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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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最需要大家坚持的是，要紧追国际前沿、扎根中国现实、掌握研究尺度、努力创新理论。

　　我们对2009－2010年度的中国传播学发展进行简要梳理，粗略分为传播理论、媒介经济与管理、广告与公共关系研究、新媒体和网络传播研究、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五个方向。

希望能够为传播学研究者参考。

　　一、传播理论研究的突围与困惑

（一）溯源与经典再思

　　当前路茫茫时，人们做的一件事情是思古。

刘海龙在《一篇存在争议的传播学奠基文献》（2/2009/2）一文中重读了拉斯韦尔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考察了其丰富的传播观念，希望改变人们对其传播模式的简单化理解，目的在于打开过于狭窄的传播学理论视野。

刘蒙之的《格雷格里•贝特森对传播学研究的奠基性贡献》（2/2010/1），回顾了贝特森对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贡献，以及其在元传播、双重束缚、关系传播和学习的传播机制等原创性贡献。

胡翼青的《美国传播学传统学派形成的学理探究》（9/2009/4）一文比较细致地探究了美国传播学传统学派的形成过程，希望为中国传播学借鉴。

　　一些早期的学者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

属于文化研究路数的雷蒙•威廉斯就吸引了不少的注意力。

研究者主要关注其传播思想的深远影响（位迎苏：

《论雷蒙•威廉斯早期的传播思想》，《新闻爱好者》/2010/7（下半月））。

美国学术传统中的威廉•詹姆斯也被列为传播学的思想来源（王颖吉：

《从哈佛思想到芝加哥学派——威廉•詹姆斯对美国早期芝加哥学派传播学者的影响》，《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

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耐特“承认理论”认为蔑视经验是社会反抗的道德动机，社会冲突能够追溯到对相互承认的否定与拒绝。

其理论被研究者看作是传播理论的重要视角（王华：

《霍耐特“承认理论”：

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9/5）。

曾一果在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中评述了凯尔纳的媒介奇观研究（《重建批判的媒介文化研究：

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媒介文化研究》，2/2010/3）。

李明伟在《凡勃伦对伊尼斯传播理论的影响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中指出了凡勃伦对伊尼斯传播理论三个方面的影响：

“方法论的启发，加深对技术重要性的认识，提供了一些重要概念和命题。

”

　　这些经典回顾并非原创性研究，没有提出新的看法和观点，却为我们拓宽了理论视野，开放了一些新的思想资源。

（二）多元交叉处的学科探索

　　传播学本身就是在交叉学科的十字路口出现的，那么新的理论生长点也自然要到交叉口去寻找。

洛文塔尔的文学传播理论得到了较多的关注。

甘锋在《洛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研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中认为，洛文塔尔“的文学传播研究不仅揭开了西方文学研究的传播学转向的序幕，而且有效地把批判理论、文学理论和传播理论综合起来，建构了‘理论力场’方法论和‘理解力场’等独特范畴，这使其文学传播理论形成了鲜明的理论特色和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

郑达威的《媒体考古学：

传播学研究的新思维》（《新闻知识》/2010/6），通过对福柯知识考古学思想和方法的借鉴，提出了一种媒体考古学，并认为这是一种传播研究的新思维。

牛静在《扎根理论及其在新闻传播学的运用》（14/2010/4）认为，扎根理论“致力于填平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鸿沟。

将扎根理论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助于新闻传播理论的创新，同时可以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

邵鹏的《从金融危机看全球媒介雷达与预警功能的失灵》（9/2009/2）一文从失声症的医学视角，论述了媒介在重大问题上有意无意的障碍性、痉挛性、过用性和麻痹性失声，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对媒介进行全面控制和引诱的产物，也是媒介自身工具性、过劳性和自保性的结果，其危害性不容低估。

王晶的《传播仪式观研究的支点与路径：

基于我国传播仪式观研究现状的探讨》（9/2010/3），综述了传播仪式观的研究状况，看好这类研究的潜力，但是作者认为这样的研究并未得到展开。

这也是中国大多数可选择的研究方向的通病。

周岩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交叉研究的回顾与前瞻》（7/2010/2），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交叉研究的特点与成就作了总结，并思考和描述了未来的发展路径。

　　（三）夹缝中的自主创新

　　有些研究尝试作出了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也许不成熟，但是非常可贵。

李思屈的《传播正义论：

基于普适正义的传播学理论建构》（7/2010/4）一文认为，正义论缺失是传播界的一大理论缺陷，从而提出传播正义论的理论构设。

邵培仁在媒介地理学方面的系列论文中认为，空间、时间、地方、尺度、景观是媒介地理学构成的基本概念，也是媒介地理学体系的重要组件。

它反映了媒介世界正由情节转向奇观，由理性文化转向快感文化，由线性文化转向块状文化，由叙事文化转向景观文化，突出表现了媒介地理的性状，反映出传播学研究在媒介生态学之后，又呈现出新的地理转向，媒介地理学即将脱颖而出。

　　何威在《网众与网众传播：

关于一种传播理论新视角的探讨》（1/2010/5）论文中希望用网众传播的概念和内涵来取代“网络传播”的指称。

作者把积极上网的人群称为“网众”，而“网众通过社会性媒体生产、发布和接受信息,发动并参与了‘网众传播’。

”这是传播与媒介研究的新视角。

崔林在《媒介进化：

沉默的双螺旋》（1/2009/3）中对“媒介进化历程中的基本矛盾进行了探讨与梳理，原创性地提出‘自由度’与‘保真度’的双螺旋悖论，并分析了‘传播自由与时空束缚’、‘时空成本与技术进步’、‘信息损耗与符号补偿’这三组大的对立统一体如何形成了媒介进化的主要推力”。

