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适用法律观念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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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刑观念得到了唐代统治者的崇尚与践行，这一点后来受到清末法学家沈家本的肯定和赞誉。
沈氏有言：
“综论有唐一代，除武后之时、李林甫之时及甘露之变、清流之祸，并由于阉宦之肆孽，其余诸帝，无有淫刑之逞者。
贞观、开元之治，代宗之仁恕，无论矣。
德宗之猜忌无恩，然用刑无大滥。
宪宗之英果明断，然用刑喜宽仁。
穆宗之童騃，然颇知慎刑法。
”[1]
慎刑观主要包含“慎于制刑”和“慎于用刑”两个方面。
这种观念对唐代死刑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唐代统治者认识到“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
立法要“务求宽简，取便于时”。
事实上，早在“高祖初起义师于太原，即布宽大之令。
……及太宗即位，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更加厘改。
”太宗尤其注重对死刑的限制，强调“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
“戴胄、魏徵又言旧律令重，于时议绞刑之属五十条。
免死罪，断其右趾，应死者多蒙全活……又除断趾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没。
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
杜佑给予高度的评价：
“圣唐刑名，极於轻简。
太宗文皇帝降隋氏大辟刑百六十三条入流、入徒免死，其下递减唯轻。
开辟以来，未有斯比”。
经过渐次的修改，唐律从结构、体系、内容等方面渐趋合理，以致被后代模仿。
唐律一方面大幅削减死刑条款，“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
死刑的执行方式法定为绞和斩，祛除了前代残酷的死刑执行方式；
还限定死刑适用的对象等等。
另一方面还创设了死刑适用的两个特殊制度：
其一是死刑覆奏制度。
史载：
其后河内人李好德，风疾瞀乱，有妖妄之言，诏按其事。
大理丞张蕴古奏，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贯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奏事不实。
太宗曰：
“吾常禁囚于狱内，蕴古与之弈棋，今复阿纵好德，是乱吾法也。
”遂斩于东市。
既而悔之。
又交州都督卢祖尚，以忤旨斩于朝堂，帝亦追悔。
下制：
“凡决死刑，虽令即杀，仍三覆奏……比来决囚，虽三覆奏，须臾之间，三奏便讫，都未得思，三奏何益？
自今已后，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三覆奏……其五覆奏，以决前一日、二日覆奏，决日又三覆奏。
惟犯恶逆者，一覆奏而已，著之于令”。
其二是针对司法实践中过度刑讯的现象设置了死刑案件平议制度。
“初，太宗以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乃诏大辟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等议之。
”此项制度的设立，不仅使审判得到了有效的监督，由于多方参与，集思广益，也为纠正和减少重判、错判提供了条件。
依据慎刑观念，制刑之本在“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
“辟以止辟，乃辟”。
更强调刑罚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即刑以去刑，而非以刑止刑。
这种观念对于司法官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与制约。
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曾对盾代法律的适用有论：
“夫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
……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
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中；
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
此其得失之故，实筦乎宰治者之一心，为仁为暴，朕兆甚微，若空言立法，则方册俱在，徒虚器耳。
”[1]尤见司法典狱之官的重要性。
唐代的统治者非常注重司法官应讲求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具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以情审察情理；
第二，不任喜怒，严禁“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
第三，不徇私情，一断于法。
对待死刑案件的适用，力求慎之又慎。
例如《唐会要·
谏议大夫》载，永徽二年九月一日，左武候引驾卢文操，踰垣盗左藏库物。
“上以引驾职在纠绳，而身行盗窃，命有司诛之。
”谏议大夫萧钧认为：
“文操所犯，情实难原。
然准诸常法，罪未至死。
