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典范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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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石窟寺大国，不论石窟开凿时间之长、分布之广，还是数量之众、规模之大，都是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列有我国各类石窟134处[1]，其中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和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

　　作为石窟寺大国，建有许多石窟研究机构，如敦煌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吐鲁番学研究院、龟兹石窟研究院、云冈石窟研究院、麦积山石窟研究所等，从事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与世界上现存或已遭破坏消失的其他石窟一样，“科学的保护工作纵能延长它的岁月，却很难阻止其逐渐发生劣化，无法使其永存”。

而“在石窟遗存逐渐劣化甚至坍塌毁灭的情况下，科学而完整的档案资料将成为文物修缮乃至复原的依据。

”[2]因此编著科学、完整、全面的石窟考古报告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它可以为永久地保存石窟留存科学的档案资料。

　　我国的石窟寺考古已有了一定的成绩，如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编《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1卷[3]描述了20多个洞窟，并附录有“德国人研究克孜尔石窟的概况”和“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

李裕群的《天龙山石窟》[4]虽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考古报告，但它对前人成果的追述、石窟考古调查报告和历史分期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刘景龙、杨超杰编著的《龙门石窟总录》（共36册）有龙门石窟的照片、实测图和文字记录[5]；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写的《库木吐喇石窟内容总录》[6]、《森木塞姆石窟内容总录》[7]对所属石窟的位置、形制、内容与现状都有详细描述，有助于我们对石窟进行全面了解。

《中国石窟》丛书17卷由具有代表性的我国石窟群组成，是中国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国平凡社合作出版的大型彩色系列图书，由中日两国著名学者夏鼐、宿白、金维诺和长广敏雄、冈崎敬、东山健吾等组成编辑委员会，各有关文物考古单位负责编辑，两国学者分工撰写论文，从1980年12月开始，在北京和东京两地陆续出版中日两种文版。

它包括《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巩县石窟寺》等。

每卷发表图版192―300幅，论文2―5篇，并有图版说明、大事年表和实测图，还发表各石窟群的内容总录。

《中国石窟》虽然不是考古报告，但对读者了解各有关石窟提供了许多便利。

　　最早的有关中国石窟的考古报告是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云冈石窟》。

在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于1938―1944年对我国云冈石窟等文物进行了多次的调查测绘[8]，考察成果就是1951―1956年作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陆续出版的16卷32册的《云冈石窟》，其副题是“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

与此同时，他们调查龙门石窟的成果是1941年出版的《龙门石窟的研究》，调查鼓山响堂石窟的成果是1937年出版的《响堂山石窟》[9]。

　　敦煌莫高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石窟最完整，壁画、彩塑最丰富，艺术成就最高的石窟寺，现存洞窟735个，其中有彩塑的洞窟492个（其中南区487个，北区5个；

北区另有243个供僧侣居住的僧房窟、修行的禅窟、埋葬的瘗窟、仓储的仓廪窟，窟内均无壁画、塑像）。

另外敦煌西千佛洞有洞窟22个，瓜州榆林窟有洞窟42个，这两处洞窟与莫高窟“因相同的地理位置、历史条件、题材内容、艺术特征，共属敦煌佛教石窟艺术范畴，统称为敦煌石窟。

”[2]1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敦煌莫高窟，长期以来没有对其完成考古报告。

虽然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1996年又出版了敦煌研究院编写的增补本《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再加上以前出版、发表的何正璜《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①[10]、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②[11]、张大千《漠高窟记》[12]、石璋如《莫高窟形》[13]及《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共5卷）和《安西榆林窟》等，对我们了解、认识敦煌石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它毕竟不是考古报告。

　　1988―1995年，在敦煌研究院彭金章先生的主持下，对莫高窟北区进行了6次考古发掘，共确认新编洞窟号243个，随后出版了考古报告《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3卷）[14-16]。

但作为莫高窟主体的南区石窟却一直没有发表考古报告，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

　　可喜的是，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由敦煌研究院编，樊锦诗、蔡伟堂、黄文昆编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8K本，共771页，以下简称《考古报告》）两大册已于2011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中国石窟和敦煌学界几代人的夙愿。

