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道路Word文档格式.docx

在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道路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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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题】中共党史研究

【英文摘要】Thehistoryoftheintercommunicationofwesternandorientalculturesisoflongstanding.In1840,thewestern　powersinvadedChinaandputtheChinesenationintogreatdanger.Inthefieldofmentalityandculture,withthe　developmentoftheinvasion,therebrokeoutabigdebateaboutwesternandorientalcultureinChina.Theatutudesof　theearlyMarxiststothecultures,suchasChenDuxiu,Li　DazhaoandMaoZedongetc.werenotonlyinterlinkedbutalsodifferentiated.　Basedonthesynthesisoftheconflictand　fusionofthewesternandorientalculture,theyinaugurated　thehistoricalpathofintegraingMarxismwithChina.TostudythisperiodoftheChinesehistorycanprovidethevaluable　experiencesforupgradingthe"

culturalconseciousness"

of　theChinesenation.

【关键词】中西文明/冲突与融合/民族性与时代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正文】

　　〔中图分类号〕D61、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3）-06-0059-07

　　从某种意义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扬弃传统文化也是创造新文化的历史过程，忽视这一点会使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发展中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估价不足。

然而，　由此引人深思的问题是：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或者说，传统文化是否注定要把马克思主义拖回到历史的阴影中从而把它“封建化”或“儒化”？

笔者试图通过对“五四”前后中西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考察解答这个疑团，并就教于学术界。

　　一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中，李大钊强调的“根本解决”任务和“阶级竞争”手段对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本性具有强烈否定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只有绝对排斥的一面。

有人认为：

中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阶级差别，中国文化主张“调和持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国情。

西方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本身就是抵制共产主义的力量，因为共产主义观念与中国人的财产意识、个人主义和家族观念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特征水火不相容。

他们都是从绝对排斥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最终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自身性质，通过穿上传统文化的外衣才走向了成功？

还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本性？

一般性结论似乎是：

中国的文化走向只能在固守或变相复归传统与“全盘西化”之间作出抉择。

　　人类文化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个民族若失去自身的文化传统，将不可能充分吸收外来的思想文化，更不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文化走在其他民族的前面。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他预言：

假如中国人能够自由地吸取西方文明的优点而扬弃其缺点，他们一定能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一生机的成长，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业绩。

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文化同一性维系着古老帝国。

外来文化的第一次渗入发生在两汉之际的佛学东来，它一开始便受到唯心主义和有神论者的青睐。

魏晋时代盛行的玄学，就是通过所谓“格义”之学，来沟通它与佛学的原理。

南北朝至隋唐，佛学大盛，产生了若干着名宗派，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等。

其中影响较大的华严宗和禅宗，是我国传统唯心主义流派的思想同印度佛教哲学相结合的产物。

这种中国化了的佛学思辨结构，成为宋明理学和心学的理论渊源之一。

从形式到内容，佛学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都采取了比较温合的方式，即以渐进、多层的渗透，最终以“中国化”为结果，而且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并未对中国文化的同一性造成破坏。

　　西方“船坚炮利”的直接轰击，使中国在文化上失去了融合的主动性，也危及了固有的同一性。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明显带有以下两方面特征：

第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扩张和侵略。

在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西方文化视其他一切民族文化为“落后”与“劣等”，按照“优胜劣汰”法则，一切“落后”文化当被同化并纳入按西方人意志划定的世界“统一”与“进步”的序列中去。

第二，虽然基督教文化在本质上讲求和平与仁爱，但由于其经典将世界分为“异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两者之间水火不容，因此对“异教世界”的征服就具有了“神圣”性质。

基督教文化强烈的侵略性与强制性，对西方的海外扩张具有重要支配作用。

19世纪末来华的美籍传教士明思薄曾直言不讳地说：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必定是和平地征服世界，不仅是政治上的支配，也是商业、制造业、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育、道德、宗教上的支配。

