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研究的问题点与新思考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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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文章编号:

0257－0246（2011）03－0065－22

东亚的话题，日本学界讲得较早。

美国的费正清博士亦长期浸淫不倦，还创建了东亚研究中心。

①其后，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也相继涉足这一领域，提出了许多新话语，并出版了大量研究论著。

据不完全统计，冠以“东亚”字样的各类研究机构已逾百所，而举办的各类东亚“国际”研讨会，也不下数百次。

虽说学术贡献不等，但所做的努力仍十分可贵。

只是，有这样一些现象不能不引起关注:

当我们带着善意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先于政治家们去完成“东亚文化共同体”时，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频率不是下降而是攀升，朝鲜半岛的历史地图和申遗范围不是贴近实际而是越扩越大。

还有，就是中日韩越学者在讨论历史问题时所经常遇到的场面:

伊始彬彬有礼，继而声色俱厉，最后剑拔弩张。

②当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热情洋溢地重提“东亚共同体”构想时，③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09年10月25日出席东亚峰会时的审慎表态也许更符合实际:

“东亚共同体不能一蹴而就……要遵循开放包容、循序渐进的原则，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朝着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不断迈进。

”④目标的“长远”设定，道出的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一、问题之所在

国家和国际，无疑是当代学界讨论问题时的自明前提。

“民族国家”理念的东渐和“条约体系”对区域世界的切割，使每一个学者都被赋予明确的国籍意识，自然，也就无权要求学者们去大讲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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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SS006）。

作者简介:

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研究方向:

东亚思想史。

①邓鹏:

《费正清评传》，成都:

天地出版社，1997年，第114页。

②沟口雄三等:

《关于“知识共同体”》，《开放时代》2001年11月号;

李基白:

《韩国史新论》第4章《渤海·

新罗“一国二分论”》及《附录:

历代王室世系·

渤海》等，厉帆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韩国教员大学歴史教育科:

『韩国歴史地図』第2章「南北国时代」等、吉田光男监訳、東京:

平凡社、2006;

潘文阁:

《越南近代儒家》，载王青主编《儒教与东亚的近代》，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

《越南召开南海主权问题研讨会欲将问题国际化》，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009年11月29日;

《越南拟同多国联手与中国谈判西沙主权》，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010年2月6日。

③魏志江等:

《日本学界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基本观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8日，“域外”版第13页。

④《温总理如何看待“东亚共同体”》，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009年10月28日。

其本国现实利益的话。

而且，只要我们还生活在国际法的框架中并遵守它的法律界定，国际间的现状便首先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事实上也讨论不了。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也恰恰存在于此。

当我们试图回到前近代的东亚世界时会发现，不但种族关系难以说得清楚，甚至对各个区域政权间的此疆彼界也实在不易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我们有意地忘却历史上东亚事务的变幻不居和流动不测特征，否则，就容易拿今天的民族国家甚至民族主义观念去审视并规划历史上的相关事务，争执也就在所难免。

这意味着，我们观察历史和文化的立场与方法还存在着问题。

问题之一表现为，我们试图通过历史的过程来改变历史的结论。

具言之，即试图通过历史过程中有利于自己扩展的叙事来改变现实当中以为有损于自己领域的历史结论。

问题之二表现为，我们习惯于用历史上的“中心—边缘”构图来审视今天的东亚世界，以为非君即臣或非臣即君，从而抛却了现代人所必备的国家平等意识。

由此，在现代国际关系意识相对稀薄的情况下，“力”的作用反而获得了凸显。

问题之三表现为，文化的亲缘关系这一无法改变的亘古事实被人为地扭曲了。

它容易带来这样的尴尬:

当需要想象中的部分之我“失而复得”并以为有可能“失而复得”时，历史上的共同点便成为彼此抢夺的对象;

当想象毕竟只是想象的道理一旦明晰，最大限度地剔除共同点的行动便倏忽间跃居峰巅，使“差别”和“排斥”被夸大到绝对的地步。

①

二、学术争执的核心:

