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行为研究若干问题述评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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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以俄国A·

恰亚诺夫为代表的组织生产学派。

该学派认为，农户家庭经营在两个主要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

农户经济发展依靠的是自身的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

它的产品主要是为满足家庭自给需求而不是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

农户的劳动投入因为不以工资的形式表现，无法计算其成本，而投入与产出常常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在追求最大化上农户选择了满足自家消费需求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利润和成本之间的平衡。

由此，农户经济本身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遵循着自身的逻辑和原则。

根据该学派研究分析，农户分化的原因是家庭周期性的劳动者与消费者比例的变化，而不是商品化带来的农民分化。

该学派认为，俄国农户经济的改造既不能走斯大林式的集体化道路，也不应走西方式自由市场的道路，而是应着眼于自发地组成小型合作社。

尽管该学派在斯大林时期被压制，但是，欠发达国家农户经济组织持续发展的事实使这一理论仍存在着很强的生命力。

另一个是以西奥多·

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

该学派认为：

在一个竞争的市场机制中，农户经济运行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并没有多少差别，农户经济中生产要素运行得如此成功，以致农户在生产分配上极少有明显的低效率。

作为一种规律，在传统农业时期，农户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投资收益率很少有明显的不平衡。

在这样一种经济组织中，农户的行为完全是有理性的。

因此，传统农业增长的停止，不是来自农户进取心的缺乏、努力不够以及自由和竞争不足的市场经济，而是来自传统边际投入下的收益递减。

所以农户对农业投资增长出现停止现象。

该学派认为，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是合理成本下的现代投入，一旦现代技术要素投入能保证利润在现有价格水平上的获得，农户会毫不犹豫地成为最大利润的追求者。

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式不应选择削弱农户生产组织功能和自由市场体系，而应在现存组织和市场中确保合理成本下的现代生产要素的供应。

该学派在其农户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假说前提下，对农户贫困的根源也作了分析。

该学派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成就最好不要用初始条件的差异去解释，而要用政策的差异去解释。

一国的贫困不是因为贫困恶性循环所致，而是因为其糟糕的政策所致；

不是不良的外在条件所致，而是不恰当的国内政策所致。

农业曾是糟糕经济学的最大牺牲品，工业化被推到有损农业发展的地步，农业被榨取，农民对刺激的反应被忽视，土地每况愈下的经济重要性被置之度外。

不恰当的经济分析造成了经济政策的失误，特别是扭曲了农业的刺激[1]。

运用该学派的这一判断似乎更能恰当地解释中国农村改革前后农业与农户经济增长实绩的变化。

按照该学派观点，经济制度变革的最根本目标就是人力资本的增长。

除了上述两个学派外，还有一个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历史学派。

黄氏在综合分析了上述两个学派的研究结果后，认为农户家庭在边际报酬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仍会继续投入劳动可能是因为农户家庭没有边际报酬概念或农户家庭受耕地规模制约，家庭劳动剩余过多，由于缺乏很好的就业机会，劳动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

他在分析了解放前中国几个世纪的农业发展后提出了中国农业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和“过密型的商品化”概念，认为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就是一种反过密化的过程。

他以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为实例分析，认为中国农业仍然处于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中。

秦晖和苏文以近代关中地区为实例，认为在农户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关中模式”显然不同于华北或江南模式，在中国广大地区通行的以租佃形式剥削农民的方式，在关中并不存在。

对于上述各学派的理论主张，笔者认为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这里主要原因在于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不同以及所处历史阶段等的不同，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自给自足性质的农户经济行为一定不同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农户。

在中国，由于农村资源要素结构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农户行为的特殊性。

从一般意义上看，任何农户都在追求着依据自身价值观而产生的“效用最大化”，而这里农户的价值观又与特定的因素有关；

这里的因素包括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综合。

所以，不同的农户经济行为模式，都是特定要素环境下的产物，都表现了一定的存在合理性。

这里也同时说明，农户经济现代化的改造将是一项系统工程。

二、农户经济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农户经济研究中，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种是以毛泽东、陈翰笙等为代表的阶级分析方法，将农户按拥有土地多少及收入获取方式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

一种是以卜剀为代表的经营形式分析法，将农户按收入获取方式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

还有一种是以黄宗智为代表的经营目标分析法，将农户经营分为自给性生产农户和商品性生产农户两类。

这些方法明显地带有时代特征，它是与农业，特别是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传统农业时代相适合的几种主要的分析方法。

解放后随着国家对农业的全面改造，农村土地私有制的废除，第一、二种分析方法就失去了其分析的基础，而第三种分析方法就成为分析农户经济的主要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对于今日中国农户经济研究也是比较适宜的。

但是随着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加快，这种方法显得有点粗糙，对于农户经济发展过程研究也显然不够全面。

所以在80年代以后学术界通行一种以农户家庭经济中农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总收入的比例进行分类的一种研究方法。

这种分析方法将农户分为纯农户、以农业为主兼营它业户、以非农业为主兼营农业户，非农户四类；

有的将纯农户和非农户还进一步进行了细分。

显然这种分类方法更为适合当今中国农村的情况。

三、农户行为的理性化与非理性化之争

对农户行为理性的研究是从探讨农户经济行为中的决策心理开始的。

19世纪末的一些学者从所谓“古典主义”的传统，即当时西方流行的自亚当·

斯密以来的经济理论中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传统出发，认为经济行为的准则就是追求“合理化”与最高经济效益。

他们把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竞争、自由分化规律支配下的“经济人”形象外推至历史上的一切经济行为主体，包括农户。