今致之极刑，将恐天下闻之，必谓陛下轻法律，贱人命，任喜怒，贵财物。
”遂“特为卿免其死”。
萧钧从侧面说服高宗，不要“贱任命，任喜怒”，唐高宗也欣然接受。
囿于的慎刑的法律观，高宗纳谏对卢文操免死，卢文操得以死里逃生。
又如《唐会要·
定格令》载，永徽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华州刺史萧龄之，前任广州都督，受左智远及冯盎妻等金银奴婢等，诏付群臣议奏。
上怒，令于朝廷处尽。
御史大夫唐临奏曰：
“臣闻国家大典，在于刑赏。
古先圣王，惟刑是恤。
今天下太平，合用尧舜之典……今议官必于常法之外……”。
诏遂配流岭南。
此所谓“惟刑是恤”，语本《尚书·
舜典》：
“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意即考虑到刑罚可能滥用失当，量刑时要有悯恤之意，使刑罚轻重适中。
重视人命，不轻率的判刑，尤其谨慎的判处死刑。
如丘浚所言“听狱者，当于杀之中而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后杀之；
有可生之路则请以谳焉，罪疑从轻可也，不疑然后杀之，如是则狱无不得之情，世无冤死之鬼矣。
”》）
唐代慎刑观念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天人合一”理论以及道家的“元气”理论。
儒家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贵生成”，人是万物之中最具有灵气的，“万物之灵，莫大于黔首”。
天人是合一相通的，“人通于天也，天应予人也”，人是天的副本，天之所贵，就是人之所贵。
因此，世间最大的功德就是使人能够生活下去。
然而，“茫茫率土，蠢蠢群生，贤愚中余，具伪相倾，如鸟之惊，不能不犯”。
这就是说，犯罪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既然如此，刑罚的适用，是“盖非获己”，也就是“不得已而用之”。
考稽于君主，一方面要“务胜残”，要致力于战胜邪恶的行为，惩罚犯罪之人；
另一方面，还要十分重视养育百姓。
总之，要做到“顺天顺人”，才能称作是“理”。
同时，还要务必防止出现“杀一人则千人恐，滥一罪则百人愁”的被动局面和负面影响。
同时，唐朝也是我国历史上道教盛行的一个时代。
因为道家始祖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
于是李唐一族就自认为是老子的后代，将道教算做“本朝家教”。
唐高祖李渊建立唐王朝后即追认老子为“天下李氏始祖”，并于武德七年颁布《先老后释诏》，“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即道家第一，用行政手段规定道家在儒家、佛家之上。
贞观十一年，太宗李世民下诏称：
“况朕之本系，出于柱史，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
他还在《帝范》中说：
“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
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
”明确以不劳民、不扰民为大唐执政原则。
乾封元年，唐高宗李治始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
武则天称帝后追封老子母亲为“先天太后”。
天宝二年，唐玄宗李隆基加尊号老子为“太圣祖太上玄元皇帝”。
而且唐代在很长的时间里尊道教为国教。
基于此，唐朝统治者很注重阴阳之道，他们认为“元气”非常重要，武则天在垂拱初年就诏问群臣“调元气当何以道？
”陈子昂立即上了《谏理政书》，提出元气“天地之始，万物之祖，王政之大端”，元气是统治的基础，阴阳因元气而相伴而生。
因此如何维护元气和阴阳平衡是首要思考的问题。
圣人告诉他们的方法就是“下务济人”，“济人”则“人安”。
因为，“天地莫大于阴阳，万物莫灵于人，王政莫先于安人。
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
于是“人得安共德乐，乐其业，甘其食，美其服，阴阳已和，元气以正，天瑞降，地符升，风雨以时，草木不落”。
他认为这是“至理也”，是一个不断的良性循环，可以使统治万古千秋。
对于刑罚适用来说，首先要“贵适时变，有用有舍，不专任之”。
惟其如此，阴阳才和谐，元气才正位，否则就阴阳失调，元气不正，就会“群生痢疾，水旱随之，则有凶年。
人既失业，则祸乱之心，怵然而生”。
二、公平观念
公平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法律观念，可表述为“公”、“平”或者“公平”，“平允”。
宣传“平恕无私”、“宽严得中，刑当其罪”的理念。
正如陈澔在《礼记集说》中曰：
“天之理至公而无私，断狱者体而用之，亦至公而无私。
凡有罪责而当诛罚者，必使罚与事相附丽，则至公无私而刑当其罪矣。
”《尚书·
周官》：
“以公灭私，民其允怀”；
《战国策·
秦策一》：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
《管子·
形势解》：
“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
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
公平观念是唐王朝治世与用法的一个基本理念。
《贞观政要·
论公平》中唐太宗明确指出：
“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
”称：
“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
