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本土社会工作建构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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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工作/现代化/本土化

　　【英文标题】TraditionalCulturesandtheConstructionofLocalSocialWork:

AnalysisofSocialWorkLocalizationintheViewofModernization

　　【作者简介】杨生勇（1966-），男，湖北省随州市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王才章，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中图分类号：

C91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433X（2011）06-0074-04

　　社会工作是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但其价值理念以及方法技巧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知识传统以及希伯来的宗教传统。

伴随着西方文明向全球推进，社会工作在移植到其他国家的时候需要面对当地的服务对象，即“现代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主要是外来的，但服务对象和处境却永远是本土的”[1]。

加之西方现代化自身的伦理困境以及全球化的普遍趋势，需要各国作出本土化探索以应对和适应国际化，各类知识体系开始沿着其自身的逻辑演进，传统文化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各学科知识体系力求挖掘其立足环境中的本土资源，这一知识内部的整合运动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本土化运动。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研究在中国大陆开始引起关注。

本土化所反映的是一种变化和过程，它指的是外来的东西进入另一社会文化区域（“本土”）并适应后者的要求而生存和发挥作用的过程[2]，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目的是为了给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帮助，而不是人为地设置专业障碍[3]。

从关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研究文献来看，当前本土化研究主要围绕如何挖掘传统文化内涵来印证和补充社会工作的价值内涵，比如何雪松提出从本土思想资源中寻求智慧，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2]；

还有就是从中国本土已有的助人模式出发，探讨如何实现社会工作实务的本土化，在社会工作进入本土之前，中国人主要是凭借以差序格局为原则的民间互济体系和以身份隶属为原则的政府助人系统来获取帮助的[4]。

有关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这两种探索，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笔者在此重拾这一言路，将社会工作置于现代化的视野内进行考察，通过中西文化源头上的差异说明不同的助人理念与求助模式，然后讨论在中国的近代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服务与社会工作的兴起和发展，以本土化为纬，现代化为经，描述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的发展以及探索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路径。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

　　1.文化探源：

近代以前中西助人服务模式的比较及走向。

因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而使得中西助人服务模式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走向。

近代以前西方按照理性和宗教传统组织社会，宗教与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在中世纪基督教力量主宰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时候，教会成了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

在人人都信教的社会里，每个人也都自觉的按照《圣经》的要求去为其他人提供福音。

《圣经》里有这样的话：

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

为上帝服务、使灵魂得自由成了西方传统社会中帮助别人的动力和使命。

所以早期的社会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宗教和基督徒来推动，他们在传统的宗教精神和新型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指引下，自发组织力量缓解工业革命后出现的犯罪、失业、自杀、饥饿等社会问题。

在社会工作早期发展史上著名的美国赫尔大厦就是由宗教徒赫尔为下岗失业、流浪乞讨的人而创办的。

在中国，遵循的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中心主义，通过家庭伦理来定义个体，个体的需求一般通过家族来满足，家族为个体提供直接的帮助，同时个体也要求为家族的发展而努力。

由家而推演至国，在家国的传统建构中，国家也为有需要的个体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服务。

《周礼·

地官司徒》中提到：

“以保息六样众民：

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赈灾，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

”同时在各个朝代都有为弱势群体提供救济和保障，比如说汉朝之取款于国家仓库以救济贫儿，宋朝所行之青苗法，元朝建立济贫院以收养贫民等。

在民间也有像北宋蓝田人吕大钧兄弟在其家乡所制定的《吕氏乡约》（也称《蓝田乡约》），约中规定同约人要：

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国为主体建构的助人服务体系。

但中国传统社会自近代以来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原有的助人服务模式没有按照预定的轨迹发展下去，而是出现了某种断裂，但如余英时（1986）所说，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可以与现代生活兼容，传统与现代并非决然断裂。

所以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新型的助人服务模式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推广出去，仍然会遭到传统助人服务模式的冲击，而如何在一种普世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契合当地实际，才是最值得考虑的问题。

　　2.启动与抉择：

东西文化碰撞和早期社会服务的肇始。

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东西文化遭遇剧烈碰撞，在这次东西文化的交汇中，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价值系统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传统社会的制度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开始消解或者受到压制。

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中，各种社会问题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呈现出来。

中国现代化进程作为一种“防御型”现代化，从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到制度再到文化，伴随着西方文明的推广，西方传教人士开始以传教的目的在中国开始开办教育以及一些扶贫救济活动，作为一种由西方传入的新型的社会服务模式开始进入中国社会。

与此同时，中国的归国留学生及近代开明知识分子也开始通过各种社会运动及社会服务摸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据当时统计，约有700个公私团体致力于乡村工作，建立的各种实验区多达一千余处，可谓盛极一时。

