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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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叔父也叫阿诺德·

汤因比（ArnoldToynbee，1852年～1883年），汤因比的名字正是为了纪念他这位早逝的叔父而起的。

在这样良好的家庭背景下，汤因比从小就热爱历史，并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曾就读温切斯特学院（WinchesterCollege）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College,Oxford）。

这些都为他在历史学上取得丰硕成果，并成为一代历史学巨匠奠定了基础。

二．哲学思想

在历史研究的文明史学观中，汤因比坚决反对历史学界盛行的根据国别研究历史的做法。

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应该是比国家更大的文明。

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

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

通过概括希腊、中国和犹太等文明的主要特征，汤因比提出了一个他认为的适用于大多数文明及其演变的模式。

他认为，人类各文明的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基本的一般规律。

犹如一个有机体，每个文明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

不过，文明的这种周期性变化并不表示文明是是停滞不前的。

在旧文明中生成起来的新生文明会比旧文明有所进步。

文明兴衰的基本原因是挑战和应战。

一个文明，如果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诞生和成长起来；

反之，如果不能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走向衰落和解体。

在文明的相互接触中，汤因比认为，各个文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恰恰是相互接触的。

文明的相互接触包括同时代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和不同时代文明在时间中的接触。

在汤因比看来，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好奇心刺激着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历史，这是促使历史学家们发现和解释的动力。

历史不是一连串的事实，历史著述也不是对这些事实的叙述。

历史学家必须不断地通过分类，判断什么是真实的、有意义的。

而且，在研究事实时必须抓住要点，并加以比较。

和对历史的决定论的解释不同，汤因比相信，人类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地选择，可以学会如何做出选择。

只要学会同超越人类的现实达成和谐关系，人类的这种选择就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

在实现政治和精神的统一上汤因比指出，在过去的五百年中，技术和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人类并没有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取得同样的发展，而是存在着诸多严重的问题。

现在，人类已经有力量终结人类历史甚至全部生命。

走到悬崖边的人类必须迅速觉醒、调整方向，才不至于跌落万丈深渊。

人类需要根本改变自己的目标、思想和行为，这是人类继续存在下去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汤因比看来，由于过去五百年中西方人的活动范围的扩大，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技术、经济关系的网络。

当代人类正共同面临着许多迫切的问题。

汤因比期待并预言人类将在历史发展的下一阶段实现政治和精神上的统一。

但是，他强调，这一巨大变革必须以全人类的平等为前提，以自主的方式加以实现，而不是继续以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方式去实现。

西方将把它过去五百年中的主导权转交给新兴国家。

汤因比十分看重中国在历史上和未来的作用，对中国充满了期待。

他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大加赞赏，而且很盼望并认为中国一定能够在未来对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统一做出主要贡献。

汤因比很欣赏中国长久保持国家统一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尽管历经两千年的改朝换代，但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统一。

他认为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大一统的局面。

在汤因比看来，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当然，值得强调的是，汤因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主要是指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

他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

像汤因比这么期待中国对世界的和平、统一和发展发挥作用的西方思想家寥若晨星。

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曾问汤因比希望出生在哪个国家，汤因比说他希望出生在公元1世纪佛教已经传入的中国新疆。

汤因比对中国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三．历史理论

汤因比的历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两个趋势：

一是19世纪传统的叙述型历史已转向整体型、分析型历史；

二是非西欧地区的历史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在对文明起源的解释上，汤因比提出了挑战与应战的理论，这是他比斯宾格勒高明之处，也比传统的种族论和环境论大大前进了一步，因为他注意到了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注意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

但这一理论也有两个致命缺陷：

一是过分强调了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

二是忽视了挑战应战过程中物质因素的存在。

汤因比看到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问题，注重道德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完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但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夸大了宗教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汤因比用他的文明衰落理论硬套其他文明的历史，是不符合事实的。

但他在晚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指出仅用一个西欧模式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还应再加一个中国模式或犹太模式，并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从汤因比的理论和体系中，也可以看到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了潜意识和直觉的作用。

但他仍然认为人的理智和良心是高于一切的。

在对西方前途的解释上，汤因比也与斯宾格勒不同，他认为西方文明虽然发展到了顶点，但还没有理由说它已经走向死亡。

西方将来的命运如何，取决于西方人能否面对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能否解决那些事关西方文明生存的各种问题。

这种比较乐观和现实的态度，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站以后时代和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四．求学与创作

