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三农问题现状与农村发展的路径选择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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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三农政策农村现代化

一、从GDP增长看农村社会发展的政策依赖性

中国经济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通过对农业部门的分析我们能发现，农业部门始终存在着较总体经济更加不稳定的增长结构，无论农业部门GDP的总量还是其增长率，都能印证这一点，而增长的时序变化则与相应时期农业政策的变革力度息息相关。

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经济进入了平台期，增长幅度逐渐趋缓。

自1993年开始，农业GDP又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但是，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来看，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快速的通货膨胀引起的名义GDP的大幅提高，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处于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发力期。

1995—1996年，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保护价收购政策，由于粮食价格较高，1995年农户家庭当年从粮食作物获得纯收入比1990年增加了1448元，占同期农民家庭纯收入增加值3776元的38.3%，占同期农民家庭全年纯收入增加值5635元的25.7%。

这说明在保护价政策实施的初期，保护价政策对于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随着其后粮食价格的不断下滑，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纯收入由1995年的2436元减少到2000年的1499.21元，减少937.34元，粮食作物减少值占种植业纯收入减少值的90.67%。

对于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不发达，种植业结构单一的粮食生产农户来说，粮食价格的不断下降成为农户收入水平增加的主要制约因素[2]。

由此可以看出，在保护价实施初期，由于政府维持了较高的收购价格，使得这一政策对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

但其后随着政府不断下调保护价标准，同样又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以粮食保护价政策为中心的农村经济政策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明确。

1997年以后，农村经济再次进入平台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连续多年的负增长。

期间，中央虽多次出台农业新政，但均未能扭转发展乏力的局面。

究其原因，可以说一是因为农业内部缺少内生增长的有效机制，二是庞大的冗余农业劳动力和二元制的社会结构限制、消耗了农业自身发展的有限资源，而同时又缺少外部资源的注入。

再回过头来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业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审视，足以看出政策导向式的发展特征伴随了农业经济的每一个高潮与低谷。

比较前后两个时期的1号文件，以前的重点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可以说是在农村经济的内部进行的成功变革，这一基于体制自身的变革基本上已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其效力的极限；

而后两次均把政策目标直接指向了农民增收上。

虽然2005年度的中央政策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但无论是从政策本身的功能还是从农业领域的现状来说，政策性依赖仍是目前农村经济中最为突出的发展特征。

二、当前“三农”问题的困境

总的来说，农业经济的最大困境还是其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的不足。

仅就2005年与2004年作一个对比，2004年“增收”效果可谓满意，但从2005年的上半年情况来看，同样的政策力度若想取得与2004年相似的目标的难度已明显加大。

一方面2004年农产品价格较之2003年有很大的提高，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新高，加之自然灾害较少以及减免农业税、增加直接补贴等措施均能对农业的生产生活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2005年一季度，农产品价格已有所回落，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却难以有新的提高。

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制约机制将使农业产出效益在现有的生产率水平上迅速达到封顶状态。

长期的发展轨迹说明，政策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有效的依赖，而这一依赖同时又是不可靠的、难以持久的。

当前“三农”的困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

1.人口压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据有关方面统计，2002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指数为3.1，大大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小于1.6的水平；

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各种福利和补贴的因素，我国这一指数还会更高一些。

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为2.10，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指数为4.16，而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印度同期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分别为1.58，2.30，2.24和3.26。

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占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份额达到80％以上。

与此同时，几乎全部的乡村建设、教育、卫生资源建设等关系生产发展和劳动力资源再生的各项投入，绝大部分都落在了农业人口自己身上，换句话说，农业人口的生老病死花费基本上都依靠其自身的收入，低收入也就意味着低投入。

以卫生事业为例，我国卫生财政支出约整个财政的2%，而全部投"

入资源的80%分布在城市，只有20%分布在农村。

农业社会几乎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而建国后几十年的“抽农补工”政策以及“两种户籍”造成的农业人口的大量积淀，演变成今天似乎回天乏力的局面，几乎任何异乎寻常的大举措在根深蒂固的“三农”问题面前都像是花拳绣腿，人口压力与当前农村经济的现状之间存在着强大的离心力量，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凝结了层次复杂的各种矛盾。

由于农业经济先天的脆弱性以及其长期以来薄弱的基础，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在市场化进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权、话语权，而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一直都在低产出、高负担的恶性环境中艰难地发展，在这其中，人口的压力又处于一个绝对中心的位置。

2.社会资源压力与内在发展动力的不足

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农村社会的自然资源供应总量也已接近其潜在的最大值，在现有条件下，农村社会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已出现瓶颈效应。

