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顶层设计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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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关于改革的共识出现弱化趋势甚至破裂的议论一直受到各方面的关注。

相对于前期改革，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多数与政府治理息息相关。

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政府改革严重滞后，政府主导的倾向进一步强化，行政权力与垄断利益相互结合，不仅阻碍了改革步伐的推进和改革利益的公平分享，而且，有的领域还出现了社会溃败的迹象。

可以说，中国社会又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没有什么问题比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和未来改革的方向更加牵动人心。

最近两个月，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在多个论坛上见到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每一次，他都是人气最高的学者。

往往是不待主持人介绍完毕，会场上便掌声骤起。

吴先生演讲的风格率直平易，逻辑清晰，总是直指要害。

在这几次会议上，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与吴先生有过几次深入交流。

他阐述了对中国改革问题的最新思考，呼吁不仅要改革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改革的“顶顶层设计”，确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重启改革议程。

我们正处在新的十字路口上

财新《中国改革》：

与上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情况不同，人们对改革的功过和改革的前途意见纷纭。

有人说改革共识破裂了，甚至认为改革已死。

但是，从最近两个月以来几个论坛上传递出来的观点来看，大多数人对改革是有共识的，虽然他们对前一时期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感到失望，大家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还是满怀期待。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认为，基本的原因是我们还走在改革的半途：

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

另一方面，在一些领域中，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

目前形成的经济体制是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

于是，从这种体制建立之日起，就引人注目地出现了“既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的“两头冒尖”的状况。

从好的方面说，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框架的初步建立，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促使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

具体表现为：

（1）为过去在“全面专政”体制下被无情压制的私人创业开拓了空间。

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家的民企。

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发展的推动力量。

（2）大量原来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

这极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3）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在一定时期内因净出口需求弥补了消费、内需不足的缺陷，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4）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自主创新活动还没有培育起来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过去2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然而另一方面，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其主要表现是：

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

（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列宁所说的“制高点”，即“国民经济命脉”。

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

（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

（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实施频繁干预。

这种过渡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

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使过渡性的体制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我把它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

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畸形体制。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世纪之交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两种前途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中国面临严峻的选择。

在改革大步推进的时候，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南巡讲话”前后放开了价格，“官倒”无所施其技。

那时候，大家就很高兴。

但是，当改革受到阻碍的时候，行政权力就会扩张，腐败就会蔓延，就会出现贫富分化。

这种情况，引起了大家的不满。

不幸的是，这两种前途的争斗愈演愈烈，正确的一方并不占有优势。

而“左”是对“右”的惩罚。

贪腐的盛行使力图恢复“全面专政”旧体制的极“左”力量，能够蛊惑对贪腐怀有正当义愤却不明就里的人们，追随他们去反对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

这样，就使我们站到了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

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不同的取向将决定政府领导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

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严重危险是权贵资本主义

在国内，你是最早提出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危险的经济学家。

我们注意到，你早在1999年就提出过权贵资本主义对改革的危害，你曾说：

“如此巨大的‘寻租’利益，也会培育起一个人多势众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会力图在我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利用权力不但进行‘寻租’，而且进行‘设租’活动，以便造成新的寻租可能性。

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坚定而正确的措施制止事态的发展，弄得不好，由寻租到设租，会构成腐败泛滥的恶性循环。

那么当这种权贵资本在一个国家居于统治地位时，大量社会财富被少数人鲸吞，广大群众则陷于普遍的贫困之中。

这种情况在某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发生了，我们决不能听任它在中国重演。

”你的呼吁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响应。

但是，也不得不说，这一警告对于改革的实际进程影响有限，权贵资本呈现出越来越膨胀的势头。

在很多关键领域，利益格局固化了，权力部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故意设租，特殊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所有的领域，改革都面临着很大的阻力。

各级政府不断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甚至扩大。

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

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也称官家资本主义），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这样的体制对于权贵资本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是最理想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寻租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前期改革中曾经支持过改革。

