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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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中国实证会计的研究假说时，有必要区分国企和民企并分别提出中国国情下的可行性假说，根据市场化发育程度适时调整控制因素，还要考虑依据行业性质、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对企业进行细分讨论。

　　关键词：

实证会计理论，管理层薪酬假说，债务契约假说，政治成本假说

　　基于经济学和财务学的实证会计研究是西方主流会计研究方法，拥有管理层薪酬假说、债务契约假说和政治成本假说这三大假说。

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引入西方实证会计研究以来，也有不少研究对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三大假说进行了直接或间接检验，然而鲜有研究深入分析这三大假说是否符合中国会计实践，以及若不符合中国实践，其背后的制度根源是什么。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三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情况以及影响其适用性的制度根源，以助于中国会计学者发展出更符合中国实践的实证会计理论。

　　一、三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

　　整体来看，1997年是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分水岭。

在此之前主要是对有效资本市场假说的检验，之后的研究内容才更贴近会计问题本身，其中不乏对西方实证会计三大假说的直接或间接的检验。

（一）管理层薪酬假说的适用性检验

　　由于中国公司在2005年之前一般不披露具体的管理层薪酬契约，因此，在中国有关管理层薪酬假说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很多。

王跃堂研究了企业对三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其中以公司经理是否在公司获取报酬设置虚拟变量来检验管理层薪酬假说，但结果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吴东辉在对管理层薪酬假说的检验中，使用了企业投资机会组合和相对业绩水平作为经理人员最大化其薪酬动机的替代变量，考察其与流动性应计项目选择的关系。

结果表明，投资机会越多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增加收益的应计项目，同时，管理层有动机根据当期相对业绩水平来调整应计项目。

这一结果与管理层薪酬假说相符，但其可靠性所依赖的两个前提并不完全满足，即企业均把相对业绩水平用于薪酬目的以及投资项目越多的企业越可能采用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激励方案。

　　王克敏和王志超应用线型结构方程模型，以前三名高管年薪总额的对数作为高管报酬的替代变量，考察了高管报酬与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

研究发现，在引入高管控制权影响因素后，公司高管报酬与盈余管理的正向关系不再显著。

总体来看，受制于数据可得性和异质性，中国会计学者在检验管理层薪酬假说时运用了多种替代变量和实证方法，但总体而言管理层薪酬假说未能得到有力支持。

（二）债务契约假说的适用性检验

　　虽然研究者们几乎都使用资产负债率作为检验债务契约假说的代理变量，但结论大相径庭。

吴东辉的研究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使用增加收益的非正常流动性应计项目。

白云霞等对1996-1999年深沪两市发生控制权转移的130家公司的研究发现，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大，越可能通过资产处置使报告业绩大于阈值。

张然等使用了负债权益比作为代理变量，发现债务比例高的公司倾向计提更少的资产减值准备，而转回更多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这些研究成果都支持了债务契约假说。

然而，其他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李增泉以1998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719家A股公司和144家外资股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负债率越高的上市公司，其资产减值比率和当期计提比例越高，而且这一结果在统计上非常显著。

雷光勇和刘慧龙研究发现，对于1999年成功配股的196家公司来说，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进行正向盈余操纵的程度反而越小。

这些证据并不支持债务契约假说。

另有一些研究并没有得到显著结果。

王克敏和王志超对2001-2004年沪深上市公司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高低与盈余管理动机大小呈现负相关关系，但显著性不高。

王建新研究了2001-2004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发现，资产负债率高的公司进行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可能性偏大，但无论分年度还是全样本的检验在统计上均不显著。

刘峰和王兵选取1998-2000年同时发行A股和B股的217个公司年度样本，以“全部职业判断项目之和与A股净利润绝对值的比值”作为因变量的研究发现，资产负债率的符号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可见，债务契约假说也并不能为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提供合理解释。

　　（三）政治成本假说的适用性检验

　　在检验政治成本假说时，中国会计学者几乎，都使用企业规模作为代理变量，并多使用企业总资产或滞后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征企业规模，但验证结果也并不一致。

一些学者给出了规模假说得到支持的证据。

如，沈振宇等对1997年和1998年A股公司的检验发现，规模越大的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越大。

张然等的研究显示，以减值准备转回数额作为因变量时，以总资产自然对数代表的规模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符合规模假说；

以当年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作为因变量时，该系数的正负不定，显著性也不定。

但更多的研究得出了与政治成本假说相反的结论。

李增泉的研究显示，规模越大的企业，其资产减值比率和当期计提比例越低，即当期报告盈余会越高，并在总体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吴东辉研究发现，相对小公司，大公司更有可能夸大盈余。

雷光勇和刘慧龙研究发现，规模越大的企业其正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大。

总之，政治成本假说在中国会计环境下的解释力明显不足。

　　二、三大假说在中国不适用的原因

（一）股权融资动机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重启股票市场，其主要目的之一便是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融资来源；

相应地，中国公司上市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得股票融资；

而极为低廉的股权融资成本，进一步刺激了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

为了控制及有效监管中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中国证监会在企业上市、退市、配股、增发等标准中均设置了诸多门槛，而且为了便于监管，这些门槛大都与会计盈余密切相关。

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强烈股权融资偏好，再加上中国监管机构主要依据会计盈余指标对企业上市、股权融资和退市等进行监管，导致上市公司管理层有强烈的动机通过盈余管理来获得股权融资便利。

