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引用使用标准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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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比较长或者需要特别强调的直接引文，不加引号，另起行，以自成段落的形式出现，段落左边整体缩两格（第一行缩四格），并变字体，与正文相区别。
间接引文也称作意引，就是用自己的语言将引证文献的主要内容或观点概括表达出来。
无论是直接引文还是间接引文，正文中的注释号统一置于包含引文的句子或段落标点符号之后（对专门词语做注释时除外，注释号可紧随其后）。
每条注释不分段。
所有注释均按照前后顺序逐条依次编排。
注释可以放置于当页下（脚注），也可放置于文末（尾注），各刊任选其一。
注释序号用①，②，③……，或用右上角码1，2，3……，不管选择哪一种，注释前的编号应与正文中引文后的序号一致。
通过注释序号将正文中引文与页下和文末注释准确对应联系，完成文献引证的功能。
（二）注释的标注
“注释”中对直接或间接引用或参考的文献说明其来源出处，称为“资料性注释”（Referencenotes），通常以相对固定的格式反映出来；
对正文内容中的术语、概念以及提到的事实、观点和资料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辨析或评论的文字，称为“内容性注释”（Contentnotes）。
因此，注释的标注格式通常是指资料性注释而言。
资料性注释中各项目的标注，应以被引证文献的版权页为准。
此外可参考相关的书名页（扉页）、封面、封套等；
析出文献的标注应以析出文献本身提供的信息为准，也可参考所引文集或期刊等的目次页。
原则上各标注项目应与原文献保持一致。
具体标注情况如下。
1．专著：
责任者（责任方式）／题名／卷册／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责任方式与题名之间一律用冒号；
责任方式为“著”可省略。
示例1：
戴裔煊：
《〈明史·
佛郎机传〉笺正》，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页。
示例2：
许毅等著:
《清代外债史论》,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95页。
中译本著作，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放在题名之后。
示例：
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区宗华译，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5卷合订本，第429－431页。
2．析出文献：
析出文献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见）文集责任者（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卷册／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文集责任者前的“见”在不产生歧异的情况下，可省略。
汪子春：
《中国养蚕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见自然科学研究所编：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382－391页。
鲁迅：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册，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5页。
文集责任者与析出文献责任者为同一作者时，可用省去责任者。
唐振常：
《师承与变法》，《识史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李志刚：
《早期传教士在港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台北：
宇宙光出版社，1989年，第135－143页。
书信、档案资料等应标识析出文献的形成时间。
蔡元培：
《复孙毓修函》，1911年6月3日，见高平叔、王世儒编注：
《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著作、文集的序言、前言有单独的标题，可作为析出文献来标注。
黄仁宇：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文版自序》，《中国大历史》，北京：
三联书店，1997年，第2页。
楼适夷：
《读家书，想傅雷（代序）》，见傅敏编：
《傅雷家书》（增补本），北京：
三联书店，1988年，第2页。
3.古籍：
古籍既有传统的刻本、抄本，也有具有现代出版形式的标点本、整理本、影印本，情况比较复杂，可根据古籍形式的不同选择标注方式。
（1）抄本或刻本
标注顺序：
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名）／版本／页码。
其中篇名、部类名为选项。
原刻本标注版本信息，页码有两面，标注时应注明，用a、b或上、下区分。
示例:
姚际恒：
《古今伪书考》卷三，光绪三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第九页a。
（2）标点本、整理本、影印本
点校本、整理本、影印本古籍为现代出版形式，引用时可参照现代著作（包括析出文献）的标注方式，其标注顺序：
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卷册、页码。
作为文献题名的一部分，卷次、部类名及篇名应与原著保持一致，卷次用汉字数字标识，部类名及篇名用书名号表示，其中不同层次可用中圆点隔开，原序号仍用汉字数字。
点校本、整理本、影印本的卷册系根据现代印制需要划分的，与原文献卷次不同，为便于读者查找，也可置于页码之前（选项）。
点校本、整理本、影印本应标注现代出版信息（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也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标点本”“影印本”等。
页码通常为现在的印刷页码，用阿拉伯数字标识。
示例1:
