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瑾新闻不仅仅是突发事件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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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冷西是当时我们的头儿。

　　我做的工作就是把记者的稿子给社长看，社长改了之后再送印厂打样，打好样我们发各报。

那时候我们和苏联关系还好，总社不是有对外部嘛，1955年4月，《俄文友好报》创刊，都是从我们新华社调的人，总编林朗是红中社时期的新闻前辈，曾任西北总分社社长。

还有一个吴大姐，吴静茹，她俄文非常好。

报纸还请了一些苏联专家。

我作为图片编辑也调到了这份《俄文友好报》，这时我开始接触图片。

后来我搞摄影跟这个也有关系吧。

当时图片都是问总社要，还要经过苏联专家过一道，发稿都是他们定。

　　几年后中苏两国关系有了摩擦，《俄文友好报》停刊了。

那时候反右刚完，林朗和复旦大学几个毕业生被打成右派。

我们几个人面临重新安排工作。

1958年，组织上把我和两个北大毕业的调到《山西青年报》，到了太原。

　　山洪来了，就几分钟的事

　　我问为什么调我到太原？

人家说我档案上写的祖籍是山西，其实我爸爸很早就从那里出来了。

《山西青年报》报社就在省委院里，我待了一年，省级干部劳动下放，我也去了。

去干吗呢？

在汾河修水坝，不是现在概念的水坝，是泥水坝。

我每天劳动，有了不少经历。

有一次，我们正拿个铁锹干活，山洪忽然就来了，只听有人一喊“发大水啦”，一眨眼功夫，不知从哪来的水像猛兽一样呼啸而下，就几分钟的事情，电线杆子都看不到了。

我们赶快就往山上逃。

幸好跑得快，总算逃出一条命来。

那次知道了山洪暴发的可怕。

　　在劳动工地我主要是吃东西吃不惯，什么?

?

、小米之类的，干了不到一年，我生病了，就把我撤回来了，回到报社。

这时候我妈妈还在上海，两个姐姐都出嫁，弟弟到北京读大学了。

我去找山西省委报刊部的部长，说我家有困难，我要回去。

当时山西分社和省委在一个院子，山西分社的社长杜展潮，原来是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参赞。

其实他不认识我，只是听人说了我的情况。

有一次会上碰到了，他问我：

你是不是想回上海？

我说是。

他说：

我知道了。

他就帮我，他是个挺好的人啊。

杜展潮跟上海分社社长赵棣生是好朋友。

山西省委提了一个条件，既然你们新华社要王子瑾调到上海分社，那要拿两个大学生换，不然不放。

赵棣生答应了。

　　当时上海分社女摄影记者陈娟美正好调总社去了，我先回山西分社呆了三个月，1960年8月调到上海分社。

　　个子小，我可以钻

　　我到了分社摄影组，分配搞文教报道。

当时上海分社摄影组5个记者：

杨溥涛，张平，夏道陵，卢鸣和我。

在《俄文友好报》的时候，我参加了总社第二期的摄影记者培训班，听过很多专家的课，加上当过图片编辑，对摄影并不陌生。

去了分社就开始干活了。

　　我一米六不到，本来是不适合当摄影记者的。

摄影记者应该是高高大大的。

不过有一点好处，我人小，我可以钻，钻到前面去。

　　任何一个采访场合，不能你说你是新华社的、是女的就有位置给你留在那里。

我也不把我是新华社的和女的当回事。

我们当时用的相机都是禄来，方镜箱那种，后来变成徕卡，再后来是尼康。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上海，我可能是现场唯一的女摄影师了。

