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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炼钢法、发电机、内燃机和电动机等的广泛应用-----新兴工业部门的涌现

负面影响: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

国家内部:

农业的发展滞后于工业发展;

轻工业的发展落后于重工业的发展;

旧工业部门的发展落后于新工业部门的发展。

国与国之间的不平衡:

美国和德国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运用最新的技术设备来发展本国的工业方面,捷足先登,成效显著;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科学技术的应用相对落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相对缓慢,英国的“世界市场”地位日渐衰落。

2.就生产关系而言,尽管科学技术革命不创造新的生产关系,但是科学技术革命却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内在地、必然的引致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

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的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表现。

3.经济: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

随着技术的进步,工业生产竞争加剧,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一大批像托拉斯、辛迪加等大型企业、跨国公司;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连续爆发经济危机,造成了大批中小资本的破产并为大资本所吞并,也推动了资本和生产迅速集中到大资本手中。

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产生垄断。

工业生产集中程度比较高的美国和德国,垄断的程度也比较高。

美国采取了在生产上进行联合的托拉斯组织形式,德国则采取了在销售上进行联合的卡特尔、辛迪加垄断组织形式。

无论哪一种垄断组织形式,其实质都是控制某种或某几种商品的绝大部分生产和销售的大资本家之间的联合;

它们的目的都在于通过限制生产规模、瓜分市场、控制原材料、制定垄断价格等一切手段,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实行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统治。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组织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

4.政治:

经济上的变化决定了政治上的变化。

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从国内外剥削来的大量超额利润的很小一部分,收买本国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使其蜕变为贵族,在理论上组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修正主义。

同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方式也由以前的公开镇压转变为公开镇压和表面让步两手同时并用,或者交替使用。

资产阶级一方面采取某些微小的让步和妥协,以麻痹工人的斗志,使他们脱离革命斗争的道路;

另一方面则推行反革命政策,支持黑暗反动势力,对工人运动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

但是,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这些具体变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相反还在更深层次上激化了这些矛盾。

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随着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恶化,工人运动的广泛展开,以及无产阶级组织性和觉悟性的极大提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对抗性质充分暴露出来,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化;

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随着各国间经济、政治实力的不断变化,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激化,必然导致战争的爆发;

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之间,随着垄断由国内走向国际,垄断资本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进行了极其野蛮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觉醒,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也发展到了炽热化的程度。

二.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一)生平简介:

爱德华·

伯恩施坦(1850一1932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他一生的理论和政治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

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从1881年初接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这十五年是伯恩施坦的黄金时代。

他是作为一位杜林主义者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以拉萨尔主义和杜林主义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在此期间,他在恩格斯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等方面,为党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在党内和国际工人运动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倍倍尔称他是“最优秀的党员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列宁也曾说,伯恩施坦当时是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

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倾向开始公开显露出来。

1896年至1898年,他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发表的一组文章,成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解释”的最初“批判”,成为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公开责难的代表,开启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大争论。

其中写于1898年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最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观点。

(二)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

矛头初露>

早在1878年铁血宰相俾斯麦颁布《反社会党人法》的时候,伯恩斯坦就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者赫希柏格、施拉姆在瑞士苏黎世组成后来被称为“苏黎世三人团”,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公开提出了机会主义的纲领。

提出:

社会民主党不应该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该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

党不应“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而应该“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党不应该把一代人所不能实现的最终目的放在主要位置,而应该用全部力量来实现经济的和社会的改良。

针锋相对>

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8年10月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伯恩斯坦问题没有被专门列入会议议程,但对“运动和最终目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1899年10月的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伯恩斯坦问题成为大会的中心议题。

倍倍尔在会上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报告,详细地批驳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

1901年2月,伯恩斯坦从英国回到德国,不久又对马克思主义发起进攻,1901年9月22日至28日举行的卢卑克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谴责伯恩斯坦的决议案。

1902年的慕尼黑代表大会(《新时代》与《社会主义月刊》的争论)。

虽然党内修正主义问题远远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上克服,但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再也没有把批判修正主义列入大会议程。

★在《社会主义问题》的系列论文中,伯恩施坦表现出对马克思的批判和背离:

1.伯恩斯坦首先以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空想主义”为借口,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有关“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论断做了“修正”。

