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标福建省届年高考语文一轮复习专题十论述类文本阅读专题作业250doc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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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成为汉代绘画和雕塑中经常出现的题材和内容。

唐太宗属马,也特别爱马。

在我国石雕艺术史上,汉代霍去病墓石雕群、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树起了意象造型与写实造型的艺术风格几乎不可逾越的高峰。

同一表现对象的马在各朝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中呈现出各式面貌,虽然霍去病墓石雕群与昭陵六骏这两组马的石雕艺术品是在不同时代的特殊风格下成就了它们各自独特的艺术面貌,但它们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通之处。

一是意象造型与写实造型的统一。

虽然历史上大多把霍去病墓石雕群归为写意的类别,而唐昭陵六骏则被看作写实的代表,但在具体的形象塑造方面,这两种艺术手法相互渗透。

昭陵六骏继承了霍去病墓的创作手法,采用象征手法,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

这两组石雕虽然都刻画的是战马,实质是反映人的勇敢和战争的惨烈。

因此不管是霍去病墓石雕群还是昭陵六骏,不仅是对帝王将相的颂歌,也是无数英勇将士的历史丰碑。

霍去病墓纪念性石雕的重要特点,是将独特的艺术构思和石料的选取相结合,因石而得形,因形而造意,因意而施工。

《马踏匈奴》是霍去病墓石雕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作品中战马威武雄健,傲然挺立,敌人蜷缩于马下,垂死挣扎,与整个马的轮廓浑然一体。

而在整个雕塑的关键部分,如马下胡人的特征运用线刻和浮雕的手法刻出相对写实的形象。

这样,将大写意与细微写实的造型手法相结合来表现精妙传神的形象。

就马的造型而论,汉马偏于写意,蹄细体肥,外形流畅简洁;

唐马偏于写实,注重马体解剖结构的表现。

像昭陵六骏,因为皆属初唐时代,故马体的肥臀细腿等特征颇有汉风孑遗,但较之于汉马,显然更写实精确,更注重形体的结构变化,像面部的筋脉、胸肌、蹄筋等皆细致入微,在生动传神上,与汉马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

《马踏匈奴》是我国最早的纪念碑式的大型圆雕,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霍去病征服入侵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刹那,被踏于马下的匈奴首领手持弓箭仰卧在马腹之下作垂死挣扎状的场景。

静静站立的战马与挣扎的胡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权在握的静态与垂死挣扎的动态形成了完美统一。

昭陵六骏表现上颇多写实性,刻画出骏马的飞驰、屹立、徐行三种姿势,表现出六骏共同的雄健俊美的外形和勇往直前的气势,显示出他们的情谊,是古代以形传神的成功范例。

这两组石雕形象选取了动态和静态中的马的形象,并将其协调统一地安排在同一个整体中。

（摘编自肖顺、李雪松《汉唐石雕中“马”的艺术形象与成就》）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马的历史非常悠久。

商周时代,马与贵族生活联系密切,贵族出行多乘马车或者骑马,贵族死后,马匹是比较重要的陪葬品。

B.统治者对马的重视于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可见一斑;

帝王对良马的喜爱,马在古代社会的特殊地位等,对“马艺术”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C.虽然汉武帝、唐太宗都爱马,但他们各自的审美趣味不同,导致同一表现对象的马在汉、唐两代艺术家的创作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D.霍去病墓石雕群、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是中国石雕艺术史上几乎不可超越的作品,艺术风格不尽相同,前者重意象造型,后者重写实造型。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是深广的,汉代霍去病墓石雕群、唐代昭陵六骏这两组马的石雕艺术品代表了两个时代独特的艺术面貌。

B.在艺术形象塑造方面,意象造型与写实造型两种艺术手法可以相互渗透,表现为二者的统一性,霍去病墓石雕群、唐昭陵六骏就是典型例子。

C.虽然唐昭陵六骏被看作写实的代表,但在塑造形象时,它也继承了霍去病墓石雕群的创作手法,采用象征手法,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

D.霍去病墓石雕群是对帝王将相的颂歌,也是英勇将士的历史丰碑,它突出的创作特色是将艺术构思与石料选取相结合,据意取材。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马踏匈奴》是霍去病墓石雕群中一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将大写意与细微写实的造型手法相结合,以表现精妙传神的战马和人物形象。

B.昭陵六骏有汉马之遗风,但它显然更写实精确,更注重形体的结构变化,面部的筋脉、胸肌、蹄筋等细致入微,因此,形象比汉马更加生动传神。

C.《马踏匈奴》表现霍去病战胜入侵者的情景,静立的战马与挣扎的胡人形成鲜明对比,静态与动态达到了完美统一,表现出非凡的想象力。

D.昭陵六骏在表现上颇多写实性,它刻画骏马的飞驰、屹立、徐行三种姿势,将动态、静态的马的形象安排在六骏的整体之中。

二、（2017陕西西安期末）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历史上各种灾害事件史不绝书。

