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的经济成本和效益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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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

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

”①一般地说，城市是有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的，这一点首先要肯定。

城市经济学早就从理论上论证城市最佳规模的存在。

巴顿在他的书中给出的城市规模的成本效益曲线①就是一个例子。

图中AB是合并平均效益曲线，表示由于城市扩大规模而增加的平均每人的效益从开头迅速增长，后来上升趋势减弱，最后下降。

MB是边际效益曲线，表示城市每一增加成员应有的效益。

AC是城市平均生活费用曲线，它随城市人口增加、城市面积扩大而趋于上升，但在人口极少的情况下，开始可能有些下降。

MC是边际费用曲线。

P1是城市最小合理规模，人口少于P1的城市是不经济的。

P2是城市生活每人净效益最高时的规模，AB与AC之间的差最大，对现有的城市居民是最理想的。

但这时MB＞MC，城市人口仍然要增加。

P3为城市化所得到的总的纯效益达到最高时的规模，这时社会效益最高，对决策者最理想。

但这时AB＞AC，对个人来说，只考虑平均效益，因此人口可能继续集中。

P4处AB=AC，这时如不能制止人口增加，就要超出最佳规模的上限而不经济。

需要重视的是，理论模型中的曲线形状不是很确定的，所以P1、P2、P3、P4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值。

当城市人口规模达到相当数量，由于人口密度过高，效益下降时，人口会扩散，使人口密度下降，城市地域扩大，这时会产生新的效益、费用曲线，产生新的交点。

①

迄今为止，城市的最佳规模应该多大，众说纷纭。

现在没有，今后也许也不会有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通过对中国1984年295个城市的研究，笔者发现：

①随着城市规模级的提高，中国城市按人口平均和按工业职工平均的工业产出水平存在着逐级提高的总趋势。

这种趋势反映在：

各规模级城市的人均和职均产出的最低下限值基本上随规模级而提高；

分布在平均效益值以上的城市的概率随城市规模级而逐级提高；

不同规模级的人均产出和职均产出基本上逐级提高。

但如果按较细的规模分级，有个别例外，因此，这只是一个总趋势。

②城市的产出水平和城市规模之间并不是很紧密的关系，统计上是一种弱正相关。

几乎各种形式的一元回归，相关系数和F检验值都比较低（表67）。

如果把人均产出与城市规模的295个样本放到双对数

表67 

中国城市人均产出、职均产出（Y）与城市规模来源：

考试大

（X）的一元回归结果（1984年）

坐标纸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相当分散的散点图。

虽然两者存在一种粗略的正相关关系，但离差很大。

而且城市规模级越低，离差系数越大。

职均产出与城市规模之间的相关程度更低。

以上两点结论对于正确理解城市的规模效益是缺一不可的。

看不到第一点，就会否定大城市的经济效益一般来说确实比中小城市好。

从而片面强调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

看不到第二点，就会把大城市相对较好的效益优势强调到不恰当的程度，从而片面强调发展大城市，认为城市越大越好。

这两种倾向都应避免。

既然城市的工业经济效益和城市规模之间只是一种弱相关关系，那么中国的城市工业经济效益在宏观上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呢？

这里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来解析这个问题。

对城市工业经济效益的分析从两方面进行考察：

①劳动力投入的产出效益，取城市工业职工人均工业净产值，简称职均净产值（Y1）；

②资金投入的产出效益，取城市百元工业资金实现的年利税，简称百元资金利税率（Y2）。

采集者退散

中国城市工业经济效益高低相差可达百余倍之巨，经过大量分析，选择了7个影响因素来解释这种差距：

①城市规模（X1），反映城市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影响，用市区非农业人口表示；

②工业投资强度（X2），反映工人技术装备水平的影响，以城市市区每个工业职工平均拥有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表示；

③交通条件指数（X3），反映城市对外交通手段及其便捷程度的影响，用反映公路、内河、铁路、海运条件的综合指数值表示；

④离最近海港的远近（X4），体现从沿海到内地经济条件的梯度差异的影响，对铁路、公路、内河航运取不同权数，结合图论的方法，把实际距离折合成标准距离；

⑤企业规模指数（X5），反映城市工业规模结构的影响，用城市大型企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表示；

⑥工业结构指数（X6），反映各工业部门不同全员劳动生产率对城市工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劳动生产率高的工业部门比重越大，城市的工业经济效益越好。