影响力较大的有晏阳初领导的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梁仲华、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无锡省立民众教育院，中华职业教育改进社在徐公桥一带的乡村实验以及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等[5]。

同时基督教在这时也以乡村建设运动来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这在另一个方面也促进了中国早期社会服务的发展。

比如说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他们通过主办或协办了一些重要的乡村工作会议或训练班，推动基督化家庭运动（包括宗教教育与平民教育、家庭卫生、家庭经济、家庭娱乐、父母教育等），以及推动乡村电化教育和乡村工业建设、文字事业等[5]，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但由于抗战及政治原因，这种早期的社会服务探索难以形成规模和持续发展。

但是这其中积累的社会服务经验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借鉴，那时他们就在思考如何将西方的社会服务方法和理念在中国社会中发挥最大效用。

　　3.国家一体化：

传统的另一层解读与国家福利的建构。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段特殊的时期。

传统社会的文化特质在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身上开始以一种革命化思维予以体现，他们曾经也都受过传统文化的浸润，其中有些也有过留洋经历，在完全摈弃传统与全面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之间，又在外部国际环境的压力之下，一种民族尊严、自力更生的精神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政治力量变成坚决的社会主义行动，而这在政治运动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社会经济运动中开始体现出来。

这些现代化实践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有着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些“理想型”的社会实践不仅仅是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也在领导人的决策中体现了出来。

中国人民公社的现代化实践与道教共产主义、平均主义思想不无关联[6]，毛泽东的人民公社的理念，多数情况是以马克思主义原则表现出来的，但有时他的理念与实践仍表明他的思想深处，在一定程度上仍受中国儒道理念以及外来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6]。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这段特殊时期，各种社会行动皆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通过城乡二元体制和单位制的实施为公民提供福利，在社会的高度同质性以及固定的社会分层和社会趋于静止的状态下，社会服务基本上是由国家来提供。

在这种理想状态下，我们可以看出有史以来国家力量的强力作用，可以看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通过传统文化与外来思想变异出新型的制度模式。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时期，其探索是一种值得总结和研究的经验教训，在这段时期，国家之外的社会服务活动及高校有关社会服务的专业都被整合到国家一体化的模式之中。

但作为特殊时期的一种理想服务类型，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难以适应，但却可以为以后的社会服务提供参照，这同时也是外来社会服务本土化实践。

　　4.重建与反思：

转型期社会工作的建立及其本土化行动。

改革开放之前，社会处于高度禁锢的状态，各种社会问题也被化解在一定范围之内。

而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开始使劳动力挣脱原有社会环境的束缚，转向更开阔的天地。

商品经济化大潮所带来的企业改革、下岗失业、劳动力流动等使中国现代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历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在之前被取缔的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也开始在部分高校重建。

进入90年代至21世纪以来，在经济发展一段时期后社会进入转型期，社会结构开始发生改变，就业、教育、医疗、贫困等社会问题开始凸现出来。

社会工作作为解决或缓解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社会问题的职业和专业，在中国大陆也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从2000年以来，大陆高等院校开始纷纷开设立社会工作专业，有关社会工作试点以及机构建立的工作也在政府的推动中逐步进行，同时与社会工作有关职业制度也在着手建立。

这是我们目前可以感受到的社会工作发展的现状，在推动社会工作在中国大陆建立和发展的实践过程中，有关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行动和研究却需要引起格外的重视。

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化既具有国际化的特点，同时也具有文化传统所带来的本土特质，作为以现代化为产生背景的社会工作，不能不兼顾中国自身的现代化特点。

从目前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行动和研究来看，传统文化正在成为有待挖掘的思想资源和在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时须考虑的因素，至于如何进行，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7]。

　　二、悖立与整合：

对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关系的思考

　　社会工作是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的产物，因此社会工作本身就具有现代性特征，但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理论方法、实践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来自西方传统文化资源，再者社会工作置身的社会环境以及服务对象本身也并非完全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轨迹，其不是凝固的、一元的以及完全与传统决裂的，萧萐父（1999）提出用“历史的结合点”这个概念来联接传统与现代。

所以，传统文化是以隐性状态置身现代社会环境之中，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并不对立（余英时，1986）。

作为产生于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且兼具传统文化特质的社会工作，在主动参与推进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自觉考虑到各地社会和文化的特点，而各国、各地区的社会工作人士也在以一种文化自觉的心态主动推进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运动。

在今日现代化成为世界主流趋势的同时，本土化的探索试图扭转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以本土社区的文化特质为出发点，勾连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以期社会工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