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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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是指在城里从事非农工作、但身份仍为农民的这样一批人，是一个职业类别与身份类别的共同体，一方面它要指称一种农民身份，另一方面又指称一种非农民职业。
近lO年来，“农民工”这一特有的范畴成为中国大陆最常见的词汇，也是政界和学界的讨论主题之一。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直接产物，它深深植根于我国的发展历史和国情之中，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生产关系变革的一些特点。
1958年r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
从那时开始，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日益强化，通过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供应制度、住宅制度及教育、就业、养老保险、婚姻、生育等城乡分割的具体措施，把公民划分为两大身份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农民无缘享受城里人的待遇。
因此，直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基本分层比较简单，主要可分为农民、工人、干部三个部分，三个部分之间的流动程度都相当低。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所有制形式和经济体制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以往那种单纯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计划经济转变为计划与市场共同对经济进行调节。
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把生产资料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开，允许农民以户为单位独立进行生产经营：
同时还允许农民从事农业以外的私营经济，允许农民雇佣工人和被雇佣：
国家鼓励乡镇和村兴办集体企业，推进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
另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户籍制度丌始松动，农民被允许进城从事流通和服务业。
制度的裂缝一旦打开，蓄集在农民中的进城冲动便迸发出来，形成不可阻挡之势，随即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了大量的农民潮涌般的流向城市，产生所谓的“民工潮”。
农民进城后，既给城市带来了活力，又给城市带来了压力，国家和各地方政府为加强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管理，出台了一些相关的管理法规和制度。
本来从进城农民所从事的行业来说，主要是在工业和流通、服务业等第二、三产业里就业，从职业意义上来说，他们显然是工人，但是根据国务院《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国务院1997年第87号令），进城务工农民被称为农民合同制工人，简称“农民工”，以区别于在城市工作的拥有城市户口的工人。
经过20多年的建构，目前，全国常年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达到1_3亿人，农民工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城市发展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4年中央l号文件中明确认定“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由于制度性的障碍和自身的一些不足，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还是“两张皮”，存在着较大的冲突和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甚至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已从城乡二元结构演变为农民、城市人和农民工三元结构（厉以宁，2004）。
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是农民就业的需要，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
不仅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也是发挥我国劳动力充裕比较优势的合理选择。
重视并解决农民工问题，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既是农村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又是城市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既是农村问题，又是城市问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逐步解决农民工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
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前提。
多年来，在中国学界关于社会分化、分层的研究中，农民工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同质性群体，这一群体内不断增加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及事实上已经出现的分化，在静态的社会分层框架中往往被忽略。
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存在和其概念的确认，为农民工群体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和契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春光于2000年选取温州、杭'
kHan深圳三个城市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分析，识别出区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提出：
第一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第一代农民工在外出过程中出生和长大的，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民工。
本文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问题，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1、对于研究农民工的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中的新生力量，代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希望所在。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又是青年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他们既具有农民工的一般特点，受到整个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制约，需要帮助和支持，又凸显出作为青年的一般特点，需要引导和扶持。
