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立春迎气礼俗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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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谓迎气祀五帝亦宜用大裘，礼具一献。
帝从之。
”因此，“梁制，迎气以始祖配，牲用特牛一，其仪同南郊。
”在梁代，迎气礼与南郊祭天祀级相同，不仅牺牲用特牛，而且以皇帝的始祖配祀。
这是大祀的级别。
其后，梁、陈、后齐、后周及隋迎春礼俗基本一致，而这种一致性是建立在以礼书为规范的基础上的。
天监年间的改制以《周礼>
为范本，其后各代的沿袭也是以礼书为依据。
礼仪志》载：
“《礼>
：
天子每以四立之日及季夏，乘玉辂，建大旃，服大裘，各于其方之近郊为兆，迎其帝而祭之。
……梁、陈、后齐、后周及隋，制度相循，皆以其时之日，各于其郊迎，而以太吴之属五人帝配祭。
并以五官、三辰、七宿于其方从祀焉。
”这里的议论也是以<
周礼>
为典范，认为南朝至隋的迎气礼仪是合乎先贤的礼制规定的。
但是梁、陈至隋的迎气礼仪与东汉相比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规模已经大了许多。
此期的迎气礼不仅要用牺牲，有皇帝始祖配祀，而且以三辰七宿从祀。
在北齐时期，祭祀用的玉帛和牺牲还强调要各以方色。
礼仪志>
“后齐五郊迎气，为坛各于四郊，又为黄坛于未地。
所祀天地及配帝五官之神同梁。
其玉帛牺牲各以方色。
其仪与南郊同。
”那么，可以推定，迎春所用的玉帛和牺牲要用青色。
隋朝承袭了后齐的迎气礼仪，并且严格按照五行数字“八七五九六”的规则建坛迎气。
迎春祭祀所用的牺牲均为青色。
青帝、伏羲、始祖和勾芒各用牛犊，而从祀的星辰用猪和羊。
（隋书·
“隋五时迎气。
青郊为坛，国东春明门外道北，去宫八里。
高八尺。
……祀其方之帝，各配以人帝，以太祖武元帝配。
五官及星三辰七宿，亦各依其方从祀。
’其牲以方色，各用犊二，星辰加羊豕各一。
其仪同南郊。
”迎气礼自从在东汉产生之后，基本上没有中断，正如归崇敬在贞元十五年（799）讨论郊祀天地的问题时所说：
“立春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汉、魏、周、隋，共行此礼。
”唐代前期政治相对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对礼仪制度也非常重视。
从太宗到玄宗约一百年间，先后制定了<
贞观礼>
、《显庆礼》和《开元礼>
。
在<
中增补了“周隋所缺”的“四孟月读时令”等多种礼仪。
而迎气之礼，在唐初就每年举行，《旧唐书·
“武德贞观之制，神祗大享之外，每岁立春之日，祀青帝于东郊。
”在唐代礼制中，强调了大、中、小祀的级别，而迎气礼属于大祀的一种。
《旧唐书·
“吴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祗、神州及宗庙为大祀”。
“大祀，所司每年预定日奏下”，“若天子不亲祭享，则三公行事；
若官缺，则职事三品已上摄三公行事。
”这里的祭祀五方帝就是指迎气礼，迎春是立春举行的迎气礼。
<
开元礼>
中的立春迎气分为<
皇帝立春祀青帝于东郊>
和<
立春祀青帝于东郊有司摄事>
两种情形。
前者由皇帝亲自参加迎春并祭祀青帝，后者由太尉代皇帝执行。
二者的陈设和祭祀程序基本上是一致的，这里以皇帝立春祀青帝为例略作叙述。
皇帝迎春的场面相当浩大。
前祀七日，皇帝和官员就要斋戒，散祭四日，致斋三日。
前祀三日，要预先为皇帝、文武侍臣、侍官及从侍官、诸州使和蕃客等设置座次。
前祀二日，太乐令设置乐器，郊社令积柴于燎坛。
前祀一日，奉礼设御位和公卿位以及祀官和从祀群官位。
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设青帝灵威仰神座于坛上北方，设帝太吴氏神座于东方，设岁星、三辰之座于坛之东北，七宿之座于坛之西北，设句芒氏之座于坛之东南。
祀日未明三刻，诸祀官供上祭品。
未明二刻，奉礼率赞者人就位，赞引引御史博士等就位。
