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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逸，是中国古代文学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是它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象在元代表现得如此强烈和普遍，无论是朝臣权贵，还是潦倒文人，都在吟咏着“归去来辞”；

无论是在传统的诗词文中，还是在新兴的散曲杂剧里，处处都可看到“钓翁”、“樵夫”的身影。

白朴作品中的林泉之咏便是这部交响曲中独特的一支。

白朴一生未仕，他将艺术创作作为其生命支点，留下了《梧桐雨》、《墙头马上》等传世名剧，还留下了一部记录其生平行迹和精神历程的词集──《天籁集》。

与时代的精神相一致，抒写避世之志与山林之趣构成了《天籁集》贯穿始终的主旋律。

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探讨白词中这种隐逸倾向的成因，对于正确地认识和评价白朴作品乃至元代文学的基本内容，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典范意义。

一

在科举长期废止，一般士人入仕无门的元代，白朴曾有幸在青年和中年时两次被当

1政者荐举入朝，但他都坚决辞谢了。

王博文《天籁集序》谓白朴“视荣利蔑如也”，即

是称美他这方面的品格。

的确，《天籁集》中大量的内容都是表现词人对功名荣利的淡漠之情和对隐逸山林的向往之志，由此，人们便很自然将白朴视为一位绝尘超俗、高蹈远引的古之逸士隐者，如明人陈霆作《酹江月》词赞白朴曰：

“松下巢由，竹间逸少，

2气韵真高洁。

坐间抚掌，溪山等是诗诀。

?

明人孙大雅《天籁集序》称白朴“诗酒优游，

以忘天下”。

然而，细读《天籁集》之后，却使我们相信白朴并没能忘却“天下”，也就是说其“避仕”并不意味着“避世”。

这是我们在探讨白词隐逸倾向时所必须清楚的一个前提。

从《天籁集》和已考明的白朴生平行迹看，现实生活中的白朴并不是一个遁入林泉

3而不问世事的隐士。

他一生都与上层官僚集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今存白朴词104首，

可确定为与官僚阶层交际有关的作品达30首，所占比例近三分之一。

白朴定居金陵前的几次南游，均与史、张集团的军事行动有关，白朴很可能是以参佐幕僚身分随军前往的，也就是说，他虽未正式出仕，却已实际参与了现实政治。

由此可见，白朴生平的主要交际圈是在官场之中，他虽未居官，却也并未离开官场这个“尘世”的中心要枢。

在主观意识上，白朴也始终未远离社会现实和时事政治，我们可清楚地在《天籁集》中看到：

词人有直接为元世祖歌功颂德，祝“皇祚绵绵”的寿词《春从天上来》；

有赞颂张柔“威震雄边”、“三军耀武”的《凤凰台上忆吹箫》；

有送史枢“镇西川”，以“八阵名成，七擒功就，南夷胆破”相期的《水龙吟》。

元初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在白朴词中留下了痕迹，如元军征伐广东、灭南宋混一天下、征伐日本失败等。

对元朝“混

一天下”的战争和“升平”局面，白朴也总是寄予期望和称颂，如《西江月》（过隙光阴流转）等篇。

白朴对“现世”的关注，还表现在他对民生疾苦的不能忘怀上。

如在一首《朝中措》词中他写了一次蝗灾给“田家”造成的惨痛损失，表现了深切的同情之心。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与入仕朋友交游的酬赠之作中，白朴又往往表达了一种明显的向往和赞美功名荣利的思想，如：

“羡指麾貔虎，斗印腰悬（《凤凰台上忆吹箫》）”、“喜气轩眉宇。

□卢郎、风流年少，玉堂平步。

车骑雍容光华远，不似黄梁逆旅（《贺新郎》）”、“雁门天下英雄，策勋宜在平吴后。

金符佩虎，青云飘尽，名藩坐守（《水龙吟》）”等，其中所表达的思想和其词中那些漠视功名的内容，很难想象皆出自同一作者之手。

对于词人作品中这类关心时政和称羡功名的内容，以往论者极少注意，或仅以“言不由衷”概之。

白词中这方面内容，主要表现在他与做官朋友寄赠唱和的应酬之作中，无庸讳言，其中难免有言不由衷的成份，但从总体上看，若谓其中所表达的入世心态和功名意识全为违心之语，则未免失于简单化。

白朴辞荐不仕的选择及其作品所表现的对人生出处毁誉的否定与对林泉隐逸的向往，的确表明了他对传统儒家人生价值取向的背离倾向，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其意识中传统价值观念存在的真实性。