里根是继尼克松后第二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安保工作严格。

白宫发放的采访证分为“近身”和“远程”两种，近身证允许距离里根一两米拍摄，整个上海只有两位摄影记者拿到了“近身证”，我一个，电视记者一个。

里根随行的白宫记者将总统团团围住。

美国警卫总拦着中国记者不让靠近。

在机场就有美国警卫盘查，连一张照片也没有拍到。

在里根接下来的活动中，无论我走到哪里，后面总是有一个美国警卫跟着。

我心想：

“完了，我恐怕完不成拍照任务了”。

可是冷静下来一想，和白宫记者相比，我有个有利条件，地形熟悉！

接下来，里根在仪表厂参观、在复旦大学作演讲、探访虹桥农家，我都一溜小跑抢在前面，守株待兔，加上中国警卫帮助，接连抢到精彩画面。

白宫记者这下沉不住气了，纷纷提出抗议：

为什么这个瘦小的中国女记者总是可以抢在前头拍？

我就是要和他们抢，抢新闻是没有什么客气可讲的。

　　我虽然个子小，在现场干活却不弱，但我对同行很尊重。

所以我和上海各报的摄影记者关系都很好，到现在我们一见面还亲热得很。

　　关注上海形形色色的人物

　　我从60年代初开始在上海搞文教报道，这个工作做了近三十年。

开始没有人告诉我要拍什么东西、怎么拍、拍成什么样，全靠自己摸索。

我刚回上海每天就是看报纸，先摸情况、找线索。

我要知道上海文化科学界都有些什么人，都在干什么？

一查资料，我才知道上海有这么多杰出人物、对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的献！

国家要发展，科学发展要走在前头，这些成就就是人做出来的啊！

上海科技、教育、医学成就在全中国是很领先的，文化界也拥有许多在全中国都响当当的人物。

我明确了自己工作的目标：

我的摄影必须要关注人，国宝级人物要关注，默默无闻为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做出贡献的人要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也要关注，而且要一直关注。

　　我开始一点点跟人家联系。

采访了第一个，就问第二个，比如今天采访了一个做肝研究的老医生，采访完就请他介绍他熟悉的医生给我。

问到了就去再拍另一家。

同被访者接触中我像挖矿一样挖出了一串串的新闻。

　　我认识了上海这些优秀人物，就是没有新闻我也关注他们，所以很多人我一拍就是几十年。

几个著名大学，几家著名医院，我没事也过去坐一坐，听一听，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每次在采访之前我会做功课，把能找到的资料都看一遍。

第一次去采访通常不是拿相机就拍，更不会对被访者说你坐在那怎么怎么样，而是先谈话，观察他们工作的环境和状态，把我的意图告诉他们。

然后我们彼此之间熟悉了，才拿出相机拍摄。

因为人家在工作中，我的拍摄也尽可能不干扰他们。

比如我到巴金先生那儿去，我就会问他：

巴老，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写作进行得怎样？

最近有没有什么重要活动啊？

就像聊家常似的。

去苏步青先生那里，我也会问：

苏老您最近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我这个采访您看我应该怎么做？

你是这样的态度，人家就会帮助你啦。

　　新华社记者采访，不能是你说我是新华社的，我要干嘛干嘛，这不行的。

　　我和巴金、苏步青做了一生的朋友

　　我的采访不是一锤子买卖、做一次就完了。

持续记录是摄影记者的基本功。

因为持续记录，我和很多被访者做了一生的朋友。

尊重他人，学会与人相处、充满热情，是我做了很久的功课。

也是让我能在摄影上走得远的重要法宝。

　　我1960年回上海，1961年下半年就开始采访巴金。

当时巴金刚完成了一部10万多字的创作，在做最后校订。

在一幢老式花园洋房里，57岁的巴老头发灰白，面孔丰满，精神很好。

在书桌前，他披着外衣，手拿香烟，校订着书稿。

第一次拍摄巴金我还是很紧张啊！

巴老后来还常提到说王子瑾你还记得吗？

当时你第一次到我家来，那个电灯泡都爆掉了。

我那次带了几只老式闪光灯，要接到电线上去，结果一按，就把巴老家里的电门爆掉了。

我个子小，背了那么大个灯箱和器材包。

巴金从此记住了满头大汗、努力工作的新华社年轻女记者。

那时候巴金很体贴我，他叫我小姑娘。

后来我每次去采访巴老非常顺利，去他家几乎不用打招呼。

巴金的生日我都会去的，有时甚至连女儿都带去。

巴老人品好，这么大的一个作家，一点架子都没有。

我去了就和他聊天，聊着聊着我就问他：

巴老我想给你拍几张照片你看行不行？

他就说：

好的好的。

　　文化大革命，让我停止工作。

我后来知道巴金在文革中也受了很多苦，夫人萧珊在那个时候去世了，给了他很大的打击。

1977年11月，“文革”刚结束，为了总社《挥笔写新作，文坛正春天》的一组专题稿，我去找巴老，他正致力于翻译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家赫尔岑长达一百几十万字的回忆录《往事与深思》。

