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鞋履艺术及审美文化探析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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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状态、道德状态和审美状态，并且审美状态的文化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境界，构成人类社会的真正和谐，严格意义上这更应理解为文化的一种状态而非美学思想在文化中的体现，因为对其定义比较困难，所以，对审美文化的界定在美学研究界存在多种解释，但各种观点之间仍具有本质的相似性。

如对于审美文化属于集体意识范畴的看法就具有一致性，认为其是一定时期美学思想在公共认识中的体现，是个体开展审美行为的文化基础和指导，对个体审美具有引导作用，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但并非制度化的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在任何时期都会出现非主流的审美行为。

同时，审美文化并不一定代表进步的观念或思想，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出现滞后、扭曲的情况，例如古代鞋履艺术中的“三寸金莲”现象。

由于对“审美文化”概念解释的多元化，导致其内涵概括出现多种观点。

其中包括将审美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念、行为甚至具有一定艺术审美价值的产品等观点，但笔者认为，在古代鞋履艺术中，审美行为是建立在实用价值基础之上的行为，而审美文化又是在对审美行为的高度凝练的结果，因此审美文化应是建立在行为之上的意识形态，涵盖了与审美相关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范型与审美的权力机制等。

对我国古代鞋履艺术也应从其主要内涵入手，结合不同时期的鞋靴样式，从多个层面揭示其审美文化特征。

一、审美观念——理想与现实并行

历经数千年的积淀，我国古代鞋履艺术不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而且伴随着中华文明发展的步伐，烙上了各个时代文化的印记。

在旧石器时代，我国便出现了用兽皮制成的“裹足皮”用于御寒，此时的人类制作鞋的雏形仅仅对出于基本生理需求的满足，因此，可以涉及审美文化研究的不多，但却为此后鞋履艺术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进入农耕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活的富足，对衣食住行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因此，在实用价值的基础上产生了通过审美获得艺术价值的诉求，相伴而生的审美观念也同时出现。

1．自然和谐的追求

中国文化属于典型的农耕文化，对大自然具有特殊的热爱，同时审美观念也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从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典籍中便可窥见，诸如“天地人和”、“阴阳相和”等，都是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这种和谐是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平衡，是与自然平等共存和对自然尊重的具体体现。

中华文明是以农业为基础，对自然的依赖性很强，因此中国文化崇拜自然、膜拜自然，认为只有自然界的和谐才是人类需要学习和借鉴的范本，做到人化自然的状态。

道家的太极图案就是对这种状态的最佳阐释，黑与白、阴与阳、天与地无不显示了人对自然和谐的解读，特别是太极图案的线条以柔和的曲线为主，并且做到黑白交融。

这在古代鞋履的发展历程中也有所体现，唐代文明开化，男女的地位趋于平等，因此兼有女性着男装成为时尚，《旧唐书·

舆服志》载：

“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也。

”并且在穿着过程中能够达到女性柔美与男性英俊的和谐一致，体现了传统思想中“阴阳相和”的自然和谐追求。

再如历史上早期的靴子由六块皮革组成，分别寓意东、南、西、北、天、地“六合”，取名“六合靴”。

只有这样的靴子才能够获得美的赞誉，才是自然界和谐统一的美的体现。

这种对自然和谐的追求一致贯穿于鞋靴艺术审美的过程中，是古代和谐的审美观念的具象展现。

2．“全美”的理想

除了对自然和谐之美的关注之外，中国审美观念中还存在对“全美”的期待，所谓“全美”即完美，即美的极致和终极目标，兼顾美的各个方面的调和之美。

“全美”一词最早用于文学评论，明人胡应麟认为：

“綦组绵绣，相鲜以为色；

宫商角徴，互合以成声；

思欲深厚有余，而不可失之晦；

情欲缠绵不迫，而不可失之流。

……一篇之中，必数者兼备，乃称全美”（《诗薮·

内编》）。

这虽是对文学作品全美状态的阐释，但文中涉及了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体验，因此，完全可以引申至各种审美行为，成为中国古代具有集体意识特性的审美观念。

这与中国传统“五觉全美”的审美观念不谋而合，只有做到的全面而调和的美才能够称为真正的美的极致，成为中国古代审美追求的理想。

同样在古代鞋履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也对这种审美观念有所体现，特别是在鞋履与服装、妆饰等的搭配方面，能够将鞋履艺术的美融合到整体之中，达到调和之美的理想状态。