皇帝驾到之后，文武五品以上从祀官各就其位。
皇帝服大裘而冕。
太常卿引皇帝诣青帝神座前。
皇帝奠爵之后，太祝持版跪读祝文。
然后太常卿引皇帝诣配帝神座前，同样皇帝奠爵之后，太祝跪读祝文。
岁星三辰、勾芒和七宿都由大臣献祀。
《开元礼》对于迎春礼非常重视，礼仪的程序犹如圆丘祭天礼，青帝的祀级也犹如昊天上帝。
在迎春礼中，对青帝的祝辞称：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青帝灵威仰”，而对太吴氏则称“开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于帝太昊氏”。
一般来说，只有对吴天上帝，皇帝才称臣，例如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封祀泰山时玉牒辞日：
“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吴天上帝”。
贺知章等奏日：
“吴天上帝，君位；
五方时帝，臣位；
帝号虽同，而君臣异位。
”皇帝“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庙之外，无合称臣者。
”尽管如此，<
中皇帝对青帝依然称“嗣天子臣”，说明了开元时期对五方帝和迎气礼的重视。
《开元礼>
中的迎春礼仪只是礼制上的规定，实际的执行不一定如此繁缛，但是开元皇帝确实曾遵循礼制的规定进行了迎春。
《唐会要>
“开元二十五年（737）十月一日制：
自今已后，每年立春之日，朕当帅公卿亲迎春于东郊。
”《旧唐书·
“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又亲往东郊迎气，祀青帝，以勾芒配，岁星及三辰七宿从祀。
其坛本在春明门外，玄宗以祀所隘狭，始移于泸水之东面，而值望春宫。
其坛一成，坛上及四面皆青色。
勾芒坛在东南。
岁星已下各为一小坛，在青帝坛之北。
亲祀之时，有瑞雪，坛下侍臣及百僚拜贺称庆”。
这里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玄宗迎春的实际情况，其场面及祭祀对象与《开元礼>
是一致的。
从开元二十五年制来看，皇帝帅公卿亲迎春于东郊应该是始于玄宗。
唐代是迎气礼仪的鼎盛时代，尤其是立春迎气更是恢宏盛大。
对此不仅史书有所记载，而且文学作品也不乏描述。
王起《东郊迎春赋>
的副标题即注明“以立春之日备礼东郊为韵”。
此赋形象地描述了皇帝立春迎气的目的、过程及浩大场面：
“我皇则铜浑而有伦，应木德之惟新，展东郊之盛礼，出左个而迎春。
所以先庚有秩，旧典攸遵，将钦承上帝而敬授于下人者也。
于是法驾铿锵，严城翕习。
见太史之先谒，知勾芒之已及。
都人士女，候彩杖以骏奔；
文物声名，拥彩华而鳞集。
莫不听王漏而雷动，赴灵坛而岳立。
于是辟重门，遵九逵，服苍玉，载青旗。
草木之萌必因兹而动矣，原野之蛰亦自此而启之。
展圣容之穆穆，引天步之迟迟。
有翼有严，不徐不疾。
百辟陪乘，千官扈跸。
遵皇衢而却转，度青门而迥出。
八銮振响，随解冻之和风；
五辂腾辉，映丽天之迟日。
东郊之中，肃穆会同，俎豆莘莘而骇目，衣冠楚楚而鞠躬。
……和气煦煦，盛容济济，必苍龙之整驾，当青鸟之司启，握金镜而明王道，调玉烛而昭国体，莫不在迎春之盛礼。
”文中表明迎春是遵循旧典，敬授人时。
这里不仅描述了迎春队伍的威严阵容和肃穆气氛，而且强调“迎春之盛礼”关系到“明王道”，“昭国体”，可见其意义之重大。
谢观<
东郊迎春赋>
，副标题为“以天子率公侯共行事为韵”，对于迎春的祭祀描述尤祥：
“元冥之政已息，青帝之令将行。
太史先三日以奏，天子率千官以迎。
……褫元冕于残漏，挂青衣于晓律。
翠华忽举，见闾阖之初开；
苍龙启行，与朝阳而对出。
观夫飞辇辂，俨珠旒，万骑而前分仪仗，千乘而后列公侯。
出青门之郊，至祈神之地。
虔虞罗植，珍羞有次。
陈灵威于中宫之座，设太吴于配享之位。
东向西向，勾芒岁星而对列；
左之右之，三辰七宿以相厕。
”由此可见，太史要于立春前三天报告立春时刻，立春日皇帝带领百官于清晨迎春，人员众多，场面浩大，祭仪十分隆重。
王起是贞观十四年（798）进士，这表明在贞观时期皇帝也曾亲自迎春，其程序与<