在第一代农民工已基本找到在社会结构中定位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和需求。
可以说，如果找到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角色认知和角色实践问题的有效途径，解决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农民工闯题将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化解。
2、对于研究城市如何吸纳农村待转移劳动力和农村新增劳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吸纳农村待转移劳动力和农村新增劳动力，是统筹城乡发展、以工哺农的重要内容，是城市的一项重要任务。
新生代农民工是从农村转移出来不久的农民工，较多地体现着农村待转移劳动力的特点，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又大部分来源于农村新增劳动力。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实际上就是研究农村待转移劳动力和农村新增劳动力的一个方面。
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需求和发展趋势，有利于城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科学合理地吸纳农村待转移劳动力和农村新增劳动力。
3、对于深化农民工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我国每年有数亿计的农民工流动于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城市和农村之间。
如此大规模的流动，历史上不曾有挝。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城市地理学等学科角度，采取综合调查、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等方式，对这一现象和人群展开了研究。
本文运用社会学的方法，采用综合调查的方式，对这一人群中的细分群体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将有助于人们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农民工群体的整体了解，从而丰富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学术园地，为该领域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基础。
二、文献综述
大量的农民工在城市里流动，体现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形成于其间的人的社会化，发生于其时的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都极具社会学意义。
目前对于农民工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民工流动与城市化的关系、城中村、农民工进城与就业的关系、农民工的流动与社会地位变化、农民工流动与回乡创业之间的关系、农民工子女的入学与受教育状况、城市空间结构与农民工的居住区位安排、农民工的社会特征等方面。
大多数学者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把农民工作为一个静态的整体来进行认识、判断和探讨，且停留在制度层面、农民工权益保护等方面较多，对近20年来这个群体自身存在的流变、内部结构的发展缺少更细更深的探究。
也有学者注意到农民工的分化问题，一是从垂直分化的维度。
李培林的研究认为，农民工实际上已经完全演变成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即占有相当生产资料并雇用他人的业主、占有少量资本的自我雇佣的个体工商业者和完全依赖打工的受薪者（李培林1996）。
而唐灿和冯小双通过对北京“河南村”废品回收系统的追踪观察，认为在过去lO多年的时间里，流动农民这一群体的内部结构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在资本占有、经济收入、社会声望、价值取向等方面有很大差异的等级群体，原群体内部的同质性已被打破（唐灿、冯小双2000）。
二是从代际分化的维度。
王春光的研究认为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出现代际间的变化，他们不仅在流动动机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在许多社会特征上也很不相同。
王春光的调查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在减弱；
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不同的是，他们中有一些人开始试着对认同流入地社会，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达到实现对流入地社区的认同：
同时，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
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但对农业活动缺乏兴趣，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甚至持批评态度。
随着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增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游离出农村社会体系和城市社会体系，在社会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将很有可能演变为游民，成为赵树凯指出的“问题民工”（王春光2001）。
王春光的进一步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比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更充满着自我矛盾的群体，既具有第一代的一些特征，又具有许多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的一些社会特点（王春光，2001）。
目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些研究是粗略式的。
科学研究的路径是在不断向微观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宏观综合，以不断发现新的规律，不断建构一种均衡的、进化程度更高的系统，推动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和改造。
估计将会有更多有责任感的学者把视角投向这一领域，一方面推动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为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贡献更大的力量。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类型研究基础上的比较研究，综合运用社会学和青年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研究。
本文资料的获得采取直接调查与间接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主要运用了问卷调查、个案访谈调查和文献调查的方法。
通过文献调查，主要获取了国内相关的农民工研究的论著，收集了国家和各地政府针对农民工的一些政策、报刊关于农民工的一些报道等。
除文献调查外，本文的大部分资料来源于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调查。
首先进行初步访谈，结合所接触到的文献，形成研究假设；
根据研究假设，设计出2种调查问卷（分别由25岁以下的和26岁以上的填写）：