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
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
”他坚持认为治国要以天下为公，不能有私心。
贞观元年，有人要求授职于秦府旧兵时，太宗又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事实证明，不公平行事往往会引起人们的诉求或政治局面的混乱。
“背公向私，其伤则多，为政必紊”。
因此，治理国家、适用法律必须公平合规矩，坚持同一标准，平等要求，做到正而不偏，平而不倾，直而不曲。
例如《贞观政要·
论公平》记载，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阁门，出阁门后，监门校尉始觉。
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
“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
”唐太宗从之。
大理少卿戴胄驳曰：
“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内，同为误耳。
夫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
‘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
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
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理。
”太宗曰：
“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耶？
”更令定议。
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驳奏曰：
“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过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
”太宗乃免校尉之死。
校尉、长孙无忌都因过失而得罪，依律都当处死，然而对他们拟适用的刑罚悬殊极大，一生一死，严重违反了“事既同科，法当均罪”的规则，极不公平，因而受到戴胄的极力反对。
之后，出于公平的考虑，在长孙无忌因亲而赦免了死罪的情况下，也免去了校尉的死罪，这样对校尉来说，才是公平的。
唐《考课令》中规定了“四善二十七最法”，其中“推鞠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
所谓“处断平允”，即要求司法官在法律适用中应严格秉承“平恕无私”、“宽严得中，刑当其罪”的公私观念。
魏征引用汉朝杜恕《体论》作了精辟的阐述：
“夫窃盗，百姓所恶也，我从而刑罚之，虽过乎，百姓不以为暴，公也。
怨旷饥寒，亦百姓之所恶也，循而陷之法，我从而宽宥之，百姓不以我为偏，公也。
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
我之所轻，百姓之所怜也，故赏轻而劝善，刑省而禁奸。
由此言之，公之于法，无不可也。
反之，私之于法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
圣人之于法也，公矣”。
其意是：
刑罚适用只要公平，即使有所偏失，或重或轻，都不会招致抱怨；
强调公平对法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否则，刑罚适用就不公正，其结果就是放纵为非作歹的人或者是伤害良善的人。
这深刻地揭示了公平对刑罚适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杜佑也主张执法者当“以至公为心，至平为治，不以喜赏，不以怒罚。
”极力避免“杀戮过差，及于非辜。
”例举汉代张释之犯跸一案，指出“纵释之一时权对之词，且以解惊跸之忿，在孟坚将传不朽，固合刊之，为后王法。
以孝文之宽仁，释之之公正，犹发斯言，陈于斯主；
或因之淫刑滥罚，引释之之言为据，贻万姓有崩角之忧，俾天下怀思乱之志，孙皓、隋炀旋即覆亡，略举一二，宁唯害人者矣。
”李乾祐为殿中侍御史时，“有鄃令裴仁轨私役门夫，太宗欲斩之，李乾祐奏曰：
‘法令者陛下判之于上，率土遵之于下，与天下共之，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便乖画一之理，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臣忝宪司不敢奉制。
’帝意解仁轨竟免罪。
”裴仁轨因犯轻罪而要被处以死刑，这是不公平的，因此，李乾祐据理力争，他才幸免于难。
公平适用刑罚还体现在“法不阿亲贵”，“罚当其罪”，要力图避免“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
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
避免“或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
遇喜则矜其刑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
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
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
毛羽可出，则赏典谬矣”。
例如《册府元龟》卷六一七载：
