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中国书法简史 隋唐五代书法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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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政府部门尤其是文教机构中,还拥有大量的从事书法活动的职员。
隋唐时代出现了两种重要的复制古代法书的方法:
摹和拓。
这使得古代经典不再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有可能走向更大的范围,被更多的学书者所师法仿效。
在一些地区如敦煌,抄写经文的需要,为一些人提供了接受书法教育和从事书法活动的机会,大大促进了书法的普及。
隋唐时期的文学家、画家,与书法发生了更多的联系,许多人身兼两职,另一些人对书法也时常发表意见。
这不仅使得书法艺术的社会关注程度有很大提高,而且得以从其他领域吸收有价值的观念,从而充实自己的审美内涵,提高自己的文化地位。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隋唐书法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在其鼎盛时期,各体书都得到了社会重视,都出现了专门家,建立了崭新的艺术风格,整体上呈现出富有开拓性、包容性的品格,代表性书风雄强豪迈、大气磅礴,体现了时代精神。
我们把这一时期的书法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由魏晋南北朝到唐的过渡期,唐代书风的孕育期,唐代书风的鼎盛期,唐代书风的衰退期及向宋代的转型期。
一、隋至贞观这一时期,一方面随着国家的统一,在南北朝晚期已经开始的南北书风融会的进程加速了,体现出了融会性与过渡性的特点。
康有为说隋代书法的情况是:
“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为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
譬之骈文之有彦升、休文,诗家之有元晖、兰成:
皆荟萃六朝之美,成其风会者也。
”又说:
“隋碑风神疏朗,体格峻整,大开唐风。
”对隋代书法的描述颇为准确。
隋代书法,主要成就表现在楷书上。
有的以北魏为基础,而更加秀美典雅,如《董美人》、《苏孝慈》、丁道护《启法寺碑》等,似乎糅合了南朝书风,下开欧阳询格局;
有的则谨传南朝家法,如智永《真草千字文》,后来为虞世南所继承;
有的出于北齐、北周,如《龙藏寺》、《曹植庙碑》、《章仇氏造像》等,前者瘦健,已开褚遂良风范,后二者体势宽博,颜真卿书风,隐然欲出。
隋朝著名的书家有丁道护、史陵、智果等。
丁道护兼有北方的朴拙与南方的遒媚,他所书《启法寺碑》与《龙藏寺》齐名,为隋碑代表作。
《龙藏寺》兼收北朝的雄浑端严和南朝的俊美劲俏,享有“六朝集成之碑”的美誉。
包世臣《艺舟双楫》说:
“隋《龙藏寺》出魏《李仲旋》、《敬显隽》两碑,而加纯净,左规右矩近千文,而雅健过之。
书评谓右军字势雄强,此其庶几。
”史陵书风瘦硬奇古,用笔精到,风格独异。
智果为智永的弟子,其理论著作《心成颂》提出了十五种结字要求。
唐初书法,历来称“欧、虞、褚、薛”四家,实际上欧、虞皆旧人,入唐时都已是60以上的老者,风格基本定型,欧虽稍稍吸收南朝风气以博时君之好,但仍主要是北朝形意;
虞则固守智永家法,纯然东晋(尤其是小王)风流。
因而两位代表书家都可以说是隋代书风的延伸。
但相对于隋代来看,这时期也有一些新的动向,例如贞观年间太宗倡导王羲之、提拔褚遂良、以行书入碑等,虽然没有立即在实践上形成变化,但无疑已经开始建立属于唐代的书风追求。
唐太宗李世民(596~649)笃好书法,自谓:
“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以文德绥海内。
”他大力提倡王羲之的书法,亲撰《晋书·
王羲之传论》,并不惜重金购买王羲之的书法墨迹。
每得二王书法,不仅亲自钻研模仿,而且命宫廷书家临摹复制,以赐重臣;
又命褚遂良对二王墨迹进行鉴别;
得到《兰亭》后,更是倍加宝爱。
王羲之被奉为“书圣”,与太宗的推崇有很大的关系。
唐太宗首开行书入碑之风,代表作《晋祠铭》、《温泉铭》,遒劲从容而不失流美风韵,可谓二王书风的肖子。
这一做法后来被李邕所继承并发扬光大。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
貌甚寝丑,而聪悟绝伦,博览经史。
武德五年(622),奉诏撰修《艺文类聚》一百卷,历时三年完成。
贞观初,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