如唐代官方的制式服饰有四种，包括常服、公服、朝服、祭服，而配穿的鞋靴也有所差异，常服配靴，公服、朝服则配履。

《旧唐书·

舆服志》：

“朱衣、裳素、革带、乌皮履，是为公服。

”从上衣、下衣、腰带、鞋履的搭配全面描述了当时符合大众审美观念的服饰的调和搭配，同时期唐代妇女多穿由彩锦制成的锦靴，外表美观，穿着舒适，兼顾实用与美观，触觉与视觉的整体美感。

李白在《对酒》中提及“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

”甚至将女性的妆饰色彩与锦靴搭配而接近的“全美”美学状态描绘出来，推进了古代审美现实接近审美理想的步伐。

3．兼容并蓄，有容乃大

中国传统文化绵延相传两千余年，影响世界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具有强大的兼容性、柔韧度和渗透力。

就本国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特性，能够与异域文化完美的融合，这是由于中国文化具有开放性的特质，兼容性强，能够在吸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在古代中国，异域文化的传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吸收优秀因子，二是通过古代丝绸之路引入西方的异质文化。

这些文化的传入丰富了中国古代鞋履艺术的内涵。

前者如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提倡的“胡服骑射”中涉及的皮靴的穿用就是典型的例证。

“胡服骑射”前的赵军，以步兵和车兵为主，官兵的衣服都是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拖拖沓沓，行动不便，影响了军队战斗力的发挥。

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动作灵活方便。

在《中华古今注》记载：

“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靴黄皮，闲居之服。

”《释名》：

“古有舄履而无靴，靴字不见于经，至赵武灵王时服。

”都提及靴子的引入和大规模使用始于“胡服骑射”之时，弱化了鞋履的身份标示功能，强化了其实用功能，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也是异域文化中实用审美观念对中原审美观念的冲击。

后者如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将中亚、西亚、南亚甚至欧洲的文化传入中国，丝绸之路中段的西域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最重要的交汇处，西域艺术也因此始终处于一个开放系统中，与东西方艺术是一种双向选择、双向回授的关系，既有纵向流传，也有横向交流，特别是东汉时期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服饰、鞋饰等图案的影响巨大，佛教文化中的莲花纹就在中国古代鞋履的装饰中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审美对象。

中国古代鞋履艺术的审美观念大多体现了古代人们美学理想的追求，同时也促进了现实艺术价值的显现和实用价值的提升，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始终存在，当然这也成为了中国古代审美观念能够一直传承的重要动力。

二、审美趣味——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审美趣味是审美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区分审美倾向的具体体现。

存在着高低优劣之分。

与审美观念相比，除了具有社会公共属性之外，还具有一定的个性特征和民族时代特性。

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层对鞋靴的审美趣味也有所差异。

但这种差异并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各种倾向的共生共存。

1．阳春白雪的“美善相乐”

在中国的审美取向中，“美善相乐”是对高雅审美趣味的高度概括。

这里所涉及的“美”是艺术的美，而“善”则是伦理道德的善，是以士族阶层为代表的审美道德标准。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审美趣味，是将两者完美结合所获得的。

正如孔子所言“巧言令色鲜矣仁”，认为过多的人为改造并不能获得美与善的一致，只有“洵美且仁”，才能够做到真正的美与仁的统一。

这种审美趣味是受到伦理道德约束的审美趣味，并且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服务，因此，在封建社会士族阶层会通过使用各种器物体现本阶层特有的审美趣味，以此获得与庶民阶层的地位差距，维护自身的伦理道德体系和政治统治。

我国古代鞋履艺术作为常见的日常生活用品，从外形构造到鞋面装饰都会透露出统治阶级对鞋履的视觉美感与物质舒适，有的还要求必须考虑礼制的限制。

例如清代满族贵族女性所穿着的高盆底鞋，其承载的美学趣味更侧重对这种鞋在区分身份中的礼制功能，突出贵族的高高在上，进而忽视和牺牲了鞋的部分实用价值。

再如在古代鞋履艺术中比较贵重的“舄”，一般只限于贵族朝觐、祭祀时穿用。

为了维护皇家的尊严，对“舄”的颜色有着严格的规定，周代皇帝穿着的“舄”有白、黑、赤三种颜色，赤色为最尊。

王后穿着赤、青、元三色，以元色为贵，由此可见在上层社会中对审美有着特殊的偏好，时刻都与礼制紧密结合。

2．平实的审美趣味

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而言，鞋靴作为实用物品的价值重于作为艺术品的价值，但这并不能说明大众阶层对鞋靴的美的感触没有产生审美行为，而是审美趣味更趋于平实，是对真实美的发展。

