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研究综述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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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王礼锡君》、致干的《没落的贵族诗人李长吉――鬼的呻吟，幻的追求》等。

1935年，朱自清《李贺年谱》的发表,标志着李贺生平研究进入了一个系统、深入的阶段。

一年以后，周阆风又出版了《诗人李贺》一书，对李贺生平作了一些补证，书后所附《李贺年谱》参考朱自清谱处甚多，然亦有发明。

　　可是从三十年代中期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李贺生平研究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梁超然于七十年代末发表的《李贺生平行踪的一点新探索》打破了这种局面，对朱自清谱中不详之处作了补考。

此后刘衍的《读杜甫的〈公安送李晋肃入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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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李贺的一份重要材料》、《关于李贺的家世――读杜甫的〈公安送李晋肃〉》在发现新材料的基础上对李贺家世作出了新的考证，游志坚《读朱自清先生<

李贺年谱>

札记》对朱自清谱进行了一些辨正、补考,杨其群的《李贺诗与八关十六子》、《李贺生卒年辨正》也都对李贺的生平有新的见解.

　　综观以上成果，我们发现近百年来的李贺生平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的：

　　生卒年　李贺的享年向有二十四岁、二十六岁、二十七岁三说,本世纪人们的看法也不外乎此。

（1）二十七岁说。

田北湖《昌谷别传并注》首先对李贺享年二十四岁的说法提出商榷，认为李贺享年二十七岁,且认为李贺生于贞元六年，卒于元和十一年.此后持二十七岁说者甚多，但是在李贺生卒年的说法上却不尽相同，其中郑振铎《中国文学者生卒考》、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朱自清《李贺年谱》等对李贺享年及生卒年的看法与田北湖全同；

而万曼的《诗人李长吉》虽也同意二十七岁的说法,但他认为李贺当生于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卒于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

王礼锡的《驴背诗人李长吉》、《李长吉评传》、周阆风的《诗人李贺·

李贺年谱》及杨其群《李贺生卒年辨正》都认为李贺生于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卒于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

（2）二十四岁说.本世纪持二十四岁说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如何崇恩的《李贺生年考》就认为李贺只活了二十四岁,生年当为贞元九年（公元793年）；

游志坚的《读朱自清先生〈李贺年谱〉札记》也认为二十四岁说比较可信，然作者又肯定了朱自清关于李贺卒于元和十一年的说法，并认为杜牧《李长吉歌诗序》中“贺死后凡十有某年”之“十某年”乃“十有六年”之误，由此推算李贺当生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

　　（3）二十六岁说。

三十年代李嘉言在《为“长吉生的考证”质王礼锡君》一文中就曾指出王说“二十七岁”不足为定论，谓尚有二十四岁、二十六岁诸说，则当时已有持二十六岁说者,后来于必昌的《李贺生卒年新证》坚持认为李贺当生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卒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享年二十六岁.

　　家世田北湖《昌谷别传并注》说李贺“系出大郑王房,食租于东都”；

王礼锡的《驴背诗人李贺》中“长吉的家世”一节对李贺其父、其母、其妻、其弟均有所涉及；

朱自清《李贺年谱》在同意田北湖、王礼锡所云“贺当出大郑王”的基础上，作了补充论证,而且还特地指出清华大学三三年度毕业生阎崇璩所作论文《李长吉年谱》“独主贺出小郑王后"

，“然其说难自树立”.刘衍《读杜甫的〈公安送李晋肃入蜀..。

。

.。

〉――研究李贺的一份重要材料》及其《关于李贺的家世――读杜甫的<

公安送李晋肃〉》两文均指出闻一多先生曾在《少陵先生年谱笺证》中虽曾据此诗推断李晋肃与杜甫有“姻娅"

关系，但没有进一步论证，故刘衍在论证之后认为,他们之间是较远的舅表兄关系，而且他们可能在孩提时代就有过文学上的交往或生活上的接触.