世称“欧阳率更”。
卒于贞观十五年,年八十五。
欧阳询书法,文献称八体尽能,而以楷书为最工,影响最大,被后世称为“欧体”。
用笔险劲,结体严密,于端庄安雅中寓险绝峻峭之势。
唐张怀瓘评其书谓:
“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
风旋电激,掀举若神。
真、行之书,虽于大令亦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
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
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
自羊、薄以后,略无勍敌。
唯永公特以训兵精练,议欲旗鼓相当。
欧以猛锐长驱,永乃闭壁固守。
”传说他早年学习书法极其勤奋,途中访见索靖所书石碑,观之入迷,竟坐于碑旁,细心揣摩观赏,逗留三日,曲尽其妙而后离去。
他的书法,兼有南朝书法的婉润和北朝碑刻的遒劲,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面貌。
欧阳询的楷书作品主要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等。
《九成宫醴泉铭》建于唐贞观六年(632),魏徵撰文,欧阳询书丹,记载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涌泉之事。
此碑受皇帝之命而作,风格相对平和中正,一丝不苟,与世传他所作的《八法》中所谓“四面停均,八面俱备;
短长合度,粗细折中”等可相印证,可以视作楷书产生以来在结构上最为严密有序的作品。
原石现存西安碑林,有宋拓本传世。
《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亦称《化度寺塔铭》,李百药撰文,唐贞观五年(631)立石。
清人刘熙载谓此碑:
“笔短意长,雄健弥复深雅。
评者但谓是直木曲铁,法如介胄,有不可犯之色,未尽也。
”赵孟頫称“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为最善,而《邕禅师塔铭》又其善者也”。
(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可见前人对此碑的看重。
关于欧阳询楷书的审美特点,包世臣强调其“实”,说:
“指法沉实,力贯毫端,八方充实,更无假于外力。
”而梁巘《评书帖》则重其“险”,说“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险;
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笔险。
”其实,“实”指的是周到严谨,“险”指的是丰富多变,两者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因而梁氏接着又说:
“欧书凡险笔必力破余地,而又通体严重,安顿照应,不偏不支,故其险也,劲而稳。
”这表明,欧阳询对于楷书形式规律的掌握运用,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欧阳询亦精行书,有《卜商帖》、《张翰帖》、《梦奠帖》等。
《卜商帖》6行,52字,无款,现藏故宫博物院。
《梦奠帖》9行,78字。
现藏辽宁历史故宫博馆。
用笔特点与其楷书相似,行笔少提按,比较沉稳厚实,而结构方面,却多取侧险之势,不像其楷书那么善于调整照应,因而微嫌单调,风格刚健有余而灵动不足。
这与其学书根基本朝、对南朝行草相对淡漠有一定关系。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
幼年过继叔父,博学多才,23岁出仕,历经陈朝、隋代,并曾为窦建德所用,武德四年(621)入唐,为秦王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
太宗朝,历任中舍人、弘文馆学士、秘书监等职,封永兴县公,人称“虞永兴”。
唐太宗极其欣赏他的德才,曰:
“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实,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
有一于此,足为名臣,世南兼之。
”是太宗学习书法的指导教师,《宣和书谱》记载:
“太宗乃以书师世南。
然常患‘戈’脚不工。
偶作戬字,遂空其落戈,令世南足之,以示魏徵。
徵曰:
‘今窥圣作,惟戬字戈法逼真。
’”虞世南长于楷书、行书,师法智永,继承王献之书风。
楷书作品有《孔子庙堂碑》、《破邪论序》,行书《汝南公主墓志》。
《孔子庙堂碑》,唐武德九年立,虞世南撰并书。