上元二年九月，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并为斫昭陵柏木，大理奏：
“官减死外并除名”，帝特令杀之。
仁杰执奏称罪不当死。
帝引入谓曰：
“善才斫陵上柏是我不孝，必须杀之”。
仁杰又执奏，帝作色令出，仁杰进曰：
“……陛下作法悬之象魏徒流死罪，且有等差，岂有犯非极刑，即令赐死法？
既无常则万姓何所措其手足，……古人云：
假使盗长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之？
”适用死刑上所要追求的“公平”就是“死者不恨，而生者不怨”，“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
生人欢悦，见详刑之意”，这样的结果最终会使“令肃如秋，化行如春”，法律得到执行，社会秩序井然。
总的来说，公平适用死刑及其他刑罚，对于司法主体来说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基础；
对普通民众来说是信任司法的起码的条件；
同时，还是死刑判决能够被顺利执行的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
三、礼刑迭相为用观念
陈子昂在《复仇议状》中称：
“先王立礼，所以进人也；
明罚，所以齐政也”。
“刑之所以生，本以遏乱，礼之所利，盖以崇德”。
作为行为规范，礼与刑对于统治者来说同样的重要，“无义不可以训人，乱纲不可以明法”，“圣人修礼理内，饬法防外”。
礼通过内心的修养，规范的教化，对人进行积极的引导，教人向善；
刑约束人的行为，防止人们为非作歹，相比之下是一种消极的防御。
圣人、君主通过制定礼来约束人的内心，通过立法来预防有害的行为。
“然后暴乱不作，廉耻以兴，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
由此，社会就可以稳定和谐。
礼和刑性质、功能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般无二的，两者关系密切，迭相为用。
对此，白居易对“礼刑道迭相以为用”作了深入的阐述：
臣闻人之性情者，君之土田也。
其荒也则薙之以刑，其辟也则莳之以礼，其植也则获之以道。
故刑行而后礼立，礼立而后道生。
始则失道而后礼，中则失礼而后刑，终则修刑以复礼，修礼以复道。
故曰刑者礼之门，礼者道之根，知其门，守其根，则王化成矣。
然则王化之有三者，犹天之有两曜，岁之有四时，废一不可也，并用亦不可也，在乎举之有次，措之有伦而已。
何者？
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
礼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
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恶。
循环表里，迭相为用。
故王者观理乱之深浅，顺刑礼之后先，当其惩恶抑淫，致人后劝惧，莫先后刑；
划邪窒欲，致人于耻格，莫尚于礼。
反和复朴，致人于敦厚，莫大于道。
是以衰乱之代，则弛礼而张刑；
平定之时，则省刑而宏礼；
清净之日，则杀礼而任道。
亦如祁寒之节，则疏水而附火；
徂暑之候，则远火而狎水。
顺岁候者，适水火之用；
达时变者，得刑礼之宜，适其用，达其宜，则天下之理毕矣，王者之化成矣。
将欲较其短长，原其始终，顺其变而先后殊，备其用而优劣等，离而言之则异致，合而理之则同功；
其要者在乎举有次，措有伦，适其用，达其理而已。
这是历史上对礼与刑独自各具功能最为经典的描述。
白居易突破了历史上儒家“德主刑辅”之见，认为：
刑、礼与道作为治国的规范都是维护君主统治的，要结合适用，“废一不可也”；
同时还要因时因地制宜，“举有次，措有伦，适其用”，才能发挥良好的作用，事半功倍；
最终能够使“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暴礼不作，廉耻以兴”，社会上没有犯罪行为，同时道德风尚也蔚为大观，这样的社会才是“治”的社会。
对于某些事涉伦际纲常的案件，可能会出现礼与刑的规定相矛盾的情况，“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
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
如果单从礼的角度或单从刑法的角度来处理都不合适，所以，对待这种情况唐代统治者大都是折衷礼、法而用之。
这一点比较突出的体现在一些复仇案件与孝子案件上。
但是，正如韩非所说：
同类案件“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
‘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集议奏闻。
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
司法者往往是对这类案件临时进行集议，权衡时局而决定，故在处分上依礼、依法的程度可能会各有所偏重。
或者为了巩固政权，国家通过对复仇、孝子等的赦宥，彰显孝的意义，从而教化人民，以达到“忠”之作用；
或者为了强化社会的稳定性，使更能呈现法治的效果，于是对复仇、孝子等采取了强硬的态度。
[4]
其一，折中礼刑而偏重于依礼处断。
例如“莫诚救兄”案。
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时，“民莫诚救兄莫荡，以竹刺莫果右臂，经十二日身死，其莫诚禁在龙城县”。
依据唐律规定：
“以他物殴伤，十二日辜内死者，依杀人论。
”柳宗元在《上桂管观察府状》中指出：
“右奉牒准律文处分者，窃以莫诚赴急而动，事出一时，解难为心，岂思他物。
救兄有急难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疮。
不幸致殂，揣非本意。