从最基本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来看，形势均不容乐观[6]。

而在社会再发展资源（如金融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同样面临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从表1中可以看出，多年以来，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绝对数量都是减少的，其中生态退耕所占比例最大。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方面，要还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之债，大力进行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另一方面，城镇化建设也将有新的发展高峰，伴随着城镇化加速，相应的建设用地比重也会提高，这些都必然以牺牲耕地为代价，耕地形势将更为严峻。

年末实有年内新增年内减少年内净减

年份地区耕地面积耕地面积耕地面积建设占用灾毁耕地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耕地面积1999129,205.5405.1841.7205.3134.7394.6107.1436.62001127,615.8265.9893.3163.730.6590.7108.3627.32003123,392.2343.52,880.9229.150.42,237.3364.12,537.4

在人力资源方面，表2列出了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的统计情况，同样能看到，对三农发展最具有长远价值的人力资源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面。

“三农”内部人力资源的积累与再生机制已经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所需，人力、科技资源的积累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和阻碍。

表2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情况[8]（每个农村居民户）

指标名称单位全国东部中部西部

被调查户数户20283687673546053

家庭常住人口人4.083.953.914.41

农村人口人3.843.683.734.16

家庭劳动力人2.502.482.452.59

其中：

农村劳动力人2.382.332.352.49

在农村劳动力中：

1.文盲、半文盲人0.310.300.300.34

2.小学文化程度人0.860.790.920.87

3.初中文化程度人1.051.051.001.11

4.高中文化程度人0.160.180.140.16

有专业技术职称人数人0.110.110.090.13

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人数人0.170.170.140.19

在家庭劳动力中：

1.从事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人1.381.101.461.59………………全家外出从业劳动力数人0.870.780.890.96

………………

注：

…表示省略了部分内容。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负担比是1.54，从事农业家庭经营的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例是35.9%，按现有的从事农业经营的劳动力数量并把1.54的人口负担比计算进去，农村户均人口应为2.12，与现有的3.84相比，即使按现状计算，农村人口中完全属于冗余的人口比例也达到了44.8%，而这些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并不能得到多少基于社会的外部给养。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人力资本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基础性资源的缺失仍将限制农业人口的发展，即使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能够有很大突破，农村经济的弱质性也将阻碍其自身的受益能力，内在发展动力的缺失是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障碍，任何投入都会像雨水一样迅速渗漏，发展资源的不足与发展动力的缺失将形成三农问题中一个长期的且互为因果的根本性矛盾。

三、当前主要的政策选择和潜在的风险

1.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目前，我们面临着城市化吸纳能力不足和小城镇发展乏力的双重压力，如果把今后劳动力转移的重点放在现有的大中城市，那么将面临相当程度的困难。

一是现有政策环境能否允许农村劳动力在平等的条件下实现永久性的转变，成为无差别的城市产业工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劳动力向大城市流动的意义仅限于短期务工带来的收入增长，国民待遇和永久性居留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二是城市工业化已发展到中高级阶段，随着资本的深化，城市工业化吸纳劳动力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依靠城市化发展的转移是远远不够的。

而小城镇建设的困境表现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与小城镇建成后发展潜力的低下上。

从当前和今后的政策取向上看，我国的农村现代化和人口工业化的政策重点会放在小城镇建设上，主要依靠增量化的小城镇建设来实现农业人口的转移，但从现状来看，这一政策成就很大，政策执行的偏差也很大。

2.劳动力大流通、大转移在政策实践中，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在人口流动与人口转移之间做更充分的分析，并建立起能够促进人口转移的稳定的长效机制，在理论分析中往往又把暂时性的流动就业与真正的人口转移等同起来。

同时，我们的城市化与小城镇化均没有建立起能够适应就业与人口转移所需要的宏观政策环境，对涉及就业与人口转移的诸多因素及其障碍缺少政策预期和规划。

针对这种形势，我们有必要在城市化和小城镇化两个主要的政策取向上做出更为深入的分析。

从城市来看，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转移将是未来几十年内的影响最广泛的一种资源流动，但这种流动的长期效应会对城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是否会出现所谓的“拉美效应”？

20世纪60～7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的人均GDP刚跨过1000美元关口，他们为推动经济快速起飞，普遍实施了减少农民战略，把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把耕地留给少数农户。

这样做确实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拉美也一举成为世界上农业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但是，当大量“无土地、无保障、无固定岗位、无一技之长”的农民成为新市民后，政府为承担他们的养老、卫生、社会保障等费用精疲力竭，城市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这就是常提及的“拉美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