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京味文化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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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稳定了汉人的情绪。

清代皇帝均乐于接受外来文化，康熙、雍正、乾隆更到极致，京城杂居有满、汉、回、蒙、藏等主要民族。

皇帝即有祭祀满族祖先的萨满文化，同时也尊孔、信佛教、藏传佛教，兼有道教、容留善待基督教传教士。

京城名寺古刹多是那个时期修建的。

寺庙的兴盛必定会以它为中心形成文化、商业圈，这就是老北京人津津乐道的庙会。

清时比较有名的庙会有隆福寺、白云观、妙峰山、宣武门外城隍庙、崇文门外关帝庙。

有庙会就有百姓文化，花会充分显示汉人民间喜乐，拜神、购物、观看喜庆热闹的踩高跷、旱船、舞狮、秧歌、杂耍。

逛累了有茶摊和各类小吃。

庙会是北京人精神和物质的寄托，庙会是百姓的宗教活动、娱乐活动、商业活动、民俗活动的集中展示场所。

族人、王爷、汉人、各色民众都会赶庙会。

姑娘、媳妇都趁机走禁锢他们的出四合院，感受社会。

各民族杂居京城，语言并没有因为谁是统治者而改变，相反汉语成了绝对官方文字，清晚期满人甚至不会满语。

语言的交融使京话有许多满族语的影子，例如：

这活干的挺捧。

“挺”表示“很、非常”的意思。

“挺”字就是从满流变而来的，汉语“挺”字是动词，“挺枪拍马杀入阵中”。

北京话又称京片子的发音讲究，“字正腔圆，嘎崩利落脆”，就像炒崩豆。

不管男女老少说出话不能拖泥带水，要一气喝成，那气势就要拿的住人。

老舍先生《正红旗下》说二哥福海“至于北京话呀，他说的是那么漂亮…..”。

要说“京片”都是那么好听吗？

我看不尽然。

笔者有幸听到过末代皇帝溥仪在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录音，皇上的口音怎么像东北口音与河北口音的结合体，仔细考证，不禁释然。

满族人来自东北，皇宫内院的太监大多来自河北，太监与皇上朝夕相处，甚至是皇上语言的启蒙老师，不串味才怪。

市井仿坊间也有变化，外城汉人要比内城旗人轻一些，尤其清代中晚期，宣南地区住着不少南方来的官吏，南方人说京话过于勉强，嘎崩脆就更别提了。

北京是宽容的，不管你来自何方，说着什么样的方言，都会溶于京味文化当中去，以至，多来后最回味的就是北京话的爽脆的余音。

饮食的多元化在京味文化中最为突出，自古至今京城百姓就是吃百味菜，先说小吃，灌肠、炒肝、萨其马是满族食品，驴打滚、密三刀、烤羊肉是回族食品，茶汤、面茶是蒙、藏食品，豆汁、麻豆腐、卤煮火烧是汉人食品。

