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狂潮下精英文人的介入方式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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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文人；

介入；

焦虑；

书斋

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

“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1]在大众文化狂潮汹涌，精英文化似乎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的今天，由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理论教研室和遵义师范学院联合举办的全国“大众文化与人文知识分子言说策略”学术研讨会在遵义召开，似乎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从此次会议的邀请函的一句话中完全能够读出精英文人的重任甚至悲壮：

“庄严的遵义会议会址、神秘的赤水河，期待你的光临。

”[2]这次会议的专家学者不但要参观遵义会议遗址，还要完成“赤水河文化考察”。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严格地说，当时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大多应该归入“精英文人”。

当年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从此走向了胜利。

今天我们这些大学教授们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齐聚一堂，是否是想从此获得大众文化的“领导权”？

从邀请函所列的七大“会议议题”中更能读出今日精英文人的“焦虑”，还能够读出精英文人有些“堂·

吉诃德”，甚至有些“自以为是”，大有天将降大任于“精英文人”之势。

会议的议题是：

“1、‘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

2、如何确证当下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

3、‘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

4、在‘大众文化’面前人文知识分子何为。

5、如何看待作为大众文化的学术明星现象。

6、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应该如何扩展。

7、新时期30年中国大众文化的演变轨迹与基本形态。

”[3]甚至从会议召开的时间2010年5月15日到5月18日也能够读出一些意味深长的东西：

无论是“我要我（515）”还是“我要发（518）”，特别是518是吉利数字，都暗含着今日精英文人渴望“介入”现实生活，结束“边缘人”、“多余人”等被现实生活，特别是政治文化生活“疏离”的尴尬状态，即使不能够重新确立文化的“领导权”，也能够达到古代精英文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为中国精英文人确立的“入世”境界：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耶？

其必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现在的大众文化狂潮确实让很多精英文人，特别是那些以“忧国忧民”为生活唯一目的的精英文人处在“进亦忧，退亦忧”的“痛苦”状态无法自拔。

作为博士生导师级的教授，当然我应该归入“精英文人”之列。

诗歌是阳春白雪的艺术，甚至被称为最高的语言艺术，当然应该算成“精英文化”。

作为诗歌的专业研究者，我更应该划入“精英文人”。

作为生于书香门第，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校园”的“闭门造车”者，特别是按照中国古代文人宣扬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生存方式，我更应该归入“精英文人”之列。

我这个“精英文人”却并不像有些精英文人那样“焦虑”、“难受”甚至“惶惶不可终日”。

当然，我也不能说自己过得很潇洒很超脱，面对风起云涌的大众文化，这种“大众文化”甚至无处不在，甚至在我的研究对象“精英文学”“纯文学”新诗中也会有“口语诗”被大众文化“化”成“口水诗”的普遍现象。

像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所说的那种“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的日子常常不期而至，甚至也有“怒发冲冠凭栏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时候。

如2006年9月网民恶搞新诗诗人的时候，我暂停给研究生上课，写了《著名女诗人为何被恶搞》的“檄文”，被“新华网”等媒体广为传播。

那是我第一次以“新诗教授”（诗歌界的精英文人）的身份向“大众”发言。

2001年春天，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跟童庆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童先生组织博士生讨论大众文化，童先生当时提出应该用人文精神来为大众文化“引航”，他认为:

“既然大众文化来势凶猛目前己影响到了每个人的生活，那么如何规范和引导大众文化，就成了人文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课题。

我个人对大众文化的看法是矛盾的，一方面，我觉得大众文化是时代的产物，是深受大众欢迎的，它的娱乐休闲的价值，是不容怀疑的；

可另一方面，我觉得现在的大众文化，就其深层的价值取向而言，又是令人担忧的。

”[4]

当时我很反对童庆炳先生的精英文化及精英文人应该“引导”甚至“规范”大众文化的观点，认为他是站在精英文人的立场上居高临下地对待大众文化及大众世俗生活的，无法对大众文化做出客观的价值评判。

我写出了多篇文章为大众文化辩护，如《大众文化亟需“身份确认”》（《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3期）、《论当前大众文化的尴尬生态――为大众文化辩护》（《文艺评论》2002年3期）、《为大众文化辩护》（《东南学术》2002年4期 

，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02年11期）、《流行却无“身份”：

当前大众文化的尴尬生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6期）。

我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

“今日中国的大众文化，不只是‘舶来品’，也不只是历史传统，如通俗文化传统的回光返照，还是改革开放特定时代的产物，特别是受到极端压抑的国人的自主意识和文化的自主意识觉醒的产物。

这三者都会带来生长的‘极端’，造成其生态环境的复杂。

以致目前大众文化的利弊相生，……尽管改革开放已二十多年，国人务实多了，但对现实生存的重视仍然不够，特别是文人，重精神轻物质、重未来轻当下、重结果轻过程的自命清高的‘旧习’仍然严重存在。

在此呼吁文人，特别是精英文人不要再当大众文化的挑刺者和旁观者，为了源远流长且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不至于完全沦落为只关注当下、只重过程不管结局的及时行乐的‘mass 

culture’（‘群氓文化’），变消极防守为主动出击，抢占市场当大众文化制作者，在‘盈利’的同时，不要忘记‘提升’大众的文化品位，甚至加点‘启蒙’。

不仅有助于提高受众的欣赏水平、开发个体的人的智能和提高群体的文化品位，有助于改善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更能够解决大众文化产品制作粗糙、炒作火爆、商大于文、见利忘文甚至见利忘义等现实问题。

