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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兴观群怨”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作了相当全面的分析,它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孟子——浩然之气

1）“浩然之气”是指人的仁义道德修养达到很高水平时所具有的一种正义凛然的精神状态。

有了这种“浩然之气”，就能具备一种崇高的精神美、人格美,就能“知言”：

不仅自己言辞理直气壮,而且善于辨别各种错误的言辞。

特别强调一个作家首先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然后才有可能写出好作品。

备：

2）“气”是仁义道德修养的结果,是可以学而后至的,而非先天个性气质特征之表现。

（与曹丕的气不同，与韩语的气较为一致）

3）志气言的关系。

“志”,指心,即指人的内在人格与品质,“气”就是这种“志”在精神状态上的体现，而“言”是具体表现“气”的特点的。

3.庄子——虚静

1）“虚静”是庄子所强调的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同时也是能否创造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

‘虚静’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有它的两重性。

一方面它要求人必须“无知无欲”,“绝圣弃智”。

另一方面，它可以使人进入到一个“大明”的境界,能从内心深入把握整个宇宙万物,洞察它的变化发展规律。

2）“虚静”的认识论体现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上的重要特点,即重在内心的体察领悟,而不重在思辨的理论探索。

在庄子看来,这些属于宇宙万物的本质和规律,亦即“道”的内容,是无法言说清楚的,这是一种“体知”而不是“认知”。

不过这种“体知”之中又富有“认知”内容,它不只是一些直观的、经验的内容,不只是事物的表象,而是包括了事物的本质和内在原理的。

3）庄子“虚静”说对后来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影响是通过他的一系列论技艺创造故事来实现的。

他在论这些技艺故事时,贯穿了一个基本思想,即是要使技艺创造达到神化,与造化相吻合,最关键的是要使技艺创造者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达到“大明”的境界。

正是在这一点上,技艺创造和艺术创作是相通的。

论艺术创造的的首要标准？

（虚静，物化）

4、庄子——言不及意（言意关系）

1）对言意关系、即语言和思维关系的看法。

庄子主张行“不言之教”，认为“言不尽意”,圣人之意是无法言传的,所以用语言文字所写的圣人之书不能真正体现圣人之意,不过是一堆糟粕而已!

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的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体现出来。

2）解决办法是“得意忘言”。

在他看来语言文字不过是表达人们思维内容的象征性符号而已,是暗示人们去领会“意”的一种工具罢了。

“言”只能起一种暗示、象征作用。

如果拘泥于“言”,认为“意”即在此,反而不能“得意”,故必须“忘言”而后方能“得意”。

“得意忘言”这是庄子解决言不尽意然而又要运用语言文字的矛盾之基本方法。

3）评价：

合理性，“言不尽意”是一种客观存在。

片面性，把语言文字的作用贬得过低,就可能导致创作的神秘化。

言意关系问题的提出,特别是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说的流行,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5、从《礼记》《乐记》到《毛诗大序》

1）《礼记·

乐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音乐美学著作,由于诗乐关系密切,实际上也是一部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

《乐记》中说的“乐”是指配有歌、舞的诗、乐、舞统一体。

《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与文学思想是完全相通的,而且直接对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影响。

2）第一,音乐的本源在人心感物。

提出了“物→心→声→音→乐”的音乐本源论,它比较注重外界事物对心的感发,但是在人性论上则认为七情乃是人心所固有的。

第二,音乐对社会政治有重大的反作用。

提出“声→音→乐→心→物（社会政治）”的音乐作用论。

这就是后来“文学→人心→治道”的公式的由来。

《乐记》认为音乐的功用在于“治心”,它可以使人欲无穷的人性得到节制,而不至于产生悖逆诈伪之心,达到改恶从善的目的。

民心善恶又关乎社会风俗,并直接影响到政治的治乱。

所以“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由音乐可以见出政治好坏,音乐乃是王道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进一步突出了文艺和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

第三,关于音乐的创作问题。

《乐记》强调了音乐表现感情的特点,同时指出音乐创作必须有高度的真实性,应当是人的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

所以必须做到艺术家的人格与艺术品的高度统一。

表现了中国古代艺术真实与西方的不同。

如，西方论艺术真实注重于艺术作品内容与现实生活的一致,而中国古代则侧重于强调作家的思想感情与术作品中思想感情的一致，这种对艺术真实的要求,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真实论的主要内容。

3）评价<

礼记.音乐>

：

它的文艺美学思想对《毛诗大序》产生了直接影响。

1）《毛诗大序》是汉代毛家为《诗经》所著的序，所提出的一些根本理论问

题,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正统的文艺纲领,影响极大。

2）主要思想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发乎情,止乎礼义”。

明显地反映了儒家文艺思想的保守性进一步加强的特点。

“温柔敦厚”诗教说，它突出地强调文艺必须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提出诗歌必须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

认为诗歌创作要合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而在揭露和批评现实黑暗方面,要以十分委婉的方式,在统治者所允许的范围内作一些他们可以接受的批评。

《大序》肯定诗歌创作要“发乎情”,这是正确的,但是它要求这种情必须受“礼义”的规范和约束,就势必要影响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而使之流为经学之附庸,封建说教的工具。