但是，当改革走到了半途，他们作为增量改革的获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维持甚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和经济体制的“双轨”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而不愿继续前行，去努力建立规范的、平等竞争的市场。

于是，就出现了我在上世纪90年代指出的“规范化的改革往往被有些人说成是‘理想化’乃至‘保守思想’，而花样百出的‘寻租’活动，如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制度改革’，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股民的金融魔术等却被这些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说那是足以富国富民的灵丹妙药，瞬忽间就风行全国”的奇怪现象。

随着改革的深入，寻租的社会力量保守性的一面变得越来越突出。

由于他们确实曾经有过改革的经历，并且即使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也继续打着改革的旗号，所以很容易迷惑群众、使群众信假为真。

目前大众普遍对政府对于防止事态恶化和灾变发生的措施不力啧有烦言，有人还将这种状态形容为“下定决心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种种迹象显示，官民矛盾趋于激化，你甚至也担心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可能酝酿着社会动荡。

2004年经济过热发生以后，一些党政领导机关以宏观调控之名，对市场交易和企业经营进行微观干预，行政审批权力大大强化，改革的步子明显放缓，甚至在有些方面出现倒退。

另外，正如我刚才说到的，因为不能用法治体系来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除了漂洋过海，取得外国身份，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结交官府，求得荫庇。

近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权力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

寻租活动的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人民大众的不满也由此而来。

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旧路线、旧体制的“老禁卫军们”利用群众的不满，并在某些传媒的配合下，把群众引导到反改革的方向上去。

如果是这样，就会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诺斯曾经分析过由于路径被锁定带来的危险，他指出，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我们目前的情况就有这样的危险。

你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防止中国上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所说的社会溃散的‘亚洲戏剧’”。

在权力寻租和腐败的侵蚀下，这些国家流乱四起，社会溃败。

缪尔达尔在他1968年的著作《亚洲的戏剧》中，将某些深陷社会溃散状态的南亚国家称为“执行力极弱”的“软政权”（SoftStates）。

一些人援引缪尔达尔的分析，认为只有强政府才能遏制腐败和权力寻租。

缪尔达尔的《亚洲的戏剧》发表以来对南亚国家的深入研究表明，这些国家腐败盛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权力过小，而是因为过度干预经济和没有受到监督，使少数人能够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

以缪尔达尔讲到的印度为例。

当时的印度实行尼赫鲁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政府对生产资料价格实行行政管制，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

这样的制度安排使腐败寻租活动普遍蔓延。

这种情况使A·

克鲁格在她的经典论文《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计算了印度租金总额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作为腐败国家的典型事例。

正因为这样，印度在1990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后，社会情况才有了明显的好转。

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

一段时间中深陷社会溃散的国家，大都经历过军事独裁。

在这期间，权贵资本盛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得不到有效遏制，社会不平等加剧，公权不彰，从而形成了社会溃散的局面。

而社会溃散进一步加剧了寻租和腐败，一旦形成了这种局面，政府的合法性就濒于丧失，连军政府也成为“软政权”。

中国的发展历程也向我们表明，想用政府的强力管控来遏制腐败是一种不可能成功、却十分危险的处方。

因为政府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

于是，就会陷入一种政府扩权和腐败蔓延的恶性循环，把社会推向溃败的深渊。

从所有这些国家的教训看，不能抽象地谈论强政府的优势和弱政府的劣势，而是要弄清政府权力的边界。

在与市场的关系上，不能取代市场，不能利用公权揽买卖。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

面对目前的现实，很多人要求政府有更多的作为，这是有理由的，但是，需要弄清楚强化政府作用的方向是什么：

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便提升市场，还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去驾驭市场、压抑市场和取代市场？

正如许多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必须坚定地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恶性循环。

打破体制性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联系在一起的，是粗放经济发展方式到集约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早在“九五”计划期间都提出来了，但是，进展很不理想，原因究竟是什么？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理想的基本原因，是因为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还没有消除，支持创新和创业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2005年制定“十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