汤因比曾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古典文学，1911年获学位。

后短期在雅典的英国学院求学，此一经历促成他关于文明衰落的哲学萌芽。

1912年他成为贝利奥尔学院上古史教师及研究员，1915年为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

1919年他代表出席巴黎和平会议后，在伦敦大学任拜占庭及近代希腊研究教授。

他于1921年～1922年希土战争期间任《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Guardian）记者，后将此经历写成《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于1922年发表。

1925年他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史研究教授，并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研究部主任。

汤因比曾分别于1929年至1967年两度来华访问，对中国文化有极高的评价。

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

「他已成为一位世界通哲，而与爱因斯坦、史怀哲与罗素并列。

」

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

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26个主要民族文明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汤因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

他经常从哲学的视角思考宇宙人生和社会历史的诸多重大问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历史哲学思想，被视为现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一位主要代表。

五.汤因比与《历史研究》

汤因比著述虽丰，但究以他12巨册的《历史研究》最为辉煌。

汤因比治史，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

他把世界历史画分为21种文明，并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现象，来解释文明的兴衰与死亡。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汤因比认为必将导致国家主义、穷兵黩武以及独裁政治的灾祸。

人类因为道德的没落，终将自食恶果。

然而，他也相信维护人类和平相处的「世界政府」与「世界宗教」，最后也将会在人类的觉悟中诞生。

由于对历史的了解，汤因比对人类的命运与前途，寄予无限关切。

1922年汤恩比开始构思其《历史研究》，系因目睹保加利亚农夫所戴的狐皮便帽像希罗多德笔下的薛西斯军队戴的帽子而获得灵感。

这件事透露了赋予他作品特殊气质的种种特点，即他对历史广大连续性的领会和对历史型态的见解、他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观察力等等。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检视人类的历史过程中26种文明的兴衰而作了这样的结论：

人们在少数有创造力的精英领袖领导下成功地回应挑战，文明从而兴起。

文明在领导阶层停止创造性回应时衰微，然后因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过失及少数专制的暴政而沦亡。

汤因比与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TheDeclineoftheWest）看法不同，前者并不认为文明的死亡无法避免，端赖其能不能对接连的挑战持续产生回应而定。

他也不像马克思视经济力量决定历史，而认为历史是靠精神力量塑造的。

汤因比在着手撰写《历史研究》的同时完成了许多小部著作，并担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事研究部主任（1939年～1943年）和外交部研究司司长（1943年～1946年）；

他也保留伦敦经济学院的教职直至1956年退休为止。

汤因比著述颇丰，在50及60年代继续完成有关世界宗教、西方文明、古典历史与世界游记等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将强调重点从文明转到高等宗教作为历史主角的首要性上。

其他的著作有：

《经受着考验的文明》（CivilizationonTrial，1948年）、《从东到西：

环游世界记》（EasttoWest:

AJourneyRoundtheWorld，1958年）及《希腊精神：

文明史》（Hellenism:

TheHistoryofaCivilization，1959年）》、《人类与大地母亲》、《经受着考验的文明》、《世界和西方》、《人类必须抉择》、《汤因比论汤因比》。

等。

六.文化学派

汤因比史学的一个卓越贡献就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作出了整体性与综合性的考察。

作为“新斯宾格勒派”，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视为斯宾格勒创立的文化形态理论的一种继承与发展。

汤因比对文化形态的基本看法如下：

历史研究单位。

汤因比认为：

“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

”从而抛弃了传统史学中的国别史与断代史的概念，而代之以一个个文明（或社会）

文明的数量。

在汤因比，文明考察的视界扩大了，从斯宾格勒的八种发展到二十六种。

在这些文明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属关系，即上代文明与下代文明的关系。

他承认西方文明也只不过是这类文明中的一个而已，从而疏离了西方传统史学中的“西欧中心论”的陈说。

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

汤因比分析了第一代六个文明的起源，得出了文明的产生是对一种特别困难的环境进行成功的应战的结果。

文明生长的尺度。

汤因比认为，并不是所有文明都是能顺利成长壮大的，事实上，有些文明流产了，有些文明则在它们生长的早期就停止了，这显然是因为挑战过量而致。

在他看来，文明生长的尺度应当是，在一系列的挑战和应战的过程中，场所发生了转移，即从文明的外部环境移入到文明的内部。

在这种逐渐升华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决能力”，才是文明成长的标志。

文明生成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这个社会内“自决能力”的不断增长。

七.人生感悟

汤因比说，他后来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前景从乐观转向了悲观。

在每一次像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