在这样的状态下,中华文明能够延续数千年而不倒,也就证明我们的文化中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东西,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再造和延续,这就是社会救济的传统。

最早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所谓“嗟来之食”,这个“嗟来之食”的发起人是齐国人黔敖。

他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下具体姓名的、个体发起主动性社会救助的活动者。

在春秋时期,这样的活动已经被称为“义举”了。

《春秋左氏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救灾恤邻,道也。

行道,有福”。

可以判断最晚到春秋时代,救灾恤邻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准则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并上升到一种道德规范的层次。

《老子》里面也提到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样一种裒多益寡的观念。

裒多益寡、救灾恤邻的救济行为,最晚可以从先秦时期算起。

到了汉朝,对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表彰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

进入明清时代,从个体化的救助逐渐发展到社区化救济。

在传统中国一个县的范围之内,作为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吏基本上只能到知县这层。

当时的一个县比我们现在县的辖区还要大,这样一个县下的社会治理如何得以运行?

这个奥秘在于我们当时有一种官治和自治相结合的机制,有社会学家把它命名为双轨制。

所谓的双轨制就是在正式的官府治理之下,还有一个民间的自治系统。

也由于这种双轨制的存在,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得到了很好的维持。

明清时期虽然经历了明清易代这样重大的朝代转换的变革,但是基层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重大断裂。

从个体化救助的守望相助、邻里相助发展到社区化的救济,这就涉及官治和民治、国家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结果。

在经济发达区域,比如江南、华南也是中国传统士绅社会力量开始得到最先发展的区域,很多士绅以一种自愿的、公益的精神,主动地承担了地方的社会公共事业,从最简单的修桥铺路,到荒年承办赈济等。

这使一些社会性事务可以从官府的正常活动当中剥离开,把责任转移到一些社会性组织和社会人士身上。

因此,面对近代社会转型的巨大冲击,基层社会的很多基本关系还是得到了良好的维持。

而随着中国社会特有的同心圆式的扩展,在晚清时期出现江南援救华北的情况。

这样扩展有助于近代民族国家的认同:

我们的同胞跟邻居是一样的;

我们所要救助的人、所要救助的地区,跟我都同属中国。

这样一种民族认同,和传统文化对于守望相助的理解非常融洽地结合起来。

中国的社会救济传统,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构建,也具有启发性意义:

第一,如何在地方社会中把公益精神与道德规范的重建结合起来,重点在于打造共同的社区认同、社区文化;

第二,就是把社区居民的权利意识和现代公益社会的成长结合起来,进行中国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索。

（摘编自朱浒《从社会救济传统看邻里关系的历史内涵》）

A.几千年来,在各种灾害事件发生后,社会救济的传统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再造和延续。

B.春秋时期,大家普遍认同救灾恤邻是一个最基本的准则,并上升到道德规范的层次。

C.汉代,国家层面才开始对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个体的社会救助活动进行鼓励和表彰。

D.社会救济的活动,从个体化的主动性救助逐渐发展为社区化的救济,是在明清时代。

A.黔敖在路上准备饮食以赈济灾民的行动,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下具体姓名的、个体发起的主动性社会救助活动,在当时被称为“义举”。

B.正式的官府治理与民间的自治系统结合的机制,不仅使社会救济行为得以推行,而且对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性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C.在江南、华南地区,很多士绅主动承担地方的社会公共事业,例如修桥铺路、荒年承办赈济等,这些救济行为都是本着一种自愿、公益的精神。

D.中国传统士绅社会力量的发展,使得社会救济活动中的一些社会性事务从官府的正常活动中剥离出来,把责任转移到一些社会组织和社会人士身上。

A.“裒多益寡、救灾恤邻”“守望相助”“邻里相助”都是个体化救助行为者遵守的道义,是在灾难性事件面前,处理邻里关系的一种救济传统。

B.明清时代,朝代转换的巨大变革,造成了当时社会基层结构的严重断裂,这是促使社会救济传统从个体化发展到社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C.晚清时期,出现了江南援救华北的社区化救济行为,这同当时中国社会随着同心圆式的扩展,形成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有着很大的关系。

D.打造共同的社区认同、社区文化,进行中国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索,是中国的社会救济传统对于当代中国构建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启发意义。

三、（2016山西四校联考）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

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

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

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

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

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

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

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

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

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

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

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

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