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贸易和交通的长足发展,随着“社会民主运动”的“显著的进步”,应该反对一种极端的“空想主义”。

在伯恩斯坦看来,这种“空想主义”的根本主张就是“假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飞跃”,并且这一主张是以两个“历史推动力”即“设想的很片面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发展”为理论基础的。

2.伯恩斯坦以19世纪70年代到990年代初对英国农业发展的情况为例,提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对资本主义农业发展趋势的理解相反的结论。

这些结论是:

英国农业已经克服了“绝大部分的危机”,将重新“站在健康的基础上”;

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不仅没有被分化,反而“大体上保持下来了,并且逐渐地适应了已发生变化的市场情况”;

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呈上升趋势,即使在农业危机期间,农业工人的工资也没有下降,反而上升。

伯恩斯坦把英国农业发展出现的这些现象,看做完全是英国的“民主政治”作用的结果。

3.伯恩斯坦从人们生存的空间关系的影响和人口数量的增加对各民族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角度,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发展成对空间方向的扩大扩展和其领土上急剧增加的居民数量进行协调的一种管理组织,这种国家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的管理机构并没有本质区别,依靠这种国家完全可以达到“长入”社会主义的目标。

他认为,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人们占有空间范围的变化,以及生产分化出来的部门的数量的不断增大,“必然要形成一种作为骨骼而代表社会利益的管理机构。

这样一个机构一向是、而且今天还是国家”。

因此,“最近未来的社会的管理机构与当前的国家只不过在程度上有所差别”。

这就是伯恩斯坦对“现代国家”的看法。

4.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显著的资本集中趋势,采取了否认的态度。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集中规律的时候,是从总体和长期的角度来论述资本集中趋势的。

马认为资本集中,就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它们个体独立性的消失,是资本家剥削资本家,使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因而这种增长方式不受社会财富绝对增长的制约。

伯对马的观点采取否认的态度。

面对1895年普鲁士企业出现的显著的资本集中趋势,伯却认定,小型企业并没有停止发展,它们只是在和大企业在“比例上逐步地后退”了,这种比例上逐步地后是不稳定的。

“因为在这里各种一向属于小规模经营的企业被大型企业吞并了或者被它消灭了,在那里又根据新的技术或根据大工业所造成的那种新情况,形成新的中型企业”。

因此,伯强调,大企业增长的趋势,只是工业的“不断的运动”中的一种微不足道的现象,对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化来说,完全是“次要的”。

5.伯以资本主义内部已经生长出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为根据,否认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

他认为,资本主义内部已经生长出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主要有社会义务范围的扩大、组织成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对经济生活监督权的扩大、企业的良好的民主管理逐步发展等。

因而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来看,这一制度“崩溃”的可能性不是更大,而是更小了。

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人们从实质上看到了许多社会主义得到实现,或者说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

在他看来,社会只要充分行使监督经济关系的权利,就能实际地使私人经营的企业向公共经营的企业转移。

6.伯借口把落后民族纳入文明制度范围,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辩护。

他貌似公允地主张:

社会民主党反对的应该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暴行和欺骗性的掠夺,而不应该是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的扩张,因为这种扩张可以把殖民地国家“纳入文明化制度范围”。

伯把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分成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认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能够给宗主国增加财富,如果工人能在一系列社会权利保护下,从这些增加的财富中分得相应的份额,就能使工人同掠取殖民地财富也有了某种“利害关系”。

因此,伯强调:

“如果认为通过反对所有的和一切的殖民政策就能加速本国的革命,这种想法是彻头彻尾站不住脚的,还不说这件事本身就是空想的。

7.伯力图用新康德主义来指导社会主义运动,改造马克思主义。

他认为,“回到康德去!

”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

新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远远用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

伯还武断地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建立在利益、认识、道德意识基础上的理论,从而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发展的全部理论,纵然是十分唯物主义的,到底也必然带空想色彩。

★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

1899年1月伯恩施坦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简称《前提和任务》,在该书中伯恩施坦对他的机会主义理论与政策做出了最为系统的论述,同时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的最为全面的“修正”。

伯恩施坦本人也承认,这本书中不仅“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主张的见解”,而且该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

”《前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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