用各工业部门全国平均全员劳动生产率极差标准化以后的数值为权系数，把各城市市区的工业产值的部门结构折合成一个指数值；

⑦工业专门化指数（X7），反映城市工业专门化程度的影响，用城市市区工业部门产值结构的罗伦兹曲线的不平衡指数表示。

多元线性回归的标准回归系数的大小和位序可以表征每个因素对城市经济效益的影响力大小。

分析结果表明，对全国城市而言，影响我国城市工业经济效益最重要的因素是工业投资强度和工业结构。

城市规模因素虽然是正相关，但对城市职均工业净产值的影响力排在第五位，对城市百元资金利税率的影响力排在第二位，进一步证实了城市规模与效益间弱正相关的结论。

大型企业的比重在多种情况下表现为负相关，既出人意料，又不得不令人相信我国大型企业的经济效益亟待提高。

离东部港口距离和交通条件指数反映了地理区位对城市经济效益不是可有可无的因素。

工业专业化程度对经济效益的提高也发挥积极作用。

论城市规模政策与城市规模效益

作者:

秦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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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尊文（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武汉430077）

摘要实证与理论研究都表明大城市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多重规模效应。

针对我国城市集聚程度较低、规模效益较差的现实，应当调整我国现行的城市规模政策，走以集中型为主的城市化道路，以充分发挥城市的规模效益。

关键词城市规模　规模效益大城市小城镇

作者简介秦尊文，男，1961年生，湖北荆门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经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

一、我国城市规模政策轨迹

许多人认为，目前坚持的以小城镇道路为中国特色的城市规模政策始于80年代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大问题”。

实则不然，这种小城镇政策偏好起源于新中国建立之初，费孝通先生不是这种偏好的始作俑者，而是集大成者。

早在建国初期，国家最高领导人就曾明确指示“城市太大了不好”，要“多搞小城镇”。

这种主张成为影响至今的城市规模政策的实施基调。

1955年5月，国家建设委员会召开有关工业布局与城市建设问题座谈会，就集中研究了如何发展中小城市，不发展大城市，城市不宜过分集中等20个问题，其中渗透着城市分散发展和均衡布局的思想，抑大崇小的规模政策导向十分明确。

1956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指出：

“根据工业不宜过分集中的情况，城市发展的规模也不宜过大。

今后新建城市的规模，一般可以控制在几万至十几万人口的范围内。

”

1965年之后，国家进行“三线建设”，更是明确提出了“大分散、小集中”，工厂布点要“靠山、分散、隐蔽”，这也成为新建城市的指导性方针。

1978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

“大城市的规模一定要控制。

今后，各城市都要有人口和用地规划的控制指标。

……五十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要严格控制，切实防止膨胀成新的特大城市。

中等城市要避免发展成为大城市。

”“今后23年（到2000年）行将建设的上万个大中型项目，都应按照大分散、小集中和多搞小城镇的方针进行合理分布，摆到中小城市去，大部分尽可能摆到小城镇去。

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中强调：

“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1990年4月1日开始执行的《城市规划法》，以法律形式宣示了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

“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这是目前仍在执行的现行法律，是城市规模政策的法律基础。

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

“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更快增长。

”1999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又提到：

“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

”从80年代中期的“小城镇，大问题”上升到90年代末期的“小城镇，大战略”，小城镇在我国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了。

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五”计划提出，“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

显然，“十五”计划所强调的城市发展重点仍然是小城镇和中小城市。

为了突出这一意图，“十五”计划还特别强调，要“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

笔者认为，我国各个时期出台的城市规模政策在当时都有其一定的、合理的依据。

如在50－60年代在短缺经济特征十分突出的情况下，通过抑制大中城市的发展以压缩消费、集中资金搞建设，是有一定道理的；

60年代中期－70年代初期，搞“山、散、洞”，是基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判断；

80－90年代中期大力发展小城镇，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受户口的限制，农民只能“离土不离乡”。

但是，城市规模政策上的一味抑大崇小，会阻碍我国城市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实践的发展，并未完全按照“十五”战略规划的上述设想展开。

2000年以来，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活力的，恰恰是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

“小城镇，大战略”作为发展我国农村经济的一大战略无疑是正确的，但小城镇作为我国城市化战略重点和战略方向则是完全错误的；

至于现行的《城市规划法》中“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提法已经过时，应予废除。

因为抑大崇小的城市规模政策，不符合新世纪城市发展的要求，不利于城市形成合理的规模，从而不利于取得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规模效益。

二、城市规模与经济效益

城市的经济效益是由人口的聚集和资本的集中带来的。

恩格斯曾这样描述过伦敦：

“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集聚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

”[①]从理论上说，规模效益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城市形成的以产业和人口高度集中为重要特征的密集型经济，为企业之间进行现代化的生产协作与联合提供了有利的环境空间，从而形成了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

大城市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大大节约了企业的筹资成本，大量企业聚集造就信息资源共享与技术、人力资源的溢出效应，减少了企业的交易费用，从而获得城市的范围经济效益，进一步拓展了城市的发展空间。

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经济效益有一定程度的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