《考古报告》既是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典范之作，也是敦煌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一全面系统的敦煌石窟考古记录

　　《考古报告》以敦煌石窟中的“早期三窟”即第268、272、275窟为主，涵盖了第266―275窟等的11个编号，也就是第266、267、268、269、270、271、272、272A、273、274、275窟。

这是因为第268窟本身就包括5个编号，即第267、268、269、270、271窟，以268窟为主室，其他4个编号是位于第268窟南壁和北壁的4个禅室；

第272窟包括2个小窟，即第272A和273窟，它们分别位于第272窟外壁的门南和门北。

此外还纳入了第266、274窟，这是由于第266窟与第268窟毗邻，第274窟位于第275窟的外壁南侧，不便与其他的洞窟编在一起，而它们的开窟、绘画时代也与第268窟表层壁画接近，故将这些洞窟放在一起，编为《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

　　《考古报告》所收第266―275窟“位于莫高窟南区石窟群中段自上而下第三层洞窟崖壁上，坐西向东，左右毗邻。

南邻北魏第265、263、260、259、257等窟；

北连隋代第457、456、455等窟；

上承盛唐第264、460、458等窟，晚唐第459窟；

下接隋代第56、59窟，初唐第57、58、60等窟和五代第61窟”。

[2]19

　　《考古报告》第一分册除序言外，共由7章组成，即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第266窟；

第三章：

第268窟（含第267、269、270、271窟）；

第四章：

第272窟（含第272A、273窟）；

第五章：

第274窟；

第六章：

第275窟；

第七章：

结语。

另外还有6个附录，即一：

本卷洞窟调查记录文献摘录；

二：

本卷洞窟历史照片选辑；

三：

本卷洞窟相关论著、资料目录；

四：

本卷洞窟碳十四（14C）年代测定报告；

五：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敦煌石窟考古测绘中的应用；

六：

莫高窟早期三窟壁画和彩塑制作材料分析。

其中“本卷洞窟调查记录文献摘录”又包括11项内容，即《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摘录，奥登堡《敦煌千佛洞叙录》摘录，张大千《漠高窟记》摘录，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摘录，石璋如《莫高窟形》摘录，何正璜《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摘录，史岩《千佛洞初步踏查纪略》摘录，李浴《莫高窟各窟内容之调查》摘录，阎文儒《洞窟内容说明》摘录，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摘录和樊锦诗、蔡伟堂《重订莫高窟各家编号对照表》。

“本卷洞窟历史照片选辑”包括李约瑟敦煌摄影、罗寄梅敦煌摄影和敦煌研究院藏历史照片多幅。

　　除文字描述外，第一分册还收有各种插图250多幅，与文字描述交相辉映，增加了许多直观性，既保存了历史资料，也有助于读者更准确地理解文字说明。

　　第二分册全是图版，收有测绘图版99版、摄影图版246版和数码全景摄影拼图44版。

这些图版有些是一图一版，有些则是一版多图，如测绘图版中的第99版“塑像等值线图”就包括第275窟北壁和南壁的6尊塑像；

摄影图版中的第12版包括第266窟西壁龛外的弟子和塑像4幅，第55版包括第268窟南壁东端上层重绘壁画4幅，第155版包括第272窟东壁遗迹6幅。

这些高质量的图版，既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同时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如测绘图基本上都是实测的成果，其中反映洞窟整体结构和内容的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都集中在第二分册，而有关洞窟遗迹的各种局部图，则作为插图放在第一分册的正文之中。

摄影图版“主要用彩色反转片拍摄，适当补充数码照片，从洞窟外景到窟内，表现洞窟结构、塑像、壁画、各立面相互关系、遗迹重层叠压以及考古学方面值得注意的其他现象，全方位拍摄照片，以全景和局部取景构图，力求再现现存石窟文物的全貌。

”数码全景摄影拼图“是采用当前数码技术拍摄制作的洞窟全景照片，一定程度避免了照相镜头的透视变形。

”[2]25-26

　　《考古报告》除第一章“绪论”和第七章“结语”外，每章基本上都由“窟外立面”、“洞窟结构”、“洞窟内容”和“小结”等4节组成，只有第四章“272窟（含第272A、273窟）”加了“窟外小窟”一节，另外，有关洞窟“近现代遗迹”的内容，基本上都在“洞窟内容”中介绍，只在第二章“第266窟”中单独列为一节。