杨霜在新旧媒体交织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互媒体性”概念：

即每一种新媒体与旧媒体之间都存在密切的联系，而这种相互关系以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新媒体的作用为中心。

（《试论“互媒体性”》，1/2010/4）。

卞冬磊则在《再论媒介时间：

电子媒介时间观之存在、影响与反思》（1/2010/1）中描述了一种电子媒介时间的特点和状况，指出其对人的影响：

人认知片段化、记忆短暂化与行动随意化倾向。

　　（四）现象学之“现象”

　　前几年就有学者关注现象学对传播学的思想价值，这两年关注的人更多了。

姚晓鸥在《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对传播领域的实证主义观念的现象学反思》（2/2010/6）中运用现象学方法揭示了传播学主流研究通过方法来构造的传播理论之本质。

胡沈明、熊茵《论传播理论的现象学传统》（《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5）论文，通过回顾胡塞尔、马丁•布伯、巴赫金、戴维•伯姆、海德格尔、伽德默尔、哈贝马斯、R.T.克里格和斯蒂芬•李特约翰等人的理论，综述了传播理论的现象学谱系，并认为现象学资源可以使分散的传播学科统一起来。

胡沈明还讨论了“现象还原”对传播理论的整合可能（《“现象还原”之于传播理论整合的意义》，《黑河学刊》/2010/5）。

范龙、王潇潇也在《现象学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初探》（4/2010/1）中指出现象学对于现有的传播学学派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

　　现象学对于一些传播研究者来说也许还有些隔膜，但是我们不应无视这样优质的理论资源，希望现象学之“现象”最终能够成为一种传播学理论综合和创新的原动力。

　　（五）跨文化传播研究在路上

　　跨文化传播研究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具有很大的理论拓展空间，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

单波在《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

》（《新闻与传播评论》/2009年度）论文中，通过“我能够交流吗？

‘我，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如何走向自由、平衡？

文化的多样性统一如何可能？

如何面对媒介作为桥与沟的双重文化角色？

”四个问题阐释了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的问题。

姜飞在《对跨文化传播理论两类、四种理论研究分野的廓清尝试》（1/2009/6）、黄廓在《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形成发展的理论脉络》（1/2010/3）中，为我们厘清了跨文化传播种种概念、理论和内涵，打下了一个扎实的研究地基。

万小广的《论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路径》（2/2009/5）认为，跨文化研究必须从实践出发，借鉴各学科的知识，形成以问题研究为核心的中层理论。

李霞在《一种跨文化传播的视角：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2/2010/3）中，通过一种跨文化传播的视角考察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启发和不足。

吴强的《从文化间到跨文化的电视传播：

一个比较视野》（2/2009/10）则研究了欧洲的跨文化的电视传播，认为其对促进欧洲的政治和解、社会融合和一体化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章总结欧洲的跨文化电视传播的理论和模式，比较其从文化间传播向跨文化传播的理论转型，以为中国借鉴。

孙英春和孙春霞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全球场域与本土追问》（《浙江学刊》/2010/4）认为，要在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寻求全球视域与本土场景的“视域融合”，要立足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语境，建立跨学科的整体性视野，坚持以本土议题为研究对象。

　　（六）国际传播研究炙手可热

　　国际传播切合国家的紧迫需求，获得了许多研究者的呼应。

李希光、杜涛的《国际传播中的宣传模式与抵抗模式》（9/2009/4）一文，探讨了宣传模式在国际新闻传播中的效用及相应的抵抗模式，认为中国国际新闻传播抵抗模式正在经历着从精英主导向人民抵抗的深刻变化，人民抵抗模式在未来将具有光明的前景。

MonroeE.Price与龙耘的《关于全球传播的对话：

概念、语境及热点议题》（3/2010/12），就全球传播的相关领域和问题展开了有意思的对话。

郜书锴的《国际传播理论的中国式建构》（《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6），综述梳理了国际传播的理论路数、中心议题和理论转向，并在详尽的资料基础上想象国际传播理论的中国建构。

刘国强认为，国际传播要向全球传播转化（《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的范式转换》，《新闻爱好者》/2010/5（下半月））。

田智辉认为，新媒体语境将对国际传播带来重要的影响，包括传播主体和内容都会出现新的变化（《论新媒体语境下的国际传播》，3/2010/7）。

朱振明在《国际传播中的“全球化”与“世界化”——阿芒•马特拉的国际传播观》（《法国研究》/2009/4）中指出，马特拉的国际传播观使我们看到在追随实证主义的传播商业逻辑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一种尊重差别、争取传播民主权利和促进公共服务的可能性，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传播理论研究的多元化，而且在我国走向世界大国的过程中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义。

　　有时在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对外传播和全球传播这些说法之间会有些许的疑惑，除了概念的纠缠之外，希望看到实在的研究为这些领域划定边界。

　　（七）本土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本土化是能够用来描述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的关键词之一，本土化的艰难努力从未停止，并向纵深发展。

吴景星、姜飞在《“传—受”博弈过程的本土化诠释》（1/2009/4）一文中讨论了道家老庄思想中蕴含的“传播不确定性原理”，并指出其为超越近代传播学之局限性、构建现代传播学实践和研究新模式，提供独特的中国视角。

周伟业在《东方范式：

华夏传播理论的内涵、特征与价值》（《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5）中，通过对汉语成语、谚语、俗语的分析，描述了华夏传播理论的内涵、特征与价值，并进一步指出，华夏传播理论有别于西方传播理论范式，“是华夏民族对人类传播规律的深刻领悟，是汉语文化对世界传播理论的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