中国古代美学认为真实性是一切艺术品的重要品格之一，以本色出现的事物才是真实的美，只有不美的事物才需要通过人工加工处理掩饰其不足。

正如左思《三都赋》：

“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

”认为美的侧重应该在于艺术作品的无意识状态。

受这种观点影响下的古代鞋履艺术以最简朴的状态出现，通过编制、拼接等手法结合材质的天然纹理加以创造。

先秦时期有种鞋的名称为“鞮”，这是从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鞋款，其样式简陋，是将兽皮切割成与足部大致相似的形状，用细的皮条捆绑而成，此时展现的是皮革原有的纹路和图案，完全没有人工的修饰和礼制的束缚。

另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鞋款是“屐”，通常木料经过简单的制作而成，因此也称为“木屐”，制作材料往往呈现具有质朴美感的纹理。

3．扭曲的审美趣味

在上层社会的审美趣味中，有一种被扭曲的审美趣味在中国鞋履发展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就是盛行于宋代的裹足审美，即“三寸金莲”审美趣味。

到宋代，中国封建社会已经从盛唐的巅峰走向衰落，在面临辽、金、西夏等外族不断入侵时，宋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家天下”却没有改革政治，励志图强，反而强化国内的思想统治，推崇程朱理学的封建伦理道德标准，控制国民的精神甚至审美情趣，使整个文化趋向内敛、保守，要求妇女“三从”、“四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审美趣味也发生了变化。

宋以后，兴起缠足之风，在明代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社会风气，文人笔下不时能见到对“三寸金莲”的描绘与赞美，鞋袜也以烘托、装饰、强调小脚为目的。

如“鞋用高底，使小者愈小，瘦者越瘦，可谓制之尽美又尽善者矣”等论调，与“妇人之体，宜窄不宜宽”、“妇人之腰，宜细不宜粗”等审美理想相统一。

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在审美活动中以男性为中心，迎合男性扭曲的审美趣味。

过分强调人为的修饰之美，乃至不惜破坏女性的生理构造。

三、审美范型——多样化的艺术表现

在审美文化的构成因素中，审美范型主要依赖主体感受获得，并且与审美观念、审美趣味相比，其教化作用明显降低，只是对存在的具有典型性的艺术表现方式的概括。

具体而言，“审美范型”，就是由审美范式与类型构成，是规范审美活动的一种模式，是审美活动本身的样式、样态。

通过对主体感受的提炼获得。

因此，无法用简单的分类来概括其范畴或做出标准化的阐释，只能够通过例证来分析部分基本具有共识的审美范型。

正如同对味觉的分类无法具体至客观详细的量化标准一样。

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审美范型的划分有多种观点，如刘勰的“八体”说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但由于其侧重主体感受，大多分类情况多以数种具体审美例证的综合来构成审美样式，因此，只有通过具体的例证才能够说明审美范型的具体种类。

1．形式美

形式美是审美范型中最为基本的样式，也是在接触事物时获得的第一感知，是通过事物的外在形式获得的美。

中国古代审美是具象思维，具有写实的特性，《周易》“立象尽意”就是对这种观点的有力支撑。

如古代鞋靴中的“翘头履”，鞋的鞋头上翘，与整个鞋构成一定的弧度，使足部具有流线型的美感，而南朝流行的“重台履”，则鞋底较厚，具有垫高的女性的升高，是女性的腿部显得修长，唐朝翘头的装饰使人能够感受到其具有的华丽。

这些就是通过鞋的形式美形成一类具有大众主体感受的审美范型。

2．装饰美

装饰是指对生活用品或生活环境进行艺术加工的手法。

它必须与所装饰的客体有机地结合，成为统一、和谐的整体，以便丰富艺术形象，扩大艺术表现力，加强审美效果，并提高其功能、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古代鞋履的装饰主要通过刺绣、编结、连钱、拼贴等工艺手法完成。