再通过团的系统将问卷发放到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手中，请他们填写；
对回收上来的有效问卷，运用计算机进行定量处理；
最后，对所得数据运用社会学原理进行分析，辅以访谈材料，形成研究结论。
四、研究说明
中国社科院王春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时间为2000年，选取的样本分布在温州市、杭州市和深圳市。
本文的调查时间为2005年1月，选取的样本分布在南京。
因为南京是江苏省省会，长江流域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地处南北交会之处，同时也处于沿海开放地带和长江流域的交会处，在江苏沿海、沿江、沿线开放格局中处于枢纽位置，在南京的抽样调查更具有独特的典型意义。
本文根据青年学的范畴，设定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为25岁以下（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26岁以上（1980年1月1日以前出生）的则为第一代农民工。
1980年也是中国改革史上重要的一年，时距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逐步在全国农村全面展开，新生代农民工完全是在改革年代和社会转型期出生、成长的。
本文的调查比王春光的调查迟5年。
从理论意义上讲，王春光调查时的新生代农民工（25岁以下），最大年龄的今年已经30岁，在本次调查中已列入第一代农民工的范围。
这正好可以反映出人的社会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像一条河，是一个不断吐故纳新的群体，一个动态发展的群体。
这个群体的发展，推动了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发展。
调查问卷发放选取在南京市建邺区、下关区、玄武区和鼓楼区华侨路街道，具体分布为：
建邺区：
两种问卷各100份；
下关区：
两种问卷各50份；
玄武区：
两种问卷各30份：
鼓楼区华侨路街道：
两种问卷各20份，合计各200份。
回收情况为：
新生代农民工问卷198份，其中有效问卷198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均为99％；
第一代农民工问卷189份，其中有效问卷189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均为94．5％。
五、基本内容
本文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比较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的内部结构和内部分化，了解新生代农民工所特有的特点，掌握新生代农民工在角色认知和角色实践中的实际状况、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井提出可供政府部门和有关组织吸纳的建议和措施。
具体内容如下展开：
首先，阐述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总体状况上的差异，包括：
政治面貌，婚姻状况，进城时间，来源地，家庭结构，受教育程度等。
这一部分内容是客观存在，对于接下来几部分的分析具有依据作用。
主体部分着重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与土地和家乡的联系”、“职业选择与状况”、“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接受”、“社会交往”、“自我认同”、“未来预期”等六个方面的异同，取得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最后，在结语部分，对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异同从总体上进行概括，并对政府部门和有关组织如何有针对性地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解决面临的障碍和困难，既促进城市社会的有效整合，又促进一代新生力量健康成长，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第一章总体状况
一、性别、年龄及政治面貌
1、性别。
本次调查涉及新生代农民工198名，其中男性102名，占51．5％：
女性96名，占48．5％。
第一代农民工189名，其中男性105名，占有效百分比为55．9％；
女性83名，占有效百分比为44．1％，另有1人漏填性别．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比例略高于第一代农民工，这说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开始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走出农褪，走向藏书，遭隶一种新的生活。
2、年龄。
调查盟承，新生代农甓工年龄最小的13岁，平均年龄21．S岁，绝大部分年龄在18甾岁之甸；
第一代农民工年龄最大的52岁，平均年龄32．7岁，绝大部分年龄在26-37岁之间。
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要比第一代农民小11．2岁，而王誊光2000年的调查两者相差7．87岁，本次调查比王春光的调查更接近于通常所说的相关lO岁等于相差一代的情况。
3、政治面貌。
新生代农民工当中团员占50．3％，比第一代农民工高出近34个百分点，这是与他们的年龄相符合的。
因为团章规定团员的年龄为14—28岁，新生代农民工全部在这个年龄段内。
这一现状决定了团组织应该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间发挥更为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同时发现不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第一代农民工中问，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党员，如何真正把这些党员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是当前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进城时间及来源地
l、进城时间。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时间最长的为13年，平均进城时间为2．65年，进城时间为卜3年的占N80．7％，有将近61％的人进城为两年以内。
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时间最长的为25年，平均进城时间为5．72年，进城时间5年和lO年及以上的最多，分别占到20．9％和21．6％。
新生代农民工平均进城时间还不到第一代农民工的一半，反映出他们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当中，正处于各种角色学习与经验积累阶段，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更需要社会的关怀与引导。
2、来源地。
调查显示，在南京的农民工主要来自安徽、河南和江苏三省。
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有39人来自河南固始，占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的19．7％，旁证了下面论到的农民工进城主要通过亲友或同乡介绍这一观点。
调查进一步显示，来自江苏的新生代农民工除1人来自无锡外，其余全部来自苏北地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来自安徽的比例有所下降，来自湖南的有所下降，来自河南的比例大幅度上升。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安徽、湖南等地的农村待转移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更趋于流向经济更为发达的广东等地，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则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流向发达地区，这也符合人口梯度转移的规律。
