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转型和落后地区发展所面临的挑战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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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东亚少数几个经济体外，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却进一步拉大了。

最新的研究表明，欠发达国家拙劣的经济发展绩效主要应该归因为这些国家在制度上所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各种各样的市场扭曲和政府干预。

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无论他们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开始了他们的制度改革历程。

然而，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绩效的恶化还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剧。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认为，二战后欠发达国家拙劣的经济增长绩效和多数的制度扭曲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可以由这些国家采用了不恰当的发展战略来解释。

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怀着把自己国家建设成强大国家的动机，采用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AD），来加速国内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生产部门的发展。

由于违背了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这些优先发展部门里的大部分企业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并不具有自生能力。

为了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上采用了一系列的扭曲来补贴（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寻租、预算软约束、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也因此产生。

不可避免的经济停滞，更进一步地突然发生的经济崩溃，都有意无意地促使了这些欠发达国家开始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

然而，在企业自生能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市场导向的改革可能会带来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和失业并因此引发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出于对上述可怕后果的担心，许多政府在实施改革之后采用了更为隐蔽的方式来保护（补贴）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无论如何，这样的改革不但不能使经济转型成一个良好运行的市场经济，反而使得经济绩效不如改革之前。

另外，我们也认为在改革（转型）开始之初，政府就应该放松对劳动密集型部门进入的限制（这些劳动密集型部门在改革之前是受到压制的），并创造条件解决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优先发展的部门里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

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够在转型过程中获得持续的动态增长。

在文章中我们提出了几个关于发展战略和不同的转型方式会对经济绩效产生不同影响的假说，并用1962——1999年间103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来对它们进行了检验。

检验所得到的结果和假说的结论相一致：

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并导致经济增长的不稳定，然而在转型过程中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增长却有利于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

I.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欠发达国家（LDCs）的政府采取了多种政策措施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二战后，几乎每个国家用可比价格衡量的人均GDP都有所增加。

然而，如图1所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却明显扩大了。

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经济体确确实实上缩小了这一差距，并实现了人均收入水平向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

图1:

人均GDP,1950——1992（56个国家）

（用1900年Geary-Khamis美元衡量）

资料来源:

AngusMaddison,《监测世界经济,1820-1992》，经合组织经济发展中心,pp.212.

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发达国家快速的产业提升和技术升级带来了这些国家的财富和综合国力的飞速增加。

因此，欠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方向主要着眼中于如何快速发展（采用）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技术）（Krueger1992）。

最新的研究发现，欠发达国家拙劣的发展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他们在制度上所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各种各样的市场扭曲、政府干预、宏观经济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平等、殖民地传统等等，而这些因素则妨碍了市场的正常运行（Shleiferetal.,1998;

Rodrick,1998,2003;

Acemogluetal.,2001a,2001b,2002a,2002b;

Djankovetal.,2003）。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许多欠发达国家，包括（前）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改善经济绩效，事实上，都开始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

然而，除了像中国和越南等少数几个国家外，尽管大多数实行市场化改革的欠发达国家都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改善那些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多数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反而变得更差了（Barro1997）。

Easterly（2001,p.2）指出“在1980——1998年，发展中国家中人均收入增长的中位数为零，而在1960——1979年则达到2.5%”。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认为，在一个经济绩效表现不佳的欠发达国家的市场所存在的大多数市场扭曲和政府干预是内生于政府所采用的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二战后，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表现为以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重点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这种战略下，政府优先发展的部门的大部分企业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

因此，政府不得不在市场中采取一系列价格扭曲和行政干涉手段来支持（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通过这些措施，欠发达国家固然能够建立起一些先进产业，并且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些欠发达国家也可以取得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

然而，由于错误的资源配置、激励结构的扭曲、寻租猖獗等原因，这些国家的经济效率极端低下。

当国内经济资源耗竭并且进一步从国际市场上动员资源来支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也不可能时，经济就会陷入停滞，甚至可能会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

为了重振经济，改革变得必不可少。

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市场中的众多扭曲和政府干预是内生于政府保护优先发展部门里的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需要。

如果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没有在改革开始之前得到有效地解决，那么，要么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迅速崩溃，并因此带来大规模的失业和社会（经济）的混乱，要么政府需要通过隐性的扭曲和保护方式来保护（补贴）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因此，这种改革不但不能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反而可能使得经济绩效不如改革之前。

本文建议，政府应该采用这样一种改革方式：

放松对劳动密集型部门进入的限制（这些劳动密集型部门在改革前是受到抑制的部门），并创造条件解决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优先发展的部门的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以便经济能够在转型过程中取得持续的动态增长。