中国文化面临两难的发展困境：

不可能再像同化佛教那样以一种渐进、温和的方式消融西方文化；

而中国文化的落伍与中国旧制度的陈腐是同一的，必须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中国文化才可以再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中华民族危机严重，传统文化无法适应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形势下引发的一次大调整，它把我国近代以来渐进的文化批判，引向了空前广泛而自觉的社会文化革新运动。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企望通过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同的文化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铺平道路。

然而，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差异，使前者面临着更加复杂、艰难的历史环境。

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和文化冲突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思想界发生深刻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帝国主义分赃的巴黎会议的结局，粉碎了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幻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迷梦，他们顺理成章地吸取对西方文化具有强烈批判意义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远不是“中西文化冲突”、“东西文化冲突”或“东方落后，西方先进”这类笼统提法所能概括，它不过是世界范围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冲突在中国文化阵地上的展开和反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意义，既包含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和文化特质，也透射出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先辈们的历史经验教训。

从对西学的感性认识开始到“中体西用”的主张，实际上都未能很好解决西学与中国社会改造的关系。

就此而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才真正切准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而且也在文化本性上真正利用了中国文化的智慧和经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具有不同的特征。

与俄国相比较，其基本属于欧洲，与欧洲文化具有同源、同构性。

从社会性质上看，虽然其经济落后，但基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沦为殖民地。

所以，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显然比“中国化”更容易解决。

中国革命比俄国革命要复杂、艰巨得多，“它是中国面对外力压迫，内部努力挣扎求生的心路历程”。

因此，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时，既要关注中国社会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本性，也要看到中国社会在近、现代所面临的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冲突的挑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基础有比较客观的认识，才能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创造意义首先在于它是一个扬弃中西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历史过程。

　　二

　　1840年后西方列强的大规模入侵，带来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变迁。

伴随着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一连串历史事变而逐渐输入的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尖锐挑战的态势。

经受检验首先败下阵来的是儒学一统天下的封建文化。

如果说作为一个学术派别的儒学在文化价值上还有积极因素和一定的人民性，那么，它在走向没落的封建统治者手中就成了蔑视人民、仇恨革命的文化专制主义工具。

封建文化的极端腐朽性，在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复辟派那里得到了最充分表现。

袁世凯提倡祭天祭孔，强令全国恢复“尊孔读经”，宣布以“孔教”为“国教”。

另外，鸦片战争以后，伴随中国走向近代的苦难历程，出现了“中体西用，道器常变”的复杂争论，就其主线而盲，主要由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孙家鼐等直到张之洞，逐步自觉地建构起“中体西用”的思想范式。

而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中，除了严复、谭嗣同等少数人有明确批判“中体西用”的言论外，大多数亦曾附和此论。

康有为主张：

“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西学为用”。

粱启超也表示：

“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

当时，“中体西用”说，“举国以为至言”。

辛亥革命后，“中体西用”思潮日趋没落，但它仍以折衷调和论的形式一再表现出来。

所以，文化领域的革命任务以中西文化冲突的方式凸显出来，正如民国初年着名记者远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说：

“自西方文化输入以来，新旧之冲突，莫甚于今日”。

　　“五四”前后，陈独秀、胡适等人以毫不妥协的精神向封建旧文化挑战，擎起文化革命的旗帜。

1915年9月，　《青年杂志》创刊，陈独秀开宗明义论证东西文明势不两立，提出中国文明必须从根本上“改弦更张”的主张。

他认为，在中国文明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情形下，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三联书店，1984年，第75页。

）。

陈独秀列举了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反动统治者利用儒学作为复辟封建帝制的舆论工具。

儒学的精华是礼教，这“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第206页。

它是中国封建伦理政治之根本。

如果“照孔圣人的伦理学说、政治学说，都非立君不可；

所以袁世凯要做皇帝之先，便提倡尊孔”，第316页。

第二，儒学中以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学说，是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理论基础。

他认为：

“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第103页。

由此观之，儒家学说中，“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

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