三、婚姻状况及家庭结构
1、婚姻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绝大多数都是未婚者，占了70．7％；
而第一代农民工绝大多数是已婚者，占了75％。
另据《新华日报》2004年10月25日D1版报道，根据广东省妇联法律服务中心对东莞、深圳、珠海等多个工厂的调查，在受调查的200多名女工中，有127人未婚，占59％，在未婚者中25人有对象．102人没有对象。
广东省计划生育科研所副主任医师郑立新等专家自1999年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下，针对流动人口的性与生育问题展开长期调查，显示出：
打工妹的婚前性行为较为普遍，一般从十七八岁就开始有性尘括。
郑立新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未婚者居多，但生理和心理方面都向往婚姻生活。
笔者认为，婚姻状况对于农民工在心理机制、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2、家庭结构。
表5、表6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一起生活的人数还是兄弟姐妹数较之老一代都要少，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结构更趋于小型化。
表7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当中有63．6％的人是一个人在南京打工，比第一代农民工高出近一倍，而即使是比率相当的全家在南京打工，两者的情况还是有所差别的：
新生代的全家更多的指父母也在南京打工，而老一代的全家更多的就是还有子女也在南京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受家庭拖累较轻，有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这也印证了下文论到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压力较小的观点，这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学程度新生代中的比率要明显低于第一代，新生代为7．6％，第一代为22．6％。
而初中及以上的比率，新生代比老一代要高：
新生代农民工为92，4％；
第一代为77．4％。
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中初中比率为56．9％，高中及中专比率为27．9％，大专或以上的占7．6％：
而第一代农民工的初中比率为47．3％，高中及中专比率为19．9％，大专或以上的占10．2％。
第一代农民工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率略高于新生代，应与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参加成人教育有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越来越成为一种流动的资本甚至基本条件，这种情况在农民工身上表现得尢为突出。
教育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职业层次、工资水平、社会流动等各个方面。
教育本身不仅可以有助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同时还可以作为一种阶层之间的准入壁垒来削减下层对上层既得利益和各种生活机会优势的侵占、威胁和挑战。
因此教育水平不仅是农民工职业转换时的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也是其社会流动与社会接纳的一种重要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尽管从整体上讲文化水平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其中仍有64。
5％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下。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迫切地需要社会各个方面提供必要的学习机会，当被问及最希望团组织帮助的事情时，有40．1％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团组织提供学习的机会。
（见后面的表41：
最希望团组织帮助的事情）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讲，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核心又是其教育问题。
如果不能接受应有的再教育，文化素质得不到及时的提高，他们将永远是城市的边缘人，永远不能从根本上融入城市，整个城市的人力资源也不能从整体上得到改善，城市的竞争力无疑也缺少持久力。
第二章与土地和家乡的联系
一、与土地的联系
土地是农民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功实施了土地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批农民才得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但他们仍然与土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一书中写道：
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
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手法；
我们的民族的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从土地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
考察我国古代历史，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如徽州，人们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较少，往往努力外出经商，向工商业转移、向外地转移。
今天，浙江人在外经商的较多，也跟人多地少有关。
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多人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他们是从校门直接走上外出务工征途的。
他们连基本的务农常识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谋生手段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生活手法了，对他们来说土地，甚至农村己不再像老一代那样根深蒂固了，小农意识在他们身上有所淡化。
他们较少受到土地的束缚，适应性比老一代要强，也就更容易适应城市生活，也更趋于市民化。
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呆在城市发展。
对于将来的打算，有34．7％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留在城市成家立业，而第一代只有25．1％。
（见后面的表40：
将来的打算）
二、与家乡的联系
打电话是农民工现在与家乡联系最为普遍的方式。
仍有相当一部分的第一代农民工通过写信这种被认为是较为传统的工具与家乡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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