文章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引言；

第二部分对关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和评论，并讨论了欠发达国家政府的发展战略对该国企业的自生能力、该国的经济制度以及该国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状态所造成的影响；

第三部分探究了欠发达国家经济改革和转型所采用的不同方式以及它们的不同结果；

第四部分对第二和第三部分所提出的经验假说进行了检验；

第五部分是总结性评论。

II.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对该国制度和经济增长绩效的影：

文献回顾和评论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为什么欠发达国家不能追赶上发达国家不但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

新古典增长理论（Solow1956），在外生给定技术水平的假设下，预测认为欠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将快于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将收敛到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并且任何国家的GDP增长率最终将等于其人口增长率。

然而，除了东亚少数几个经济实体外，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未能实现向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Pearson,etal.1969;

Romer1994），并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继续超过他们的人口增长率。

出于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质疑，新增长理论的先驱者Romer（1986）和Lucas（1988）提出了新增长理论，他们把技术创新看作是由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和开发（R&

D）以及干中学（learningbydoing）等因素所内生决定的，从而认为欠发达国家未能实现向发达国家的收敛原因就在于欠发达国家在对技术变迁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上缺乏投资。

新增长理论的观点对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是有深刻见解的，但是新增长理论对于二十世纪后三十年里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包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以及中国近来的非凡的经济增长绩效和向发达国家的收敛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Pack1994;

GrossmanandHelpman1994）。

在他们向发达国家的追赶过程中，这些新工业化经济在研究和开发（R&

D）、人力资本以及干中学（learningbydoing）上的投资远低于那些发达国家。

现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欠发达国家未能赶上发达国家是由于这些国家政府干预和管制而带来的糟糕的制度所引起的，这些糟糕的制度包括腐败丛生、弱于保护投资者利益以及大量的社会冲突（Shleiferetal.,1998;

Rodrick,1998;

Rodrick（2003,p7）提到：

“制度在增长文献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产权、合适的管制结构、司法系统的好坏和独立性、官僚的权力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想当然的，并且它们对于促使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法律渊源（LaPortaetal.,1998,1999）和制度传统（Acemogluetal.,2001a,b;

EngermanandSokoloff1997）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已经得到了重视。

一般来说，政府是欠发达国家中最重要的制度。

政府的经济政策决定着欠发达国家中企业所面临的宏观激励结构。

政策改革者和政策研究者都试图去理解政府的干预和管制是如何出现的，以及政府的干预和管制是否会持续下去，并且是如何持续下去的（Rodrik1996）。

政府角色的古典理论（Pigou,1938）被称为“帮助之手”。

另外一个政府角色的理论——“掠夺之手”理论（ShleiferandVishny1998）认为政府干预仅仅是为了追求政客和官僚们的利益。

政客们利用管制来帮助关联企业和其他政治拥护者以获取政治捐助和选票。

另外，“许可证制度和政府管制大量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在于它们使得政府官员们有权力对许可证发放进行否决，而要获得许可证则必须对政府官员行贿来作为交换（ShleiferandVishny1993,p.601）。

”Djankov,LaPorta,Lopez-de-Silanes,andShleifer（2002）最近的一篇论文对政府角色“掠夺之手”的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的结论是行业进入壁垒可能会因官僚的腐败而抬高。

假定欠发达国家的政府管制可能来源于政府或者政治精英们的“掠取之手”，但是如何理解政府干预下的制度结构的衍化，文献至今还是没有能够给出合适的解释。

在欠发达国家，政府干预下所形成的制度结构是相当复杂的。

我们对政治领袖们设计出如此复杂政治体系的动机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制度复杂性会产生征用（expropriations）和政治控制，征用和政治控制所带来的成本增加会使得政府掠夺所得的收益减少。

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在得到保护（补助）的同时，通常也必须上缴税收并可能受到政府的抑制，因此，由特殊利益集团而产生腐败的观点也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

此外，很多政府干预并没有明显的受益集团。

林（2003）提出了另一个关于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和管制的假说，该假说基于欠发达国家政府所采用的发展战略和本国资源禀赋结构所产生的矛盾。

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的欠发达国家早期政治领袖中的大多数，如印度的尼赫鲁、埃及的纳什尔、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中国的毛泽东、越南的胡志明，都是曾经参加国家独立运动的精英或者是参加本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精英。

按照林的观点，欠发达国家第一代政治领袖们所制定的制度内生决定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