　　《考古报告》首先对窟外立面有历史性的全面介绍，第266―275窟开凿在莫高窟南区中部偏北的崖面上，距离现地面高约6米，“所处崖面相对向前凸出，属于开窟造像比较理想的位置。

而且，此处岩质在酒泉系砾岩中相对较为坚固，在南北两端及上方崩塌之后益显前凸。

鸣沙山东麓石窟开凿伊始，选择此处当非偶然。

此后，北朝石窟的开凿由此向南延伸”。

从洞窟崖面布局及各种遗迹，“可推测至少第268、272、275三窟在历史上或许有过一定的规划”[2]243。

　　第三章“第268窟（含第267、269、270、271窟）”是这样描述的：

“第268窟坐西向东，方向为东南偏8度，高程1337米，南邻第266窟，北接第272窟，上方为第460窟，下方为第57、58窟”；

“第268窟早年因崖面崩塌，外立面受到破坏，又于20世纪60年代莫高窟大规模危崖加固工程中被修建砌体覆盖。

据现存残迹和历史照片，此窟甬道北侧已无存，损毁及于窟口和窟室北壁前端的上方。

在1963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调查测绘的《莫高窟南区立面图》中，第268窟窟口呈纵长方形，高187厘米，宽72厘米；

窟口北沿距第272窟窟口南沿约228厘米，距第275窟窟口南沿约606厘米；

窟口南沿距第266窟（窟）口北沿约210厘米，窟口上沿距第460窟前室地面约180厘米；

窟门下沿距第57窟前室顶边146厘米，所反映的应是此前未经过维修时的情况。

”[2]48

　　同时还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变化，如第266窟“北壁中部约于近代开凿穿洞，向北与第267、268窟相通。

20世纪60年代危崖加固工程中将其封堵，抹以石灰面”；

“1948年至196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原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调查记录洞窟壁画和塑像时，在窟室各壁面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墨书于壁画的下边或塑像座上”；

“20世纪50年代，为崖体崩塌形成敞开的窟口敷泥，进行修整，并涂白灰”。

“窟内地面于20世纪60年代维修，随后铺设水泥。

现有的甬道地面、南壁和窟室东壁南侧壁面及南壁东端、窟顶东南角为20世纪60年代危崖加固工程时修建，甬道北壁、窟室东壁经维修；

窟门为1987年安装。

”[2]46-47

　　这样全面、详细的描述既保存了石窟的历史与现实状况，留存了档案资料，又给人以直观、全面的立体感，很便于读者理解。

　　另外，《考古报告》附录所收照片是第二分册“图版”的重要补充，“鉴于石窟文物历年发生的变化、受到的残损，以及遗迹因维修而发生的改变，需要利用这些照片作为参照。

”[2]26

　　二石窟考古报告的划时代之作

　　敦煌研究院虽然竭尽全力与世界合作保护敦煌石窟，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与世界上现存或已遭破坏消失的其他石窟一样，仍然“无法使其永存”。

为了永久地保存石窟，并留存科学的档案资料，就要编著科学、完整、全面的石窟考古报告，它是几代敦煌人的夙愿，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石窟界和敦煌学界的期盼。

　　《考古报告》是在前人对莫高窟调查、记录、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来敦煌石窟考古的结晶，是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划时代之作。

　　早在1957年4、5月，作为主管文物与博物馆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曾率队对敦煌进行参观考察，并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和敦煌考古报告的编写提出了意见。

