，“仅仅由于它的规模，美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仍将是个十分重要的大国”，“人们会说美国的地理版图、人口和资源使它本应拥有世界财富和力量的16%或18%，但是由于有利的历史和技术环境使它在世界财富和力量中所占的比重在1945年高达40%或许更多。
而我们现在所目睹的一切，也不过是它从那一非常高的地位降到一个较为‘正常’位置的早期阶段而已”[31]。
可以说，缺少了这种强大硬实力的基础与支撑，对软实力的一切谈论都将成为“奢谈”。
因此，在我们努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必须同时关注软实力之成为实力的重要基础即硬实力的建设，为软实力的硬化奠定坚实的支撑。
在此过程中，如何有力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要课题。
2.聚化
加强聚化能力建设，即有效地确立社会主义文化在多样化文化生态中的主导地位，突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多样的价值生态中的“核心”意义，以这种主导性与核心意义吸引、凝聚、引领多样化的文化与价值。
如前文所述，在文化与价值领域确立主导性、核心性的内容，是文化发展中的本态，也是任何国家文化发展中都密切关注的重大课题。
亨廷顿之所以不惜笔墨地大谈美国的文化核心，并断言“不被美国信念所涵盖的政治理念和信仰只能处在美国社会和美国意识的边缘”[32]，赞同“没有一些意识形态，只有一种意识形态，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宿命”[33]之论，个中缘由也正在于此。
加强聚化能力建设，重要任务之一在于进一步发明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形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从而在最广的范围内使人们清晰地了解我们所要更加牢固地确立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究竟是什么？
它在不同的文化类型中究竟得以怎样的体现？
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究竟以怎样的“核心价值”构成为体系？
加强聚化能力建设，还应当关注的是，我们既需要以永不间断地与时俱进确保我们所要发展的文化的先进性，以先进性支撑其在多样化文化生态中的主导性，同时也要以基本的稳定性突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核心性，以一以贯之的稳定性强化核心价值的核心与基本意义。
3.涵化
文化在相互涵化中实现新的发展。
中华文化以其强大的涵化能力而延绵不绝，生生不息。
吸纳是涵化的前提，提升文化的涵化能力，要告别文化自恋、文化自卑、文化自弃，确立世界的眼光、开放的气度。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
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34]“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34]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的这一论述对于我们当下以理性、开放的气度对待域外文化仍然重要的启示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消化且以“我”的尺度判别精华与糟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是涵化的基本特征。
20世纪初，面对“全球若比邻”之境况，梁启超将新的时代称之为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结婚之时代”，提议“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坚信“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35]。
而所迎西来之人是否为“美人”，当是有我们自己的评判的。
那种简单操着西方的话语，沿着西方的思维，戴着西方的眼镜，照着西方的文本，指点中国的江山，诊断中国的病症，开列发展的处方，并按西方的反映，验证自己的价值，显然谈不上文化的涵化，也谈不上文化的创新。
当然，文化交流中“以我为主”的评判应当是建立在对时代潮流与文化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基于对自我民族特征的简单片面理解。
一如毛泽东所讲的那样：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
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
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
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
”[36]只有“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37]，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涵化，才有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强力提升。
4.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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