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中国书法简史 隋唐五代书法Word文档格式.docx

1、各个政府部门尤其是文教机构中，还拥有大量的从事书法活动的职员。隋唐时代出现了两种重要的复制古代法书的方法：摹和拓。这使得古代经典不再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有可能走向更大的范围，被更多的学书者所师法仿效。在一些地区如敦煌，抄写经文的需要，为一些人提供了接受书法教育和从事书法活动的机会，大大促进了书法的普及。隋唐时期的文学家、画家，与书法发生了更多的联系，许多人身兼两职，另一些人对书法也时常发表意见。这不仅使得书法艺术的社会关注程度有很大提高，而且得以从其他领域吸收有价值的观念，从而充实自己的审美内涵，提高自己的文化地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隋唐书法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在其鼎盛时期，各体

2、书都得到了社会重视，都出现了专门家，建立了崭新的艺术风格，整体上呈现出富有开拓性、包容性的品格，代表性书风雄强豪迈、大气磅礴，体现了时代精神。我们把这一时期的书法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由魏晋南北朝到唐的过渡期，唐代书风的孕育期，唐代书风的鼎盛期，唐代书风的衰退期及向宋代的转型期。一、隋至贞观这一时期，一方面随着国家的统一，在南北朝晚期已经开始的南北书风融会的进程加速了，体现出了融会性与过渡性的特点。康有为说隋代书法的情况是：“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为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譬之骈文之有彦升、休文，诗家之有元晖、兰成：皆荟萃六朝之美，成其风会者也。”又说：“隋

3、碑风神疏朗，体格峻整，大开唐风。”对隋代书法的描述颇为准确。隋代书法，主要成就表现在楷书上。有的以北魏为基础，而更加秀美典雅，如董美人、苏孝慈、丁道护启法寺碑等，似乎糅合了南朝书风，下开欧阳询格局；有的则谨传南朝家法，如智永真草千字文，后来为虞世南所继承；有的出于北齐、北周，如龙藏寺、曹植庙碑、章仇氏造像等，前者瘦健，已开褚遂良风范，后二者体势宽博，颜真卿书风，隐然欲出。隋朝著名的书家有丁道护、史陵、智果等。丁道护兼有北方的朴拙与南方的遒媚，他所书启法寺碑与龙藏寺齐名，为隋碑代表作。龙藏寺兼收北朝的雄浑端严和南朝的俊美劲俏，享有“六朝集成之碑”的美誉。包世臣艺舟双楫说：“隋龙藏寺出魏李仲旋、敬

4、显隽两碑，而加纯净，左规右矩近千文，而雅健过之。书评谓右军字势雄强，此其庶几。”史陵书风瘦硬奇古，用笔精到，风格独异。智果为智永的弟子，其理论著作心成颂提出了十五种结字要求。唐初书法，历来称“欧、虞、褚、薛”四家，实际上欧、虞皆旧人，入唐时都已是以上的老者，风格基本定型，欧虽稍稍吸收南朝风气以博时君之好，但仍主要是北朝形意；虞则固守智永家法，纯然东晋（尤其是小王）风流。因而两位代表书家都可以说是隋代书风的延伸。但相对于隋代来看，这时期也有一些新的动向，例如贞观年间太宗倡导王羲之、提拔褚遂良、以行书入碑等，虽然没有立即在实践上形成变化，但无疑已经开始建立属于唐代的书风追求。唐太宗李世民（）笃好书

5、法，自谓：“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以文德绥海内。”他大力提倡王羲之的书法，亲撰晋书王羲之传论，并不惜重金购买王羲之的书法墨迹。每得二王书法，不仅亲自钻研模仿，而且命宫廷书家临摹复制，以赐重臣；又命褚遂良对二王墨迹进行鉴别；得到兰亭后，更是倍加宝爱。王羲之被奉为“书圣”，与太宗的推崇有很大的关系。唐太宗首开行书入碑之风，代表作晋祠铭、温泉铭，遒劲从容而不失流美风韵，可谓二王书风的肖子。这一做法后来被李邕所继承并发扬光大。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貌甚寝丑，而聪悟绝伦，博览经史。武德五年（），奉诏撰修艺文类聚一百卷，历时三年完成。贞观初，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

6、封渤海县男。世称“欧阳率更”。卒于贞观十五年，年八十五。欧阳询书法，文献称八体尽能，而以楷书为最工，影响最大，被后世称为“欧体”。用笔险劲，结体严密，于端庄安雅中寓险绝峻峭之势。唐张怀瓘评其书谓：“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真、行之书，虽于大令亦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自羊、薄以后，略无勍敌。唯永公特以训兵精练，议欲旗鼓相当。欧以猛锐长驱，永乃闭壁固守。”传说他早年学习书法极其勤奋，途中访见索靖所书石碑，观之入迷，竟坐于碑旁，细心揣摩观赏，逗留三日，曲尽其妙而后离去

7、。他的书法，兼有南朝书法的婉润和北朝碑刻的遒劲，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面貌。欧阳询的楷书作品主要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等。九成宫醴泉铭建于唐贞观六年（），魏徵撰文，欧阳询书丹，记载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涌泉之事。此碑受皇帝之命而作，风格相对平和中正，一丝不苟，与世传他所作的八法中所谓“四面停均，八面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等可相印证，可以视作楷书产生以来在结构上最为严密有序的作品。原石现存西安碑林，有宋拓本传世。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亦称化度寺塔铭，李百药撰文，唐贞观五年（）立石。清人刘熙载谓此碑：“笔短意长，雄健弥复深雅。评者但谓是直木曲铁，法如介胄，有不可犯