饭庄也各有派别，沙锅居是满族风味，东来顺是回民馆子，鸿宾楼、东兴楼是山东味。

淮阳居是南味酒楼。

要吃北京地道的饭菜只有上口子找喽。

“口子”是老北京婚丧嫁娶到家操办宴会的厨行称呼，近年京城郊区又见兴起。

二、京味文化的特点

提起京味文化的特点让人们首先想到“北京大爷”，他是豪放、仗义、敢做敢为的代名词，同时他又是浮夸、吹牛、一事无成的代表。

有清一朝旗人不事劳作，吃的是铁杆的庄稼，所有的精神全放在了吃喝玩乐上面了，挣开眼要奔茶馆，逛庙会，聚堂会，提笼架鸟，造就浮夸的性格。

皇宫内院的太监，宫禁之内受尽凌辱，而一旦出来头要扬上去，脖要伸出来。

汉人家境富裕子弟耳曛目染，加之老北京的爷们仗着太子脚下的臣民，骄横之态尽现。

以前有一故事说旗人：

旗人去汉人家赶堂会，临吃饭从腰里拽出一小布口袋老米，张口对主人说道“给我蒸上，别的米吃不惯”。

意思是说“我是吃皇粮的”（老米是专供八旗的俸粮）要的是这“派”。

另一故事：

有太监去参加堂会，本家照例拿菜单子让点，太监皱眉摇头，全不合口味。

本家说了，您赏脸点个什么，于是太监故意乱点个菜单上没有的，本家赶紧操办。

菜不是为吃，是要有大爷“派”。

老北京旗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是什么？

一是：

祭祀，二是：

行礼。

清代满人、汉人信仰众多，满人的“撒满”，汉人的儒、释、道，藏族的藏佛教还有回回教。

旗人几乎五天一小祭，十天一大祭。

京城皇家有祭天的天坛，祭地的地坛，祭四时的先农坛，随皇上祭祀完毕，回家还要祭家庙，祖宗牌位，煮肉祭“萨满”。

祭“萨满”就要煮肉，肉熟后要广邀亲朋好友分而食尽，吃的越多主人越高兴，这种仪式也增进了满人的宗族关系。

汉人祭祀讲究也不少，过年要祭灶；

要接神，祭财神，祭祖，名目繁多。

老北京礼多，多到什么程度，早上起来到父母房问安，上茶馆向所有人问安，路上走着也随时向熟人问安。

旗人问安要甩袖垂肩，左腿前弓，右脚后拖。

称呼上绝对往上叫，如;

遇着家里行三的,叫三爷,行四,叫四爷。

稍亲热叫：

张三哥、李四哥。

以至于外省人嘲笑道：

高的叫高三哥，矮的叫矮三哥，不高不矮叫横三哥。

讲礼先要讲面，北京人没什么不能没面，面子是天大的事，出门探亲访友必定穿上最后的衣裳，再手紧也要带三斤果子，遮个羞脸，就怕让人瞧低了。

逢红白喜事必搭棚大办，亲朋好友呼啸而至，非如此不算有面子。

老北京话好听，好听在“字正腔圆，嘎崩利落”，语言丰富，许多词向句只有北京人才能明白他做意思，“撂挑子”、“奔西了”、“姥姥”、“颠了”。

北京话不是普通话，“儿”话音是京话特征，专家学者、相声、小品不断描述加重“儿”话音，其是北京人是在不经意间带出“儿”话，该重的时候重，该轻的时候几乎不见。

北京话里俚语俏皮幽默，歇后语就更是丰富多彩，到底有多少歇后语谁也说清，京城老少聊天、吵架都能脱口而出。

罗锅子上山——前（钱）紧

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

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老太太摸电门——抖起来了

瞎子磨刀——豁出去了

纸糊的驴——大嗓门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屎壳螂掉进泔水桶——足吃足喝

狗鼻子插大葱——装象

老太太的缠脚布——又臭又长

当然，歇后语也存在着许多不健康的东西，比如：

澡堂子的伙计——什么样的家伙没见过，打磨厂的大夫——懂得冒，看到小媳妇从街南面过，街边闲汉就有人说：

东西的河——南北桥（瞧），提醒其他人看小媳妇，北京人的油滑无赖之态尽现。

京味文人文化的发祥与延伸首推宣南地区，有清以来，清人占据北京，汉人被迫迁出城区，同时在朝为官的汉人和以江浙为主的刀笔吏纷纷选择居住在宣南，他东起前门，西至会城门，众多文化精英造就宣南思想、宣南是北京文化的重要地区，孔尚任、朱彝尊、查士行、顾炎武、王士祯都与宣南结下不解之缘。

宣南有众多的各省会馆、官吏的大宅门、京剧名角宅邸、延绵百年的老字号。

造就个许多别样的习俗。

吾民吾土承载着宣南文化中心厚重，代表着二百余年汉文化的交溶和发展。

三、会馆文化

会馆如同现在各地的驻京办事外，联络同乡，聊解思乡之苦，给同乡提供就业指南，暂时性的居住，举子进京大考提供食宿，拜老师。

许多名噪一时的人物都佳过会馆，也与会馆结下不解渊缘。

据专家统计，解放前北京有会馆380多家，宣武区占70%之巨，较有名气的有广东、广西、河南、湖南、湖北、各省、县均有会馆。

会馆象一股春风给沉闷的京城带活力，各地乃至西方先进的思想在此汇集，清未“公车上书”轰动朝野，帝后之争最后以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刑场而告终。

谭嗣同住湖南浏阳会馆，就义前在狱中墙上写道：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康广人住南海会馆，杨深秀住山西闻喜会馆，扬锐、刘光第住四川会馆，林旭住福建会馆。

北京最早的一份报纸《中外纪闻》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在南海会馆创办的，两天印一册，十多页。

报纸介绍国内外见闻形势，宣传维新。

据考证《中外纪闻》传递就是靠会馆运转，报纸印好后，分发给来往的客商和举子，由他们带到各省。

*的先驱李大刽、陈独秀曾住过安徽泾县会馆，并主笔“每周评论”。

甚至鲁迅初到京城也选择宣南绍兴会馆居住，并写出了著名的《阿Q正转》。

四、官吏文化

明未清初，宣南地区就坐落着多所巨宅，学者孙承泽的故宅现址在琉璃厂古玩商铺，依稀还有花园的影子，还有梁家花园、怡园、寄园。

明嘉靖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故居在达智桥胡同，杨曾两泛上疏弹核严嵩父子，被罗罪入狱，后严嵩父子处极刑，杨继盛复出。