古代少数民族的鞋靴极富装饰性和美好的生活寓意。

在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习惯用狍子皮制鞋，在鞋面上装饰有小鹿、小熊及花卉等图案，纹样简洁明朗。

革靴与锡伯族的礼俗密切相关，锡伯族用红、兰、绿等有色皮革作鞋面，并刺绣花卉，每逢大年三十，人们都人把靴子挂到外面直到初二才收回，俗称“喜利妈妈”，是祝福平安兴旺、繁荣昌盛的象征。

3．创新美

创新美是指审美主体通过自身感受，从审美对象的形式、内容、装饰等方面的改造中获得的审美样式。

古代鞋履艺术的创新性表现在材料创新、色彩创新、造型创新和装饰创新等几个方面。

也可以将各要素结合运用，如通过色彩明度和纯度的表现，可以使材料在视觉触感上具备软硬感，将动物的皮革染成红色使材料看起来柔软亲近。

皇族对鞋履美的追求往往注重精细的艺术表现和工艺加工手法，通过大量的纹饰、图案、造型来获得新的美的感受。

如将我国传统特色的图文符号龙、凤、团花、荷花纹等绣在鞋面上，既体现了身份与地位，同时也寄寓了对生活的美好愿望。

四、审美的权力机制

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中通过对美学兴起以来诸多美学观念的分析后向我们指出，审美在保存了人类自由和理想的同时，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权力紧密相连，直接参与了资产阶级主体的形成和社会压迫机制的生成与维护。

受权利机制影响下的我国古代鞋履艺术也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级性”成为了阶级社会的标志，对古代人们鞋履审美意识的影响贯穿了整个古代社会的始终。

受等级制度的影响，古代鞋履艺术作为社会物质和精神的外化，统治阶级为巩固自身地位，把鞋履的功用提高到突出地位，除能护脚之外，通过对鞋履的材料、装饰、色彩、图案等的进一步加工和分化，以其达到“分等级，定尊卑”的目的。

当然，统治阶级也获得了与平民阶层不同的艺术价值与审美观念，形成具有其阶级特色的审美文化。

自殷商时期，鞋的式样、做工和装饰已十分考究，用材、施色、图案也有了严格的等级制度。

每个朝代鞋的造型、色彩、装饰都随着统治阶级等级制度的变化而变化。

如南朝时期盛行木屐，上至天子，下至文人、士庶都可穿着。

与此同时，草鞋则是一般士人或百姓穿用。

宋代的鞋式初期沿袭前代制度，在朝会时穿靴，后改成履。

用黑革做成靴筒，内衬以毡，各官职穿着不同的颜色依服色而定。

而一般人士所穿的鞋有草鞋、布鞋等。

南方人多着木屐。

如宋诗人“山静闻响屐”，形容着木屐在山中行走的情形。

明代的鞋制中，对鞋式的规定很严格，无论官职大小，都必须遵守。

在何种场合得穿着何种鞋式，如儒士生员等准许穿靴；

校尉力士在上值时准许穿靴，外出时不许穿；

其他人如庶民、商贾等都不许穿靴。

清朝鞋制沿明代制式，文武各官及士庶可着靴，而平民、伶人、仆从等不能穿靴。

清代的靴多为尖头式。

靴底均厚，因嫌底重，采用通草做底。

后改为薄底，成为“军机跑”。

一般人士的鞋有缎、绒、布料制作，鞋面浅而窄，有作鹰嘴式尖头状鞋，也有如意挖云式。

而百姓多穿草鞋、棕鞋、芦花鞋等。

到了清代，虽然没有规定平民禁止穿靴，但却从靴子的形制、材料等方面加以区分。

官员的官靴长筒厚底，面料多以黑色缎子为主，鞋头初为方形，后改为尖头。

而民间的富人为了区分与平民阶层的差异，以缎子和绒布为主要制作材料，而平民则只能够以青布为靴子的材料。

明代统治阶级明令禁止平民穿靴，使靴子承载了区分等级、维护封建制度的功能。

以上关于中国古代鞋履艺术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从古代审美文化的角度了解古代鞋履艺术的审美及发展，对我们正确地进行古代鞋履艺术的研究具有借鉴作用。

总体而言，作为中国古代审美艺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鞋靴艺术无论其实用价值还是艺术价值都透着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影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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