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文化意义与中体西用说的提出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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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企业总数48个，资本总额2263万元，拥有工人四万人左右，其中500名工人以上的企业工人总数约三万。

（3）洋务运动还初步改变了中国交通运输和通讯的落后状况，建立了包抬轮船二十余艘、五万总吨位的轮船招商局，筑成铁路数百公里，“电线已环绕丁十八行省间”

（4）。

（二）传播近代科技知识，培养中国第一代科技人才。

洋务派认识到“惟洋人制造确有精理，不从学堂出身者只能步其后尘，不能独出奇异，则西学馆之设，自不可少”

（5）。

“自京师设立同文馆招选满汉子弟延请西师，天津、上海、福建、广东仿造枪炮船械之地，无不兼设学堂，风气日升，人才蔚起，海防洋务，利赖良多”

（6）。

洋务运动促成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创生，不仅新式学堂遍及各地，而且开始了大规模的出国留学教育。

留学生中当然不乏声色犬马之徒，但毕竟产生出像詹天佑这样的杰出科技人才和像邓世昌这样的优秀军事将领。

从此，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近代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在中国社会历史舞台，并扮演了时代前驱的角色。

（三）促成社会风气的转变。

洋务运动大规模地引进“西学”、“西艺”，强烈冲击了封闭保守的社会风气。

“夷情叵测，反复靡常，利器精兵，百倍中国。

其所以送其贪纵者，不过持其长技耳。

长技为何？

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在机器之利也。

然彼有其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

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

（7）。

学西夷之长、兴洋务之业，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

时人对比道：

“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虽有其说而不敢质之于人，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

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

（8）中国传统的贵义贱利、重农轻商观念开始发生动摇，“崇尚西学、仿效西法，渐知以商力浚利源，与西商并驾齐驱而潜夺其权”

（9）；

“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不同，且将自发其复，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商大贾必有仿照西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

（10）。

（四）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轩然大波，使国人对于中西文化相互关系的认识大大深入了一步。

洋务运动的推行，在朝野上下引起强烈反响。

清廷内部，顽固派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之类的陈腐论调攻击洋务派“捐弃礼义谦耻之大本大原”，败坏人心

（11）；

而洋务派则力陈当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

（12），兴办洋务犹如“君父之有危疾”而“百计求医”，非如此不足以存亡续绝

（13）。

双方论争不断，如1867年围绕同文馆的设立、1874年关于设厂制器和筹备海防、1880年铁路建设问题等等均有过轰动朝野的论辨，成为舆论中心。

这使古井无波的中国社会渐起涟漪，由死水微澜而洪波巨浪。

并且，在全社会范围内，洋务运动全面引入西学、西艺造成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也引起有识之士的深入思考。

中西体用之辨几乎与洋务运动的全过程同始终，成为19世纪60-----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开然大波。

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的提出与发展，则无疑表明中国知识者在古今中西相互冲击而又交融背景下谋求再造中国文化、重整中国社会秩序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就本论题而言，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洋务运动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

如何评诂西学？

怎样处理中学与西学关系？

早在明清之际，中国知识界就已接触并考虑着这样的问题了。

至清乾隆年间，纪昀主持编者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评介耶稣会士艾儒略分科介绍西学的《西学凡》一书道：

是书成于天启癸亥，《天学初函》之第一种也。

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

所谓勒铎理加者，文科也；

斐录所费亚者，理科也；

默第济纳者，医科也；

勒义斯者，法科也；

加诺捐斯者，教科也；

陆禄日亚者，道科也。

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

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命之极也。

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

（14）

又在评介耶稣会士傅泛际所译《寰有铨（诠）》一书时说：

案：

欧逻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愈前古；

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

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

其书本不足登册府之编，然如《寰有铨》之类，《明史·

艺文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论，特虑惑诬，故著于录而辟斥之。

又，《明史》载其书于道家，今考其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举三教全排之，变幻支离，莫可究诘，真杂学也，故存其目于杂家焉。

（15）

由此可见，至少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半个世纪前，清朝官方已对西学有所评诂，并据此施行着“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文化政策。

当时官方判定西学“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却仍肯认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甚至推崇为达到了“实逾前古”的程度；

同时又否定西学之学理，斥之为“夸诈迂怪”、“变幻支离”之“异学”“杂学”。

与对西学的这种评诂相对照，清廷和学者们无疑是认定学理之正宗唯在中国传统的圣贤名教。

这可以说是开启了后世“中体西用”说的历史先河。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一字不差地抄录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这两段话，同时还抄录了康熙时杨光先维护孔孟之道、申斥天主教的《破邪论》一文