“民族国家”问题

无论研究者的动机如何，下面的表述总不免要招致逻辑和学术上的不周延之诮:

“在渤海灭亡后，高句丽族裔的统治阶级来到高丽，并对该国再次统一朝鲜半岛作出了贡献。

但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他们却不能在以后朝鲜历史的生活主流中扮演主要角色。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虽然渤海和新罗实质上是一个被分开国家的南北两部分，但是，朝鲜历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却是把新罗看做是朝鲜历史的正宗代表。

”②

渤海国建国者大祚荣究竟是靺鞨人还是高句丽人，是学界长期以来争讼未决的问题。

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大祚荣及其统治集团，还没有被称作“朝鲜人”的史料记载。

同时，称“渤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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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韩东育:

《关于东亚研究的新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7日，“国际双周刊”第15版。

②李基白:

《韩国史新论》第4章，厉帆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第97页。

③13世纪高丽僧一然所撰《三国遗事》卷1《纪异》第二“靺鞨［一作勿吉］渤海”条称:

“《通典》云:

渤海，本粟末靺鞨，至其酋祚荣立国。

自号震旦，先天中［玄宗王子］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

开元七年［己未］祚荣死，谥为高王。

世子袭立，明皇赐典册。

袭王私改年号，遂为海东盛国。

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

后唐天成初，契丹攻破之，其后为丹所制。

［《三国史》云:

“仪凤三年，高宗戊寅，高丽残孽类聚，北依太伯山下，国号渤海。

开元二十年间，明皇遣将讨之;

又圣德王三十二年，玄宗甲戌，渤海靺鞨越海侵唐之登州，玄宗讨之”。

又《新罗古记》云:

“高丽旧将祚荣姓大氏，聚残兵，立国于大伯山南，国号渤海”。

按上诸文，渤海乃靺鞨之别种，但开合不同而已。

按《指掌图》，渤海在长城东北角外。

］贾耽《郡国志》云:

“渤海国之鸭渌南海扶余橻城四府，并是高丽旧地也。

自新罗泉井郡［《地理志》，朔州领县有泉井郡，今涌州］至橻城府，三十九驿”。

又《三国史》云:

“百济末年，渤海靺鞨新罗分百济地”。

［据此，则渤海又分为二国也。

］罗人云:

“北有靺鞨，南有倭人，西有百济，是国之害也”。

又“靺鞨地接阿瑟罗州”。

又《东明记》云:

“卒本城连靺鞨［或云今东眞］。

罗第六祇麻王十四年［乙丑］，靺鞨兵大入?

境，袭大岭栅，过泥河”。

《后魏书》靺鞨作勿吉;

《指掌图》云:

“挹娄与勿吉皆肃愼也”。

黑水沃沮，按东坡《指掌图》，辰韩之北，有南北黑水，按:

东明帝立十年灭北沃沮温祚王四十二年南沃沮二十余家北投新罗。

又，赫居世五十三年东沃沮?

献良马，则又有东沃沮矣。

《指掌图》，黑水在长城北，沃沮在长城南。

”见韩国古典丛书1《三国遗事》，财团法人民族文化推进会，1973年，第41－43页。

按:

察杜佑《通典·

边防二》“勿吉”条中，有是意而无是语，如“大唐圣化远被靺鞨国，聘使贡献”等。

僧一然殆别有所本?

亦未可知。

另见于中国古典者，如《旧唐书·

渤海靺鞨传》云:

“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

”又，《五代史·

四夷传》:

“渤海本号靺鞨，高丽之别种也。

唐高宗灭高丽，徙其人散处中国，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治之。

武后时，契丹攻北边，高丽别种大乞乞仲象，与靺鞨酋长乞四比羽走辽东，分王高丽故地。

武后遣将击杀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

仲象子祚荣立，因并有比羽之众，其众四十万人。

据挹娄，臣于唐。

至中宗时，置忽汗州，以祚荣为都督，封渤海郡王。

其后世遂号渤海。

”

