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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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关于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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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引言

　　中国图书馆史是图书馆学研宄的重要领域之一。

对中国图书馆史进行系统研宄，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深入探索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规律，完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丰富图书馆学学科内容，更在于从历史视角思考学科发展与事业发展的相关问题，从而对学科史观与方法论产生积极影响。

同时，也为今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然而，同图书馆学其他研宄领域相比，关于中国图书馆史的研宄，无论是研宄力量还是研宄成果都略显薄弱。

为此，2011年，国家图书馆启动了专题研宄项目“中国图书馆史”联合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专家学者，共同开展研宄。

该项目于2014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

在项目研宄过程中，项目组围绕中国图书馆史研宄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中国图书馆史”的时间跨度、古代藏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的关系、中国图书馆史的历史分期，以及研宄的宏观视野等，进行了理论层面的分析和研讨。

　　1贯通古今的《中国图书馆史》

　　本部《中国图书馆史》在时间跨度上从先秦时期一直到公元2009年，记录中国三千多年的图书收藏、管理的历史，是一部大通史。

众所周知，我国有重视通史编纂的优良传统，相对于断代史局限于某个时代来说，通史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的历史事件，具备跨时代研宄的特点，最能够体现“大历史观”其优势是贯通古今，有助于从长时段观察历史的走向和得失，便于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历史发展脉络。

　　通过对国内已有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发现，现有研究涉及面广，成果丰硕，累积资料非常丰富。

其中，研究论文包括古代藏书、古代图书馆、近代图书馆、民国时期图书馆和建国后图书馆事业各个方面。

专著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

一是中国古代藏书的研究，代表著作有任继愈的《中国藏书楼》、来新夏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等。

二是对近现代图书馆史的研究，代表著作有来新夏的《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严文郁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一自清末至抗战胜利》、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编《中国近代现代图书馆事业史》等。

三是中国图书馆通史的研究，代表著作有王酉梅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谢灼华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和李朝先、段克强的《中国图书馆史》等，这些通史的研究至迟以1949年为下限，未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内容。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对古代藏书和近现代图书馆史的关注相对更多，而对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图书馆的发展脉络缺乏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尤其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高速发展和巨大变化缺乏从历史视角的反思与研究。

本部《中国图书馆史》将中国数千年的图书馆发展历程（先秦时期至2009年）分为古代藏书、近代图书馆和现当代图书馆三个阶段，旨在编纂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图书馆通史，总结经验得失，探讨不同时期、不同时代图书馆事业的演变规律及发展特点，为今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这部《中国图书馆史》的时间跨度虽长，但重点放在现有研究中相对薄弱的近代和现当代图书馆发展历史，对这段不足两百年的图书馆史的论述占据全书2/3的体量。

对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史的研究更是本项目的重中之重，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填补建国以来我国图书馆史系统性研究的空白。

　　2中国古代藏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藏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的关系，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之间渊源颇深，“中国古代藏书楼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母体”1]。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藏书楼无法孕育近代图书馆”，“中国近代图书馆所接受和继承的主要是西方图书馆的东西，而不是中国藏书楼的传统;这是一种取代，而不是演变过渡”3]。

根据第一种观点，古代藏书史就应当是中国图书馆史的源头，研究中国图书馆史应当包括对古代藏书史的研究;而根据第二种观点，古代藏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完全没有关联，应该将中国图书馆的历史界定在近代之后。

　　笔者认为，一方面，就实体机构来说，近代图书馆确实并非由古代藏书机构直接演变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之间不存在所谓“渊源”“孕育”的关系，而近代图书馆所遵循的思想、理念、技术、方法，的确大部分来自于西方图书馆，相对于中国古代藏书来说，是一种外来的新生事物。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以近代图书馆所具备的西方图书馆特征，就断然否定中国古代藏书的“图书馆”属性，不能把古代藏书史从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历程中人为割裂出去。

　　从本质属性来看，古代藏书和近代图书馆都是“图书馆”的呈现形式。

关于图书馆是什么，学者们多有阐述。

黄俊贵将图书馆定义为“开展文献知识组织与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黄宗忠认为图书馆是“文献信息的存储和传递中心”;吴慰慈认为“图书馆是搜集、整理、保管和利用书刊资料，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周文骏认为“图书馆是搜集、整理、保管和利用书刊资料为读者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来新夏更是总结了图书馆的十种定义。

随着图书馆日趋移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有学者又重新将图书馆定义为“针对用户群的信息需求而动态发展的信息资源体系”；“图书馆就如切尼克所述，只是‘为利用而组织起来的信息集合’或者说是一种信息资源体系，而这正是图书馆的实质”;“通过对文献和信息的收集、组织、保存、传递等系列活动，促进知识的获取、传播与利用，实现文化、教育、科学、智力、交流等多种职能的社会有机体”M，等等。

透过这些不同的表述和文字阐释，可以提炼和总结出，“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是收藏图书与提供使用”，“透过图书馆各种变化现象看它的本质一图书馆以知识为根，以服务为本。

图书馆的本质就是知识与服务”。

　　由此衡量，古代藏书明显具有“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其收藏属性乃学界共识，此不赘言。

在提供使用方面，古代藏书最为学者所诟病之处就是其重藏轻用甚至藏而不用的封闭性，也因此被排除在“图书馆”范畴之外。

据实而论，无论官私，古代藏书的封闭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这种封闭性又是相对的，是相对于近代图书馆面向社会公众普遍开放服务而言的。

