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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底,我到山西履新。
对我而言,山西并不陌生。
在北京工作时我曾多次到山西调研,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曾在山西祁县下乡蹲点两个多月。
在陕西工作时,对近邻的发展十分关注。
但真正了解和认知山西还是深入三晋大地、融入山西工作之后。
调查研究是发现问题、形成思路的过程,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赴任后,我先是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匆匆到11个市的不少县区、企业、农村、社区进行了一轮密集调研。
接着,结合制定“十二五”规划,部署了十九个重大课题的调研,我自己领题山西城镇化发展的课题。
之后,又组织了对各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观摩点评活动。
随着调研的深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
山西发展的成果十分明显,但发展遇到了种种困扰,发展模式亟待转变,发展思路亟待完善。
历史的纠结:
资源型经济的基因变异
山西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为共和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能源支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深入这里的企业和矿山,我深切感受到资源型经济无处不在的深刻影响,产业支柱、财政支撑、城镇体系、贸易结构乃至文化生态,无一例外地浸淫着资源型经济的基因,充盈着资源型经济的色彩。
因煤而兴、因煤而困的发展循环,兴衰成败系于煤炭的历史梦魇,不得不让我正视和思虑。
纠结之一:
“冰火两重天”的命运轮回。
赴任之初,山西经济刚刚经历了一次“过山车式”的震荡和起伏。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煤炭、焦炭、钢铁等主要工业品价格大幅下跌,全省有8个市出现经济负增长,有76个县一般预算收入负增长,1/3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000多家中小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2009年上半年,全省GDP增速-4.4%,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我从一份研究报告上了解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山西经济也曾遭受过严重冲击,财政总收入增速连续两年降到5%以内。
“人人二百三,共同渡难关”曾是当时许多煤矿企业的真实状态。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煤炭市场的动荡起伏,山西经济三起三落,经济波动之剧烈、“盛”“衰”转换之迅疾,经济运行之脆弱,使人诧异,催人警醒。
如何走出“冰火两重天”的命运轮回,实现经济平稳增长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纠结之二:
“资源诅咒”的中国样本。
一辆接一辆装满煤炭的重型卡车列成长龙,是我调研途中时常看到的“景观”。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山西累计生产原煤120亿吨,外调煤炭达90亿吨。
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能源重化工基地战略初定之时,山西经济尚处于全国中游,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不足两个百分点。
伴随着煤炭开采规模的逐步扩大和在国内占比的不断提升,资源型经济愈加成型,区域经济地位却一路下滑。
到上世纪末,GDP排位跌落到20名开外,人均GDP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3/4以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两年名列全国倒数第一。
经过新世纪头十年的峰谷轮回,GDP排位再次跌落到20名之后,人均GDP与全国均值的差距再次扩大到10个百分点以上。
一个基层干部戏言,山西是“煤越产越多,经济排位越来越低”。
发展经济学家发现,资源丰裕国家(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明显低于资源稀缺国家(地区),并把这种现象称为“资源诅咒”。
而山西可被称作“资源诅咒”的中国样本。
说得透彻一点,就是资源开发锁闭了发展功能,制约了发展空间,甚或拖累了经济发展。
引以为豪的资源优势,成了山西的困惑和苦涩。
纠结之三:
煤炭依赖的文化特质。
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动被资源所主宰,一定是可怕的。
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文化被资源所主导,则更加可怕。
遗憾的是,前些年资源开采门槛过低、资源红利唾手可得,使一些干部眼目中只有煤炭,开口闭口都是煤炭,离开了煤炭好像就失去了活路。
这就使三晋文化的特质发生了重大变异,形成了(确切地讲是异化为)以煤炭为依赖的“发展生态”和“资源文化”。
这就是为什么坐拥丰富资源的山西,经济发展反而滞后的根本原因之一。
经济学家诺思指出:
提供路径依赖的钥匙是文化。
文化乃软实力的集中体现。
在全球化浪潮中,产品可以复制,技术可以引进,文化却无法拷贝。
根本改变“煤文化”特质,营造创新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取向,应当是谋划发展的战略基点。
现实的困扰:
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山西、陕西、内蒙古三个相邻的资源型省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无论是煤炭产量还是经济总量,陕西和内蒙古都远不及山西。
2009年,山西的GDP总量被陕西超过;
2010年,山西的原煤产量落在内蒙古之后。
发展的落伍一次次拷问着山西,现实的矛盾不停顿地困扰着山西。
产业结构单一的困扰。
畸重化、初级化和刚性化是山西产业结构最为突出的问题。
我用这样三个数据来说明:
重工业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95%以上,煤炭、焦化、冶金、电力四大传统产业增加值占到工业增加值的85%以上,煤炭又占到工业经济的40%以上。
资源型产业始终是工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且呈现出攀升的趋向。
可以说,能源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一段时间以来能源价格趋高,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资源依赖的发展路径,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刚性,走进了“市场好时顾不上调产,市场差时顾不了调产”的发展怪圈。