　　生地与籍贯　田北湖《昌谷别传并注》首先指出旧说李贺家居陇西，实误，认为李贺寄家洛阳，“祖上有南北园在宜阳南山中,后人因其居地所在而称之曰昌谷”。

王礼锡《驴背诗人李长吉》中“里籍的考证”一节对田北湖对李贺的生地的考证深表同意，也认为李贺的生地在洛,故居在昌谷（洛阳后门外）.朱自清《李贺年谱》也认为李贺“居河南府福昌县之昌谷"

，而且对昌谷考证更细。

后来学界对李贺生地的认识皆沿朱自清说而无异议。

　　赋《高轩过》的时间　旧籍谓李贺七岁作《高轩过》诗，本世纪学界几乎都认为此说不确，但是至于李贺何时赋《高轩过》诗,人们看法也不一致。

如田北湖《昌谷别传并注》认为李贺十八岁作《高轩过》,非七岁作。

王礼锡《驴背诗人李长吉》也认为《高轩过》诗乃元和三年与韩愈初相识时作，是年李贺十八岁。

其《李长吉评传》又云:

“《高轩过》非七岁所赋。

且看’我今垂翅附冥鸿‘等句的语气,明明是穷途潦倒的话。

七岁的孩子，方且'

总角荷衣‘与社会不生关系，何以就有失意之感？

并且’书客‘’秋蓬‘也不是在家中的口气。

所以即不深考事迹，在语气上也可证明他的错误.”朱自清《李贺年谱》则在对李贺、韩愈、皇甫湜三人行迹详加考证之后,认为元和四年李贺二十岁时，在东都，韩愈、皇甫湜相过，贺为作《高轩过》诗。

周阆风《诗人李贺·

李贺年谱》认为元和四年李贺十九岁时赋《高轩过》。

游志坚在其《读朱自清先生<

李贺年谱〉札记》中则认为李贺初见韩愈应为元和四年,不是元和二年；

《高轩过》应写于元和四年六月十日后（按其所定李贺生于贞元九年的说法推算，李贺时年十七岁）.

　　潞州之行　朱自清的《李贺年谱》认为李贺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秋曾至潞州,依张徹，时徹初效潞幕，元和十年，自潞归，卒。

后来，王礼锡的《李长吉评传》周阆风的《诗人李贺》、傅经顺的《李贺传论》及刘衍的《李贺诗传》基本上都沿用朱自清的说法。

但是，梁超然则认为朱自清《李贺年谱》对李贺到潞州一事说得不够清楚，故先后撰《李贺生平行踪的一点新探索》、《李贺潞州之行新考》对此事进行补考，他在前文中通过对僧无可的《送李长吉之任东井》诗的考证，提出了四点新见：

（1）李贺曾到过代州雁门的东陉任官;

（2）李贺到潞州是与张彻相会，并非“往依张彻"

;

（3）李贺到潞州的时间不一定如朱自清所说在元和九年，而很可能在元和四年左右；

（4）由于李贺在代州雁门的东陉生活了一段时间，所以写了《雁门太守行》、《北中寒》、《平城下》、《长平箭头歌》等等反映代、潞一带生活的作品。

后文则认为李贺到潞州大约在元和六年或稍前。

吴企明的《李贺》虽然同意朱自清说李贺到潞州依张彻的观点，但是在时间上与朱说不一致，认为“就在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六月下旬的某一天,他出发到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去。

”

　　其他　有一些学者还对李贺生平中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考证，如：

对于李贺所任官职，旧籍说是协律郎，田北湖《昌谷别传并注》首先指出,李贺所补官职应是奉礼郎而非协律郎.万曼《诗人李长吉》中认为李贺实已举进士,而人毁之；

非如新、旧《唐书》之谓，贺不肯就也。

王礼锡的《李长吉评传》中则有李贺结婚时间的考证，他认为李贺早婚,结婚在十八岁前,《后园凿井歌》“似是新婚时所作”。

李嘉言《为“长吉生的考证”质王礼锡君》认为，王礼锡《李长吉评传》中所说元稹“倡嫌名”说“不足信”，元稹无毁李贺之可能。

洪为法的《李贺之死》则讨论了李贺死的传说，认为这不是荒诞无稽之谈，文章从李贺一生之心理、思想之特点说明此事也可有正当的解释的。

另外，前人几乎都认为李贺自潞州归后即卒，而吴企明的《李贺》一书则指出，李贺在游潞州之后因淮西战乱并未直接回乡,而是“干脆南游吴会”，且“先后到过金陵、嘉兴、吴兴、甬东（今浙江省定海县）等地”，并与沈亚之交游,创作了许多描写江南风物的诗作。