《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
吴汝纶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44册，第13444页。
示例2:
屈大均：
《广东新语》卷九《东莞城隍》，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第215页。
影印本古籍通常采用缩印的方式，为便于读者查找，也可标明上、中、下栏（选项）。
示例
杨钟羲：
《雪桥诗话续集》卷五，沈阳：
辽沈书社，1991年影印本，上册，第461页下栏。
常用基本典籍，官修大型典籍以及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可不标注作者，如《论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唐文》《册府元龟》《明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陶渊明集》等。
示例2
《太平御览》卷六九○《服章部七》引《魏台访议》，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册，第3080页下栏。
编年体典籍，如需要，可注出文字所属之年月甲子（日）。
《资治通鉴》卷二○○○，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乙卯，北京：
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
册，第6293页。
唐宋时期的地方志多系私人著作，可标注作者；
明清以后的地方志一般不标注作者，书名其前冠以修纂成书时的年代（年号）；
民国地方志，在书名前冠加“民国”二字。
新影印（缩印）的地方志可采用新页码。
示例1
乾隆《嘉定县志》卷十二《风俗》，第七页a。
万历《广东通志》卷十五《郡县志二·
广州府·
城池》,《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42册,北京：
中国书店，1992年，第367页。
（3）古籍中的析出文献
析出文献：
析出文献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卷次／出版信息与版本／页码。
管志道：
《答屠仪部赤水丈书》，《续问辨牍》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88册，济南：
齐鲁书社，1997年，第73页。
何承矩：
《上太宗论塘泊屯田之利》，载赵汝愚编：
《宋名臣奏议》卷一○五，《文渊阁四库丛书》第432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4页。
（4）引用古籍与夹注的使用
正文中引用先秦诸子的著作或少量引用传统经典古籍中的语句，可适当使用夹注，而不用采用页下注的形式。
一般只标书名和篇名，用中圆点连接，用圆括号括注，紧随引文之后。
当然在正文中不宜多用夹注，二是夹注应尽量简短。
庄子说惠子非常博学，“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庄子·
天下》）
示例2
天神所具有道德，也就是“保民”、“裕民”的道德；
天神所具有的道德意志，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
这也就是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
皋陶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
泰誓》）。
4．连续出版物（期刊、报纸等）
（1）期刊：
责任者／文章题名／期刊题名／出版年、卷期或出版日期。
引用中国大陆以外出版的中文期刊时，应在期刊题名后括注出版地。
如果需要，引用期刊时，也可标注页码。
吴艳红：
《明代流刑考》，《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吴虞：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示例3：
王晴佳：
《中国二十世纪史学与西方——论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新史学》（台北）第9卷第1期，1998年3月，第58页。
中国大陆以外出版的中文期刊应在刊名后括注出版地点；
刊名与其他期刊相同，也可括注出版地点，附于刊名后，以示区别。
《中国二十世纪史学与西方－－论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新史学》（台北）第9卷第1期，1998年3月，第55－82页。
魏丽英：
《论近代西北人口波动的主要原因》，《社会科学》（兰州）1990年第6期。
费成康：
《葡萄牙人如何进入澳门问题辨证》，《社会科学》（上海）1999年第9期。
示例4:
董一沙：
《回忆父亲董希文》，《传记文学》（北京）2001年第3期。
示例5
李济：
《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传记文学》（台北）第28卷第1期，1976年1月。
同一种期刊有两个以上的版别时，引用时须注明版别。
黄义豪：
《评黄龟年四劾秦桧》，《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7年第3期。
苏振芳：
《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社会学思考》，《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6年第3期。
叶明勇：
《英国议会圈地及其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2期。
示例4;
倪素香：
《德育学科的比较研究与理论探索》，《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2）报纸：
责任者／文章题名／报纸题名／出版日期或卷期（附出版年月）／版次。
李眉：
《李劼人轶事》，《四川工人日报》1986年8月22日，第2版。
《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时报》1912年4月10日，第4版。
早期报纸无版次，可标识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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