在其日记中就有“拟印行《敦煌》二百四十多本，其中‘图录’占一百二十多本”和约敦煌研究所有关同志谈话，说明编辑《敦煌》的计划[17]。

“1957年郑振铎先生视察莫高窟时，提出编辑出版敦煌图录的设想，计划全书为120卷，次年成立《敦煌图录》编委会。

1962年文化部敦煌莫高窟考察工作组，对《敦煌图录》的出版工作计划再次予以肯定，此后编辑计划又多次修改调整”[18]。

1958年成立的《敦煌图录》编委会由王乃夫、王冶秋、王振铎、王朝闻、叶浅予、刘敦桢、吴作人、张珩、周一良、金维诺、赵万里、赵正之、夏衍、夏鼐、宿白、常书鸿、梁思成、董希文、谢稚柳、翦伯赞等20位学者和艺术家组成，并于1958至1959年召开过三次编委会，制订了出版规划纲要、选题计划、编辑提纲和分工办法等文件草案。

到1959年时，已经编出了第285窟的样稿{1}[2]1。

　　1962年，北京大学副教授宿白先生带领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樊锦诗、马世长、段鹏琦、谢德根到莫高窟进行考古实习，并指导学生按照石窟寺考古学的方法，选择了包括第275窟在内的一些典型洞窟做全面的实测和文字记录。

在此期间，宿白先生还于9月11日至11月8日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做了11次学术讲座，这就是在敦煌学术史上著名的《敦煌七讲》{1}。

　　宿白先生的学术讲座，对敦煌文物研究所以后的学术研究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和指导意义。

如果说此前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以石窟的保护研究为主的话，现在则是在石窟保护研究的同时，开始了遗书的研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宿白先生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尤其是石窟寺考古研究的权威，他的《敦煌七讲》中有五讲都是关于石窟的，除了敦煌石窟外，还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这对地处偏远、交通信息闭塞的敦煌，无疑是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从此，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了敦煌莫高窟的考古学记录工作，先后绘制了第248窟、285窟的测绘图，写出第248窟的文字记录，开始编撰第248窟考古报告的初稿，终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断”[2]1。

　　1963年，在莫高窟南区石窟维修加固期间，由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贺世哲、李永宁先生测量和记录了窟外崖面上窟口及岩孔等遗迹，绘成了《莫高窟南区立面图》[2]23。

　　20世纪80年代初，为适应国际敦煌学的大发展，1983年8月，在兰州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

随后，甘肃省委于1984年1月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

乘此大好时机，敦煌研究院逐渐恢复了石窟考古和编写报告的工作。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敦煌研究院先后组织人员对莫高窟第268、272、275窟进行了传统的手工测绘，后来又增加了相邻的11个洞窟，作为《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的内容，尝试进行文字记录的撰写。

1994年再次草拟了考古报告的编辑出版计划，并在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报告的编写小组。

2002年，敦煌研究院确定由樊锦诗、蔡伟堂等承担《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的编写任务，并与文物出版社达成了共识。

2004年8月，成立了由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保护研究所、数字中心、信息资料中心的专业人员组成的考古报告编辑工作委员会，并确定了报告分卷编写的体例。

2006年12月，作者将报告校样分别呈送有关专家审阅，征求意见。

2007年，根据专家的审稿意见，作者开始进行全面修改，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与绘图人员一起“对照洞窟，反复核查，修改图纸”。

从2009年8月起，在重新测绘洞窟的基础上，作者再次对文稿进行全面改写，直到2010年定稿[2]23-24。

　　由于敦煌石窟的数量庞大，内容丰富，除已出版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外，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规模还要约100卷。

要完成这样规模宏大的多卷本考古报告，首要的任务是制定分卷原则。

但如何分卷，又是一个难题，其中就有多种意见和方法：

或按洞窟编号的顺序，以相同或相近的分量，依次分为多卷；

或按先重点洞窟、后非重点洞窟的原则分卷编写；

或以洞窟开凿时代的早晚作为脉络，兼顾崖面布局形成的现状，依次组合各卷的洞窟。

还有以编辑出版的先后分卷的意见，甚至不分卷的意见[2]2。

　　以上分卷意见各有其合理性，也有一定的局限。

敦煌石窟的开凿及石窟崖面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石窟的修造并没有统一的计划，崖面上石窟群的布局呈现出不同时代参差错杂的现象。