（16）。

这固然是为其宣传自己的主张张本，但也表明他是认同了上述清廷定论的。

当然，魏源的贡献绝非是沿承陈说，而在于其当顽固派严斥西方“奇技淫巧”“坏我人心”、伤风败俗之时，坦承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等西夷之长技“有用之物”，“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

故其著《海国图志》，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其所长”的主张。

王韬对此评曰：

“当默深先生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

（17）。

魏源堪称继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之后明确提出学习先进的西方的人物。

林则徐把自己在广东抗击英国侵略者时组织人力编译的《四洲志》等资料赠送给魏源，郑重地嘱咐魏源编纂《海国图志》，以唤醒国人，放开眼界，了解世界，挽救民族危亡。

魏源不负同志所托，根据林则徐提供的资料，“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又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

（18），辛勤编纂，于1842年“夷艘出江甫逾三月”的时候，就将《海国图志》的五十卷本刊刻问世了。

尽管曾有学者对《海国图志》的版权及林、魏关系问题提出极其有力地质疑

（19），但我们仍认为，《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它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对于满清政府的昏庸愚味、覥颜媚敌的倒行逆施更是一种有力的鞭挞。

尤其是其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无疑是一个纲领性的口号，对中国的近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书其说，对中国后来的洋务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均有深刻影响，日本的明治维新所受影响亦非浅。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

《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约二十年后，冯挂芬的认识更进了一层。

他在《校邠庐抗议》中不仅承认中国船坚炮利不如人，而且承认“人无弃才不如人，地无遗利不如人，君民不隔不如人，名实不符不如人”，故而提出“改科举”、“采西学”、“制洋器”，并把自己的主张归纳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冯桂芬之论“对传统说法固然有所承袭，但更重要的是有所变异，或者说，形似而实异。

不管他的‘本辅’说还怎样奉‘伦常名教’为圭臬，它的时代作用却唯在于首创出以‘中体西用’的论式在提倡西学，开学习西学之一代新学风”。

（20）这对建构近代化的中国文化，所关匪细。

19世纪70年代的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钟天纬等沿着冯挂芬的思路继续推进，一方面大声疾呼发展工艺科技，扶助民族资本，开办近代土业，振兴商务外贸，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堂，甚至提出仿效西方实行议院制度，另方面仍坚持“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

（21），“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

（22）。

他们的论述超出冯桂芬之处，在于纯熟圆滑地运用了中国传统学术范畴体系中的“道”与“器”、“本”与“末”、“形而上”与“形而下”等概念范畴来阐明中西文化的优劣及其主从关系，具有更加鲜明的理论色彩，如王韬谓：

“形而上者中国也，形而下者西人也。

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

（23）李鸿章试图从道器关系上阐明西学具有的功能：

窃谓中国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纶于不敞者，道与器二者而已。

„„中国所守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

„„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明无实；

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喜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

盖中国人民之众、物产之丰，才力聪明、礼义纲常之盛，申于地球诸国，既为天地精灵所聚，则诸国之络纬而来合者，亦理之然也。

（24）

薛福成把以“器”卫“道”之意表达得更为明快：

“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

吾知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于此，而其道亦必渐彼乎八荒，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

（25）在这些人中，汤震的说法颇为尖锐。

他说：

“盖中国所宗者，形上之道；

西人所专者，形下之器。

中国自以为道而渐失其所谓器，西人毕力于器而有时暗合于道。

”中国正是由于“失器”而造成“创巨痛深”的严重后果，因此，中国“自议振新”“自愤积弱”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善用其议，善发其器，求形下之器以卫形上之道”；

而坚持以为西学不必学不屑学，则“士夫以口舌相胜而立穷，将士以血肉相薄而立陨，是直医者执古方而咎病之不愈也”。

“26”就是说，中学虽被曾为统御一切的“道”，但仅赖此不仅治不了病，而且还会招致国家“立穷”“立陨”的恶果，而国既不存，中学当然亦无法自保。

进入90年代，“中体西用”说已广为流行。

1893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刊行，其中《西学篇》有“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

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之说。

1836年4月，沈寿康在《匡时策》中提出：

“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同年8月，孙家鼎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

“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

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1898年5月，盛宣怀也提出“必以中学为体”而以“西学为用”的主张

（27）。

在“中体西用”说提出、发展和广为流行过程中，张之洞的作用也很重要。

他特著《劝学篇》，谓：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不得不讲西学。

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

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

近日英国洋文报讥中国不肯变法自强，以为专信孔教之弊，此大误也。

彼所繙四书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