中的有关礼制也是相符的。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立春迎气的礼仪在东汉至盛唐时期的数百年问得以延续和发展。
尽管各个朝代重视的程度不同，具体的祭祀程序也有差别，但是其基本结构是一致的。
它们的表层结构是：
朝廷官员：
青帝勾芒。
这里一方是朝廷官员，一方是象征春天的青帝和勾芒，它们的表层功能是迎接春天的到来，深层功能是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其深层结构为：
人：
天。
尽管各个朝代迎春礼仪的具体事象有所不同，但是其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都是相同的，那么它们的表层功能和深层功能也是一致的。
它们的深层功能是通过迎春礼仪表达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满足顺天施政的政治需求，以达天人相应的目的。
但是盛唐之后，天人相应与顺天施政的观念逐渐减弱，这可以从唐代读时令的兴衰寻其踪迹。
读时令与迎气礼都起源于东汉，与天人相应和顺天施政的观念密切相关。
《通典>
“后汉制：
太史每岁上其年历，先立春、立夏、大署、立秋和立冬常读五时令。
皇帝所服，各随五时之色。
帝升御座，尚书令以下就席位，尚书三公郎中以令置案上，奉以先人，就席伏读。
”魏晋和北齐也都实行读时令。
但是“四孟月读时令”为“周隋所缺”，初唐才在<
中增加“读时令”。
贞观“十四年（640）正月二日，唐太宗曾命读春令，诏百官之长，升太极殿列坐而听”。
盛唐时，迎气的礼仪和读时令的礼仪都受到重视。
开元二十六年（738），玄宗不仅亲自迎春，而且“命太常卿韦缗每月进《月令》一篇。
是后每孟月视日，玄宗御宣政殿，侧置一榻，东面置案，命韦绍坐而读之。
诸司官长，亦升殿列座而听焉。
”只是施行的时间不长，“岁余，罢之”。
后来读时令又得以恢复，“乾元元年（758）十-,9丙寅立春，肃宗御宣政殿，命太常卿于休烈读春令，常参官五品已上正员，并升殿预坐而听之。
”“贞元六年（790）二月制：
自今以后，每至四孟月迎气之日，令所司宣读时令。
”并称“朕当与百辟卿士举行之。
”但是照样没有坚持下去。
大和八年（834）六月，中书门下奏：
“天宝以后，盛典久废”，建议重新举行读时令。
文宗接受了这个建议，“来年正月，依礼读时令”。
读时令的礼仪自天宝年间以来久已废弛，那么迎春的礼仪也很可能没有坚持下来。
.
宋代立春不再读时令，只是举行迎气礼，仍为大祀。
宋史·
“岁之大祀三十：
……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
”宋代的迎气礼与唐代基本相同，《宋史·
“五方帝。
宋因前代之制，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五方帝日月五星以下诸神从祀。
又以四郊迎气及土王目专祀五方帝，以五人帝配，五官三辰七宿从祀。
各建坛于国门之外：
青帝之坛，其崇七尺，方六步四尺。
”对于立春迎气，《礼志>
有专门记述：
“立春祀青帝，以帝太吴配，勾芒氏、岁星、三辰、七宿从祀。
勾芒位坛下卯阶之南，岁星析木大火寿星位坛下子阶之东，西上。
角亢氐房心尾箕宿，位于坛下子阶之西，东上。
”“庆历（1041—1048）用羊豕各一，正位太尊著尊各二，不用牺尊，增山罂为二，坛上篮簋俎各增为二。
皇{；
占（1049—1054）定坛如唐（郊祀录>
，各广四丈，其崇用五行八七五九六为尺数。
”从这些资料看，宋代依然举行五郊迎气之礼，并且遵循唐代之制，连设坛的五行尺数也与汉唐以来相同。
但是宋初对于迎气的重视程度不够，不仅皇帝不亲自参加，而且公卿一类的高级官员也不到场。
《宋史·
“元裙六年（1091），知开封府范百禄言：
‘每岁迎气于四郊，祀五帝，配以五神，国之大祠也。
古者天子皆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虔恭重事，而导四时之和气焉。
今吏部所差三献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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