元代社会，草原游牧民族入主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异变，如科举制的长期废置，儒士地位的下降等，由此而导致了士阶层对于儒家的价值信较之前代更多的怀疑和背离倾向（白朴辞荐及其词中蔑视功名的内容都具有这样的性质），但其社会的官本位体制并未改变，士阶层传统的社会作用并未丧失，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念也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的迹象。

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出自士人“安身立命”之本的济世之志和功名之欲，不可能在白朴的心理深层完全撤退。

金源较南宋亡于元蒙要早近半个世纪，前金的士大夫和后来长成的北方士人很自然便成了元蒙统治的主要官吏来源，也就是说北方士大夫较之南宋遗民士人更容易认同于元蒙的统治，也少有南宋遗民诸如“夷夏之防”一类的心理障碍。

白朴长成于金亡之后，虽未必心甘情愿于元蒙的统治，但也很难说对“故国”有多少记忆和感情，更不可能对南宋政权有任何理智上和情感上的认同。

此外，作为“士大夫”的白朴，“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和“大一统”的国家观必然引导他去关注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元军剪灭异邦，统一天下的战争，无疑与其实现政治国家统一与安定的理想相契合，因此若说白朴词中的这方面思想情感不是其政治倾向的真实流露，则难以令人信服。

白朴出身于前金显宦之家，其父白华曾任金国枢密院判官、右司郎中等要职。

壬辰之变后，少年白朴曾长期鞠养于其父执元好问家。

特殊的家族背景和父辈的教育与期望不可能不对白朴的人生价值观产生深刻的影响。

今存有关资料表明，并不存在许多学者

4所提到的白华不希望其子入仕的问题，也就是说白朴的归隐不仕与其家庭教育实无关系。

恰恰相反，其家庭和教育所赋予他的士大夫身份，使他一生都无法消除其心理深层的“用世情结”。

他虽然未曾入仕，也曾混迹于下层社会的瓦舍勾栏之中，但其士大夫的身分及其相应的文化素养，决定了他与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天然联系，只有在这个群体中，他才能找到与其身分相符的精神上的归属感。

其词中所表现的对时政的关注和对功名的称羡，虽属应酬，但也未尝不是他力图否定但终难根除的士人本能追求的复现。

白朴与一些权要显贵的交往虽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可能出于某种经济上的依赖关系，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一种基于“用世情结”的精神需要。

词人所无法真正割舍的功名意识，在其抒写怀抱的词作中也偶有直接的表露，如《水调歌头》写道：

“天地悠悠逆旅，岁月匆匆过客，吾也岂瓠瓜。

”这表明，避仕对于白朴，并非是其本来意愿，其归隐是别有隐衷的。

二

白朴虽未入仕却也未曾避世，但如果将“隐”作为“仕”的对立面来理解的话，白朴所选择的仍然是一条隐逸之路，尽管这条路还是在尘俗之中，但它所指向的精神目标却是对世事功名的超脱和否定，《天籁集》中有关隐逸的内容实际上表达的是词人对出世绝俗之境界“心向往之”的精神追求，而并非其真实生活的写照。

由上节所述可知，白朴对隐逸的选择，不存在以此表示民族气节的问题，也不存在欲仕无门的问题。

从归隐的动因方面来看，白朴在元代众多隐士中是独特的一类，既不同于仕进无望沉沦草野的“寒士”，也不同于“耻食周粟”，隐遁全节的遗民；

既不同于绝尘超凡，“高蹈远引”者，也不同于厌倦仕途，退居田园者。

就其生平遭际和作品的有关内容看，辞荐不仕对于白朴，是一种基于理性思考的主动选择。

导致这一选择的最根本的原因当是其思想中的历史幻灭感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生悲苦感。

《天籁集》中有许多用到“人生”或“生平”字眼的语句，最直接表现了词人对人生的看法，试拈出如下：

堪笑井蛙裤虱，不道人生能几，肝肺自相仇。

（《水调歌头》）

对淡淡长空，萧萧乔木，慷慨吊今古。

生平苦。

（《摸鱼子》）

人生几许，悲欢离聚，情钟难遣。

（《水龙吟》）

人生何苦奔竞，勘破大槐宫。

人生何苦，红尘陌上，白头浪里。

甚人生贫贱，刚求富贵，天教富贵，却骋骄奢。

（《沁园春》）

扰扰人生，纷纷世事，就里何常不强颜。

算人生行乐，少住为佳。

很明显，人生短暂，人生悲苦，人生“奔竞”无意义，这就是白朴人生观的基本内容。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白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王国维之所以极推白朴杂剧《梧桐雨》，认为它“沉雄悲壮，为元曲冠冕”，当与二人在悲观主义人生观上的契合有很大关系。