第二,讽谏说。

明确提出了讽谏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下层百姓可以通过文艺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评,而且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A充分肯定了文艺批评现实的意义与作用,一定的民主因素的,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运用文艺来揭露批判现实黑暗,提供了理论根据。

B强调诗歌的讽谏作用既是对先秦儒家文艺思想积极方面的继承,同时也反映了汉代处于上升时期封建制度的特点---对文艺的要求既保守又进步。

C讽谏说的基础是建立在文艺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思想上的。

如，认为变风、变雅正是国家衰败的现实在文艺上的反映,对文艺和现实关系作了明确的论述。

第三,六义说。

1）全面总结了《诗经》艺术经验,把《周礼》中的“六诗”说发展为“六义”说,其云:

“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风雅颂是指对《诗经》的分类,而赋比兴是对《诗经》表现方法的归纳。

2）但为什么“赋比兴”放在“风”之后呢?

孔颖达《毛诗正义》云“:

六义次第如此者,以诗之四始,以风为先,故曰风。

风之所用,以赋比兴为之辞,故于风之下即次赋比兴,然后次以雅颂。

雅颂亦以赋比兴为之,见赋比兴于风之下,明雅颂亦同之。

”3《毛诗大序》对风雅颂是作了具体解释。

风,从地域上讲是属于某一个诸侯国家的，在内容上是以某个人的事来表现其所属国家的风尚的；

而雅,则是属于整个周王朝的，是讲整个周王朝王政废兴的,不过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之别。

颂,是歌颂盛德而告之神明的。

A在分析《诗经》的类别及其意义时,可以看出《毛诗大序》也是从政教美刺角度出发的,因此只能反映汉儒的文艺观点,并不完全符合《诗经》实际。

B它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的概括性与典型性,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是说诗歌创作以具体个别来表现一般的特点。

还是比较科学的。

第四,情志统一说。

进一步发展了从荀子《乐论》以来的情志相结合的思想,比较明确地指出了诗歌通过抒情来言志的特点。

一方面肯定:

“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另一方面又强调诗歌是“吟咏情性”

的。

它和《楚辞》中的抒情言志说之不同,就在它认为无论情或志,都必须受“礼义”的约束,服从于“礼义”的规范。

《毛诗大序》引用了《乐记》中的一大段话,说明诗歌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而“志”正是在“情”之中的,A虽然在情、志的关系上,《毛诗大序》是更重在志的,而且对志的内涵的理解也与先秦“诗言志”的志是接近的,但是它正确地阐明了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进一步深化了。

B情志说的提出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发展影响很大。

C过去人们常把《毛诗大序》看成为中国古代儒家诗论的总结,这种说法并不很确切,因为它虽然总结了先秦儒家诗论一些主要内容,但更主要是按照汉代的需要对它进行了改造,而成为汉代儒家新文艺观的代表性著作

6、曹丕——文以气为主

1）这里讲的是文章中的气,它是指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

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

2）曹丕强调文气的不同是因人天赋禀性不同,故而无法以人力改变,“不可力强而致”。

这种看法有很明显的片面性,实际上人的个性形成虽有天赋的因素也有后天人为的因素。

但就文章的风格与个性特征之间的关系来讲,则确是有不可力强而致的必然性的。

从这个角度讲,曹丕的论述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正如音乐之巧拙,“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

3）提倡“文以气为主”强调文章必须有鲜明的创作个性。

这是反映了汉魏之交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发展实际的,也是对这一时期创作特征和新文学思潮的理论概括,表现了和经学时代完全不同的文学批评标准。

曹丕所提倡“气”,和孟子所说的“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孟子的“气”是指道德品质修养达到崇高境界时的一种精神状态,是通过长期学习“礼义”而具有的“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

曹丕的“气”则是先天赋予的、没有伦理道德色彩的自然禀性,是属于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气。

4）曹丕把文章的“气”从大的方面分为清气与浊气两类,清浊只是最广义的一种划分,它是就人是禀阴阳二气所生来说的。

所谓清浊,实即阴阳,阳气上升为清,阴气下沈为浊。

A曹丕在这里实开后世以阳刚之美、阴柔之美论文学之先河。

B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文章仅有这两种特征。

可能是以清气或浊气为主,也可能是清浊兼有;

而就其清气或浊气的成分来说也可以或多或少,或轻或重,不可能完全一致的。

如，曹丕本人在论具体作家时,也没有用清浊的概念,而是具体的。

《典论论文》中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与吴质书》中说“公干有逸气”等。

从清浊角度来看,有些可以有所归属,如“逸气”当属清气范畴，“齐气”当属浊气范畴,而有些则很难说,如孔融之“体气高妙”。

5）曹丕在论“气”时很清楚地反映了建安时代文学创作的基本倾向与美学要求。

即以追求慷慨悲壮、清晰昭明为主要特征。

曹丕的文学理论乃是对建安文学创作特征的总结与概括。

如，“徐干时有齐气”“公干有逸气”，从曹丕口气来看,对“逸气”是赞赏肯定的,对“齐气”则显然有贬意。

“逸气”是指刘桢作品中“真骨凌霜”的壮伟风貌,是符合这种时代特点的。

“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