清代他的故居松筠庵改为祭祀他的祠堂，文人常在此吟诗作赋。

清代至民国，住过宣南的官吏不胜枚举，纪晓兰任编修时所居住的阅微草堂至今仍在，改为“晋阳饭庄”。

著名诗人兼戏剧家李渔在靠近下栅栏的地方建了个小花园，取名“芥子园”并在此完成《芥子园画谱》，至今流传不衰。

曾国潘道光二十年进京，居住于宣南，大部分活动也在宣南。

大文人龚自珍在京任职时主要以宣南为活动中心，中国近代叱咤风云的人物梁启超，梁思成之父在北京一直住在宣南。

五、市井文华

宣南最东边就是京城赫赫有名的大栅栏和天桥。

旧北京形容繁华的顺口溜叫，“东单、西单、鼓楼前，这个前指的是前门外的大栅栏和天桥。

清晚期以后大栅栏聚集着亿兆商场、天福号、天成斋鞋店、丰泽园餐馆、翠华楼等一大批新老字号，里面的珠宝市更是全国闻名，达官贵人选购珠宝必到珠宝街。

再往里走八大胡同到了，以百顺胡同、胭脂胡同、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纱帽胡同、陕西巷、皮条胡、韩家潭组成的八条胡同，是京城最大的妓院地区，每日里灯红酒绿，嫖客如云。

士大夫、商贾以游八大胡同为美谈，各色妓女争相斗艳，真可谓：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尤唱后庭花。

赛金花和小凤仙算是娼妓中楚翘之辈。

赛金花在庚子之变时周旋于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左右，将商家土豆卖给红毛子，换来大米和银元。

小凤仙结识蔡锷将军，迷惑袁士凯，让其误以蔡锷沉溺烟花柳巷，无心反袁，最终小凤仙协助蔡锷出京回籍，投入到共合的道路上来。

往南一溜达就到天桥，北京人百姓最热衷逛天桥，不在于买什么，也不在于看什，一个逛字涵盖所有情愫。

有许许多多民间艺人，有名的八大怪，撂地摊说书的艺人，变戏法，绝对是真本事，让人叫绝。

天桥有不胜枚举的各色小吃，还有穷人能买的起的日用百货，如果你身上只有几枚大子也能在天桥逛上一整天。

有钱人也愿来天桥，饭庄酒肆，捧不尽的角。

评剧艺术家新凤霞在《我叫新凤霞》回忆录中写道：

“天桥虽然穷人多，可是个养艺人的地方。

是劳动人民开心娱乐的地方，小饭铺、小茶馆可多了，地摊卖货，好的生意作完了也要玩玩，去小酒铺喝上一蛊，也是开心！

一位拉黄包车的劳动壮汉，拿着小锡酒壶，吃一粒花生米喝一口酒，也挺香呵！

虽然穷，也可以穷开心”。

短短数语写尽了京城底层百姓的悲苦，百姓的隐忍、豁达。

此时的文化是中国的缩影，几千年礼仪文明和先进思想对撞期，沉闷的封建文化和新思潮共存期。

北京人就象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里描写的祁家人，要么追求大雅，雅到不问世事，要么大俗，俗到全无心肝的地步。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在北京中心燃烧起来，“破四旧，树新风”，全体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到了仇视的地步。

京味文化再度遭重创，绵延千年的礼仪被视为四旧，儒、释、道视为毒瘤，全盘否定。

从那年代过来的人回忆：

谁家要有大瓷掸瓶，悄悄把包子包上砸碎，都不敢让邻居们听见，天黑后把瓷片装包里，顺马路走，隔一段扔一片，都不敢扔到垃圾桶……。

北京居民从精神到物质彻底颠覆。

最后一次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就最近20年，北京全面与国际大都市接轨，新兴的CDB、金融街、报业街。

旧城传统的空间轮廓线迅速消失，以前遍布京城的四合院如今成为珍惜物。

据统计京城胡同还剩400余条，解放初年近万条，随着胡同的消失，北京彻底屈服于人们物欲的膨胀。

站在朝阳区大街上，路边矗立着一栋挨一拣的写字楼、高挡公寓，如果不是迎面而来的游商小贩，恍若他乡，老北京的影子一丝也不复存在。

如果物质的丢失只是他的表象，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