“北朝至唐代前后各时代洞窟建造的位置和排列大致有序；

同时代洞窟或成组、或成列，大致形成特定的区域。

至五代、北宋以后，在崖面基本饱和的条件下继续开凿洞窟，或向崖面的两端和上下发展，或在洞窟与洞窟之间插空补缺，或改造、重绘前代洞窟。

另外，石窟分期断代的研究表明，不同时代的洞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相同时代的洞窟既有建筑形制、塑绘内容、艺术特点、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的共同特征，又在建造规模、洞窟结构、艺术水准和保存状况等方面存在差异。

”[2]2敦煌石窟形成过程中的这些复杂因素，都是石窟考古报告分卷中必须认真考虑的。

为了使多卷本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学术性，并避免因编排不当造成撰写时的混乱、重复或遗漏，避免各卷分量的轻重差别太大，编委会经过慎重考虑和多方征求意见，制定了分卷的基本原则：

“以洞窟建造时代前后顺序为脉络，结合洞窟布局走向，以典型洞窟为主，与邻近的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若干洞窟形成各卷的组合。

”[2]2

　　体例确定后，经过樊锦诗、蔡伟堂、黄文昆三位编者及许多协助者几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在2011年出版了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

　　如果从1957年郑振铎提出编辑《敦煌图录》的设想开始，到2011年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已经50多年了；

如果从1962年在宿白先生指导下开始编撰第248窟的初稿，也已经近50年了；

就是从1994年成立考古报告编写小组算起，也已经17年了。

从郑振铎、宿白到樊锦诗经历了整整三代人，现在樊锦诗也已年过古稀，终于带领她的团队完成了几代人的梦想。

当然，这仅仅是第一步，后面的路还很长很长，任务也非常艰巨。

因为《敦煌石窟全集》除敦煌莫高窟外，还包括西千佛洞和榆林窟，总规模大约要100卷{1}，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终完成。

盼望后继者能不负众望，在已有良好开端的基础上，再接再厉，高质量完成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三具有新意的石窟考古研究成果

　　除了全面介绍外，本书在详细认真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将敦煌石窟考古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如第272窟外壁的第272A窟和第273窟，在《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等权威分期中，将其归入北朝第二期。

《考古报告》认为，这一看法“似不确。

经测绘证实，二龛大小、高度、内容、形制均一致，在第272窟外立面上分居两侧，规整对称，同第272窟浑然一体，是在统一规划下建造的。

”[2]141另如第275窟壁画敷色中出现了蓝色，曾有意见认为这是莫高窟最早期洞窟的孤例，经过认真细致的考察后发现，“这部分壁画全部处于隔墙遮蔽处，曾受到严重的烟炱污染，呈现蓝色或者偏蓝的绿色是否属烟炱污染所致尚有待研究”，因为“同样内容的描绘，在窟内未受烟熏的部位都表现为正常的绿色。

”[2]238再如经过考察后作者提出，第275窟“曾经过后代数次不同程度的重修，其叠压关系明显，层位大致清楚，可分出三个层次。

”[2]155

　　第一层壁画和塑像是敦煌石窟最早的作品，是开窟时的原作，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切判定第一层的具体年代，但它属于“北朝第一期洞窟”[2]238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第一层的内容十分丰富，佛教传入中国后的早期经变画很多，如佛本生故事中的尸毗王割肉贸鸽故事、月光王施头故事、快目王施眼故事、悉达多太子出游故事等。

洞窟建造完成后，历史上可能经过两次重修。

“第一次仅限于对东壁中段壁画的改绘”[2]237。

因此第二层壁画“仅见于窟室东壁南侧中段”[2]211。

第二次重修前，窟前崖面曾有过大范围的坍塌，因此第二次重修规模较大，不仅对窟室进行了改造，而且对壁画做了补绘和重绘，对塑像加以妆銮彩绘，“东壁南侧的第二层壁画，也一并被第三层壁画覆盖。

第三层营修和绘画的时代，可以推定为曹氏归义军统治敦煌时期，即五代、宋时期。

”[2]237“1991年，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在剥离、搬迁第三层隔墙壁画时将东壁南侧中段的第三层壁画一并剥离。

由此，第二层壁画得以揭露。

”[2]211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是中西交通的枢纽，是中土最先接触外来文化的地方。

佛教石窟寺源于印度，作为佛教艺术代表的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