按文固当恭守，抚事似可哀矜。
断手方追于深衷，周身不遑于远虑。
律宜无赦，使司明至当之心；
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轻之愿。
伏乞俯赐兴哀，特从屈法，去全微命，以慰远黎”。
按照唐律，用器物殴伤他人，又在保辜期内死亡者，应以死刑论处。
虽然法律这样规定，但柳宗元还是希望开脱莫诚的死罪，其彰显礼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用意十分明了。
又如“康买得救父”案。
穆宗时，京兆府云阳县人张莅欠羽林官骑康宪钱米不还，康宪索要，“莅承醉拉宪，气息将绝”。
危难时刻，康宪十四岁的儿子康买得为救其父，“遂将木锸击莅之首见血，后三日致死”。
司法官员报上案件，最后以皇上的名义作出判决：
“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
若从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处分。
”康买得被赦免了死罪。
再如，绛州孝女卫氏，字无忌，夏县人也。
初，其父为乡人卫长则所杀。
无忌年六岁，母又改嫁，无兄弟。
及长，常思复仇。
无忌从伯常设宴为乐，长则时亦预坐，无忌以砖击杀之。
既而诣吏，称父仇既报，请就刑戮。
巡察大使、黄门侍郎褚遂良以闻，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给传乘徙于雍州，并给田宅，仍令州县以礼嫁之。
其二，顾全时局依法论处的情况。
例如《旧唐书·
孝友传》载“张理张诱兄弟为父报仇”案：
张琇者，蒲州解人也。
父审素，为寉州都督，在边累载。
俄有纠其军中赃罪，敕监察御史杨汪驰传就军按之。
……斩之，籍没其家。
琇与兄瑝，以年幼坐徙岭外。
寻各逃归，累年隐匿。
汪后累转殿中待御史，改名万顷。
开元二十三年，瑝、琇候万顷于都城，挺刃杀之。
……时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复父仇，多言其合矜恕者。
中书令张九龄又欲活之。
裴耀卿、李林甫固言：
“国法不可纵报仇。
”上以为然。
……乃下敕曰：
“张瑝等兄弟同杀，推问款承，律有正条，俱合至死。
近闻士庶颇有喧哗谊议，矜其为父复仇，或言本罪冤滥。
但国家设法，事在经久，盖以济人，期于止杀。
各申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夫，展转相继，相杀何限？
咎由作士，法在必行；
曾参杀人，亦不可恕。
不能加以刑戮，肆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决杀”。
在本案当中，杨汪之所以杀张琇、张瑝兄弟的父亲张素，原因是张素犯了军法，并非是出于私仇，因此按一般道理来讲，张素应该是罪有应得。
然而，张氏兄弟却心怀旧恨，长大后，终为父报仇。
在定刑期间，有人以“申为子之志”为之开脱，有人则要求“法在必行”，争议颇大。
但出于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考虑，就严格按照唐律规定，判处张理等兄弟死刑。
又如《全唐文》卷三五所载余常安复仇案。
“宪宗时，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为里人谢全所杀。
常安八岁，已能谋复仇。
十有七年，卒杀全。
刺史元锡奏轻比，刑部尚书李鄘执不可，卒抵死。
”
可见，在死刑的适用上，唐代的司法者已认识到必须因时因人而宜。
作为法律。
死刑虽然有其明确的范畴与内在的规定性，但在量刑时，它与伦理的矛盾也是无法回避的，在罪与恶的判定中，必须考虑社会现实需要，斟酌礼刑，以谋取平衡。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慎刑观念、公平观念以及礼刑迭相为用观念，在唐代，不论是对司法官员还是对于最高统治者，都是一种约束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唐代刑法的运行轨迹，影响着死刑适用的状况，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与探讨。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笔者在进行司法部项目“传统的慎刑观与死刑控制”的研究过程中，对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以及《全唐文》记载的唐代司法中适用死刑的案例进行了归类与分析。
这些案例主要涵盖了从唐太宗至唐武宗时期，包括了唐代上升时期、全盛时期、衰落时期。
但为了方便起见，舍弃了高祖时期、武则天主政时期和唐末的案例，主要因为这三个时期不是唐代的正常时期，不能够反映唐代司法的常态。
参见杨二奎：
《唐代死刑适用研究》，吉林大学法学院2010年硕士论文，第3—20页。
[1][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
中华书局，1985．
[2][日]西田太郎．中国刑法史研究[M]．段秋关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3][英]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
[4]陈登武．从人间世到幽冥界：
唐代的法制、社会与国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唐代适用法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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