这种观点后来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古典学派”农民学家R·

菲尔斯、S·

塔克斯等人的“便士资本家”论和战后T·

舒尔茨、S·

波普金等人的“理性的小农”论。

在这些人看来，自然经济下的农户是冷静而理智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像个小企业家或资本家，思维活动富于计量性与逻辑性。

按这些学者的说法，如果农民某甲请了村邻某乙来帮他盖房子，则甲应看作是正在雇佣乙的企业家。

用这种方式，他们为农户经济建立了“投入”与“产出”的年度预算，农户的土地、生产与生活资料以及其他财产被视为资本，农户全家人及亲友的田间劳动被折算成工价，农户经济的产品，农户自身消费的食物在内，也被折合为货币收入。

以这些收入与包括“资本”损耗、工价、地租等在内的“生

　　产成本”作比较，如果收入小于成本，则这种农户便被视为“亏本企业”，如果年年如此，则这种农户便被视为“不经济的农场”。

在这些学者看来，农户的理性将使他们放弃“不经济”的农业，使农业循着决策合理化，效益最优化的方向通过优胜劣败的竞争而发展，从而“不经济”的小农户将为“经济的”农场所取代。

显然，这一派学者心目中的农户，与资本主义农场的区别仅在于生产规模、技术水平、生产率、商品率等经济指标较为落后，而精神面貌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都是长于抽象思维与逻辑分析，能客观地把握经济运动中的自然法则，独立地作出价值判断的自由主体，其行为完全由个人理性支配。

但是，这一派学者宣布农户的“亏本企业”面临末日审判已有一百多年了，然而在许多不发达社会中，农户仍然一代又一代地继续投身于所谓“不经济的”农业。

这就使人们对是否存在“理性的小农”越来越持怀疑的态度。

最早对这种“理性的小农”论持批评态度的是俄国的新民粹主义农民学家，如A·

佛图那托夫、A·

切林采夫、H·

马卡罗夫与A·

恰亚诺夫等人。

他们从农民文化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农民生活方式的道德价值、小农经济稳固论与“村社社会主义”精神等民粹派立场出发，在本世纪头十年里发起了一场对“古典主义”农户观的批判。

他们把农户描绘为经济浪漫主义者，而不是经济理性主义者，认为研究西方农场主的一套理论、方法、范畴与概念不适用于“劳动农民的人民制度”，农户经济行为的目的并不是追求“效益”而是为了生活。

他们的劳动不能以货币来度量，更不能抽象出“投入”“产生”之类概念并据以进行“效益”分析。

在这些学者看来，农户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人”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不是冷冰冰的“理性动物”，而是代表着“一种新的人类文化，一种新的人类自觉”。

与俄国的新民粹主义者同时代的一批荷兰学者则成为“农民理性”说在西方的主要论敌。

这些学者以其对荷属东印度农村，尤其是爪哇农村的系统研究在当时西方不发达社会农民学中具有开拓与领先地位。

其代表人物是J·

波耶克，他在从1911年以来的一系列着作中提出了“二元社会”理论，认为东印度的农民社会与殖民者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二元社会，农民热诚地扞卫着自己特有的价值、习俗、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他们的经济行为是基于道德而不是理性。

这一理论在40年代又由J·

弗尼沃尔等发展为“多元社会”论，并将其应用范围扩大到缅甸及东南亚其他地区。

50年代后，美国农民学界的“道德经济”论与“道德文化”论也明显地受到俄国与荷兰农民学上述传统的影响。

总之，这一方面的学者对农民文化的历史地位估价相差很远，但在强调农户是浪漫主义或温情主义者而非理性主义者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

对于上述“理性”与“非理性”之争的情况，笔者认为，这里首先应分清“理性”的不同形式。

自觉地把握经济过程中的自然法则以追求“功利”的最优化，固然可以说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态度；

但自觉地维护人的道德价值，追求一种“合理”的或合乎逻辑的人际关系，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性主义态度？

这里实际上是体现了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区别。

所以，上述两种观点，实际上是反映了农户两种不同形式的“理性”之争。

其次，任何“理性”的产生都有其现实的根源。

上述观点中的经济理性主义者，其思维方式的核心是体现了抽象与逻辑分析能力的发达，而这正是在商品交换环境中培养起来的。

在商品经济中，无数具体的物品被抽象为可用货币加以定量的价值，显示了概念在逻辑基础上的可通约性。

随着商品经济而发展起来的复式簿记进一步锻炼了人们思维的精确性和从混沌表象中考察形式主义的程序合理性的能力，排除了权力意志与神秘冲动的广泛的等价交换，使经济过程体现出顺理成章的自然法则。

市场规律铁一般的明确性从人们心中赶走了形而上学的信仰和各式各样的浪漫观念。

美国当代着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有句名言：

商品经济是所有逻辑的母体。

M·

韦伯也认为，由于市民社会生活是在与他人的合理竞争中以及生产方式是在经济合理性的支配下进行的，故市民的生活方式自发地倾向于实践上的理性主义并受理性的伦理生活规范所制约。

这些话是颇有道理的。

与此相反，在自给自足的条件下，农户的生活方式极不利于逻辑运算与抽象概括能力的形式。

实物经济中难以形成形式化的价值，阻碍了概念的通约与抽象，社会交往的贫乏阻碍着思维的定量与精确化，支配农民行为的往往不是逻辑而是习惯与本能。

因此，只有在商品经济洗礼后，在经济行为的计量特征和铁一般的逻辑面前，作为自由主体的农户才能得到理性思维与理性行为的初步训练，从而产生所谓“理性的小农”。

四、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行为研究的主要理论取向

目前对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行为的研究，主要有5种理论取向。

[10]第一种是“效用最大化”解释。

这是研究者在分析夫妇生育决策时所采用的分析思路，它直接来源于西方人口经济学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