实证研究也表明，有配股、扭亏、保牌等与股权融资相关动机的公司更容易粉饰其盈利能力指标以规避监管。

相比之下，由于西方资本市场上股权融资成本一般并不显著低于债权融资成本，西方上市公司并没有如此强烈的股权融资动机。

事实上，按照优序融资理论，西方上市公司首先偏好内部留存收益融资，其次是债权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

同样，西方资本市场上，虽然达到分析师预测数和避免亏损也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但其并非明线监管门槛。

这些都决定了股权融资需求只是西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之一，而并非主导性动机。

（二）公司控制人属性与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

　　西方实证会计研究的制度前提是成型的市场经济和相对有效的市场，由此形成的实证会计理论直接用于中国这一转型经济下的新兴市场时，必然会丧失原有的隐含制度条件，假说不成立在所难免。

在中国会计实证研究中，样本主要取自上市公司，而其中70%左右的上市公司都是国有控股，这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平均只有几十家国有企业相比，这一制度层面上的差异是显著的。

因此，可从国有与民营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差异着手探寻三大假说在中国不适用的根源。

　　1.对管理层薪酬假说的影响。

　　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薪酬水平总体上仍处于管制状态，这降低了管理层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的敏感性，也直接降低了管理层出于薪酬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的积极性。

而且管理层的持股量偏少，股票期权制度也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施行，这也降低了管理层出于股票期权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的积极性。

薪酬管制的后果是国有企业高管的部分报酬表现为隐性的在职消费行为。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在职消费与国企业绩正相关，这也降低了高管出于在职消费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的积极性。

如，罗宏和黄文华运用2003-200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相对非国有控制公司，国有控制公司高管人员在职消费程度与公司业绩负相关。

卢锐等运用2001-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年报及附注披露的费用信息进行的研究表明，在职消费与管理层权力正相关，与经营业绩负相关。

　　陈冬华等发现，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对公司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即在职消费并没有发挥对公司业绩的正面激励影响。

总之，由于公司管理层薪酬更多表现为隐性的在职消费而非显性的薪酬契约，并且在职消费与经营业绩的关系往往表现为非线性，这些都抑制了管理层出于提高薪酬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的积极性。

不过，也有研究认为，虽然国有企业的货币激励不足，但国有企业高管有可能因业绩突出而获得政治升职，所以国企高管仍有可能出于升职动机而进行盈余管理。

然而这种解释存在两个缺陷：

一是有案例显示，有些国企高管业绩较好，不但没有得到升职，反而被调职。

二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一个特征是大股东集中持股，管理层受到国资委或国有控股股东的严格直接监督，这导致高管难以通过操纵会计盈余以获取升职。

总之，由于薪酬管制、薪酬激励失当、大股东监督等特征，大大降低了国企高管通过盈余管理获得私人收益的空间，从而降低了此类盈余管理的行为。

　　2.对债务契约假说的影响。

债务契约假说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债务人为了规避债务契约约束而进行盈余管理。

然而，由于中国上市公司多由国企改制而成，主债权人往往也是国有商业银行，容易导致国企债务契约的软约束问题，从而使债务契约假说失效。

另外，中国企业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企业集团和内部资本市场的大量存在。

企业集团内部融资及母子公司间关联交易较为普遍，这导致当集团成员企业面临债务违约风险时，可以通过母公司担保或还款等形式避免债务违约，因而集团成员企业不必通过盈余管理来规避债务违约，即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也降低了外部债务融资的重要性，相应地降低了债务契约对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程度。

　　3.对政治成本假说的影响。

政治成本假说认为，大企业为了避免监管，倾向于做低利润。

但由于制度背景差异，政治成本在中国可能呈现另一种特性。

布希曼等认为，当政府积极干预经济时，企业有可能向上操纵盈余，以便使自己看起来更健康，从而从政府处获得更多资源。

中国经济的政府高干预特性，特别是由于地方政府绩效主要基于当地经济发展，因而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动机去扶持绩优企业，并剥离亏损国有企业。

这导致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有动机操纵盈余，以获得政府扶持。

而地方政府对本地上市公司实施优惠政策和大力扶持，使得上市公司不仅不会因规模偏大而被多增税，反而有可能得到更多的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

因此，西方大企业因盈余过高引致政府监管和税收管制等假说，在中国情境下并不完全适用。

　　三、结论

　　总体而言，我们并没有发现三大假说在中国得到了强有力的验证。

这说明我们在借鉴、引入西方实证会计理论时，有必要保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和质疑的精神。

西方国家的公司与中国上市公司在盈余管理动机、公司控制人属性以及制度背景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尤其是国有企业在管理层薪酬契约、负债融资行为以及政治成本等方面与西方私营企业之间存在的差异巨大。

相比之下，中国私企在许多维度上与西方私企较为类似，因而三大假说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中部分成立，一些实证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猜测。

因此，在构建有关中国实证会计的研究假说时，有必要分别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讨论。

不过，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上升，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也在向现代管理制度过渡。

因此，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三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也将趋于上升。

为此，未来的研究除了区分企业控制人差异外，另一个需要控制的因素显然是各地市场化发育程度的差异。

此外，还要考虑依据行业特征、生产者行为、消费者行为等对企业进行细分研究，而不仅仅拘泥于西方实证会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