虽然中国古代藏书的服务范围狭窄，流通方式落后，但并非绝对封闭，而是具有同当时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开放性。

就古代藏书的四种主要类型来讲，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原本就是为用而设，以满足书院士子及寺观僧道等固定群体的需求。

官府藏书在满足皇室成员以及官僚士大夫阅读需求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对普通士人开放。

比如唐代皇家藏书机构集贤书院许“学士通籍出入”;宋代官府藏书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公开借阅流通“宋版《大易萃言》册末纸背印记云：

国子监崇文阁官书，借读者必须爱护，损坏阙污，典掌者不许收受。

”叶德辉《书林清话》专列有“宋元明官书许士子借读”一节，详考宋、元、明各代官府藏书对读书人开放的史实;清代乾隆时的四库七阁中的南三阁，更是为方便江南读书人而专门建造“特开四库，建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准海内稽古之士就近观览”气“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

至于私家藏书，开放使用者也不在少数。

晋人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

宋代藏书家宋敏求藏书三万余卷“居春明坊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

明代藏书家徐熾认为“贤哲著述，以俟知者。

其人以借书来，是与书相知也。

与书相知者，则亦与吾相知也，何可不借“至则少坐，供茶毕，然后设几持帙，恣所观览，随其抄誊。

”清代“赵氏书楼，名胜志，宋直敷文阁宗人赵不迂所建。

邑人旧无藏书者，士病于所求。

今所储凡数万卷，经、史、子、集分四部，立一人为司钥掌之。

有来者，导之登楼，楼设几席，使得纵观。

”其他如孙衣言的玉海楼、周永年的藉书楼、国英的共读楼、陆心源的守先阁等，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的开放性皆有文献可考。

虽然也存在如唐人杜暹、明人范钦等“秘不示人”的藏书家，但显然不能因此全面否认古代藏书在利用方面的开放性。

　　由此可见，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实践层面，古代藏书都具有图书馆藏与用的本质属性。

相对于近代图书馆来说，只不过缺少了“自动’“社会化”“平民化”等“近代化”属性。

至于藏和用两方面孰轻孰重，以及开放程度的高低、服务范围的广狭、读者身份的差别、服务方式的不同、所有权的归属等，都不能改变古代藏书作为“图书馆”的本质属性。

　　从职能沿革来看，古代藏书和近现代图书馆是图书馆职能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社会需求的结果。

一般认为，图书馆的职能可以分为基本职能和社会职能。

基本职能是“收集、整理文献并提供使用”社会职能主要包括“保存人类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报，开发智力资源”。

图书馆的基本职能“是由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反过来它又体现着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因此是相对固定的。

而随着社会进步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则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

古代藏书所体现的主要是图书馆“收集一整理一提供使用”_的基本职能，其社会职能在民主意识、公共意识缺乏，文化学术主要为上层统治阶级所垄断的中国古代社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和制约，但同时又同这种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且相互适应。

以矛盾发展观来看，古代藏书的衰亡和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正是图书馆“藏”与“用”这对主要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古代藏书之所以被近代图书馆“取代”是因为近代图书馆的社会职能能够更好地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

而古代藏书之所以能够被近代图书馆“取代”恰恰因为它和近代图书馆具有相同的基本职能。

就像纸张取代简帛，成为文献的主要载体一样，就实体来看，是完全不相关联的事物，纸张并非由简帛演变过渡而来，也不能说简帛“孕育”了纸张，但正是由于纸张和简帛作为文献载体具有相同的基本功能，因此论及中国书籍史，恐怕没人会否认简帛时期是中国书籍发展过程的重要阶段。

同样道理，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古代藏书机构最终演变过渡为某个近代图书馆实体，而是“整体式”退出历史舞台，最终被近代图书馆所取代，但这种取代关系本身，恰恰说明了二者基本职能的一致性，也恰恰印证了其本质属性的共通性。

　　徐引篪、霍国庆《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在详细论述档案馆、图书馆、信息系统的特征和关系之后，指出：

“图书馆不过是一个历史名词。

从档案馆到图书馆再到信息中心或信息系统（虚拟图书馆实质上是一种信息系统），这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发展链，图书馆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这显示出一种历史发展观的眼光。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自有其不同的时代特征，这是由各阶段所处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就会发现，所谓古代藏书、近代图书馆、现代图书馆，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

以近现代图书馆的开放性、平民化标准去衡量古代藏书，只见表象，不论实质，其本身就是缺乏历史发展观的表现，也不符合“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的客观规律。

　　因此，笔者认为古代藏书史是中国图书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将其纳入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范围。

　　3中国图书馆史历史分期的再考量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有文字记录以来，中国的藏书传统一直赓续未断，构成了自先秦以来波澜壮阔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长卷。

在如此长的历史跨度下，如果不分期考察的话，就很难把握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

科学的分期，可以更清晰地展现特定时期内图书馆事业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由于中国图书馆史不能脱离中国历史这一背景，基于中国历史分期的图书馆史分期方法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首要选择。

早在1959年，谢灼华就将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划分为封建社会时期（上古一鸦片战争）、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一1949）、新中国时期（1949年以来）四个阶段[22]。

来新夏将中国图书事业分为周秦时期、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鸦片战争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以前十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十三个阶段。

　　此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