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比较研究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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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著名历史学家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指出：

《临时约法》“各章关于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的各项规定，显然也是根据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代议政治’等原则而制订的”。

刘景泉认为《临时约法》“是根据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代议政治’等原则制定的”。

　　这种论断，严格说来是不准确的。

因为《临时约法》主要依据的蓝本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而非《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关于这一点，中国同盟会本部的通告说得很明白：

“民国约法，采法国制。

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主体。

总统所发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员副署。

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主张此项权利，必待国务院之副署，始能发生效力。

其实权握于国务员之手。

盖总统之地位至巩固、至尊严，除非常事件外，对于参议院不负责任。

惟国务员则常立于被指斥、弹劾之地位，约法既予以重大之责任，则其所以监督之者，不可不严也。

”国民党籍的参议员、参议院议长吴景濂说：

“约法之精神，取美国制抑取法国制，经过讨论磋商，为时甚久。

于约法上纯采法国制度，三权分立。

”

　　进步党的政论家吴贯因具体分析说：

“《临时约法》五十六条，其关涉于大总统之地位及权限者：

第四章全章，第三章第十九条第十一项、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五章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章第四十八条及第七章第五十三条，共二十一条之多。

统就其全体观之，则几无一不仿自法制。

其不同者，惟第三十条及第四十四条耳。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临时约法》关于政体的设计是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为主要蓝本制订的。

　　二、《临时约法》对《第三共和国

　　宪法》进行了改造

　　《临时约法》虽然是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为蓝本制订的，但同时也根据当时的特殊需要对《第三共和国宪法》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因此两者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

　　麦梦华在一篇文章巾对两者进行了比较分析：

“我国《临时约法》采用法国内阁制，他日定宪，此制殆未必能易也。

法国行用内阁政治，其总统同不负责任，然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之宪法所赋与总统之特权固自不少，若大赦之权，若统率海陆军之权，若提出法案、发布法案之权，若提议改定宪法之权，若任命文武官吏之权，若解散下院之权，若召集临时议会之权，若会议期中停止议会之权，若交还议定法案求下院再议之权，皆明确规定于宪法之中。

我虽采用法制，然约法所定总统之权，视法制则远有不逮，其荦荦大者，约有数端：

（一）法总统得上院之同意，有解散议会之权，我则并此而无之；

（二）法总统有召集议会之权，而我之参议院得自行集会闭会；

（三）法总统有任命官吏之权，而我则任命阁员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四）法总统有交还议案法案求下院再议之权，我则无此规定。

　　具体说来，《临时约法》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不同，而备受舆论攻击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总统任命国务员是否须得参议院同意。

法国《关于政权组织的法律》第六条规定“总统任命全体文武官员”。

而《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则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官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这里有两点区别，一是按照《临时约法》，临时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总统可以任命文武官员不必经国会同意；

二是法国总统有任命文武官员之权，而无免职权，而中国的临时大总统则拥有免官权。

　　第二，总统解散国会权问题。

法国《关于政权组织的法律》第五条规定：

“共和国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得解散法定任期尚未届满的众议院。

”同时，法国国会两院也可以向政府提出质询，甚至以不信任投票推翻政府。

行政与立法之间有相互制衡的手段。

而《临时约法》则回避了总统解散国会的问题，但同时规定临时参议院对总统、内阁有质问、弹劾等权力。

这样一来，国会处于绝对安全的地位，而内阁则处于被监督弹劾的地位，地位极不巩固。

《临时约法》所规定的责任内阁制与法国的责任内阁制有很大不同，行政与立法之间缺乏相互制衡的关系，这就给人留下了非议的把柄。

卧羲说：

“自《临时约法》无规定解散议会之明文，一时颇激动海内士夫之抗议。

”还有论者指出：

“今日之约法，内阁无解散议会之权，则内阁之解散，将如棋奕，忽而组织，忽而解散，忽而信任，忽而弹劾。

　　第三，国会参与外交权的范围有别。

在国会参与外交的权力问题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规定“总统得修订或批准条约，如与国家保安及利益无碍，必立即布告议会”。

但“和约，商约，关于国家财政之约，关于法兰西人民之在外国者，所有人权、财产权之约，均非两议会所可决者不为定。

国土非有法律规定不得割弃，不得交换，不得增并。

”这与《临时约法》关于临时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都必须经参议院同意的规定有范围广狭之别。

　　第四，总统与内阁关系不明确。

法国《关于政权组织的法律》第六条明确规定：

“各部部长关于政府的一般政策对两院负连带责任，关于他们个人行为，则负个别责任。

”而《临时约法》第三十条则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

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

对于这两条，人们的理解常常产生歧义。

有人认为《临时约法》第四十四条“文义暗昧，难于索解。

”还有一些人理解为，根据第四十四条，“则内阁只是临时大总统的辅佐，而非独立行使职权，所谓‘负其责任’殊属不明，对大总统负责任乎?

对议会负责任乎?