书风雍容典雅,气秀色润。
用笔圆转而不失刚健,结构舒展而又清雅,有从容大度的君子气质。
张绅评谓:
“字画之妙,独能与钟、王并驾于数千载之间,使人则之重之,又莫能及之矣。
”二、永徽至先天从贞观后期开始,老一代书家淡出,新一代书家崛起,高宗李治继位以后,这种情况更其突出;
同时,唐初的一些书法措施开始发挥作用,新的时代风气也已经造就了新的时代心理。
由此具有唐代特色的书风开始崭露,每一种字体都出现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风格。
这是唐代书风的孕育期。
楷书领域,褚遂良立基欧、虞,兼收齐、周以来碑刻、写经书的一些特点,而以王羲之的风神加以润色,笔法提按丰富、极善调锋,结构开合腾挪、收发自如,整体看来既严整有度,又富于变化,既刚健又婀娜,与隋代以来的书风明显有了不同,是一种新鲜的风格。
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笔法、结构中,存在着极大的取用化生的可能性,后来的薛稷、裴守真等取其瘦劲,敬客用其中和,颜真卿化用其沉稳端重。
可以说,这些书风的形式源头都在褚,清代刘熙载认为褚是唐代的“广大教化主”,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历史发展关系。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父与虞世南并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他是欧、虞的晚辈。
贞观初年出仕为秘书郎,史载贞观十二年(638)太宗感叹虞世南去世、无人可与论书,魏徵举荐他说:
“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
”太宗即日诏遂良侍书。
以后备受重视,历任起居郞、谏议大夫、黄门侍郎、中书令,并成为辅佐太子的顾命大臣之一。
高宗即位,曾经担任右仆射(宰相),并受封河南县公、郡公,所以后世称“褚河南”。
高宗欲废无子的王皇后而立武则天,褚遂良冒死抗争,获罪贬为潭州都督、桂州都督,再贬为爱州刺史,死于贬所。
褚遂良现存楷书作品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后期则以《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为代表。
此外有传为他所书的墨迹《大字阴符经》等作品。
《伊阕佛龛碑》与《孟法师碑》先后书于贞观十五年和贞观十六年,正是其艺术成长的时期。
技巧大体来源于北朝楷法,存有隶意,字势端正宽博,用笔劲健多力。
清梁巘《评书帖》谓《伊阙佛龛碑》“平正刚健”。
李宗瀚谓《孟法师碑》“遒丽处似虞,端劲处似欧,而运以分隶遗法”。
这时的褚氏,显然还没有脱出六朝书法和欧阳询的影响。
《雁塔圣教序》,或称为《大唐三藏圣教序》、《慈恩寺圣教序》。
实际上有两块碑石。
一为《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文,内容述三藏去西域取经及回长安后翻译佛教经典的情况。
两石相对而立在西安大雁塔下,为褚遂良晚年杰作,标志着唐代楷书新风格的形成,对后世影响极大。
此碑一出,褚书成为一时风尚。
其点画丰富多彩,结体生动多姿,是楷书的字形,而有行书的流动与婀娜。
唐张怀瓘《书断》对褚书评曰:
“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
真书甚得其媚趣,若瑶台青锁,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不任罗绮。
增华绰约,欧、虞谢之。
”草书领域,孙过庭《书谱》作为书法史上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在审美上提出“本乎天地之心”、“取会风骚之意”的理想;
在实践上,他虽然规抚大王,米芾评以为“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但实际上又有很大的开创,尤其表现在用笔和用墨上。
《书谱》的许多笔墨处理,在形式上已经与后来张旭的某些作品有相通之处。
固然还不能说他直接影响了张旭等人,但至少可以说他已开风气之先。
孙过庭(648~703),字虔礼,吴郡(今苏州)人。
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而且仕途坎坷、英年早逝,但在后世享有很高声誉。
米芾《书史》评价说:
“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
作字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