几年没见，巴老头发全白，明显老了许多。

但我能感觉到他身心获得解放的喜悦心情。

我和巴老聊“文革”的事，他说，人啊，要说真话。

他还说，我生死关都过了，还要什么名利？

还怕什么？

　　巴金身体渐渐衰弱，患了严重的美尼尔氏综合症，平时他总是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活动逐渐减少。

我开始加紧为巴金拍摄。

1979年，为把《家》搬上越剧舞台，上海越剧院院长袁雪芬带领编剧、演员登门拜访巴金；

周扬在文代会期间探访巴金；

1982年，巴金在家中接受意大利授予的“但丁国际奖”，1983年，在病床上写作；

1984年，外国记者采访巴金；

1987年，巴金出版告别文坛之作《随想录》；

1988年，巴金在寓所和外孙女在一起、友人来访、在书房深思或读书；

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巴金捐赠大量藏书、上海市长朱?

F基祝贺巴金85岁华诞；

1990年，苏联驻上海总领事斯特罗科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巴金“人民友谊勋章”；

1991年，87岁的日本著名戏剧家千田是也拜访巴金……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我也是从1962年左右就开始采访的，那时他已经是复旦大学副校长。

我拍摄了苏老和青年助教一起备课、指导研究生的镜头；

“文革”后期，我恢复了工作，又开始追踪拍摄苏步青。

1975年，苏步青带领教师到几十个工厂、工地，调查与数学有关的各种技术难点。

他在上海工具厂齿轮刀具车间和个人一起的镜头，深深印着当时时代要求知识分子和工农打成一片的痕迹；

1978年，苏步青回到学校，热情接待一个来请教他的五年级小学生；

1980年，成为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杨振宁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黄克孙博士授予名誉证书；

1982年，苏步青为李政道博士授予名誉教授证书；

1984年，苏步青为日本池田大作颁发名誉教授证书；

1986年，退居二线的苏步青用两年时间为中学教师编写《拓扑学初步》，并亲自为中学老师教课；

1987年，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苏步青等41位代表提出《建议加强文物及古建筑的安全防火工作提案》……近三十年间，苏步青把我当成朋友。

我去找他，他会说：

“王子瑾你来啦。

”他有时候跟我谈谈苦经啊什么的。

他住在复旦大学的宿舍里，我跟他说应该分给你房子啊。

“我现在住在这儿很好，我在这方便，学校里有什么事情我一个电话就能去了。

”他对秘书说：

“我太忙，不要多安排采访，但王子瑾来采访，可以。

”我和他的秘书关系也很好。

我有时打电话去问秘书苏先生现在在忙些什么，他一定会告诉我。

　　陈中伟是中国著名骨科专家，1963年1月，从陈中伟为上海机床厂工人王存柏实施断手再植成功，我就开始跟踪报道。

1964年，陈中伟和钱允庆等一起，为上海吴泾化工厂个人曹兴龙成功接活断臂；

同年，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断手再植，断臂工人和陈中伟等都参加了拍摄；

1976年到1979年，陈中伟对100多条异体狗腿进行移植试验，其中最长存活时间1421天；

1977年，陈中伟团队为一个9岁男孩的左上臂成功进行了一次带血管的游离腓骨移植；

1982年，陈中伟致力于应用足趾带掌骨的研究和实践使“再造手”获得成功……

　　1961年，我开始采访丰子恺。

丰子恺住在进贤路，现在拆掉了。

一个老式的房子，有天井的那种。

那个房子小小的。

丰老在家中作画、同女儿一起翻译19世纪俄罗斯专家柯罗连科的名著《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四卷、指导上海中国画院的青年画家……丰老从来都是穿长袍或者短袍，而且他胡子又长。

我抓丰子恺的特点就是胡子。

他的画也是小小的，画的都是一些老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