省发改委的同志向我介绍,山西大张旗鼓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作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并在新世纪之初形成大的声势。
但由于资源型产业对生产要素的特殊引力,制造业和接续替代产业的发展空间受到较大制约,产业结构的痼疾并未得到大的改善,甚至还有所加剧,出现了经济学上典型的“挤出效应”。
这种“反工业化现象”需要深入剖析和探究。
生态环境脆弱的困扰。
长期以来,粗放的发展方式带来了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大气污染等严重的环境问题,一顶沉重的“黑帽子”一直压得山西喘不上气来。
一个工人指着像山包一样的渣山对我说:
“山西是挖了一个坑,流了一沟水,冒了一股烟,留下一堆灰。
”我还了解到,山西每挖1吨煤损耗2.48吨水资源,煤矿采空区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地表堆积的采煤矸石达10多亿吨。
单位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的高出两倍之多。
不少山体缺少绿色,多数河流看不到清水。
有人曾经以“山河破碎、触目惊心”来描述山西的生态状况。
技术创新滞后的困扰。
在与企业管理人员座谈时我了解到,人才短缺和创新不足始终是他们最大的苦恼。
山西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一直偏低且持续走低。
2007年与全国的差距为8个百分点,2008年扩大到14个百分点,2009年更扩大到30个百分点以上。
多年来,山西研发投入强度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9年全省R&
D投入强度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6个百分点,到2010年这一差距扩大到0.75个百分点。
从企业层面看,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严重不足,2009年大中型企业R&
D经费投入强度比全国低2.2个百分点。
科技创新一直是山西经济发展的“短板”,产业转型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民生欠账沉重的困扰。
在与群众面对面交谈中,我更加深切地了解到矿区矿城、山区老区真实的民生状况。
近两年,全省实施“五个全覆盖”,社会民生明显改善。
但作为一个欠发达省份和老工业基地,民生的历史欠账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2009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中部六省的最后一位,119个县区中还有57个贫困县,3470万总人口中还有276万贫困人口,全省1/5的行政村人均纯收入低于2500元。
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领域,民生改善的任务还十分繁重。
在调研中还深切感受到,安全生产始终是山西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悬剑,资源型城镇的功能偏向造成了与区域经济的结构性悖离。
如果沿袭传统发展模式,山西的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承受,社会难以和谐,科学发展的蓝图不可能变成现实。
闪动的亮点:
转型跨越新的支撑
到基层一线实地调研时发现,在历届省委的领导下,各地在科学发展道路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些闪动在基层、在企业、在农村的“亮点”,给我带来阵阵惊喜,尽管有的还是春池荷叶才露尖尖角,有的如同黎明前放出的一点亮光,但是展示的是一种生机,一种希望,一种大有可为的前景。
“资源为王”可以换来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在陕西时我曾跟踪过鄂尔多斯汽车工业园项目。
无论从区位条件,还是工业基础及配套能力来说,鄂尔多斯都不是汽车制造商的最佳选择。
但他们以优势资源为撬杠,短短几年就打造了一个涵盖全产业链的汽车装备产业基地。
近年来,我省也不乏类似的探索,晋中市与吉利集团十万辆新能源汽车和发动机项目签约,兴安化工4A沸石及氢氧化铝项目落户孝义市等等。
由此表明,山西在一定意义上找到了“以煤炭招项目、以煤炭换资本、以煤炭引技术、以煤炭聚人才”的资源优势延伸的新路子。
资源性产业不应是一个短链条的线性产业链。
现代科技改写了煤炭利用的路径,改变了只有燃烧到灰烬的简单过程。
平朔煤炭集团开发的粉煤灰提取二氧化硅和氧化铝技术获得突破,为粉煤灰大规模综合利用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宏特煤化工公司从煤焦油中提取出5个系列40余种煤化工产品,在加工转化过程中产品效益大幅增值。
同煤塔山煤炭循环经济园区,按照“首尾相接、闭路循环、互为利用”的原则,形成了粉煤灰、废渣、煤矸石综合利用的产业链条。
在一些区域和先行领域,循环经济已从一种理念演进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资源性产业“丛林”中同样能长出非资源产业的“参天大树”。
由“海归”团队创立的罗克佳华公司运用物联网技术,开发了集安全、生产、节能、环保为一体的智能矿山系统、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和号称“罗克佳华魔方”的数据处理系统,已在山西得到广泛运用,有向全国扩张之势。
潞安集团高纯度煤基合成油项目、吕梁乐百利特LED项目、忻州蓝天环保锅炉项目、临汾方略保税物流中心项目等,也在产业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滴水见太阳”,一个企业的成长往往预示着一个新的发展支撑,一个项目的成功往往带来一个新产业的诞生。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可以转为产业优势。
坐拥“地下博物馆”的陕西早已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旅游目的地。
享有“中华文明主题公园”和“历史建筑艺术博物馆”盛誉的山西,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雄居全国第一,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
近年来,大量煤焦资本开始投向旅游产业,一批代表山西文化符号的景点脱颖而出,继平遥古城、乔家大院之后,4A级王莽岭景区成为景观甲太行的生态旅游地,5A级皇城相府景区成为清朝深宅大院的历史标本和影视基地……从以煤补旅到煤旅结合,最具优势的两大资源实现了共生共荣,预示着山西可以同时作好地下地上资源两篇大文章。
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可以减少到最小。
近年来,全省上下加大了治污、种绿、治水力度。
曾经闻名全国的重污染城市全部退出了“黑名单”。
汾河太原段和临汾段的治理,重现了汾河流水哗啦啦的美景。
中煤平朔煤业公司探索出采矿、排土、复垦、种植一条龙作业模式,把昔日的荒山变成了上万公顷绿色森林景观和生态农业区。
一些资源型城市探索“以煤补绿”的生态补偿机制,左云县开发地下“黑色宝库”建设地上“绿色银行”,柳林县“一矿一企治理一山一水”等,昔日的荒山秃岭和矿山迹地正在被绿色覆盖。
来山西后,我还欣喜地看到,国家综改试验区锵然落地,为转型提供了“先行先试”的机遇;
煤炭资源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