5王国维批评白朴词“粗率”，是说其缺少艺术上的创造性，而在主体精神上，白朴的词

曲是一致的。

下面所录《水调歌头》一词，集中体现了作者的人生悲剧意识：

予儿时在遗山家，阿姊尝教诵先叔放言古今忽白首，感念之余，赋此词云。

韩非死孤愤，虞叟坐穷愁。

怀沙千古遗恨，郊岛两诗囚。

政有一朝乐，不抵百年忧。

叹悠悠，江上水，自东流。

红颜不暇一惜，白鬓忽盈头。

我欲拂衣远行，直上崧山绝顶，把酒劝浮丘。

藉此两黄鹄，浩荡看齐州。

味词意此篇似为当年辞谢史天泽荐举后所作。

在作品中词人感慨人生短暂，否定对事功的追求，表达了他超然物外，远避世事的愿望。

作品起首提及五位古人，在词人看来，他们之所以穷愁囚死，就在于其对世事入而不返，过于执著，而且他们为之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世事，就如同东流的江水转瞬即逝，变得毫无价值。

这并非词人一时的激愤之语，而是基于其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人生的理解。

这一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其怀古之作中。

怀古是白朴词一项十分突出的内容。

这类作品大多作于其徙居金陵后。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金陵已不单是一个地名，一代又一代王朝在这里迅速地走过了其盛衰兴亡的历史，并留下一处处供后人凭吊的遗址。

没有哪一座城市比她更能引人发思古之幽情，所以“金陵”一词，在古代文人的笔下实际上已成了一个象征历史变迁天下兴亡的文学意象，而“金陵怀古”则成了一个长写不衰的主题。

白朴可能是唐宋以来作“金陵怀古”词数量最多的一位，这些作品集中地体现了他对历史真谛的求索和对人生意义的思考。

白朴初居金陵时曾有一首《水调歌头》云：

苍烟拥乔木，粉雉倚寒空。

行人日暮回首，指点旧离宫。

好在龙蟠虎踞，试问石城钟阜，形势为谁雄。

慷慨一尊酒，南北几衰翁。

赋朝云，歌夜月，醉春风。

新亭何苦流涕，兴废古今同。

朱雀桥边野草，白鹭洲边江水，遗恨几时终。

唤起六朝梦，山色有无中。

作品的思路是由今而古，又由古而今。

眼前的“旧离宫”、“石头城”，将词人带入已逝的往古，他于此看到的是“龙蟠虎踞”的雄险“形势”阻挡不了一个个王朝的覆灭，留下的只是没有“终”了的“遗恨”。

历史的流程盛衰无常，犹梦似幻，若有若无。

由古及今，他得出的结论是“兴废古今同”。

既如此，也就无需为世事感怀“流涕”，而应超脱人事的纠葛，投入自然的怀抱，“赋朝云，歌夜月，醉春风”，以此求得心志的畅适。

词中表达的这种历史的虚无感、幻灭感，是词人金陵怀古之作中反复吟咏的一个主题：

乌衣巷曾留下了他的无奈的慨叹：

“刘郎只见惯，金陵兴废，赠得行人鬓白。

又争如复到玄都，兔葵燕麦。

”（《瑞鹤仙》）南唐故宫前有他的怅惘：

“南郊旧坛在，北渡昔人空。

残阳淡淡无语，零落故王宫。

前日雕阑玉砌，今日遗台老树，尚想霸图雄。

”（《水调歌头》）陈后主落难的景阳井引起过他的沉思：

“去去天荒地老，流水无情，落花狼藉。

恨青溪留在，渺重城、烟波空碧。

对西风、谁与招魂，梦里行云消息。

”（《水调歌头》）在凤凰台上他曾追寻古人的行踪：

“怅吴宫幽径，埋深花草，晋时高冢，锁尽衣冠。

横吹声沉，骑鲸人去，月满空江雁影寒。

”（《沁园春》）这种基于沧桑之感的虚无主义构成了白朴基本的历史观，在其散曲和杂剧作品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如《梧桐雨》所写唐明皇的帝王之业由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