　　《临时约法》赋予参议院的权力超过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国会，因而激起外界的强烈批评。

甚至连国民党人也批评说：

“今本党宪法纲领乃谓取国会政府主义，欲使国会之势力侵入政府之范围，是不特误认手段为目的，且将以手段破坏目的矣。

故我以为中国之国会，当使其为立法机关，与相对的监督机关，而监督之权则限于议决预算及弹劾政府之违法。

至于国务员之任命宜委之总统，预算案之编制宜委之内阁，不容国会之侵及行政之范围。

所谓国会政府主义，则实恶劣之主义，万不可不取消者也。

　　进步党的政论家吴贯因指出：

“盖法国之政治，实国会政治也。

……法国之弊，在使政府从属于国会，缘是酝出种种之弊害，而中国今日岂惟仿法制而已，且视法国而变本加厉焉。

　　统一党通告指责说：

“《临时约法》……乃考其内容，非美非法，国务员须求参议院同意，实为万国宪法所未有。

将信任总统耶?

何为予以总揽政务之虚名，而复加以层层絷耶?

将不信任总统耶?

何必拥此傀儡之守府，加于全国之上?

譬诸人身五官百骸，不听命于头脑，以致手足乱劝，口齿争噬，非狂即髌。

个人且然，况在一国?

总统者，固全国之公仆也。

一家之仆，不为主人所信，虽欲尽其任务，顾可得乎?

今既认其人为全国信仰之人，而畀以总统之任矣，乃既束缚之，又驰骤之，使无用其聪明材力，稍有失败，则指摘随之，狐埋狐骨，朝三暮四，循是不已，何以自存?

　　三、《临时约法》为何选择以

　　《第三共和国宪法》为蓝本?

　　我们知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以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宪法为蓝本，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

而到了《临时约法》，弃美制而取法制，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为蓝本。

这个取舍之间，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以法制袁”的政治需要。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奋斗近二十年，在推翻清王朝、创建中华民国后，却不得不将革命的果实奉送给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这是一个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的严酷现实。

更何况袁世凯权诈多奸，政治品格低下。

因此，革命党人都认定袁世凯“以其跋扈贪恣断，断乎无实行共和的思想”。

在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成为定局的前提下，对付这样一个人，革命党人剩下的最后手段就是通过制定一部法律，把袁世凯摆到一个空头元首的宝座上去，以便由革命党人来组织责任内阁，行使行政权力，以限制袁世凯继续作恶。

这是当时革命党人惟一的也是最后的选择。

　　应当说，“因人立法”、“以法制袁”是当时革命领袖们的普遍主张。

以孙中山来说，他的这种意识就十分强烈。

在他出任临时大总统前夕，曾这样反驳宋教仁等人的内阁制主张：

“内阁制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

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

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

”而在交卸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孙中山却这样称赞内阁制：

“至于政府之组织，有总统制度，有内阁制度之分。

法国则内阁制度，美国则总统制度。

内阁制度为内阁负完全责任。

内阁若有不善之行为，人民可以推倒之，另行组织内阁。

总统制度为为总统担负责任，不但有皇帝性质，其权力且在英、德诸立宪国皇帝之上。

美国之所以采取总统制度，此因其政体有联邦性质，故不得不集权于总统，以谋行政统一，现就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度为佳。

我国国民莫不主张政党内阁，视其议员为何党之多数，以定国民之信用。

”在孙中山看来，如果由他做总统最好实行总统制，因为他是革命领袖；

如果由袁世凯做总统，最好采用内阁制度，因为袁是枭雄。

　　不仅孙中山有此想法，宋教仁、王宠惠等同盟会高级干部也都有这样的意图。

李书城说：

“曾在日本、欧美学过法政的同志如宋教仁、王宠惠等，主张用约法限制总统的权力。

当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后，随即修改约法、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以为这样就可以限制袁世凯的行动了。

”当胡汉民主张地方分权以牵制袁世凯时，宋教仁还以绝对肯定的口吻对他说：

“君不过怀疑袁氏耳!

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

　　《临时约法》最受非议的地方，便是规定议会对国务员可以同意于先，亦可弹劾于后，总统无解散国会权。

这个规定，从法理上讲，明显违背了责任内阁制的常理。

《临时约法》之所以这样规定，自有其苦衷。

同盟会籍的国会议员王葆真解释说：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议会对国务员可以同意于先，亦可弹劾于后，总统无解散权，正是针对当时国内封建军阀与贪官污吏的强大势力，防止独裁专制祸民祸国的发生。

”显然，《临时约法》“因人立法”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受法国及世界宪政史的启示。

　　关于这一点，以前学术界很少有人提及，其实这也是《临时约法》采用法国责任内阁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对此，国民党的机关报《民立报》曾经进行过如下的阐述：

“吾国所以舍总统制而行内阁制者，则以数千年来专制之政治阴驱潜率，蒂固根深，已种毒于人心而莫由拔，今一旦覆专制，立共和，毅然决然采用内阁制，盖所以防专制之复生，立法命意至为深远。

法人初行民政，亦群相额手日：

专制之恶魔去矣，世人可食自由之福也!

无何拿破仑一世出，而共和颠覆；

无何拿破仑三世出，而帝政再兴。

则以当时总统之权过大，故由共和而变帝政，再由帝政而变王政，全国縻乱，几绵亘百年之久，而始底定也。

法人之采用英制，不知几经波折，几经阅历，而始有完善之内阁制焉。

今吾国之政制师效法人，盖以吾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