8、之色，未尽也。”赵孟頫称“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为最善，而邕禅师塔铭又其善者也”。（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可见前人对此碑的看重。关于欧阳询楷书的审美特点，包世臣强调其“实”，说：“指法沉实，力贯毫端，八方充实，更无假于外力。”而梁巘评书帖则重其“险”，说“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险；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笔险。”其实，“实”指的是周到严谨，“险”指的是丰富多变，两者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因而梁氏接着又说：“欧书凡险笔必力破余地，而又通体严重，安顿照应，不偏不支，故其险也，劲而稳。”这表明，欧阳询对于楷书形式规律的掌握运用，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欧阳询亦精行书，有卜商帖、张翰帖、梦奠帖等。卜商帖行，字

9、，无款，现藏故宫博物院。梦奠帖行，字。现藏辽宁历史故宫博馆。用笔特点与其楷书相似，行笔少提按，比较沉稳厚实，而结构方面，却多取侧险之势，不像其楷书那么善于调整照应，因而微嫌单调，风格刚健有余而灵动不足。这与其学书根基本朝、对南朝行草相对淡漠有一定关系。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幼年过继叔父，博学多才，岁出仕，历经陈朝、隋代，并曾为窦建德所用，武德四年（）入唐，为秦王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太宗朝，历任中舍人、弘文馆学士、秘书监等职，封永兴县公，人称“虞永兴”。唐太宗极其欣赏他的德才，曰：“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实，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有一于此

10、，足为名臣，世南兼之。”是太宗学习书法的指导教师，宣和书谱记载：“太宗乃以书师世南。然常患戈脚不工。偶作戬字，遂空其落戈，令世南足之，以示魏徵。徵曰：今窥圣作，惟戬字戈法逼真。”虞世南长于楷书、行书，师法智永，继承王献之书风。楷书作品有孔子庙堂碑、破邪论序，行书汝南公主墓志。孔子庙堂碑，唐武德九年立，虞世南撰并书。书风雍容典雅，气秀色润。用笔圆转而不失刚健，结构舒展而又清雅，有从容大度的君子气质。张绅评谓：“字画之妙，独能与钟、王并驾于数千载之间，使人则之重之，又莫能及之矣。”二、永徽至先天从贞观后期开始，老一代书家淡出，新一代书家崛起，高宗李治继位以后，这种情况更其突出；同时，唐初的一些书法

11、措施开始发挥作用，新的时代风气也已经造就了新的时代心理。由此具有唐代特色的书风开始崭露，每一种字体都出现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风格。这是唐代书风的孕育期。楷书领域，褚遂良立基欧、虞，兼收齐、周以来碑刻、写经书的一些特点，而以王羲之的风神加以润色，笔法提按丰富、极善调锋，结构开合腾挪、收发自如，整体看来既严整有度，又富于变化，既刚健又婀娜，与隋代以来的书风明显有了不同，是一种新鲜的风格。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笔法、结构中，存在着极大的取用化生的可能性，后来的薛稷、裴守真等取其瘦劲，敬客用其中和，颜真卿化用其沉稳端重。可以说，这些书风的形式源头都在褚，清代刘熙载认为褚是唐代的“广大教化主”，深刻地揭示了这一

12、历史发展关系。褚遂良（），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父与虞世南并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他是欧、虞的晚辈。贞观初年出仕为秘书郎，史载贞观十二年（）太宗感叹虞世南去世、无人可与论书，魏徵举荐他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诏遂良侍书。以后备受重视，历任起居郞、谏议大夫、黄门侍郎、中书令，并成为辅佐太子的顾命大臣之一。高宗即位，曾经担任右仆射（宰相），并受封河南县公、郡公，所以后世称“褚河南”。高宗欲废无子的王皇后而立武则天，褚遂良冒死抗争，获罪贬为潭州都督、桂州都督，再贬为爱州刺史，死于贬所。褚遂良现存楷书作品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后期则以房玄龄碑、雁塔圣教

13、序为代表。此外有传为他所书的墨迹大字阴符经等作品。伊阕佛龛碑与孟法师碑先后书于贞观十五年和贞观十六年，正是其艺术成长的时期。技巧大体来源于北朝楷法，存有隶意，字势端正宽博，用笔劲健多力。清梁巘评书帖谓伊阙佛龛碑“平正刚健”。李宗瀚谓孟法师碑“遒丽处似虞，端劲处似欧，而运以分隶遗法”。这时的褚氏，显然还没有脱出六朝书法和欧阳询的影响。雁塔圣教序，或称为大唐三藏圣教序、慈恩寺圣教序。实际上有两块碑石。一为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文，内容述三藏去西域取经及回长安后翻译佛教经典的情况。两石相对而立在西安大雁塔下，为褚遂良晚年杰作，标志着唐代楷书新风格的形成，对后世影响极大。此碑一出，褚书成为一时

14、风尚。其点画丰富多彩，结体生动多姿，是楷书的字形，而有行书的流动与婀娜。唐张怀瓘书断对褚书评曰：“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真书甚得其媚趣，若瑶台青锁，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不任罗绮。增华绰约，欧、虞谢之。”草书领域，孙过庭书谱作为书法史上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在审美上提出“本乎天地之心”、“取会风骚之意”的理想；在实践上，他虽然规抚大王，米芾评以为“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但实际上又有很大的开创，尤其表现在用笔和用墨上。书谱的许多笔墨处理，在形式上已经与后来张旭的某些作品有相通之处。固然还不能说他直接影响了张旭等人，但至少可以说他已开风气之先。孙过庭（），字虔礼，吴郡（今苏州）人。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而且仕途坎坷、英年早逝，但在后世享有很高声誉。米芾书史评价说：“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