“淮西战乱稍为缓解，李贺就从江南北归家园"

，“回家后不久，这位青年诗人终因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

　　二、性格和思想研究

　　李贺奇诡瑰丽的诗风,与其独特的心理、性格和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人们在研究李贺诗歌的同时,也对李贺的心理、性格和思想给予较大的关注。

大致说来，在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多注意李贺的社会观、人生观;

五六十年代则着眼于李贺对国家、人民之态度;

七十年代由于受到“评法批儒”运动的影响，人们多探讨李贺的法家思想和无神论色彩；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李贺思想、个性的研究走上了比较科学、客观的轨道，人们除了较全面深入地研究李贺的思想，还分析了李贺的心理特点和性格特点.

　　本世纪上半叶　万曼的《诗人李长吉》是本世纪较早述及李贺的思想、性格的论文，文章认为，“长吉的人生观，同许多诗人一样，同是对酒当歌的作乐态度..。

..。

而且气度窄小，拘拘于世禄厚薄。

　　王礼锡的《驴背诗人李长吉》有一节专论“长吉的癖性”，不过较之李商隐的《李贺小传》、杜牧的《李长吉歌诗叙》并无多大的深入。

　　江寄萍《李长吉诗》认为，“从李贺各种古怪的脾气,和他倨傲的性格上看来，他多少是有点神精病的。

”文章还分析了造成李贺诗歌中悲感的缘故：

“一方面是身世的凄凉，一方面是因为天宝大乱之后，社会的种种现象都不安定,自己目睹的一切，自然不无感触.阴险的世途，使他感到人生更深的痛苦。

　　相对说来，致干的《没落的贵族诗人李长吉》对李贺的思想的探讨则要细致、深入得多，他不同意王礼锡《李长吉评传》中说李贺“是由贵族蜕化的小资产阶级性的士大夫阶级”的论点，他认为李贺“纯粹是一位贵族诗人"

，“他的立场,是地主阶级的立场"

因此该文着重探讨了李贺“对于当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的农人与小民的态度”。

文章认为，李贺不但“没有同情农人和小民的痛苦，在他的诗中，他还写着他的生活是建筑在对农人和小民的剥削上”,“他的意识,正是一般贵族地主的意识,他的诗歌，正是歌吟着一般地主贵族的要求,他的阶级性是非常鲜明的。

文章还分析了李贺“鬼与幻的没落意识”，认为长吉诗中的没落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的形态上：

1、聊以山野田园自慰,2、失意的感伤到鬼的呻吟，3、生命的悲哀,4、幻的追求。

　　和前此人们多沿袭旧籍所说李贺“性孤冷落，不与人合”不同，周阆风的《诗人李贺》则开始探讨李贺性格的社会原因，文章认为，“李贺的时代,不容他能优游，这样，就成了他消极的怪僻的性格。

加以自己又因应举而受人倡嫌名之说，阻止了他上进的路途，于是更为消极冷僻。

这性格逐渐扩张下去,达到极点，因此也就更觉怪诞诡异。

.所以，他实在并不是天生的鬼才鬼仙，而是时代社会所逼成他的。

　　五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以后，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影响，学界比较注重李贺对人民的态度的探讨，而且由于当时人们对这一价值评判尺度认识和操作的差异，还形成了对李贺的思想评价以肯定为主和以否定为主的两派观点。

　　一、肯定派.

　　五十年代，陈贻焮的《论李贺的诗》是较早一篇对李贺诗歌的思想性给予肯定的论文。

该文认为,“李贺的诗歌，采用了各种不同的题材，从各个方面展示了诗人和他同时代许多失意的、受压迫的人们的悲惨命运、他们的痛苦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追求自由、幸福和美好的生活的强烈意愿，都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黑美学价值，都是应该肯定的.”

　　后来，为了针对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对李贺从思想到艺术全盘否定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