”[5]

“尽管我身在学院（从来不以‘精英学者’自居），却不怕被称为文化的‘实用功能主义者’和平民生活的‘媚俗者’。

十年前，当摇滚乐因为诸多原因被多方面，特别是来自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合谋而被‘封杀’的时候，我有的放矢地编译发表了《摇滚乐在美国》一文，文中的第一句便是：

‘人的自主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摇滚乐是人渴望自由、重视和享受现实生活的艺术。

’八年前，当神州出现‘人文精神大讨论’，‘启蒙’、‘关怀’、‘崇高’、‘精神’、‘审美’、‘责任’等成为流行的‘积极’词汇，‘媚俗’成为最‘消极’的词汇，如过街老鼠被精英文人围攻时，我曾很不识时务地发表文章为‘媚俗’辩护，认为只要媚的是大众，只要不俗到迎合人的阴暗心理，制造低级趣味，不但不可厚非，反而应该为其对人的现实生活的直接关注而欢呼。

”[6]“大众文化没有文化含量不行，太多了也不行，那样不仅会使受众活得太累，还会误导大众如同当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生活在‘精神至上’的虚妄之中，影响物质的创造和现实生活的质量。

……从事精英文化者无论怎么自恋和务虚都不可厚非；

想搞大众文化的文人千万不要处处以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精英意识的人文知识分子自居，充当群氓的教师爷甚至精神导师。

否则，只认市场不认人的‘大众文化’会拒你于千里之外。

大众文化的受众也会发出那句让精英难堪的流行语：

‘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凡人。

’如果受众真的由群众降格为群氓，再直率甚至刻薄一点，说的那句话更会伤害文人特敏感的自尊心：

‘你以为你是谁？

’”[7]

“尽管大众文化在中国己经有了二十多年大规模的发展历史，……但是大众文化一直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态，始终处在官方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攻击中，虽然世纪之交官方主流文化对大众文化越来越宽容，越来越远离社会生活中心，处于大众生活边缘的精英文化却承担起80年代末90年代初制衡大众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官方文化的重要角色，精英文人们越来越失去了当年对大众文化的宽容甚至支持，使当前的大众文化尽管很热，却‘身份’不合法。

”[8]“尽管面对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争，我决不想取中庸之道，会毫不犹豫地成为大众文化的支持者和鼓吹者；

在实际生活中，也常常像近年想‘串行’的精英文人，当既想赢利也想提升大众文化品味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制作者，十多年来为大众文化报刊写了数百万字的文章，……却绝不害怕被人称为‘俗人’，而且特别偏爱‘平民’称谓。

同时也对‘平民’的劣性，特别是流氓无产者的无‘赖’和江湖文人的无‘礼’深恶痛绝。

因此，不得不始终对世俗得粗俗的‘大众文化’（massculture）保持相当的警惕。

但这里的警惕绝不像目前有些精英文人那样不是与大众文化为善而是与之为敌地大叫：

‘大众文化来了，狼也来了。

’即使真的是狼来了，精英文人也大可不必如此惊慌。

”[9]

当时绝对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五年，我慢慢地向童庆炳先生“靠拢”，甚至以“精英文人”自居，自以为“在其位要谋其政”，应该扮演起“引导”甚至“规范”大众文化，特别是“大众诗歌”的“教师爷”，甚至还获得了“新诗城管”和“学术警察”的“恶名”。

作为教授，在管理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我时时强调“学术规范”，强调“精英教育”，强调“精英文人”的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

作为诗评家，我认为：

“新诗要想在源远流长的诗的王国中占有一席之地，要想在汉语诗歌历史中留下痕迹，特别是要想摆脱目前的公信度降低的尴尬处境，必须重视八个字：

学养、技术、难度、高度。

”[10]我强调诗的纯粹性、做诗的基本功及基本规范，特别是适度的诗体规范，强调新诗应该走“守常应变”的改良主义的道路，甚至时时强调自己的“学院派理论家”的身份。

作为学者，我强调学术的独立性，甚至强调学术的超现实性。

如2009年11月14日我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发言中说：

“我是专门搞新诗研究的。

……我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当代新诗创作与地域文化》。

大家注意，我用的是‘地域文化’，没有用‘区域文化’这个术语。

……我的研究是从文学到文化，后来又从文化回到文学，甚至回到了狭隘的文学，就是我现在研究的新诗，但是我的研究重点几乎全部是诗体。

有很多人都认为新诗没有诗体。

但是我告诉你，我研究了10多年，出版了4部著作，不厌其烦地研究诗体。

为什么我这样做呢，就是因为我对这种‘地域文化研究’保持一定的警惕。

因为在前几年大家知道，文学界有一个很响亮的研究方法‘文化研究’，大家对‘文化研究’十分重视。

但是我对‘文化研究’，它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如果今天在我的文学研究中引入‘区域文化’观念或者方法，我害怕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点会不会导致我的研究对象的狭小，会不会导致我的知识结构的狭窄。

第二点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会不会让我抵制不了意识形态对我的诱惑，让我全面去‘招安’。

招安于现实，招安于意识形态。

这是我作为一个青年、一个青年学者需要警惕的一件事情。

……不管研究方法怎样，我仍然坚持文学仍然是文学，诗歌仍然是诗歌，新诗仍然是新诗。

”由这段发言不难看出：

我的学术研究既要对现实负责，更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

十年来，我由主张“平视”却偏向“仰视”大众文化的“鼓吹者”转向仍然