新罗实质上是一个被分开国家的南北两部分”，也让人扑朔迷离。

其逻辑上的问题表现在，“被分开”就意味着原来曾经是一个“国家”并且还应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称谓，可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将“渤海”和“新罗”统合为一的“国家”及其名称客观存在过。

至于“南北国”的提法，似乎只是表达了一种愿望。

这从李氏朝鲜学者柳得恭（1748—1807）责备高丽，认为“宜其有南北国史，而高丽不修之，非矣”等表述中看得清楚。

问题是，他没有问高丽为什么只修“三国史”而“不修渤海史”，只一句“知高丽之不振也”的倒叙式解读，好像还不足以将高丽“不修渤海史”的真实原因传达给后世。

及读到“夫大氏者何人也?

乃高句丽之人也。

其所有之地何地也?

乃高句丽之地也”①一句时，才知道结论原本是现成的，于是，要不要切实的证据似乎并不重要。

然而，渤海之所以在史籍中忽而作“靺鞨之别种”，又忽而作“高丽之别种”，大概只表明渤海乃是多个族属的混居区;

而《三国遗事》所谓“按:

又，赫居世五十三年东沃沮来献良马，则又有东沃沮矣”等记载，还进一步证明了该地区民族成分的多样性。

将如此复杂纷乱的区域政权明快地以“南北国”冠之并单以“朝鲜人”来命名其族属，会不会使由此而发生的大量史实例外变得无家可归呢?

当我们注意到话语背后横亘着强烈的超学术立意时，②真正的学术研究已开始面临考验。

这种考验竟如此严峻，以至于本无禁区的学术界，从此亦深井薄冰，满目寒蝉。

其实，持上述观点者，不止于韩国学界。

素有“朝鲜渤海史研究泰斗”之称的朝鲜科学院院士朴时亨（1910—2001）教授，在1962年发表的题为《为了渤海史的研究》一文中，除了大段引述柳得恭的新罗渤海“南北国”论外，还进一步提出了新罗时代就已经有了“南北朝”概念的学说，并认为“南朝”与“北朝”“是行将统一的同族整体的一部分”。

一段逸事，或许能对了解朴教授的学术理念有所帮助。

约在1962年底或1963年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崔庸健委员长向周恩来总理多次提出要求到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

崔说（大意）:

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封锁和孤立我国，诬蔑我们是小民族、小国家，没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在国际上没有地位。

我们要求到中国东北地区来进行考古，弄清自己的历史，寻找古朝鲜的发源地。

周总理当时一方面表示同意，另一方面又以委婉的语气反对古朝鲜起源于我国东北的观点。

他说:

我看古朝鲜不一定起源于我国的东北，可能起源于我国的福建省。

朝鲜同志种水稻、吃大米，又都穿木屐，饮食和生活习惯和福建相同;

还有朝语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发音和我国福建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发音相同，可能是福建的古代居民渡海到了朝鲜半岛。

当时，中朝联合考古发掘队由中朝双方联合组成，人数对等。

朝鲜以社会科学院考古学与民俗学研究所为主，吸收历史研究所和金日成综合大学等单位组成。

1963年的朝方成员有:

金锡亨（社会科学院院长）、朴时亨、朱荣芫、李趾麟、蔡熙国、金用玕、金基雄、李炳善、郑永灿、黄基德、李桢基、石光溶等十余人。

以金锡亨为队长（对外称团长）下设两个队（组），第一队有李趾麟、金用玕、郑永灿、黄基德等，第二队有朱荣宪（队长）、朴时亨、蔡熙国、金基雄、李炳善、李祯基、石光溶等。

1963年考古调查时，金锡亨参加第二队的活动。

1964年金锡亨、朴时亨、蔡熙国等人未来华，第二队又增加了张相烈等人。

从朝方的构成人员看，朴时亨教授赫然名列其间。

而且，他所在的第二队，先后调查了吉林省集安县好太王碑、将军坟、城后遗址（党校）、城后无名墓、禹山人像石刻、五盔坟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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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柳得恭《渤海考》自序云:

“高丽不修渤海史，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